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靖:再全球化视野下文化认同路径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30 次 更新时间:2025-01-20 14:57

进入专题: 文化认同   全球化   再全球化   深度媒介化  

林靖  

 

摘要:资本主义全球化内在二律背反的矛盾性带来逆全球化的浪潮,对此,处于急剧发展与变革环境中的中国提出了“再全球化”的理论范式。本文通过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质特征以及深度媒介化时代底层逻辑变迁的分析,指出文化认同困境的根本原因,并基于再全球化的理论思想与马克思文化认同观提出了共识性基础、外部镜像、内部认同的动态文化认同模型,以及物质基础、民族特色、共识性基础、实践的开放性、意象特质五个文化认同要素。

关键词:再全球化;文化认同;马克思主义;深度媒介化

 

当下的全球化是“压缩时间和空间范围,创造瞬即、深不可测的世界”,既有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惯性,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关系重组,既有现代性发展的红利遗存,又有后现代的彻底反思。与此同时,深刻的技术变革成为全球化发展的催化剂,又影响了全球化的发展格局。当下的全球化问题,不再是一个全球化早期的彼此磨合、秩序建立的初级问题,而是一个传统方法论失灵、新的有效机制尚未建立、难以获得普遍共识和基本确定性的问题。

此外,我们所处的中国视角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对加入WTO的渴望,试图通过融入世界格局实现国家高速发展,摆脱贫困落后局面,到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建构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如果说传统的“仰望”视角更易于找到自己的文化坐标和表达方式,仍有按图索骥的发展线索,那么今天就需要以更大的智慧和勇气,寻找新的与世界的相处方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找到新的相处之道。我们正是处于这样的问题背景中,即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中国如何为人类全球化发展提供自己的智慧。我们不仅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确定内部认同,同时获得全球的外部认同,又要在这一讲述过程中,突破民族国家的局限,以全球化的视野为人类世界发展提供可能的出路。

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就其直接表现来说,是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建立。而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序幕是由资产阶级揭开的,换言之,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而资本发展的本质就是“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全球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被植入现代生活的真实存在。美国学者米特尔曼同样对过度放任的市场予以警惕,并认为“全球化作为对市场权力扩张的一种政治反应正在兴起,既是一种统治形式,也是一种解放的可能”。哈贝马斯从普遍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认为全球化是福利国家应对福利削减的选择,但这一选择“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社会又将堕入贫富分化、社会分化的状况。而在反思现代性的进程中,一方面是高度抽象的自我同一性的个体在陷于决策选择多样化困境之时的自我稳定应对策略,导致“逐渐明朗化的规范性的自我理解”;另一方面是“政治无法通过全球体系来完成制止生活领域失控的任务的经验”。在集体的失序与个体的秩序之间必然产生矛盾。

吉登斯从他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出发,将全球化置于现代性的框架之中,认为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是造成全球化的三大因素。时空分离造成了时空延伸,为时空自由的重组提供了前提;脱域机制的发展“使社会行动得以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现代性的反思性冲击着传统认知与秩序,进一步发展了现代性。在脱域的过程中,抽象化的脱域元素使人与地方融入了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但随之形成的是地方的在地性疏离与自我审视,一方面是虚拟的世界,一方面是模糊的现实。文化在此过程中兼具了符号化、意象化、具象化的作用。

全球化发展的过程既是彼此碰撞、分裂的过程,又是相互融合、整合的过程。因此,文化全球化从全球化的整体进程中凸显出来,呈现出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向全球文化的转型。人们在保留民族文化、国家意识的同时,开始从人类整体考虑问题,承认人类文化的某些共同性,于是产生了“地球文化”“全球意识”等新的文化观念。

全球化是复杂的,从本质上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全球化都以不同的形式演进,只是伴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而愈加深入和广泛。这是达成国际交往合作的基础,逆全球化的状况,只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摩擦与插曲,不可能成为主流。在这一事实认知的前提下,国际交往应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交往、如何合作,而不是回避与阻隔。但也应看到,在这一轮全球化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对全球市场的现实需求。这一逻辑起点,是全球化发展中,或者直接说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内在二律背反的必然结果。

