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哲学家如何帮助我度过中年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5 次 更新时间:2015-09-23 16: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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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万伟  

  

   阿里森·贡尼克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探讨大卫·休谟、佛祖和西方启蒙传统的东方根源。

   2006年,我50岁,整个人生陷入一塌糊涂的境地。

   在此之前,我一直很清楚我是谁:一个特别幸运和幸福的女人,生活中充满了非理性的活力和平淡无奇的快乐。

   我也知道我的专业身份。16岁时,我发现了认知科学和分析哲学,一下子明白了我渴望拥有思想深刻、推理严谨、充满智慧的生活。25岁,我获得博士学位,进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上心理学和哲学教授。

   我也知道我的个人身份。一方面,我喜欢男人。我不漂亮,但是与异性的追逐和调情一直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背景使人生其他部分变得靓丽和刺激。我的好朋友和同事都是男人。

   而且,我有孩子。23岁时生下儿子,后来几年又生了两个。在我看来,抚养孩子一直是这样一种人生体验,在思想上最有趣味,在道德上最深刻,当然也是最幸福的体验。我的婚姻持续了很长时间,丈夫是个好人,和我一样爱孩子。我们最小的孩子就是在他上大学的路上怀上的。

   我能将这些不同的角色结合起来,这是另外一种幸福。我的生活、工作一直是展示孩子在科学和哲学上的重要性,在孩子长大后,我仍然在办公室里保留着孩子的游戏围栏。孩子一直是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核心---也是我身份认同的基础。

   接着,我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孩子长大了,婚姻解体了,我决定离家出走。我从养育孩子的教授级大房子搬出,在一破旧的房子里租住了一间屋。我第一次独自一人生活,心中充满了内疚和焦虑,也充满了希望和兴奋。

   而且,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我竟然爱上了一位妇女。我们谈到一起开始新生活的憧憬。接着,情人终结了这种关系。

   快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痛苦。我之所以选择新的房间就是因为其曾经辉煌如今残骸留存的沧桑:黑橡木横梁和镶板,乌黑的砖壁炉取代了中央供暖系统。但是,我没有意识到在加州北部下雨的冬天,房间是多么又黑又冷。我强迫自己像从前哄孩子吃饭那样吃东西(只再多吃三口),但在两个月里我的体重仍然减了20磅。我每天都测量,自从上次大哭一场之后几个小时过去了。(今天,自上午11点以来已经没有再痛哭失声了。)

   我无法工作。家庭的解体让我一想到孩子就难以忍受。我已经获得几百万美元的课题资助,用以调查孩子学习的计算模式,并签订了一份出版合同,要写一本童年哲学的书,但每次经过学校运动场就触景伤情会泪如雨下,更不要提到为3岁多的孩子设计实验或撰写文章谈论父母对孩子的爱的重要道德意义了。

   曾经定义我身份的一切都已经离我远去。我不再是个科学家、哲学家、妻子、母亲或者情人。

   医生给我开百忧解药物,建议我学瑜伽和打坐。我讨厌百忧解,我害怕做瑜伽,但打坐似乎有效果,至少非常有趣。事实上,对打坐的探索似乎的确有帮助,事实上确实如此。可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产生效果呢?

   我一直对佛教非常好奇,虽然作为坚定的无神论者,我对任何宗教都持怀疑态度。但是到了50岁,我成为双性恋者和佛教徒似乎是预料之中的事---一种伯克利犹太女孩的成人礼或北加州上年纪的犹太教授的标准经历。不管怎么说,我开始阅读佛教哲学了。

   1734年,在苏格兰,一个23岁的男青年陷入困惑中。

   青少年时期,他曾想到自己已经瞥见了新的思考和生活方式,此后,他一直在试图搞清楚,并写出伟大著作将此思想传达给其他人。但这个努力让他发狂,他的心跳加快,肚子剧烈搅动,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最重要的是,他无法静下心来写这本书。医生诊断出来忧郁、神经衰弱和“有学问的人的疾病”。若用今天的未必有更多深刻见解的不同术语,可以说他陷入了焦虑和沮丧中。医生告诉他不要读书太多,给他开了抗癔病药,建议他骑马、喝红葡萄酒,这些相当于当时的百忧解、瑜伽和打坐。

