张越: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与中国史学的发展

——“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学术研讨综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6 次 更新时间:2015-11-27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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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越  

在中国传统史学的语境中,“通古今之变”是中国古代史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学术使命之一。地理大发现之后,不同文明之间得以接触、碰撞、冲突、融合,人类历史步入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阶段,整个人类文明逐步走向一个整体化的现代文明,而随着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各地区各民族的交流较之以往变得便捷和频繁。在人类生活逐渐“全球化”或“一体化”之时,现代学术的展开也必然趋于“会通”。从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古今之变”变革为现代中国史学研究的“中外历史的会通”,应当成为中国的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研究工作者的研究意识与研究目标。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既是当下和未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途径,也应该成为中国史学研究在新时代中的学术自觉。

2014年10月11—12日,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主办、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2014年度工作会议”在西北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的学术讨论主题为“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与会学者就该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一致认为“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应予以充分重视,值得认真研究。

一、中国史学的发展需要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

张岂之(西北大学):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研究与教学是相隔离的,从相互关联上加以阐述,不能说没有,但是不太多。中国史研究如果离开世界史的背景,恐怕会影响对中国史特色的阐述——因为特色总是在相互比较中才能看清楚。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如果离开中国史主体,也很难真正理解研究世界史的意义和目的。“会通”一词出于《易•大传•系辞上》,意思是汇合贯通。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中认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形似、传承、会通。我1946年至1950年在北大哲学系读本科,汤先生先后讲授了印度哲学、魏晋玄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等四门课程。这就是汤先生在治学方面的中外会通意识。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道理也是一样的。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了“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演讲,他讲到的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态度应该是: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的文明;正确进行文明的学习和借鉴;科学地对待文化传统,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这也是中国史与外国史会通研究的基本原则。中国史与外国史的会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历史学家们汇聚共识,逐步积累经验,使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意识真正地深入到我们的历史学学科建设中去,用以指导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我国大学的历史教学,并由此推动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我所理解的“世界史”,应该是有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没有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不成其为世界史,只能叫外国史。我发现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史撰述中,研究外国史的中国史家出现得越来越少。写到19世纪晚期的中国史学,还注意魏源、黄遵宪、夏燮、徐继畬、王韬等对外国的研究和撰述,但是写到20世纪中期以后,就很少出现中国学者对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的研究了。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缺陷。如果在中国史学史里不充分反映研究外国历史和史学的同行的成果,那么中国史学史就不完整,也不利于外国学者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状况。因此,要重视中国学者对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的研究,进而从这样一个角度摸索和总结中外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会通的过程。从取长补短、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角度来看,中外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的会通是非常必要的。

林沄(吉林大学):中国考古研究的发展,需要在两方面得到加强。第一,要跟外国考古发现及研究相会通;第二,要与历史研究相会通。从考古学研究实践中有很多实例可以说明,研究中国的问题,假如只看中国的材料,不看外国的材料,不与国外考古的相关认识联系起来,对于历史的解释就会出现问题。比如匈奴起源的问题,《史记》等史籍中都认为匈奴是夏后氏的后裔,也就是文献中北方的戎狄,王国维等人也是这个看法。中国考古学者起初对蒙古和俄国考古了解不多,便认为在战国以前中国北方地区凡是非华夏的遗存都是早期匈奴。《历史研究》曾发表过《夏文化北播及其与匈奴关系的初步考察》一文,竟用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陶器都是圆底的,附会匈奴人是夏后氏后裔,这在人种上、文化上都根本不能成立。现在综合中、蒙、俄三国考古资料,可以证明,属北亚蒙古人种的匈奴本来不在长城地带,到战国时才从蒙古高原下来的。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证实战国时期在长城地带既有北亚蒙古人种的人,又有东亚蒙古人种的人,历史记载中的戎狄是东亚蒙古人种,并非战国时新出现的“胡”(匈奴、东胡)。所以,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一定要结合中外考古发现及考古研究才能有可靠的认识。

