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中国围绕构建同步性的公共标准时计所经历的变革与变革本身，不仅是一项全球性兼具科学性的变革事件，还是一项国家化的实践过程与社会变迁。近代欧美殖民国家利用时间规范消解其在远洋航海、跨陆铁路、越洋电报等全球霸权扩张的差异问题，先后经历对本初子午线的确定、平太阳时替代真太阳时、标准时替代地方时、机械钟表的普及等时制、时计与通讯技术的同步变革，并对近代中国的时间变革产生长达四个世纪的影响。文章以全球标准时生成与近代中国标准时的引入，关联起与时间全球变革紧密相关的科学知识、设备技术与组织机制等关键要素，论析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全球同步性特征与地方差异性嬗变的关系。

关键词：时计　时制　报时 子午炮　标准钟　全球化

传统时代计时测报系统在中西方社会中均有多样的实践，但自19世纪70年代后因电报技术成功的商业化运营后，围绕确立标准时以及构建国家标准时播报系统等基础设施的变革过程与变革本身，则成为一项兼具全球性与科学性的国家实践。目前，国内学界涉及标准时的既有研究功不可没，但尚未见基于全球标准时制而构建标准时播报系统的国家实践与社会变迁的整体性研究。这一研究的关键是确立一个能将标准时与构建标准时播报系统密切关联的科学知识、设备技术、组织机制等纳入长时段、跨学科、跨国别研究的抓手。因之，本文以午炮为契入点，以全球标准时生成和播报的综合性逻辑与近代中国地方主体性实践相结合为路径，关联起与之紧密相关的科学知识、设备技术与组织机制等科学技术要素，以近代中国四种不同类型城市的公共标准时计的嬗变为主线，论析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全球同步性特征与地方差异性嬗变的关系，展示标准时计更多地是一种权威规定或社会规约而受到特定地方社会因素的制约，以期对本土化的全球史研究有所推进。

一、子午炮用于校准钟表与标准时的全球化进程

全球史研究通常将一个跨越民族国家的对象置于全球性的宏观进程中考察，同时也探求这一进程与地方国别的同步性联系与差异性互动的关系。在目前对标准时计或新兴报时装置的研究中，对“午炮”（亦称“子午炮”）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应用与演变，因其具有世界史、国别史或跨学科等的复杂性而成为研究难题。午炮（Noon-day Gun），是一种最晚于18世纪中后期出现于欧洲军港城市的报时装置。在军港锚地或海港要塞，当太阳直射当地子午线时，在由海军部指定的舰船上以燃放火炮的方式检查、校正其全球位置。因声音的传播慢于火炮发射时产生的闪光烟雾，看到火炮的闪光烟雾比听到声音更准确；但闪光烟雾可能因浓雾天气而失效，海军部遂指示利用鸣放火炮的声响作为时间的近似指令，但必须预留声音传播所需的间隔时间。鉴于当时所有其他的时间炮/枪（Time Gun）是陆基的，每日施放午炮的任务遂从海军转移到当地戍卫炮兵，各地海军也开始以驻地炮兵施放午炮的准时声响来校准天文航海钟或钟表等其他时计。因此，全球诸多军港城市均有在每日正午鸣炮报时的传统，午炮也成为此类城市重要的公共时计。此外，还有始于1829年在港口城市设置的用于校准船上钟表的定时球（Time Ball）。尤其是在1898年英国海军部公布的154条为船舶导航的时间信号单中，有94个采用格林尼治时间的定时球与30个依据不同子午线时刻而设定的定时炮。这一传统虽非英国港口城市的专利，但大多来自英国，并获得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以及海军部和财政部的支持；不同的是，海军部青睐报时球，商会和市民则欢迎午炮。1850年代后定时炮、定时球还与电报时间信号、同步电钟，共同成为英国构建格林尼治时间自动播发系统的公共时计。这与英国在近代早期开拓全球航海事业时引发的计时科学技术的变革密不可分。