   这个年轻人就是大卫·休谟。在后来的3年中,他不仅成功地恢复了健康,而且写出了他的书《人性论》。更令人惊奇的是,该书成为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在《人性论》中,休谟抛弃了对人性的传统描述,那是宗教性的和哲学性的描述。相反,他采用牛顿的模式,宣称建立在观察和实验基础上有关心智的新科学。这种新科学导致他得出激进的结论。他认为,没有灵魂,没有连贯的自我,没有“我”。他在《人性论》中写道:“当我进入被称为自我的最隐蔽深处时,我总是遭遇某些特殊知觉,热或冷、爱与恨、光亮与阴影、痛苦与快乐。在任何时候,我看待自我时不可能不带着知觉,在观察任何事物时不可能不带着知觉。”

   休谟是怎么拥有这种与当时西方哲学和宗教如此格格不入的观点呢?

   休谟一直是我的英雄之一。在读本科时,我就知道和喜欢上他的著作。在我自己的科研论文中,我像休谟一样认为连贯的自我是一种幻觉。我的研究向我证明,自我是建构出来的,并不是我们发现的现成东西。我还发现,小时候,我们并不会把现在的“我”与过去或将来的我联系起来。我们是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身份的。

   在休谟之前,哲学家已经探索过支持普通体验、全能的上帝、或心智之外的超验性现实的形而上学基础。但是,休谟破坏了所有这一切。他说,当我们真的认真看我们认为所知道的一切时,基础就崩塌了。至少,笛卡尔曾经说过,你总是知道自己的存在(我思故我在),但休谟连这个前提也反对。

   休谟表达了对存在的彻底的、令人晕眩的怀疑。在《人性论》中,他第一次自己遭遇这些怀疑时吓坏了---“惊恐和目瞪口呆”。它们让他感觉到就像“某种粗野怪异的恶魔”。难怪,他要去看医生了。

   但这是休谟真正伟大的观点:从终极来看,形而上学基础并不重要。体验本身就足够了。当我们放弃上帝或者“现实”或者“我”的时候损失了什么呢?月亮仍然那么明亮,你仍然能预测玻璃掉落地上会破碎,你仍会赶紧抓住它;你仍然能感受到对他人痛苦的同情。科学、工作和道德仍然不受影响。休谟写道:在经历了对一切都感到怀疑的危机,返回五子棋游戏后,发现游戏还是老样子。

   事实上,如果你放任自己这么思考后,你的生活反会好起来。放弃死后灵魂不灭的前景,你会最终真正珍惜现有的生活。放弃形而上学,你能够将精力集中在物质世界上。其实,放弃你宝贵、独特和不可替代的自我,你可能更加同情他人的处境。

   休谟是如何拥有这些观点的?这些与当时西方哲学和宗教格格不入的观点?是谁把这个神经质的长老会青少年变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伟大创始人?

   我在破旧的房间里阅读佛教哲学,开始注意到别人之前已经看到的东西。佛教哲学中的某些观点听起来非常类似我在休谟《人性论》中读过的东西。但这实在匪夷所思,在1730年代,欧洲很少有人了解佛教哲学。

   虽然如此,在阅读过程中,我继续发现平行的内容。佛祖怀疑全能的、仁慈的上帝到底是否存在。在他有关“虚空”的教义中,他认为,我们没有真凭实据证明外在世界的存在。我们对自我的认识也是幻觉。佛教圣人那迦犀那(Nagasena第12位罗汉,又叫那先比丘---译注)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他说,自我就像战车,战车没有超验性本质;它不过是车轮、框架和把手的集合体。同样,自我也没有超验性本质;它不过是知觉和情感的集合体。

   “在任何时候,我都不可能在无知觉时认识到自我。”

   这听起来当然是佛教哲学,当然,我们觉得休谟不可能了解佛教哲学。

   难道真有这种可能?