葛剑雄(复旦大学):我们现在强调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是非常必要的。长期以来,我们自己本身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始终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观念。今天的这个世界是开放的,中国是其中的一员。习总书记最近也再三强调我们要尊重不同的文明,中国要找准自己在世界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任务,也是我们历史研究要注意的重要方面。通过中外历史的会通研究,明确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到底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或者有没有起作用)等问题。在这个研究过程中要排除政治的、现实的、民族感情的等各方面的干扰,要有一种科学的、理性的心态,具体问题具体研究。科学研究的结果,或许在某些结论上会动摇我们之前一些既定的看法、或者会产生看似不利的因素,但是这不会构成对我们现实政治上的消极影响,从根本上说,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我们的研究是一个方面,但如何利用这个研究成果、在什么形式上发表,这个是可以有选择的。但是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就要把所谓现实的目的放在前面,得出的结论将是不科学的,不科学的结论用于现实中就会出现问题,反而不利于国家利益。

阎步克(北京大学):“中外历史的会通”对中国史的发展颇具意义。会通、比较是自我认识的途径之一。世界各地域的交流频度与日俱增,也是对学术“会通”的重大推动。把中外历史置于“同一平台”,以显示其差异,是“会通”工作的基础。严复、梁启超等近代学者,就已尝试超越“内部眼界”,而从一般原理出发,比较中外差异了。此后的类似各种努力,都推动了中国史研究的深化。从总体认识中国史,出现过“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用西欧所经历的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对中国史进行分期,并据以解释各种历史现象。日本的京都学派则提出了一种“三段论”,即比照西欧,把中国史分成东汉以前、六朝隋唐和宋之后三大段。两种理论都留下了丰厚的学术成果。但“深刻”与“片面”时常是伴生的。它们的起点与架构,毕竟是参考西欧史而来的。近几十年的中国社会变迁,使“制度史观”显示出了新的价值与活力,对于认识这个政治优先、行政主导和“官本位”的传统政治社会体制,展示了独到意义。中国史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其无与伦比的连续性,使社会发展某些内在规律,更鲜明地体现出来了。其所能提供的学术灵感,应能为“中外会通”,为人类史研究的共同理论平台的建构,增添砖瓦。

王学典(山东大学):近30年来,由于我们与“文革史学”针锋相对,在史料与史观、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引进与自主叙事诸方面一边倒,遂导致当今史学界的国学化、汉学化、实证化、碎片化的倾向。我认为史学界应该在史料和理论、微观和宏观、历史和现实、学术引进和自主叙事等关系上进行再平衡、再调整、再斟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基本上是在一种矛盾中前进:一方面全方位引进西方史学,另一方面又必须从西方话语权中拯救中国历史。我们必须明确地转向自主叙事、中国叙事,要把我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有关中国历史的宏观问题的思考上。普世主义和自主叙事之间最大的不同是语境的不同,我们不能用西方成功转型后的选题作为我们的选题。西方早已进入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形态,他们可以把主要精力用在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上,而现在中国正处于结构性变动之中,对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应该让位于对结构史的研究,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与中国传统的衔接。在当前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崛起的讨论中,有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在参与其中,唯独看不到历史学家,这与我们庞大的史学人口的存在是不相适应的。外界历史在不断变动,我们的历史学家在充当时代的看客,这种状况应该调整。

张越(北京师范大学):从20世纪初期梁启超提出建立中国的“新史学”开始,直到今天,100多年过去了,中国史学对于西方史学,大体经历从介绍和学习到借鉴和比较、再到试图融合与会通三个阶段。对西方史学的介绍和学习阶段,应该是从20世纪初期到1949年,是中国史学真正接触西方史学的开始阶段。中国史家注重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从引入史学方法入手,寻求中西史学结合的可能。对西方历史与史学的借鉴和中外历史比较阶段,当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史学的世界史学科的建立,使得中外历史的比较获得了真正得以展开的条件,只是好景不长,“十七年”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很快过去,“文革”的到来使学术研究基本中断。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学研究逐步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秩序中,随着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逐渐充实起来和中外史学交流的频繁展开,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中西史学的融合这样的研究趋向才有条件成为题中之义。从介绍、学习到借鉴、比较,从借鉴、比较再到融合、会通,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作为一个命题、一个研究方向,一种研究境界是百余年来面向世界的中国史学不断探索自己的发展路径而逐渐形成的自觉意识,是中国史学面向世界和未来的自我要求。