在17世纪的远洋航海中，定位远洋航船的经度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这一难题的解决得益于“以时间确定经度”的构想：地球完整自转一周需24小时，平均1小时自转15个经度，两地的经度差相当于两地的时差。若已知启航船只起点的经度与时间，以及航行目的地的时间，即可推算出相同航船相对于起点位置的所在经度。但关键在于，必须确保航船的起点时间与海上航行的本地时间的精确性，这对船上计时器的精确性和稳定性提出极高要求。1759年，能够在远洋航海启程时设定好目的地时间的天文航海钟被成功发明，能够确保在航海环境下航船起点原始时间的精确性与稳定性。自此，基于对航船起点的经度时间与航船的海上本地时间之间的时差的精准掌握，即可推算并定位航船所在的本地经度。这使得对本初子午线的择定成为根本。当时各国自定的本初子午线有14条之多，但到18世纪初时，穿过英国伦敦附近的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的子午线，已被众多航海国确立为本初子午线。因之，英国的远洋航船通常会携带两套计时器：一套是启航时带上船只并被设置为格林尼治时间的导航器；另一套是用于管理船上生活和记录事宜的计时器。尽管航海钟的精度极大改善，但难免受重力或航行状况的影响而出现误差，故需定时校准；而校准的计量标准即是正午太阳。因为太阳直射当地子午线是最直观、最易观测的天文基准，误差最低，此时校准钟表可确保时间基本准确。为将在午正时刻校准计时器的指令及时广而告之，还需借助传播迅捷且广泛的报时方式。当时欧洲城市中既有在非正午时刻“用于标志士兵每日作息时间”的“时间炮/枪”（Time Gun）的传统。因之，包括但不限于枪炮的军器、乐器或礼宾等响器，均曾被用作在正午时刻校准计时器的号令装置。19世纪初，英国确立全球航海霸权地位，其在开拓全球贸易网络或殖民地的舰/商船上通常装配火炮，在正午时分以施放火炮的方式号令舰长和船员们校准计时器，以确保在公海上的安全航行。这一方式随之被传播开来，并在港口城市中演变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习俗”及“礼宾的仪式”。如哈利法斯克、开普敦、爱丁堡、香港、上海、东京等城市的午炮皆与此有关。

当时为远洋航海而根据固定子午线所设定的起点时间，是正午太阳直射当地子午线时以裸眼观测的估算值（即真/视太阳时），因观测地点的不同以及太阳运动的椭圆轨道而具有非均等性，但确定精确的当地时间及其平均时间，则需凭借精密仪器或天文观测图。因之，真太阳时并不能满足流动性日益增强背景下对均等性、一致性、精确性和可计算的时间量值的社会需要。但机械时钟走时并显示的是全年真太阳日的平均值（即平太阳时），能够解决这一问题。18世纪末，伴随钟表制造业及其工艺水准的成熟，便宜且精准化的钟表已渗透至欧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使“守时的概念得到普及”。至19世纪初，欧美社会的时制已完成由当地视太阳时向日中平时（时钟时间）的变革。

19世纪中叶后，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行，欧美各地区、各国之间在人员、商贸、知识、物资和信息等的流动性大规模增长。加之19世纪70年代后电报技术的使用与越洋电报电缆的联通，使人类在历史上首次拥有覆盖各大洲的经济与通信体系。因之，对构建在全球范围内一致的、规则的且可计算的标准时的需要也愈益迫切。1883年11月，美国鉴于英国在全球贸易、航海业、商船吨位与造船业等的霸主地位，率先以基于格林尼治时间而编制的铁路运行时间作为北美铁路系统通用的标准时间，并将全国划分为4个时区。这为全球标准时的规划与实践奠定基础。1884年10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子午线会议上，来自欧洲、南北美洲、亚洲等的25个国家，以民主协商与集体投票的方式正式确立以格林尼治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并将之作为计算全球地理经度、世界日、世界时的0°经线。全球标准时（Greenwich Mean Time，GMT）自此诞生，此举是时间的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