   我开始了新的探索。不是去找医生治疗,我开始在旧书店的神学部分闲逛,夜晚独自认真阅读。我坐在大壁炉前,里面有一块儿木头在闷燃,身上披着羽绒被。我学了佛教的很多东西。

   我发现,在1730年代,欧洲至少有一人不仅了解佛教,而且研究佛教哲学多年。他的名字是在西藏的耶稣会传教士依波利多·德斯德里(Ippolito Desideri)。1728年,就在休谟开始写《人性论》之前,德斯德里完成了他的书,这是20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佛教哲学做的最完整和准确的描述,可惜它没有出版。天主教神父在没有得到梵蒂冈的批准之前不准出版任何东西。那里的官员宣称德斯德里的书不准印刷。书稿消失在教会的档案库中。

   我仍然无法思考孩子问题或写这方面的论文,但我可能写一篇有关休谟和佛教的文章,德斯德里可能成为最关键的一环,即缺失的一环。

   我查阅了厄斯特·莫斯纳(Ernest Mossner)的休谟经典传记。当休谟写《人性论》的时候,他生活在离巴黎160英里远的法国小镇拉夫雷士(La Flèche)。莫斯纳说休谟到拉夫雷士“休学”,可能因为那里比较便宜。他也提到拉夫雷士是耶稣会皇家学院的所在地。

   休谟在写《人性论》的时候住在法国耶稣会学院附近。对我的文章来说,这个巧合实在太有意思了。但是,当然这并没有真正将他和居住在罗马和西藏的德斯德里联系起来。

   在伯克利查阅图书馆数据库时,我发现有关大卫·休谟的数百本书和数千篇的文章,但有关德斯德里的只有两篇:一篇论文和一篇他的手稿英文译本,显然经过大幅度删改。论文发表在1986年孟买出版的一本不知名的杂志《印度》(Indica)上。我购买了影印本,要求通过当地存放处将其运送过来。伯克利的数百万册未被阅读的书籍文章等藏品都在那里。自从失恋之后,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害怕第二天的到来。但是现在,我实际上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明天早点来,那篇文章就可以寄来了。

   它扼要重述了我之前读过的东西。但是作者,一个名叫卢西亚诺·皮特克(Luciano Petech)的意大利人提到,他在1952年编辑过一本传教士文集《派往西藏和尼泊尔的传教士》,里面包括了德斯德里的一些手稿。他还不经意地向我证实了有趣的新细节,皮特克写道:“1727年1月,他离开印度,再次乘坐法国轮船,并到了巴黎。”

   德斯德里通过法国返回罗马---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巧合。

   而德斯德里的手稿摘译本只能在图书馆珍稀藏品部阅读,所以我第二天就到了那里。那是一本非常漂亮的书,上面有红色大写字母和浪漫镶齿的佛祖照片和寂静的喜马拉雅山峡谷。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

   我一直痴迷地反复思考我是谁,思考在没有工作、没有爱情、没有孩子需要照顾时,我应该做什么,但没有任何效果。这就像进行论证时,前提推不出结论,或者在分析时发现数据没有任何意义。我认定,如果不能弄明白我自己的身份,至少可以尝试弄清楚德斯德里是谁,所以我全身心地研究他的书和他的生活。

   那是了不起的故事。在20多岁时,德斯德里设想了他自己的伟大工程---从印度教转为天主教---在1716年,他成为前往拉萨的第一批欧洲人之一,成为第一个呆在那里的人。他充满热情,情感丰富,很容易发火。他很好奇,很勇敢,而且固执得不可思议。在前往西藏途中写的早期信函中,他说他觉得痛苦不堪,要崩溃了。他写道:“让我的整个心灵远离甜蜜和含情脉脉的暴力,转向伟大灵魂的地狱,这或许让上帝感到开心,与此同时最紧的纽带绑住我的脚,我被拉到其他地方。”他在做的每件事上都持续保持这种紧张的说教。

德斯德里在1712年从罗马前往印度。在1714年,他开始从德里步行越过喜马拉雅山前往拉萨,这次跋涉持续了18个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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