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在逻辑究竟是数字帝国主义范式还是数字帝国范式?要拨开这一历史性迷雾，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视阈。列宁与奈格里、哈特分别采取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生命政治学批判方法审视资本主义全球化演进路径，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即帝国主义范式与帝国范式。这两种方法路径对于重审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在逻辑至关重要。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之内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生命政治学批判交叉融合，才能更加深入地透视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的诸多现象及其本质内涵。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就其经济实质来说依旧是垄断资本主义，为了解决资本的“实现”问题，必然采取帝国主义逻辑进行全球扩张。但在此过程中，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虽仍然是数字帝国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但是这一矛盾却不再单纯以政治经济学逻辑表现出来，而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基本内容、以生命政治学为主要形式的姿态呈现。在这一背景下，构建新型革命行动以探索出超越数字帝国主义逻辑统治的新方案便存在可能。

【关键词】数字帝国主义  数字帝国  数字资本主义  生命政治

何玲玲，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泽宇，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2期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不断迭代，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了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开启了新一轮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这场全球化运动过程中是以数字帝国主义构式进行的还是以数字帝国构式进行的，不仅关系着我们是否能透析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在逻辑，还意味着面对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我们是否能够捍卫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批判理论以及如何展开新的革命行动。数字资本主义是继产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以数字劳动为基本内容的数字化生产新形式的出现不仅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同时也导致了资本权力统治范式的转换。数字技术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成为了一种新型治理术，如同幽灵般渗透到社会的毛细血管中。人的身体、情感、精神被全面褫夺，并纳入到了剩余价值的增殖逻辑当中。当下人们在数字资本主义体系霸权逻辑统治之下，不单单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领域之内的劳动剥削，同时也是生命政治学意义中的社会生活领域内的生命剥削。这便是当下人们所处的数字资本权力统治之下数字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困境。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回到列宁与奈格里、哈特的理论构境，他们分别采取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生命政治学批判路径审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在逻辑。这两种看似异质性的方法路径是我们审视当下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序曲最好的透视棱镜。

一、帝国主义还是帝国：列宁与奈格里、哈特的方法论差异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转型，资本权力的统治范式发生了新变化，掀起了新一轮数字全球化运动，数字资本逐渐确立起新一轮数字全球化的统治权力。在此背景下，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一书又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列宁坚持从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特征着手，着重考察帝国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详细分析了帝国主义阶段“物质利益难题”以及其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矛盾，并深入经济利益关系考察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变化，将解剖帝国主义的工作放到了政治经济学之中，以此为基础做理论逻辑的运演展望人类未来发展方向。

而奈格里、哈特与列宁的观点则大相径庭。二人的《帝国》《诸众》《大同世界》等书结合了生命政治学理论传统展开对帝国的批判分析。他们在书中认为，当下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从列宁口中的帝国主义时代走向了帝国时代，走向了生命政治生产与再生产的时代，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终结的时代。奈格里、哈特先采用了政治经济学与生命政治学方法对帝国时代进行了双重逻辑分析，但是他们却没有很好坚持下来，而是将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批判理论进行了德勒兹式的改造，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生命政治治理术的操控逻辑，以此为逻辑基点寻求超越帝国的现实方案。

列宁与奈格里、哈特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内在逻辑之帝国主义模式与帝国模式在批判方法论和理论观点上有着重大分歧，总的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生产方式分析法理解之差异。列宁采用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来探讨帝国主义，集中讨论帝国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他在书中说到：“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在列宁看来，资本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被资本主义垄断所取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的最终结果。奈格里与哈特同样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切入，但他们只停留在宏观尺度上的判断，帝国形成的前提是“当代帝国主义全球地理的转型以及世界市场的实现所标志出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一条通道。”在对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质性指认二人并没有给予详细的阐述与说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奈格里与哈特认为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切入资本帝国时代生产方式的范式转换已经无法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复杂性，他们决心引入生命政治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全球化下的帝国时代。二人说到，在研究帝国时，“我们探索的目标将保持哲学和历史、文化和经济、政治和人类学的同等地位。”总的来讲，奈格里、哈特拒斥了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在剖析资本帝国的优先性。