至19世纪90年代，英属领地率先开启地区标准时的统一运动。1892年，南非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采用GMT+1.5时间。1902年，南非地区以及葡属东非一致采用GMT+2时间。在德属东非领地内，开普时间还被广泛用来校准钟表。至20世纪初，欧属殖民地的行政机构均仿效同期的欧洲国家，引入基于日中平时而建立的全球标准时，这些平均时大多是其首都或重要商埠、殖民地城市所在经度的世界标准时。在东亚地区，日本政府于1896年正式使用GMT+9时间；伴随其于1910年吞并朝鲜半岛，迫使后者于1912年也使用GMT+9时间；1902年，英国以GMT+8时间作为香港的官方时间，并被中国海关与其他通商口岸城市使用。在南亚，英属印度政府于1905年采用GMT+5.5时间，缅甸采用GMT+6.5时间。在东南亚，1905年英属新加坡、马来联邦、法属中南半岛与泰国等均用GMT+7时间，英属北婆罗洲、菲律宾则采用GMT+8时间。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标准时的统一化运动进展迅速。如法属海外领地统一标准时的进展与其国内城市采用格林尼治时间的措施一致，多在1911—1912年采用以小时为单位的标准区时制。英属西印度群岛与英属圭亚那于1911年采用GMT-4时间。一战后，尤其是伴随战后国际秩序的重构与地缘政治的变动，时间标准化运动主要以两种方式在非洲与拉丁美洲展开：一种是战败盟国被剥夺的殖民地或未获独立的领地，被置于国际联盟的“托管”之下，或以英法“监管”的形式迅速改用全球标准时，一种则是因政权更迭而自动改用全球标准时。1920—1930年间，则是大洋中小型岛屿或更小领地集中采用全球标准时的时期，直接导致公海标准时区与陆地标准时区的接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海岛或公海等均已使用全球标准时，到20世纪50年代，频繁的时间变动才尘埃落定。

二、近代中国的时制、时计变革与标准时之国家化

如前所述，航海钟、钟表等时计的普遍使用与全球标准时制，最初起因于由西方世界在近代早期所推动的对海陆交通与国际贸易时间一体化的国际需要与统一规定。这一过程经历长达四个世纪的变革并产生两大成果：一是在作为物质设备的时计上，钟表被发明和广泛使用；二是在作为科学知识或文化产品的时制上，平太阳时代替真太阳时、标准时代替地方时。16世纪末起，因西方天文学的全球传播尤其是殖民扩张的东侵，明清中国也深受影响。如时间计量单位已采用西方“hms”法，国人对真、平太阳时的理解和对钟表的使用也愈益深刻和流行，并对修订历法产生一定影响，但并未对明清中国产生联动的时间变革。中国直到进入晚清特别是民国后，才开启时制与时计的同步变革。

第一次时制变革是从“视太阳时”到“日中平时”，以太阳两次凌过同一子午线所历时间为一个视太阳日。但受地球以椭圆轨道绕日运行、观测点位置不同、日地距离的远近、黄赤两道相交斜正的不规则性等因素影响，“太阳日”的长短参差不齐，故视太阳日具有非均等性。天文学家遂取真太阳的平均速度运行一日，称为“平太阳”，平太阳两次中天的时间称为“平太阳日”，二十四分之即为“平太阳时”。视太阳时与平太阳时之差，即时差。普通机械钟表显示的时间即是平太阳日，而用日晷、圭表等测定的时刻即为视太阳日，须加减相应时差，方合于平太阳日之时刻。

真太阳南中时，即太阳凌过子午线的时刻，称为“视午”；“平太阳”南中时，即假定的“平均太阳”凌过子午线的时刻，称为“平午”，钟表正指12时；视时、平时不能完全重合而逐日有差。视午测影借助日晷、圭表等传统测时仪器即可实现，故而测定的各“太阳日”的“日中”以其时差加减之即得“日中平时”。但“改算平午的方法很复杂。所以，观象台历书每日都载有‘日中平时’一栏”。此举在1914年后由中央观象台在编制历书时才始以平太阳时为准。因此，日中平时即在测得真太阳日的日中时分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推算法改算出平均太阳日的日中时分”。

伴随20世纪20年代钟表制造与进口数量的增加，钟表已流行于通都大邑与内地城镇。这促使应用一种均等的、精确性高且可计算的标准来校准钟表成为广泛的社会需求，日中平时可满足人们在视午时将钟表校准为统一的平太阳日时的需求，成为校准钟表的标准。因此，钟表的普遍使用与日中平时的应用相得益彰，日中平时日益成为一种具有标准性的标尺而被社会广泛使用，进而引起时制与时计的同步变革：“自钟表盛行后，平时始于不知不觉之间风行于世，因钟表速率平均，行太阳平时之故也”。同时，因铁路交通与时钟时间的物理逻辑而使之成为一个流动的报时器，进而促使钟表和平太阳时在铁路沿线社会的应用。如民国《嘉定县续志》记载：当地既有的“计时之器仅有日晷仪，用者亦不多，购买外洋钟表者，尤为稀少。自轮船、火车通行，往来有一定时刻，钟表始盛行”。