二、中外历史研究会通的途径

陈春声(中山大学):首先,对于个体的研究者或者具体的研究成果而言,会通主要表现为一种境界,而不仅是研究问题本身;从更广的范围看,提倡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重在培养中外历史融合的一种文化、一种共识、一种机制、一种集体意识。中国史学界跟世界史学界要互相关切对方的学术传统以及问题背后的学术意识核心问题。其次,中外历史的会通是要通过具体的专业研究来表达,而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倡导层面和对现象的描述上。历史研究需要的是高度专业化的经典作品,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性的现象性描述。传世的作品,常常是在制度史层面的研究有所贡献的著作,从商业制度、金融制度、会计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去了解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才可以真正有价值地对比16世纪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目前在中西会通方面,对制度史的强调还不够。再次,从会通的要求上看,历史学专业教育在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等方面还有很大不足。从编写教材的时候开始,就要有贯彻中外历史会通的意识,要尽量为在中国接受历史学教育的大学生提供更加国际性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背景,教育行政管理结果也应有所调整。

李剑鸣(复旦大学):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史学仍处在转型的过程中,其中一股重要的推力来自欧美史学最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化,因此,讨论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不可能脱离当今欧美史学的状况以及我们对它的了解。今天的欧美史学早已高度多样化,具有突出的不确定性,绝不是某种单一的和固定的形态。欧洲诸国和美国的历史学界,有的在做很传统的学问,有的在做很新潮的学问,有的秉承兰克式的史学理念,有的拥抱后现代主义,有的喜好小人物、小问题和小叙事,有的却热衷于谈论全球史和“大历史”。在这种高度多样化的史学局面中,国族的(national)、国际的(international)、跨国的(transnational)和全球的(global)这种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视角,对于我们思考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尤其具有启发的意义。这些不同的维度或层次,并不是一个比一个高明,更不是一个取代一个,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它们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拓展史家观察过去的眼界。历史学家面对的许多问题本来就不是单一国族范围的事情,而牵涉多个国家和更广大地区的历史变迁;即使是一个单纯的国族历史问题,如果仅从国族的维度来讨论,也容易陷于某种“中心主义”,看不到它与其他国家某些因素的关联,难以从比较的眼光来加深认识。不仅我们的外国史研究需要开阔眼界,中国史研究同样可以通过这种多维度、多层次的视野而受益。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虽然分设三个一级学科,但需要相互协调、借鉴和融通。世界一流的大学和院系,肯定要统观世界各地文明和国家的研究,本国史的师资比重不会超过1/3。现代社会和学科的分野下,实际上已没人具有国学的基本功底了,再提“国学”,有点虚张声势。把经济管理的某种培训方式运用到厚重的人文基础学科来,面向外国学生进行一年制英语教学速成的“中国学”,只能教一些皮毛的东西。中国史学科立足在本土语言文化中,有优势。但与前辈相比,缺少史学大师和能传之久远的名著,与国外同行相比,缺乏有世界影响力的成果。要有国际视野,向前辈和国外同行学习。更重要的可能是如何利用中国历史发展经验,给世界提供一个探索新发展道路的理论根源。一位国外同行对我们世界史研究的批评可能太尖锐:选题空泛(too general),研究浮浅,一些具体的史实知识和外国本土知识相差太远。我们研究外国史的学者应借鉴外国同行是怎么研究中国史和外国史的。中国的外国史学者们都有不止一次的出国机会,为什么还说没有史料?历史研究归根到底是要比证据的。学术规范没有国界。希望大力扶持弱小学科。