其次,全球化是普遍化与特殊性内在矛盾的统一体。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不可避免地存在普遍与个别的冲突,国际公共性价值与民族、地方、国别的利益,全球现代性发展的商业化、科技化、大众化潮流与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的回归等,都是这一普遍化与特殊性的表征。同时,普遍化深入特殊性的过程,会激发特殊性的本能反弹,由此,我们看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抬头。在与全球化同时演进的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既有同又有异,既有人类共同的价值诉求,又有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不同步、不同路径的问题。如何实现在全球化卷入、普遍性贡献的同时,实现对各国、各民族自我演进逻辑的尊重,是全球化发展不得不面对的根本性难题。

最后,全球化是再中心化与离心化的共进过程。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而开展的,世界资源被重新纳入全球整体版图当中,传统的民族国家统治边界以新的组织方式被重新编辑,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稳定性被打破。跨国公司、跨国组织以经济的、观念的、政治的方式重新解构了传统世界。但在解构传统世界格局的同时,现代性发展逻辑夹杂着强大的资本力量,使分散的世界资源、权力被再中心化了,因此我们看到跨国公司巨头、国际联盟的涌现。与再中心化同时存在的必然是对抗过度集中的力量的存在,画面的另一边便是新型社会团体、社会运动的结盟与反抗,与再中心化形成了分离之势。

全球化重新编辑世界的过程,是传统结构与全球化的逻辑博弈,全球化的发展所激发的新力量,同时加入了这场世界重组的战役,这也是全球化复杂性的所在。

二、媒介化时代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认同的冲击

“全球化正在深刻地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它正引发新的定位与迷失方向的体验,新的有地域性的与无地域性的认同观。”“空间与地域、固定性与流动性、中心与边缘地带、‘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内部’与‘外部’、疆界与领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都影响着我们的认同,即确定性的获得。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与现代性的发展一脉相承,也带来了巨大的认同危机。但这个“高度浓缩了的全球化”,我们认同的达成,不是从历史的过往中获得的确定性,不是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而是寻找“我向哪里去”的问题。解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是要抵达“向哪里去”的目的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文化入手,因为文化不仅是“心灵的状态或习惯,或者说一些智性和道德活动”,而且是“整个生活方式”。如雷蒙·威廉斯对文化的研究始于文化的现代意义与工业革命的社会发展状况,我们对文化的理解与应用也要被编入当下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语境中。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已将人类带入媒介化或者说是深度媒介化的境地。它意味着传统人类社会的交流方式、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媒介的中心地位被凸显。互联网的发展,已经实现了全球“诸经济和文化群落陷入互相直接的极度接触—与每一个‘他者’的接触(这个‘他者’不再仅仅‘在那边’了,而且还在内部)”。这意味着,不存在一个不受全球化影响的“他者”文化或民族文化,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被重新建构了的民族文化。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民族国家内部文化认同的困难,以及经过重建的民族文化被重新辨认的困难。

进入深度媒介化时代,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在深度媒介化的状态下,世界的构建越来越多地依赖自动化的数据处理和算法决策。这意味着算法不仅在塑造媒介内容的分发和展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在人们获取信息、交流和互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媒介成为构建社会领域实践的一部分。它从底层逻辑上改变了世界的存在方式、连接方式。

首先是作为整体的个体的可见性。深度媒介化时代改变了传统社会“单向度的人”,人的丰富性、多元性被释放出来,传统社会划分人的标准被打破,个体的人不再是单一的社会角色,而是以更加丰富、更具整体意义的方式被呈现在媒介之中。用戈夫曼的理论来讲,就是前台的人与后台的人同时出现在“观众”面前,甚至传统意义上的“后台”的人在多元信息的刺激下裂变为多个人。作为整体的个体的呈现过程,一方面是可见性导致的多样性被激发,也就是说,不被看到的、不被自我认识到的“个体”的我,在呈现的过程中被看到、被表达、被发掘,从而丰富了个体;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自我认同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个体的多面性导致传统意义上显著的个体身份认同的界限变得模糊,“我是谁”更加难以辨认。