第二次时制变革是从“地方时”到“标准时”。“地方时”与“标准时”的概念，进入民国后才被社会熟知。地方时指“地球每日自东向西转，人在地面，居东的先见太阳，所以时刻段较早，居西的后见太阳，所以时刻较迟……日中平时所改算的时刻，是以吾人所居地方的子午线做标准，在地球上除同经度的地点外，没有相同的时刻，这就叫做地方时”。“日中平时用各地方的日午做标准”，“要经过一层的改算方得标准时”，“由日中平时所改算的时刻，只得地方时和标准时有迟早的不同”。为使同一时刻不得有先后之差，此时刻由各时区的中线决定。因此，在同一时区内，除中线经过之地以及地方时与标准时相合处，其余均有时差，“此为近世社会所通行之时法也”。在传统农耕时代，地方时给予民众生产、生活的差异性影响极其微弱，但“现当五洲交通时代，国际往来至繁，故因地球自转一周而成昼夜，各地时间之迟早不同，且须用标准时以求全世界或一区域之统一”，特别是“我国国土广阔，经度跨及六十度……若是只用一种标准时，自然有许多的不便”。故而，制定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标准时便成为民国制度构建的必然举措。

其实，标准时已在清末随西方传教士主导的天文测量活动而入华。1872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沪建立徐家汇观象台；1883年，观象台即已将上海地方平时改为东经120°的时间，每逢礼拜一、五于正午12时鸣炮，为沿海船只提供报时服务。1902年，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Robert Hart）鉴于已开埠的31个城市及租界均位于沿海地区，为满足和便利沿海航运、铁路、邮政、电报及海关等部门和涉外机构对外交往的需要，确立以上海平太阳时（即东经120°时刻）作为沿海地区统一使用的标准时间，称为“海岸/关时”，“内地各铁路，如京奉、京汉、津浦各线和长江一带地方也一律采用”。这为北京政府规划符合中国实际的标准时提供了遵循的先例。

1918年，教育部下辖的中央观象台依据国际标准时制度，将全国规划为中原时区（以东经120°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即GMT+8，名上海时间，亦称中原时间，后改称南京时间）、陇蜀时区(以东经105°经线之时刻为准，即GMT+7，抗战后改称重庆时间)、回藏时区（以东经90°经线之时刻为准，即GMT+6，后改称新藏时间）、长白时区（以东经127.5°经线之时刻为准，即GMT+8.5）、昆仑时区（以东经82.5°经线之时刻为准，即GMT+6.5）的“五时区制”，还以东经120°为标准经线编入191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历书》，并附录各省会与重要商埠的地方时与标准时。1928年南京政府对五时区制采取“亦沿用之”政策。20世纪30年代，中国铁路基本为南北走向，人口与经济大多繁荣于中原时区，这为铁路运行时间在标准时意义上实现统一提供现实的可能。1934年，国民政府铁道部召开全国各路联运时刻网会议，以当时主要铁路干线为基础，通过“实行负责联运”“创办水陆联运”“举办铁路与公路联运”“订定联运时刻表”等规则并从7月1日起开始编制联运时间。翌年7月全国铁路系统统一的标准时间正式发布。至此，铁路、船运、公路、电报、邮政、银行等的联动一体的时刻表（东八区时）成为国家化的标准时间。1939年，国民政府鉴于“各地标准时间极未一致”，又逢全面抗战的非常时期，“关系交通、邮电、军事、防空各方面，均属重要”，特令内政部召开“标准时区会议”。该会议议决：中国标准时区仍执行五时区制，“每日由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负责授时，并交中央广播电台报告各地”，并规定“全国各地一律暂以陇蜀区时为标准”。此办法于当年6月1日起正式执行。自此，五时区制方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正式施行。中央广播电台每日分上午3时、下午6时、下午10时以长、短波同时报告标准时刻。至此，自清末被动接受的“海关时”到民初主动规划的“中原时”，再到因应抗战需要而规定的“陇蜀时”，最终完成标准时的国家构建而成为影响国家行政、社会活动与民众作息的标准时间。

194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恢复五时区制，并规定由中央研究院负责授时、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负责报时。此外，国民政府还命令各级地方政府备置收音机，指定专员“于每日一定之时间，按电信机关之时刻校准时钟”，或“在市内设置标准钟，或采用午炮与其他信号，传报标准时于当地民众”。这一国家指令成为战后各级政府及各地城市以设置午炮或装设标准钟为主而构建国家标准时播报系统的依据。至1948年3月，因东北九省行政区划的调整与台湾光复，原标准时区发生些许变动，但仍执行五时区制。