赵世瑜(北京大学):怎样看中国?怎样看世界?从不同的角度看是不一样的。但要讲中外历史的“会通”,或者是整体的历史,大多数人还是要从局部出发的。现在人们一讲局部,似乎就会被讥为“碎片化”,其实要看所研究的局部是否有整体的关怀、整体的追求。现在社会史在批评中首当其冲,但社会史学者从未批评识读一条竹简是没有意义的。社会史从来没有放弃过对重大问题的讨论,社会史也不等于社会生活史,社会生活史也不是与“会通”对立。这些研究都是一种积累,或者暗含着理论性的意义。不同领域或方法之间其实没有什么藩篱,各有各的研究个案,但是并不妨碍我们的相互理解。当我们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和共同的操作方法的时候,而不是有共同的研究对象的时候,会通是可以实现的。会通不是在嘴上,而是在心里,在手上,也就是说心里要有这样的追求,又要有技术手段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历史学是多元的”,不同的研究方式之间并不矛盾。费孝通先生的态度应该提倡,即,只有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明确地提出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这一命题,将其作为中国史学发展自觉的努力目标,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历史研究发展的内在需要,体现了历史研究者在新时代中的学术自觉。要做到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重视对外国史的研究是基础。从中国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待二者的会通,具有“国际视野”十分关键:一是外来参照的需要,只重视中国史,不重视外国史,我们就没有参照。研究外国史有助于增加和丰富认知的视角,加强分析问题的层次与深度。二是把握中外之间实际存在过的历史关系的内在需要,地理大发现以后,直到全球化时代的逐渐出现,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不可分割,相互的作用和影响无法避免,这就决定了那种孤立地研究自身、仅靠本国语言材料和认知资源的历史研究的严重缺失。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必然会存在值得注意、有待警惕和反省的诸多问题,这还不仅仅体现为“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观”之类的模式化困扰,也不仅仅体现为国家化、全球化的意识与民族国家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还表现为研究者的国际视野的国际化程度与对中国了解深度的矛盾问题。因此,加强中外有关研究的对话和交流,是中外历史研究会通的重要途径。

侯建新(天津师范大学):中外历史的会通对于历史学来讲是个永恒的课题。我认为当前重要的问题是继续扶植和发展世界史学科,世界史学科与中国史学科体量严重不对等,影响中外历史学的会通研究。发展世界史学科,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发展历史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需要。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不能离开中国史孤立地进行,这一点须从本科生教育抓起,本科生教育一定要世界史和中国史教育兼顾,世界史的本科生教育不能世界史加外语。我们应该提倡世界史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或者是不同文明参照系下的中国史研究:我们也应当提倡中国情结的世界史研究。应该增加由中国史和世界史学者共同组织的中国史和外国史对话方面的学术活动,讨论中外史学的共同话题,相信一定会共创共赢,相得益彰。

三、多文明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

姜义华(复旦大学):马克思晚年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关于西欧历史的概述只是适用于西欧,世界上其他那么多地区不能用西欧的发展模式来解释。我认为以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为模本而确立的线性进化史观,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情况,也不符合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发展存亡的实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提到世界上30多种文明,特别强调这些不同的文明基本上是等价的,他的宏大的世界眼光可以启发我们跳出简单的、线性的、粗糙的进化史观。漠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旧唯物主义说明不了世界历史多元多样发展的深刻根源。历史唯物主义充分重视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个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在一个文明的传承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以单一民族或国家为单位,时空范围过于狭小,难以展现历史发展的实际。马克思一直坚持的,即人类的发展主要是历史地域性的发展,真正的世界史是随着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市场以后才开始的,这时候才是真正的世界史,之前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是以地域性为主的。以文明为切入点能够较好地反映世界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然后从应对环境挑战、统一国家、统一宗教及同内外无产者的关系等方面认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主要特征。