其次，是对历史辩证法理解之差异。这体现在他们对于主权逻辑理解的分歧。列宁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实力有很大差异，也就谈不上建立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实现永久和平。因此，列宁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大加批判，他认为脱离民族国家谈论超帝国主义是非历史性的。“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生长出来的，两者相互制约，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这个统一基础上，形成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的彼此交替。”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的主权结构是内嵌在民族国家之中的，资本现代性的二元对立逻辑在帝国主义阶段没有消失。而奈格里、哈特则认为随着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出现了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帝国作为全新的政治主体，有效控制着全球经济文化交流，已然成为统治全球的最高权力。二人认为，尽管民族—国家主权依旧有效，但已经大为衰落。“生产和交换的主要因素——金钱、技术、人力、商品——越来越容易地越过国界，因此，民族—国家越来越少有力量去制约以上因素的流动，向经济施加它的权威。”帝国主权结构逐步取消了内部与外部之分，使得外部内部化，帝国时代走出了资本现代性下的二元对立范式。“在帝国世界中，公民秩序同自然秩序间的辩证主权已经走向终结。”“界定着现代冲突的二元对立已日渐模糊，为现代主权自我界定的他者也已破碎，不再确定，再没有一个外界来为主权领土划定边界了。”在奈格里、哈特看来，由于主权逻辑范式的转换，历史辩证法在资本现代性危机走向终结的同时也一同走向了终结，帝国便是资本现代性逻辑最后的归属。

再次，是阶级分析法理解之差异。列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最终理论落脚点是要寻找到反抗帝国主义的主体性力量。列宁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依旧存在矛盾并且会产生新的矛盾，资本主义凭靠自身无法完成对经济危机的吸纳。从资本关系的内在矛盾中，列宁推演出无产阶级不得不起身反抗帝国主义，砸碎将帝国主义利润率均衡化的资本主义企图，使之无法向考茨基所说的“超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这样，帝国主义阶段的矛盾不断激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现实基础。奈格里、哈特似乎与列宁的立场一致，采用了阶级分析法，但这种阶级分析法却呈现出另一番理论图景。二人认为，由于列宁式反抗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失败，全球化进入了一种新模式即帝国时代。在帝国中，传统产业工人不能与无产阶级划等号，必须重新定义无产阶级。“从概念上讲，无产阶级已成为一个十分宽广的范畴，它包含所有那些自己的劳动遭受直接的和间接剥削，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规范的人。”这便是二人口中帝国时代下新的无产阶级：诸众。在后工业时代，受资本主义剥削的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工人阶级主体，更多的是从事非物质劳动的主体即诸众。诸众成为帝国下新型的无产阶级主体，在帝国各处进行自治性的反抗斗争。在奈格里、哈特看来诸众不需要在政治上布尔什维克式的组织化即可从内部瓦解掉帝国。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坚定的认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唯有如此才能展开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

以上三点方法论的差异，致使列宁与奈格里、哈特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上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受列宁与奈格里、哈特的启发，当下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究竟是数字帝国主义时代还是数字帝国时代？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各大数字巨头的垄断操控已经形成。数字生产方式不断社会化与数据生产资料私有制内在矛盾冲突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数字资本架构数字技术以数字平台为依托，将全世界每一个节点都纳入到它的统治之下，这种统治不单单是对数字劳动者的数字劳动进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剥削，同时也是对数字用户主体生命的全景式掌控。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生长出来的跨国间的数字主权还内嵌在民族国家内部。另一方面，也能看到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就是完成资本对整个社会实质性吸纳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断将外部内部化，取消界限之分，试图确立一种新型的数字主权，这种数字主权与民族国家主权模式是相抗衡的。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伴随着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不断加深，受剥削主体也开始了积极的反抗过程。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积极的反抗主体，不再单纯是传统的产业工人，更多的是以非物质劳动者为代表的多元化的革命行动主体，这些现象并行不悖地存在于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之中。在此必须追问，那么它最终的运行逻辑究竟是走向数字帝国主义还是走向数字帝国？

二、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逻辑：数字帝国范式与数字帝国主义范式之得失

按照奈格里与哈特的分析框架，首先，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由于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转型，数字生命政治劳动取代传统物质劳动成为主导的生产逻辑，不断生成一种超越民族国家领土主权的“无器官身体”的社会总体化支配构型的数字生命政治主权形式。由此新的资本权力统治范式被形塑，它如毛细血管般在全球范围中展布，一种控制性社会已然形成，并且它是从社会内部规范社会生活，通过渗入人的生命感受和欲望生产中造成主体的自我异化。其次，随着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数字生命政治劳动取得主导的生产逻辑后，数字资本主义全球生产呈现出一种“根茎式”结构，与此对应也产生了多元化的数字市场需求与复杂的数字劳动分工，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以“解放”之名表现出来且程度不断加深。再次，取得全球统治的数字资本帝国将数字信息网络技术变为一种全球构式的生命政治治理术，直接面对诸众进行生命政治统治。最后，在上述情形下导致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形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此情况下，可能会产生新的革命契机。面对此种情景，需要一种另类现代性方案才能透视数字帝国新的存在方式以及确认新的革命主体，在此基础上生成全新的反抗数字帝国的斗争方式。