总之，标准时以及用于传递或播报标准时量值信号的科学知识、物质设备、技术手段及其实践，于清末被西方殖民当局输入通商口岸城市。这与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殖民帝国以其殖民侵略、经济整合和文化输出等在全球建立起非平等、非均衡的霸权秩序体系大有关系。与时间变革相关的科学知识、物质设备与技术手段等，亦是由欧美主导并在扩张和维持其全球霸权秩序体系时不自觉地输出的文化产品。同时，近代中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基于构建国家标准时播报系统的需要，与之相关的科学知识、设备技术与文化产品等亦被逐步纳入国家基础设施体系与民众的日常生活需求与系统化的社会实践中，促成与标准时测报相关的设备技术和文化产品逐渐摆脱欧美殖民霸权输出而实现社会化与国家化。这些综合性因素，不仅促成中国标准时制度成为世界时制度的组成部分，还促使国家及其政府力量开始成为世界标准时制国家化与全球化的引擎。

三、近代中国城市公共标准时计之嬗变

近代中国业已发生的时计、时制等的联动变革，不仅是一种基于天文测量与运算规则的时间量值信息，还是国家基于全球标准时制度而给予的权威规定、政府的制度化推行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规约，是规训民众社会行为与时间观念的公共标尺。这一规定率先落实于各级政府在城市设置公共标准时计上。

第一类是由海关、天文台与市政部门共同管理公共标准时计的商业性城市，如上海。

1869年，清海关税务总司为配合助航设施的建设而建立海关测候所；1879年，鉴于徐家汇天文台预警上海发生飓风的价值，以及此前与各海关测候所的配合，自1884年起海关总税务司与徐台正式建立通报气象观测的合作机制。其中，播报气象及时间信号的即是午炮（时称“警信炮”），所报时刻已改用东经120°的标准时，还设电动报时球，二者同在周五正午报时。1902年，“当时沿海各海关为统一时刻起见，用东经120°时刻，名为‘中国海岸时’”；1918年，各海关及徐台用世界标准时区的东八区作为中原时区。20世纪30年代，上海“全市的标准时刻，全凭徐家汇天文台的观测，每日按照一定时间，用种种信号公布”。而播报标准时信号的方式有海关管理的午炮、市政机构管理的标准钟与无线电数种。其中，午炮系报东经120°平太阳时的正午信号，施放地点在浦东陆家嘴春江路以南海关所设立的船舶信号台。公用局于1928年函询国际知名商埠后，仿效其由官方主持监督、商企承办自营的模式，于1931年10月装设并启用18具德国西门子牌子母电钟。另备无线电校时器，接收徐台广播无线电的时刻报告以校准母钟。此外，还有两种根据徐台实测信息校准的信号台和无线电台。抗战爆发后，浦东午炮被迫停放。

第二类是由天文观象台负责公共标准时计的军港类城市，如青岛。

1897年3月，德国强占胶州湾，为便利其港务及航政，于翌年3月设立报时球和气象站，后陆续购入用于校准时刻的天文钟和电气时球。1904年后，先由港务局后改由胶澳观象台于每日正午放午炮报时，持续至1914年被日军侵占。日占后改立“气候测量所”，每日仍以午炮报时。1922年，北京政府收回青岛后改称“胶澳商埠观象台”；1923年，胶澳商埠警察厅命胶澳港政局于10月10日试放午炮，于15日开始施行。

1924年6月，时任胶澳商埠观象台台长的蒋丙然，鉴于报时的准确性而呈请胶澳商埠局拨付经费以改良午炮，并将施放午炮之事改由胶澳观象台负责。7月11日，观象台（后更名青岛观象台）与大成洋行签订改用电流施放午炮的合约，约定自8月1日起每日正午12时鸣放5声，“所授之时系标准中原时，即东经120°之时刻”。后鉴于电流施放午炮仍有失准问题，青台于1926年4月1日起改用每日以无线电台在上午8时30分与下午6时30分拍发精准时刻两次的方式报时，覆盖北方其他设有天文台或测候所的城市。为提高报时精度而改用电音报时机，午炮于1927年7月25日被停止。电音报时机遵循中原时，每日分上午6时、正午12时、下午6时三次报时，每次放音1分钟。至20世纪30年代，因青岛城市空间的展拓，电音报时机已难敷社会各界对准确用时与校准的需求。恰逢上海中国标准时计服务社呈请青岛市政府准予设立电气公用标准钟以利市民校时，1934年，市政府令青台负责此事；青台与服务社签订合同，装置母钟2具，子钟15具，全市共56具。