其次是多元化信息的生产与呈现。媒介技术发展中最直接的变化就是信息生产的赋能,信息生产的方式多元化,多模态生产成为主流,意义被加持。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向视觉传播转向,单个信息所负载的内容丰富性增强。传播速度变快,单位时间内信息传输的量越来越大,人类信息生产能力已经呈指数级增长,过去几十年的信息量增长可以用ZB即十万亿亿字节来量化。更多的信息生产与更快的内容流动,意味着更多的意义表达与价值输出。在多元价值的流通中,意义的确定性被质疑。此外,媒介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信息生产越来越偏向符号化与非物质基础的特征。伴随着虚拟仿真、深度造假、AIGC等技术的发展,与其说“机械复制时代灵韵的消失”,毋宁说连复制对象也一同消失了。缺乏实在对象物的创造使信息的连接变成了符号与符号的连接、概念与概念的连接、意义生产与意义生产的连接,连接共同认识的基础被抽空,意义的确定性进一步被架空。这一结果便是实现自我认同及人与人之间相互认同可能性的实在物的缺失,认同达成的难度便加大。

最后是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连接方式的改变及其形成的再生产。如果说作为整体的个体的可见性,是认知主体自身的变化,多元化信息的生产与呈现则是认知对象的变化,那么最后就是主体与另一主体结构方式的变化。具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人与人的连接方式发生了变化。传统媒体时代,媒介是作为人与人连接的中介物而存在的,人是连接的主体,但在媒介化时代人与人的连接甚至可以超越人本身。这一方面是由于人已不再是单一的人,如上所述是作为整体的个体而存在的可见对象,也就是人也成为一种媒介符号,不再是人本身;另一方面则是人的连接必须以媒介的连接为前提,人的主体中心地位为媒介所取代,人为媒介所异化。当然,也是人与人借助媒介普遍而广泛的连接,造成了社会结构与人群聚集方式的重组。人与人连接方式的变化生产出新的社会结构,它既是网状的,也是圈群的;既是扁平的,也是立体的;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套连。试图通过稳定结构获得自我确定性的认知,进而获得认同的难度便进一步加大。

第二是人与物的普遍连接。智能时代,物不再是机械的对象物,而是被赋予了智能的物自体,人与物的连接也不再是由人进行唯一主导,而是带有被智能的物异化的交往性。这一交往过程形成了更多再生产的可能,人工智能生产便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在人与这一智能物的普遍连接过程中,意义的生产进一步泛化,人类社会的结构更加复杂。

第三是物与物的普遍连接。如果说人与人的连接以及人与物的连接是人作为世界中心的逐步退化,以人为中心或者说是与人相关的社会结构还依稀可见,那么在物与物普遍连接的世界,人的外在社会结构被彻底颠覆,人外在于其所能触及的世界。物与物的普遍连接及其再生产与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形成了既平行又交织的新的结构形态。

从深度媒介化的视角看去,认同主体、认同对象、认同的外在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认同何以形成?寻求认同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获得确定性的过程,但确定性已然在信息的海量生产与快速流动中进一步被削弱了,从自我认同、身份认同到国家认同、文化认同都前所未有地迎来巨大挑战。迎接这一挑战,不仅是对稳定性的人类本能搜寻,更是对人类自我存在的确证。从这个角度看,认同问题是人类共同的问题,是打破时空界限的运动变化中的问题,是面向未来的不断拓展创新的问题。在认同探究的过程中,人类获得了共同的进步。

全球化、媒介化与文化认同,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问题的三个向度,彼此相互影响、互相叠加,既是问题的背景又是问题本身,既是彼此的解决之道又可能成为问题的源头。对全球化与深度媒介化的理论性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文化认同的背景和可能路径,当然文化认同也并非目的本身,文化认同的达成是对人自身命运的把握,是对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助推。