如前所述，数字帝国范式虽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内在逻辑的理解但依然存在着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着重其中一点进行讨论。从生产方式范式转化出发理解数字帝国主权逻辑无疑是正确的，但将其表述为数字生命政治主权这一点则要是用数字生命政治生产代替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物质生产，进而重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的。按照奈格里与哈特的分析框架，数字帝国时代，剩余价值生产已经由物质劳动转移到了由“一般智力”主导下的数字生命政治劳动之上。这是因为资本剥削领域扩展到人们全部的社会生活之中，被剥削主体也泛化为一切社会成员。“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资本不仅让地球处于其控制之下，同时也创造、投资并剥削所有的社会生命，根据经济价值的等级秩序对生命施加命令。”在此基础上，生活不再从属于生产，“相反，生活是充满和统治了所有生产的事物。事实上，劳动与生产的价值深深地决定在生活内部”。在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语境下，资本不仅吸纳了劳动，而且吸纳了整个人们的社会生活，或者说是社会生命本身。生命既是生命政治生产过程中的要素也是其产品。“从更高阶段的抽象形式来看，生命政治生产的最终核心不是为主体去生产客体——人们一般就是这样去理解商品生产的，而是主体性自身的生产。”数字帝国时代的生产逻辑被理解为数字生命政治生产，于此便构造出了“升级版”的剩余价值理论，由数字生命政治劳动生产出的数字生命形式构成了数字生命政治语境下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在这个意义上，数字生命政治劳动已经超越了马克思“物质劳动”的概念框架。事实果真如此吗？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背景下，数字劳动成为生命政治劳动的一种新样态，源源不断地生产多样化的数字生命形式以供资本进行支配与增殖。在此情形下，数字劳动似乎拥有了独立的外观形式，但这仅仅是社会分工体系下的一种“视角错位”。就整个社会生产以及剩余价值的创造而言，数字劳动与物质劳动只有形式上的差别。数字劳动作为生命政治劳动的一种新样态，其物质性恰恰就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之中。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让数字劳动在数字平台的运作中得以成为现实，而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又依靠“物质劳动”的历史性结果。只不过，如今数字化存在成为当代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表现形式，它遮蔽掉了那些基础性的“物”的环节，以至于人们在观念中忽视掉了这些。这样来说，所谓数字帝国依靠剥削数字生命政治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建构数字生命政治主权进行全球性的数字生命政治统治依旧没有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视阈。

那么基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数字帝国主义范式又表现如何呢？在奈格里、哈特眼中列宁的帝国主义范式已经完全过时。可实际上，列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所坚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依旧是我们如今把握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逻辑不可或缺的理论武器。

面对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不断进展的当下，我们认为，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当下仍旧是垄断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在资本逻辑主导的数字共同体之中，全球范围内依旧是中心与外围的格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互联网革命的先发优势确立起了数字经济的绝对领导权与规则的制定权，而外围国家只能在发达的数字经济体国家身后亦步亦趋。富可敌国的跨国数字公司在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当中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是不断强化了资本主义的垄断性。它们凭借在数字技术发展中拥有绝对的先发优势掌握着庞大的数据库并使其资本化，这些数字资本比以往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更为野蛮，呈现出一种“剥夺性积累”的新形式。列宁所描述的帝国主义的本质性特征在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没有消失而是表现的更为强烈，那么就不能独断式的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过时了。此外，奈格里与哈特言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过时，细究后就能发现，二人只是抓住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在20世纪不断式微，却忽略了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当中对帝国主义有着清晰的定义，即帝国主义实质就是垄断资本主义。“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前文已述，只要资本主义仍然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那么它最终必然要以帝国主义姿态表现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帝国主义论是一个封闭且自洽的体系，不需要新的内容填充。虽然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垄断性实质内容没有改变，但其外延形式却发生了很大改观。从劳动与资本这一主要矛盾的外化形式来看，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这一矛盾样态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有了新的状况与表现形式，这些是列宁不可能预料到的。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说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引入了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与实质从属的概念。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剩余价值生产也由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过渡。与此同时，也必然要求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转变为实质从属。但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在讨论劳动对资本的实质从属都是在传统生产领域内进行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外化为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对立。他们不曾预料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时，“社会内容都被用作生产的内容，不管是生产领域还是生活领域，其所有行为都在不断地被纳入各种类型的生产过程中。即使不是社会主体有意识的‘生产’行为，也会因其产生的数字化信息而成为另一个层面的经济关系内容。”这样自然而然的就带出一个问题，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不再单纯表现在传统生产领域之中资本对劳动的实质性吸纳，而是表现为资本对整个社会的实质性吸纳。在此基础上，反抗剥削主体是否依然能够交由传统工人阶级主体，传统工人阶级在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是否能够担负起无产阶级的革命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再单纯的是一个政治经济学中的问题，而是一个以政治经济学为基本内容、以生命政治学为表现形式的复杂的结构性难题。