第三类是由军方或公安局管理标准时计的政治中心或省会类城市，如北平。

北京作为元明清的都城，主要由钟鼓楼向城区报时。晚清后，北京城区出现在高大建筑顶部装置大自鸣钟的西式钟楼，以及日益流行的钟表，均为报时赋予新的功能。但伴随北京城区面积的扩大、人口规模的增大，以及由经济、交通、通讯等促成的社会流动性的持续增强，旧有时计均难敷民众对统一用时和校时的需求：“（京城）虽各家有钟表，既无大钟可以日日校正，又无大炮可以数日对准，故致钟表彼此各有参差”。鉴于此，1912年7月10日，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在国务院提议，拟设子午信炮”，并拟由“海军部担任燃炮事宜”，后议定“于正阳门西、顺治门（后更名宣武门）东中间城墙上安设子午信炮”，后因“限于经费经久未办”。1913年5月，教育部再次提请国务会议，议决由内务部筹设，子午炮台地址不变。后就德国克虏伯大炮的调拨、火药费、工作人员及其经费等问题，经内务部、交通部、海军三部复勘，定于7月21日7时试演，时刻“以上海徐家汇天文台之时刻为标准”，并于8月1日正式施放，后因时局动荡延期至10月10日正式施放。

至20世纪30年代，鉴于午炮声浪难敷全城、多处大钟损坏及北城民众呈请设置标准时计的请求，北平市政府命公安局划一市区时间；后者欲以午炮代之，但发现午炮“觅借无着”；在市政府向历史博物院借用铜炮被拒后，只得“将正阳门午炮台所存备份午炮一门暂行挪用，并拟于1933年元旦开始施放”。这两尊午炮所用的标准时信号，通过电话与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联络，后者于每日上午11时和下午5时收取上海徐台等世界标准时的授时信号而为“华北时（即中原时）的中心”，因之成为标准时计。至1934年，受新生活运动的影响，市社会局将装设标准钟纳入当年的市政计划，后因经费不足与职能部门的矛盾等原因，迁延至1936年10月才通告招标购入并分7处装设独立电钟。在此期间，市政府饬令市内的公共时钟“一律以午炮报时信号为准，切实校正”，并责令市工务局监督执行。午炮因北平市政府的授权而再次成为市内标准时计。七七事变后，午炮于1938年1月被侵华日军停放，战前装设的7具标准钟则“由午炮室接管”。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先后两次推行《全国各地标准时推行办法》，要求各地各级政府遵照执行。为此，北平市政府于1945年10月1日起短暂恢复午炮，并使用北平时间（即东八区时）以便市民对表。设置标准钟，再因公用局与工务局的职能矛盾而迁延至1948年。同时，市区内的其他标准时计，还有市警察局于每日正午在景山施放一分半的警笛与北平广播电台的报时节目。

第四类是由市政与学会、商会、企业等联合设置标准时计的工业类城市，如天津。

1870年，李鸿章在行署设子午炮，1905年后迁址至淮军昭忠祠（即李公祠）；受时局影响，自甲午战后午炮很可能时断时续。20世纪20年代，天津已是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市内的午炮、旧有大钟、工厂汽笛等均是公共时计，但多呈“混淆”和“紊乱”状态。真正为划一标准时而设置标准时计并由市政部门主办此事，则自1930年始。概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0年12月—1937年7月，是专业学会配合市政设置标准时计的时期。1930年底，天津市尚无标准时计，社会局呈请市政府“添设午炮或号笛”。1931年初，因经费支绌、人事调动和标准钟“觅购无售”，市政府决定恢复午炮。当时华北水利委员会测候所之午炮，每日与佘山天文台核校二次，每周与世界主要天文台核校无讹，“堪为标准”。市政府遂命社会局拟定章程，以该午炮为标准时计，并以之校正各厂汽笛与各处旧钟。1934年，则在三处地段各装标准钟一座，并规定使用中原时。1936年，市政府正式发布以该午炮为标准时计的通告，使之有“标准时刻炮”之称。七七事变后，午炮被侵华日军废止。