三、“再全球化”概念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是以西方资本主义为霸权的全球化,全球化的发展逻辑起点就是资本,但由于资本的二重性矛盾,全球化必然内生出自我否定的“反全球化”,前期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关税保护和市场垄断,当下则表现为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一方面,金融资本的高度虚拟化、泡沫化,既让资本在全世界畅行无阻又导致长期发展后“倒金字塔”结构的形成,实体经济空虚,经济基础薄弱,稍有危机就可能一夜倾倒。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没有带来全球共同富裕,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贫富分化也在加剧。根据《世界不平等报告》,2021年,全球一个成年人的平均年收入为16700欧元,而收入最高的10%的群体平均年收入为87200欧元,50%的人口平均一年只赚2800欧元。从财富规模来说,收入位于全球后50%的人口只拥有全球总财富的2%,而最有钱的10%的人口则拥有76%。过去的25年里,最富有的52个人的财富规模每年增长9.2%,远远高于社会均速。而在美国国内,贫富分化同样在加剧。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2010年美国贫困人口达4620万人,贫困率高达15.1%,为52年来最高;2020年的贫困率达11.4%,比2019年的10.5%上升了0.9个百分点。目前,美国仍有37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富差距的拉大,消费动力、生产能力的下降,是资本主义国家反全球化必然选择的资本逻辑。资本的全面收缩,保证资本的稳定,在理论上必然表现为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否定。

国家间的冲突与安全边界模糊是逆全球化的又一动因。跨境消费、生产一体化及全球价值链扩展是全球化的前两个阶段,随着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军民两用技术界限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重新定义,国家之间的冲突也随之扩展到了这些领域”。近五年来的中美关系冲突,实则是这一问题的具象化。在这一轮博弈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霸权地位被撼动,社会内部矛盾上升,由此引发以国家意志为名义借助国内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反全球化思潮的推行。因此,这一轮反全球化过程是以民族国家的整体力量为实践路径的。而国家意志的执行,又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政治极化的结果。百余年来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在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也走向了观念的固化,各党派之间在重大问题上的解决方案与利益的高度一致化,以及在应对方法上的不尽如人意,导致底层人民对政治的失望,民粹主义、右翼势力崛起,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则是其重要标志。

此外,文化多元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挑战也是造成其反全球化的原因之一。文化多元主义本是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奉行的价值体系,但多元的前提来自西方社会世界领导地位的不可撼动,而世界格局的变化、国家民族情感的弱化,以及外来移民的增多、本国生育率的降低,导致了欧洲国家伊斯兰化、美国拉丁化的趋势。文化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念遭遇了现实的打击,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情绪抬头。造成这一结果的诱因,仍然是全球化的内在自反性。一方面,全球化浪潮带来观念、人口的流动,信息多元、观念多元形成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困难,而时空分离、脱域机制的发展更深刻地影响了地方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全球化普遍主义的推行,同样对新移民、少数弱势群体造成了新的精神压力和困境。在现实社会中难以找到归属感,那么就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自我。“既然无力对抗物质主义狂潮,只能在封闭的群体中实现一种精神的满足。”民族主义、宗教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实现了政治转化。两种力量在同一社会内部以及国家之间产生了新的分裂与冲突,进而导致全球化的倒退。

要跳出这一发展逻辑和冲突,需要对全球化进行重新理解和界定,对以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为起点的全球化进行批判性反思,解决全球化发展中内在的矛盾。去全球化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对技术的否定更是错误的路径,唯有通过关系理性的重新建构才能获得世界秩序的重建。

“中国出场下的‘再全球化’是对西式全球化本质上的根本否定,扬弃了资本逻辑的非理性内核,创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资本全球运作、全球流动,是一种新型的‘包容性全球化’,第一次为人类提供了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范式。”“再全球化”的过程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理论,以人民为中心的资本运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民族国家逻辑为实现力量,最终指向人类社会“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历史阶段。

“再全球化”的过程必须扬弃资本与民族国家的虚假共同体的逻辑支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过程的实现仍要通过观念的互通、文化的互信来实现,“包容性的全球化”不可或缺的就是文化的理性交往。

高度发展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使全球文化更加互联,新的技术环境为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一种可能。在“再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地区的本土性或者本国文化不再由于全球化被抹平、被忽视或趋同,而是得到更大的保护和重视,丰富文化多元化的表达,而不是同质化。去除了资本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普遍一致性的压迫,多元文化的呈现不是在自由主义的逻辑下的虚假繁荣,而是由人的整体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连接而展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就是对这一“再全球化”的实践例证,它既承认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也承认发展过程中的共同价值取向,同时也清醒地站在本国、本民族的发展基础、发展阶段上,依据中国自身的特点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是“再全球化”的最好例证,也是对基于平等互信的文化多元观念的有力证明。在此逻辑上,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案例的世界说明,不仅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是对“再全球化”理念下文化多元观念的实践,是获得民族认同、国际认同的路径尝试。