三、数字帝国主义还是数字帝国：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景透视

如果进行理论溯源，会发现马克思很少论及帝国主义，但他对资本主义扩张的分析却是整个批判理论的中心论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推动了生产力与社会交往形式的变革，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历史发展进程以及所带来的化时代意义。他强调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之后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更是直接言明了资产阶级在开创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矛盾演化到资本主义阶段进而开启了一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

在马克思看来，一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核心逻辑就在于解决资本的“实现”问题。资本的“实现”是资本主义延缓其生产方式内在性矛盾爆发的必然出路。“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为了“实现”增殖必然要驱使自己进行脱域化。这里的逻辑在于资本必须逼迫劳动者超出必要劳动，做出剩余劳动。只有这样，资本才能增殖价值，创造剩余价值。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工人与作为消费者的工人之间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劳资之间的不对等使得作为消费者的工人没有能力消化掉过剩的剩余价值，并且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升高，可变资本的比例不断减少，工人就更加没有能力去消化掉过剩的剩余价值。这意味着即使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完成了对劳动的剥削，但它依旧不能够实现为价值，无法完成“商品的惊险跳跃”，不能够克服掉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资本为了冲破“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这一阻碍必然要扩张它的领地。“惟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让资本向自身以外看，发现交换商品和实现它们价值的非资本主义市场。”罗莎·卢森堡接续了这一讨论，“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资本积累，不管它的理论如何，在一切方面是依存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及社会结构形态的。” 资本增殖的内在需要以及资本家的逐利性驱使着资本主义必然采取帝国主义的方式对外扩张，这一过程就是将非资本主义空间资本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但是地球的空间是有限的，资本的帝国主义式扩张终究会面临它的极限。当资本的内外部之间限制摧毁的时候也就是超越资本帝国主义之时。关于这一点，列宁与奈格里、哈特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分歧，关键的分歧点在于超越资本帝国主义的方式。列宁寄希望于无产阶级革命，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取代帝国主义。奈格里与哈特认为，由于列宁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致使资本帝国主义转向了资本帝国，取得全球化层次的资本帝国的发展直接面对大众。在内外界限被打破之后，资本与劳动以直接对抗的方式相对立，由此会产生新的革命斗争方式推翻帝国走向大同世界。

顺着马克思的逻辑同样也可以用来审视现如今的数字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它只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中的最新环节。从其内在矛盾来看，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自身范围之内的局部调整与扬弃，其基本矛盾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数字资本主义就是以数字化的手段解决资本的“实现”问题，进而延缓其生产方式内在性矛盾的爆发。数字信息技术迭代发展使得资本寻觅到了新的外部。由数字信息技术生成的数字空间相较于传统物理空间是一个元宇宙的概念，它对于资本增殖来说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外部，可以持续不断的被资本化，真正使得资本获得了“不死性”。就此来说，数字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布展仍旧采取的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扩张方式，但手段相较于列宁时代传统的殖民主义方式更为高明，采取了一种技术殖民主义的手段。被资本建构的数字空间所形成的数字主权虽有与国家主权相抗衡的趋势，但它始终不能够脱离民族国家主权形式而独自存在。我们不能想象一家没有国家主权做背书而能够在世界攻城略地的数字公司。换句话说，国家主权生产出了数字主权，而数字主权反过来又进一步确证了国家主权。奈格里与哈特所认为的后工业时代民族国家的衰微实际上要分情况讨论。他们认为：“当代通讯并不从属于主权；相反，主权似乎从属于通讯——或者确切地说，主权通过通讯系统表现出来。在通讯的领域，这种导致了地区和国家主权消亡的悖论比以往更为清晰。”这一段话，恰恰证明由于数字主权的诞生进一步强化了帝国主义国家主权，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可以用数字殖民的方式侵犯他国主权。实际上，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民族国家主权的衰微主要是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而帝国主义国家由于掌握了先进的数字信息技术可以用数字帝国主义的形式拓展自身的主权边界。至此，基于奈格里与哈特的分析框架所建构的数字帝国范式就被解构掉了。