第二阶段，1946年1月—1947年9月，是市政与商会、行业公会、企业等社会团体协同设置标准时计的时期。1946年1月，为落实行政院于上年底发布的推行标准时的指令，市政府旋即将增设午炮、修理或装设标准钟作为养成市民守时习惯的主要工作。2月，市政府指示由社会局、警察局、工务局会同办理，三方就午炮和标准钟的装设地、设置费、修理费及管理方等问题经多次会商后商定：修理旧标准钟三处，新设标准钟一座、设午炮一座。但至5月底发现“新钟及午炮均无从购买，所有旧钟业已破坏不堪，无法修理”的问题。三局遂于6月6日商定：“拟以九十四军警备司令部楼顶之旧日本公会堂之警报机代替，每日十二时鸣一次”。但报时警报机与此前国民政府为纪念抗战胜利而设置的纪念警报器，二者因音响上的相似和鸣响时间上的不一致而混淆难辨，被警察局于7月3日下令“一律停止发放”，并令自5日起“全市所有工厂公司等所有汽笛，尽行停止发放”。警察局此举使天津市再次出现没有标准时计的局面。

鉴于此，市政府于9月底命令：“每日依照当地电信机关之时刻，校准时钟一次，以资标准时间划一、两利工作”。但此举仍难敷民众对使用和校准标准时的需求。为此，市政府于1947年1月指令市电信局建立标准时报时台，设立“供各界查询标准时之用”的“专号电话”。同时，还将设置标准时计的权限下放各机关、商会与企业等社会团体。如责令全市钟表商行在门店临街橱窗或门外适当位置“最少设标准钟一只”，并指令由公用局主办此事。之后，公用局、钟表商店、市商会和各行业公会等就设置标准钟一事协同推进。鉴于正在此期间仍无标准时的公共播报装置，市政府指令“正午报时利用工厂汽笛每日鸣放一长声”。为此，公用局再次召集设有汽笛的数家大型公司商讨，但因接到北平防空司令部天津情报所要求“停止发放”的电令而作罢。8月，公用局公布全市33处标准钟商号的名称、负责人及地址。9月，市政府启动新一轮装设标准钟工作，市政府外事处改变此前由社会局采购德商标准钟的做法，径直向中美企业公司采购10具美国电动标准钟。但因时局动荡，这批新购标准钟直到1948年10月才运抵天津。

第三阶段，1947年10月—1949年1月，是市政府强力推行标准时的时期。1947年10月开启的新一轮装设标准钟的工作因时局动荡迁延至1948年9月。为避免在10月1日夏令时结束与推行标准时的转换之际可能出现时间错乱与效率低下等情况，市政府强令社会各界遵守标准时间，并向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公司企业等下达执行标准时间和变更工作时间的命令。适逢上年外事处采购的美国电动标准钟运抵天津，迅即于12月9日装竣，13日验收接机通电。但伴随1949年1月天津解放，这批装设甫成的标准钟被新中国的新市政工作接管，午炮也大体于1949年末或20世纪50年代初退出近代城市标准时计的行列。

四、余论

在对时间的全球化的研究中，学界多习惯于对世界史、国别史的宏观进程的概括，却对隐藏其后的地方差异性多有忽略。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囿于一方的视角是偏狭的。在全球史视野下，本文以全球标准时生成与播报的综合性逻辑与近代中国主体性作为相结合为路径，关联起与之紧密相关的科学知识、设备技术与组织机制等关键要素，以揭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全球同步性特征与地方差异性嬗变的关系。