四、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与文化认同观

(一)作为现代性批判的文化

文化一词隐喻丰富,其中“文化是具有出产优异统治者之‘自然’能力的人为农业”的用法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基本是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现代内涵就是伴随着现代性发展而发展的,一如吉登斯将文化视为现代性的第四个维度。

现代性意义上的文化观始于德国学者赫尔德对“文化”与“文明”概念的区分。在德意志与法国文化冲突的历史背景下,赫尔德通过对文明观念的批判性反思,实现了对启蒙的超越。德国作为启蒙运动晚进的国家,在民族国家的凝聚与社会发展等多个层面都晚于英法等欧洲国家。赫尔德认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有机体的根本,而以语言和文学为代表的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直接体现,他试图从“文化”观念的建构中获得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发展。理性与进步是启蒙思想的主要内涵,启蒙思想认为人类的进步就是不断走向文明的过程,而当这一文明成为普适的圭臬,启蒙的进步性也走向了其反面。“18世纪浸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的信仰。理性在一切思维主体、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中都是同样的。”赫尔德的文化观正是对这一统一性绝对理性的深刻批判,试图从历史的、地方的、民族的维度获得区别于启蒙观念中不加区分的高高在上的对他者文化的单向度否定。从赫尔德开始,“文明”与“文化”的概念不再是指称范畴的不同,更是观念的对抗,“文化”也因此具有了本体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属性。借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当文化成为一种从政治上认真对付的力量的时候,它就在知识界占据了突出地位。”

如果说赫尔德对文化与文明的区分是源于现实民族国家的处境,那么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阿诺德对文化概念的界定则有了“历史的先声”的味道。阿诺德将文化视为人追求完美的内在状态,“完美最终应构成人性之美和价值的所有能力的和谐发展,这是文化以完全不带偏见的态度研究人性和人类经验后构想的完美;某一种能力过度发展,而其他能力则停滞不前的状况,不符合文化所构想的完美”。阿诺德对文化内涵的完美追求是对以文明自居的英国主流文化的挑战。当时英国社会沉浸在表面繁荣而引发的狂妄自大之中,对机械与物质文明的盲目崇拜及其以文明作为唯一标尺的自我中心主义观念已使英国社会危机四伏。阿诺德对文化的纠偏,正是启蒙从理性走向工具理性的偏向过程。而阿诺德给出的文化药方也正是他“先声”意义的证明,他不仅指出了症候,同时还以文化的方式扭转返回宗教禁欲的路径,他“在寻找一个可以规训和引导人性趋向完善的最高目标”。启蒙运动后的现代社会以大踏步的方式走向大众社会,文化的求善功能更加重要,从这个角度看,阿诺德既是现代的又是古典的。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理论阐述处于文化财富商品化、世俗化的历史阶段,一方面文化产品的大量传播使文化公共领域得以兴起,并向政治公共领域转化;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国家和社会一体化的社会背景下面临结构转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模糊,批判的公共性被削弱。此外,在大众媒介的加持下公共领域面临再封建化的结果。在公共领域理论的阐述中,虽然哈贝马斯未直接提及文明与文化的对立关系,但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中交往理性的提出无疑是对工具理性带来的问题的直接批判。他认为“文化(Kultur)是一种知识储备,交往行为者通过它与旧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并用这些知识储备来做出富有共识的解释”。而文化的再生产必须保证“传统的连续性和满足日常实践理解所需的知识的一致性”。唯有基于历史的、共识性的文化才能真正实现交往理性,才能保证公共性的达成。

对于文化与文明,中国学者同样进行了区分。梁漱溟指出:“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文明与文化有别。所谓文明是我们生活中的成绩品,……生活上抽样的样法是文化。”此种分类同样是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对于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现实问题探究所进行的概念分野,文化的不同“就是生活中解决问题方法之不同”。