但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如果说，奈格里与哈特的帝国理论仅止步于此的话，它怎么可能在全世界产生那么广泛的影响？奈格里与哈特的深刻性在于启发我们，虽然说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旧没有发生变化，其主要矛盾依旧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但主要矛盾的外化形式却是以政治经济学与生命政治学双重逻辑表现出来。二人谈到，“自从马克思开始，政治经济学就关注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积累之间的矛盾；但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下，这种矛盾加剧了，而且似乎达到了更高的阶段”。

这一“更高的阶段”的矛盾就表现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到实质从属的转变。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这种从属关系已经不单单限于劳动与资本之间，而是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与资本之间。资本愈发对整个社会内容形成实质性吸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数字化存在成为每个生命个体以及各社会元素无法选择的一种存在方式，这意味着人们整个社会生活被架构在了由数字技术所建构但却被资本所操控的各类数字平台界面之上。各类数字平台组合成一部全球范围内的生命政治机器，对整个社会内容进行全景式的数字化掌控，人的生命形式以及其他诸社会要素被完全纳入到了资本增殖的逻辑之中，这便是新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数字化抽象”。“数字化抽象”成为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奈格里、哈特口中新的“社会共同性”。这种社会共同性加速了生产社会化向社会生活生产化的过渡，暂时性地解决了资本的实现问题。很显然，这种社会共同性是属人的，它不服从于稀缺性逻辑。相反，它是动态的，是社会成员在数字化生命政治劳动中生产出来的。但是，由于数字信息技术被资本逻辑所架构导致由数字化生命政治劳动生产出的社会共同性与社会成员相异化，它仅仅是为了解决资本的实现问题，最终目的是将其私有化。奈格里与哈特说到，“资本主义生产是这样一种巨大装置：它发展了社会协作的共同网络，同时又将其作为私人积累进行占有”。剥夺这种社会共同性成为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主要出口。鉴于此，必须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与之斗争。但奈格里与哈特认为，传统政治经济学逻辑推导出的阶级理论范式无法有效解决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中革命行动的主体性问题，必须在生命政治逻辑基础上改造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他们认为：“生命政治语境下的阶级斗争采取出走的形式。我们所谓的出走，至少一开始是指通过实现劳动力潜在自主性的方式从资本的关系中消减的过程。”但是这种出走不会在资本腐蚀社会共同性的情况下自发实现，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主体即诸众在政治上组织化之后去抓住时机，构建新的生产模式来摆脱资本形塑进而对社会共同性再占有。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实现诸众在政治上的组织化。奈格里与哈特认为，布尔什维克式的政治组织化原则并不适用于生命政治语境下的今天。“在当代生命政治的语境中，传统的基于统一性、领导集中制以及等级制的组织形式既不可取也不再有效。”他们认为，扁平化组织同样有政治行动的能力。由于生命政治劳动的自主性日益增强，诸众可以凭靠在社会共同性生产中与资本爆发的冲突或者协作性交往，发展出组织自身的力量，形成实质性的自我组织与协作的能力，进而建构一个基于真正民主的自治组织。在此逻辑下，就不再需要一个列宁式的政治专政过渡时期去推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跃进。

确实，如他们所谈到的一样，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当下，自治性群体正在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数字空间运动，通过占有社会共同性来抵御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结构性暴力。但必须要指出的是，数字革命行动的触发不仅仅在于能够确证数字劳动的主体性，更是要在数字劳动主体性基础之上建构数字政治主体性。唯有如此，才能生成实实在在的数字革命行动。按照奈格里与哈特的分析框架，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生命政治生产的经济模式中既生产出了数字劳动主体性，同时也生产出了数字政治主体性，这是内涵于数字生命政治语境下数字生命形式生产逻辑之中的。基于此，便能走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主体性与资本统治之间隐性共谋关系的逻辑怪圈。但实际情景如何呢？由于数字劳动主体性向数字政治主体性转变过程中放弃了列宁布尔什维克式的政治组织化原则，在自治性扁平化的所谓真正民主的政治组织框架下所发动的数字革命行动中总体呈现出主体碎片化的现实困境。阶级理论的模糊化，致使目前全球范围内反抗数字资本主义体系呈现出多元化的革命行动，这些革命行动无一不被数字资本主义体系吸纳其中，成为整个体系中无意识的共谋者。就如齐泽克批评奈格里与哈特所说的，他们 “低估了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成功（至少短期内） 私有化‘共同知识’的程度”，列宁口中垂死的资本主义在百年后的今天并未出现，反而愈加强大。走出这一困境，关键之一在于列宁阶级理论的政治组织化原则如何内嵌于当代反抗数字资本主义体系的革命行动之中，在此基础上构建真正的行动方案，超越数字帝国主义的霸权逻辑统治，打开一条通向数字共产主义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