姚大力(复旦大学):我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一是美国汉学家、蒙古学家拉铁摩尔在蒙古草原游牧民族和游牧文化的起源问题上的观点,他当初无意汲汲于探究游牧经济的进路在蒙古高原的起始地点,是颇有先见之明的。二是在反映中国人口密度特征的“胡焕庸线”和拉铁摩尔提出的中国疆域二分化的见解之间,拉铁摩尔的划分似乎比“胡焕庸线”更贴近不同生态—人群—文化区域的实际分布形势,因而可能也更加接近中国历史的实相。三是在最近1000年内,把西部中国纳入中国版图的元朝和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此种意义上,把传统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描写为只是遵循着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模式,在不断复制自己的同时持续不断扩张、演化和完善的历史叙事,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内陆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也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这一模式萌芽于辽、发展于金、定型于元、成熟于清。内陆亚洲边疆帝国国家建构的模式,在力图维持各人群的特定社会结构和文化秩序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治理的基本方针,能够更好地促进多民族国家内多元文化的发展。当我们说到“多文明视野下的中国和世界”时,所谓“多文明”不仅是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的特征,并且也是中国本身的特征。中华文明本身就不应是单数的概念,而是一个复数的概念。清朝除了汉化,还有不汉化的一面,这一面值得我们重视,它对于中国历史也有着正面的贡献。由此看来,是否承认在中国存在数十个大型人群曾经长期生存的历史家园,对我们妥善解决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乃是一个最大的关键。

方光华(西北大学):“自由”是中西思想关注的主题。20世纪,关于中国传统思想是否有“自由”以及传统“自由”有何特点的讨论不绝如缕。通过反复辩论,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有关于“自由”的丰富论述。但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传统“自由”没有忽视客观世界的改造的说法始终没有得到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认同,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传统“自由”可以开启现代民主的说法也不为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可。传统“自由”思想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在,它对于自由与个人权利、政治制度和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关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传统思想中关于自由必须建基个体的内在自由,自由具有历史与文化属性,自由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的论断,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赵毅(辽宁师范大学):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6世纪,麦哲伦又完成了环球航行,开启了大航海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是给全世界的政治格局、经济关系,甚至对于各个洲的一些民族、一些国家的命运都带来了改变。一个整体的世界从海上连接起来,全球化从海上拉开了序幕,全球化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大航海给各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机遇,促进了经贸发展,通过经贸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亚非拉一些国家可能面临着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问题。对于中国史来说,大航海之后,伴随着早期的殖民势力入侵以及西方传教士把一些先进的西方文化和理念带到了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晚明的货币白银化,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对中国一直以来坚持的华夷秩序有巨大的冲击。

原祖杰(四川大学):如果要划分“东方”与“西方”,只能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传统意义上划分,之后是一个逐步全球化的过程。如果我们笼统地划分“东方与西方”,就会模糊对“传统与现代”的认识。现代性不是某些或者某个欧美国家的独立发明,而是地理大发现后各种文化、各个文明互相交流的结果。地理大发现之后在这种交流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贡献。从古到今,任何文明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一个孤立的文化就是死文化,如果不跟外界交流是不会发展的。总之,如果将现代性作为一种文明成果来看待,它应该是全世界共同拥有的,不是属于哪个国家的,更不是所谓西方的。我们应该在世界史教学中把现代化与西方化区分开来。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不是某个特有的文明,而应该是文明之间的接触、碰撞与融合,既包括地理大发现之后各文明的接触,也包括中国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接触。这些接触造成了怎样的后果,给历史带来怎样的影响,应该是我们历史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

陈峰(西北大学):我以我研究的宋代历史来看,宋代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时代特征是什么,宋代在世界历史上的位置和影响又是什么。宋代和其前后的统一王朝相比,在政治上要相对宽松一些,是一种典型的文官士大夫政治。这种文官政治与近代以来的文官政治、与西方文官体系是不一样的,主要表现在执政团队核心基本是来自科举出身的官员。宋代开国不久,军事将领基本上是不参政的,只是作为一种执行工具而存在。宋朝的统治相对稳定,没有宦官专权,没有外戚干政,没有地方的藩镇割据,没有地方大族的称雄。宋代的教育和文化不再局限于上层,开始向中下层推广,是一个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宋人不杀士大夫。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宋代经常采用“和议”的办法,宋代政治讲究妥协。我们讲中国历史变迁中的世界或者世界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变迁,宋代的特点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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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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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学术研究》(广州)2015年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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