从文明与文化概念分化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文化不是知识性的阐释,而是现代性的产物,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扩张应运而生的概念,是被“文明”视为“后进”民族的自我抗争。从“文化”概念的这个理路梳理下来,文化与全球化的发展,正如全球化与现代性、现代性与文化两两关系的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概念的强化就是全球化的后果,是全球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应对之策。早期它是被殖民者、弱势者对殖民者、强势者的话语对抗,后期它成为全球化语境下各民族国家谋求世界话语权的一种自我确证。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没有对文化的专门研究,但是在社会历史理论中,马克思、恩格斯讨论了文化与人的实践的紧密关联,认为人的生存方式是文化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呈现。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人为中心,寻求人的解放与自由。因此,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及其有目的性的、创造性的活动在现实世界中的实现。文化的生成过程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是在与自然、与人的相互作用与交往中形成的。它是精神的,但又必须以物质为基础,是对作用物对象化的结果。这里区分了人类学者格尔茨及社会学者韦伯将文化视为“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观与其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一脉相承,文化是人的精神活动、理性活动,但同样是实践性的,是人的“对象性活动”,文化不能脱离具体的对象而单独存在。因此,文化在人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凝结,是一个不断积淀、凝结又不断进行调整的动态过程。

其次,文化与政治、经济是相互作用的关系。经济基础起决定性作用,文化受其制约,但文化不是政治、经济的附属物,文化存在于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从深层次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里需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论述,一方面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又是基于马恩对资本主义盲目物化发展将人异化的批判。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而不是机械的作用与被作用关系,文化内在于政治、经济之中,对经济基础起着积极的主导作用。

最后,马克思关于世界文化的思考寓于“世界历史”的概念中。一方面,日益扩大的世界性交往打破了原有的国家、民族的封闭性,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不存在独立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文化,不存在独立的普遍主义的世界文化。另一方面,文化虽然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地域中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模式,具有现实的规定性与独特性,但进入世界历史的民族文化同样具有时代性与公共性,这些精神产品“在其创造时具有公共性,即通过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影响而形成,而且体现在其使用时也具有公共性和共享性”。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不能只看到民族文化、国别文化的差异性与独特性,也应强调其在发展中的世界性以及对整体人类文化的贡献价值,自觉寻找在地性的文化特质与世界语境相融通的接口。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我们认为文化是人以对象物为基础的实践活动,是人生存方式的总和,它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又受制于现实条件的规定性,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生产实践的开放性。

(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认同内涵

文化认同“表现为对其文化的归属意识,同时也可能成为区分不同文化的边界”。文化认同既有共识性,也有排他性,而共识性的达成往往就是在差异性的比较中实现的。因此,我们在形成文化认同的框架时,不可避免地存在内部认同与跨文化的外部认同两个视野,对内形成凝聚力,对外获得交流的可能。特别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探讨文化认同的难点之时,更需要在内外比较的双重考察中,获得自我文化的确认,以及世界范围的认同。

这里,我们借用霍尔差异政治学的理论,将文化认同置于差异化认知的比较下,既肯定文化认同的事实性结果,又将文化认同视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彼此协调的过程。民族文化的认同不是以排他的拒斥性的方式出现,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获得内部的认同。德里达通过差异语言学解构了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他根据索绪尔对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分类,发现能指和所指结合的随意性,符号能指的偶然性与其被赋予的意义相分离,那么意义便只能在符号的差异中产生。“霍尔认同的就是德里达的这种差异理论。在差异系统中,符号间各有区别,没有等级,没有二元对立,差异使每个要素相互关联”。“差异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意义的基础,任何意义都无法脱离差异而存在。”要解决这一差异的认识,就必须运用“接合”的理论。霍尔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论述的“关系观”就是接合,这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方法,“有差异的统一”不仅是理解接合的关键,更是理解马克思方法论的入口。“接合理论不仅可以揭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是接入政治实践的理论武器。”

对文化认同的理解,不能仅停留于建构主义的思维,不能用固态的、排他的思维来看待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应该用开放式的、关系式的、动态的观念去理解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以及不同民族国家间文化认同的可能。