首先，从子午炮到标准钟的嬗变历程，是近代以降计时测报系统在时制、时计与通讯等领域发生的兼具全球性与科学性的同步变革。在时制上，不仅实现由真太阳时向平太阳时、地方时向标准时的变革，还是自19世纪70年代后时间测报科学化的结果，最终促成以机械时钟使用的日中平时为基础的标准时的全球化。在科学知识上，经历从对当地天文现象的观测到对机械时钟的普遍应用与依赖，以及从对天文观测的不均等性到对数理计算均值的嬗变；在物质设备与技术应用上，不仅经历从子午炮、电音报时机、工厂汽笛、防空警报机、无线电台、电信局专号电话到电动标准钟的嬗变，还经历从观象测时、听令而行到对标准时量值信息的电讯化传播方式的依赖的嬗变。这些嬗变内蕴着以机械化、自动化、电讯化的方式对构建精确、同步、稳定与普遍的标准时远程播报系统的追求与实践，本质上是传播标准时信号并与稀缺的计时器之间建立同步的传播与校准机制的国家实践。这应是造成近代中国城市标准时计历经系列嬗变的根本因素。在组织机制上，因受技术落后、经费不足、人事变动、权责不明与时局动荡等地方性因素的影响，近代中国城市的标准时计与各通讯系统之间缺乏统筹而往往各自为政，未能建立起互联、互通、互动的播报与校准的机制，也是近代中国城市公共标准时计发生系列嬗变的重要因素。

其次，近代中国城市公共标准时计最终嬗变为标准钟，实质上是时间的标准化、全球化与国家化的双轨并行。其一，近代时间的标准化与欧美国家的殖民扩张、全球贸易、文化输出同步进行，一开始即是一种非公平、非均衡的霸权实践活动。正是趋于全球化的世界要求时间进行通用型的变革，但得到支持的解决方案或执行实效，则是由充满差异的民族国家完成的。其二，对时间的测报与时制的标准化，以及构建同步化的播报系统，是现代国家基础设施的必要内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自19世纪下半叶起，精确并同步的时间测报已从主要存在于专业的天文台内转变为整个社会的需要，尤其是对国家的生产、通信与交通系统的效率的影响至为关键；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精确且同步的标准时测报系统，不仅是将国家的时间、空间和社会组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整合起来的时期，还是现代国家在领土范围内构建一套技术官僚的时间网络的重要任务。国民政府自主规划五时区制后，连续三次在全国推行标准时并令各级各地政府装设标准时计，自然是这一全球潮流中的地方实践。其三，国家的政治或时局进程，对以天文台、广播电台、市政机构等国家基础设施来构建国家标准时的播报系统提供保障，而与之相关的科学知识、设备技术、组织机制等的普遍进步，在促使与全球进程同步的同时，也使近代中国的时间变革被广泛地置于全球科学技术进步的范围内。其四，近代科学学会、商业公会、公司企业甚至科学家等社会团体或民众等在构建国家标准时播报系统的实践中，也在不同轨道上发挥重要作用。

再次，从子午炮到标准钟的系列嬗变历程，也是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时空同步化治理的需要的反映。近代已降，城市化进程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城市人口的持续性膨胀、城市空间及其功能不断扩增，由多元社会主体之间以某种方式整合起在国际、国内具有同步性的经济关系，以及社会结构重组的过程。正如时人对广州施放午炮的评论指出的：“时刻报告为文明都市所必须，午炮施放能助电钟功效所不及。在过去的广州市而言，允为广州市善政之一。惟近年以来，广州市之面目日非，群楼高耸……且城市范围逐渐扩大，非独一午炮声音所能全达”。针对广州市标准时计也经历从午炮到电音机再到独立电钟的嬗变过程，时人还指出：城市标准时计之变，“其根本要点，不在方法之差异，而在时刻之测报”。即如何精准测量、同步播报标准时以服务于有效管控城市时空秩序的需要，也是导致标准时计历经嬗变之因。故而，以上海、青岛、北京和天津为代表的商埠、军港、政治、工业等不同类型的城市装设的标准时计历经嬗变，实质是为满足城市时空治理对同步性的需要。这反映的是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被日益整合进由商业、军事、工业与文化等共同编制的技术社会网络中的本质。

最后，近代中国城市公共标准时计的嬗变，还体现的是时间的全球化与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叠加共进。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各国时间体制的变革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均是全球性现象，西方计时测报系统因其能满足非西方国家对构建民族国家、统一国内时政的需求而被后者的政府及其城市率先自觉接受、自动适应与主动实践，并被逐步纳入日常化的社会需求与系统化的社会实践中。某种程度上来说，全球时间变革与全球城市化进程二者是叠加共进的。但还应看到，尽管近代中国城市的地方差异性与时间全球化进程同步进展，但地方性因素仍是制约全球同步性的关键。因此，从子午炮到标准钟的嬗变，在相当程度上烛照的是近代中国标准时的国家实践在设备技术、组织机制、城市化等的地方差异性与全球同步性共存并进的复杂面相。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