这一对文化认同的认识论的形成,不仅是对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诉求的现实回应,更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立场的对文化认同的本体上的思考。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文化认同对于民族国家内部归属感与集体建构的现实作用,但在全球化复杂局面的呈现过程中,用差异理念、接合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视野取代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多元主义的认识方式,可视为“再全球化”的一种探索路径与观念起点。

五、再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认同路径

(一)再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认同模型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再全球化视域下的文化认同模型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互构的文化观。动态的文化认同是认同过程的动态、认同对象的动态,不追求对认同对象高度一致的共识,而是在不断交往中不断修正的认同。就认同对象而言,也不是僵死的、凝固的文化内涵,而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具有再生能力的、变动的文化。各认同主体应具有开放的胸怀,文化交往既是对本民族、本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更是借鉴各民族、各国文化不断丰富本民族、本国文化的有效渠道。对他者文化的认同不意味着对本土文化的贬低,而是一个文化互鉴、共同繁荣的过程。一族、一国的文化是人类文化版图的组成部分,是其在与世界交往对话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是人类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它既是某一民族国家独特的文化印记,更是其在与他者交往中形成的文化特色,因此文化是互构的。

基于此,我们认为文化认同模型应具有共识性基础、外部镜像、内部认同三个相互作用的有机关联部分。共识性基础即在再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认同应是对人类共同体命运的观照,符合人类共有的心理原型与情感共识,是最普遍的、最广泛的人类价值的共享。外部镜像即文化认同的过程是在与外部条件不断呼应与观照下形成的认同,既要考虑外在政治、经济、技术条件的变革,又要在国际关系变化中主动寻求认同的可能。认同的过程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但首先仍是内在的,因此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传统与情感凝聚仍是再全球化视域下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石。三者之间形成相互牵制、彼此连接、有机互动的状态。

(二)文化认同的要素

寻找民族文化与全球语境相融通的文化概念,既要符合民族文化的本质性、差异性的特征,又要看到这一文化对于世界公共性的贡献。有如下几个要素:

具备现实的物质基础,即这一文化仍然在民族文化中具有深刻影响力和现实感召力,在当今文化传播领域中具备广泛传播的载体,比如在电影、游戏等大众流行文化中具有传播力。

具备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民族文化经过长期发展凝结而成的文化概念,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一稳定性是其区别于世界文化的特色保障,可以为世界文化的公共性贡献特定时间、特定空间下人类的精神生产成果。

具备共识性基础,能唤起人类共有的原型心理。认同的基础是人类情感的认同,具有共情能力的文化概念是打破文化壁垒、认知隔阂的重要载体。不同民族的文化概念各不相同,但在原型的思维范式下,仍有文化与文化的内在连接之处。从原型的视角出发,寻找民族文化得以获得最大化人类情感共情力的文化概念,是全球化语境下获得文化认同的最有效表达。

具备实践的开放性。文化是变化的,是人类实践不断丰富的过程,在谋求认同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其特异性、稳定性、共情力,还要考察文化概念在快速变迁的时代下是否具有再生力,是否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呈现新的复杂性与解释力。换言之,特定民族文化概念的选择,既要有共时态的延展性、融通性,又要有历时态的开放性、发展性,能在助力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获得人类认识的再提升。

具备充分的意象特质。意象既是符号的又是形象的,通过意象可实现概念的自动联想。丰富意象的概念可以迅速整合理性认识与感性情绪。在深度媒介化时代,意义的表达方式更为多元,更加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视觉转向尤为凸显。在此背景下,文化概念丰富的意象性以及意象的再生能力尤为重要,文化的传播是认同的基石,而丰富的意象可助力文化概念的传播。

笔者承接差异理论的文化认同观,借用原型的理论视角,希冀探索一条在“再全球化”过程中既能获得广泛理解的,又不失民族国家文化特色的文化认同道路。因此,我们既要探讨具体文化在民族国家中的代表性,即文化积淀的稳定性与长久性,又要寻找该文化与人类共同体相连接的共情能力,以及与其他文化相碰撞过程中的再生能力和包容能力,总结而言,就是具体文化的特殊性、普遍性、成长性。

 

林靖,女,浙江人,文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共传播、视觉传播。

来源:《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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