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本栋:论辛弃疾南归前期词的创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7 次 更新时间:2015-07-24 23: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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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本栋 (进入专栏)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辛弃疾在词的创作上,似乎从一开始就站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因为现存的六百二十多首辛词,无例外地都是他南归以后的作品。其实,辛词的创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在其南归前既已植下了深厚的艺术创作根柢【1】,而在其南归后也曾经历过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细心寻绎这一过程,我们会发现,辛弃疾南归后的词作,以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为界限,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虽然前期词作的数量只是后期的六分之一强,然而其时间跨度却与后期大约相当。它既是辛词创作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与后期词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在内容和手法、技巧与风格等方面,显示出与后期辛词的差异。关于辛弃疾南归后期的词作,我们将另文讨论,这里拟就其前期词作略作探讨。

   一

   辛弃疾自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南归宋廷后,官职不断有所升迁。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辛弃疾出任江西提点行狱,此后则大致辗转于江西、两湖安抚使、转运使之任,直至淳熙八年(1181)十一月被弹劾落职。在这一长达近二十年的时期中,他恪尽职守,不断展现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并逐渐为宋孝宗和宰执大臣所了解和认可,但他刚强果毅的思想品格和处事作风与南宋颓靡不振的政风、士风不断产生矛盾冲突,他不能忘怀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愿望,利用多种机会,提出恢复方略,但其自北归南的身份终与多士有隔阂,其恢复之志也难以为多数人所理解,乃至屡遭谗言蜚语、猜疑诋毁和摈斥排挤。这就使得辛弃疾南归前期的词作,具有十分复杂的思想情感内涵。

   辛弃疾在率部南归后的十数年中,虽则宋孝宗还并未因隆兴北伐的失利而完全放弃收复之志,但新环境却使辛弃疾自此几乎已不再可能驰骋疆场,直接参与他早年就曾苦苦为之谋划、奋斗的恢复事业,隆兴和议以后大致又趋于沉寂的南宋政局,尤不能不给辛弃疾的心头蒙上一层浓重的阴云。他深恐朝廷以一小胜负而屈己求和,就此放弃恢复大业,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深深忧虑。而这种忧虑,也时时表现于辛弃疾此一时期词的创作中。

   在现存的六百多首辛词中,据邓广铭先生考证,以词人南渡之初写于江阴签判任上的〔汉宫春〕《立春日》一首作年最早。词曰: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

   却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西园”本是三国曹魏时期邺下的名园,此处当指词人在故乡济南的寓所。由春来想到故园的燕子要还巢了,而自己仍“客”居江南,反不如塞雁;南归后要成就一番事业,自当有许多事要做,但如何才能有所作为却存在许多未知数。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立春给词人所带来的,便似乎并非都是蓬勃的生机,满怀的希望,而就中更交织着光阴荏苒、青春将逝的忧愁,流露出对故园难归和恢复难期的隐忧。

   乾道八年(1172),距上词写作约十一年,时任滁州知州的词人在〔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中写道:

   老来情味减,对别酒,怯流年,况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圆。无情水都不管,共西风只管送归船。秋晚莼鲈江上,夜深儿女灯前。

   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贤。想夜半承明,留教视草,却遣筹边。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酒只依然。目断秋宵落雁,醉来时响空弦。

   送别之外,竟开始叹老嗟卑,而其时词人不过是刚过了而立之年。可见其十数年来,愁肠依旧,并无改观。

   词人在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中不断地抒发愁情,又常把这一具有特定内涵的“愁”,戏称为“闲愁”。

   我们看他的〔满江红〕《暮春》:

   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籍。红粉暗随流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算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

   庭院静,空相忆,无说处,闲愁极。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尺素如今何处也?彩云依旧无踪迹。谩教人羞去上层楼,平芜碧。

   此词写伤春、念远,似乎轻婉平淡,不着痕迹。然据邓广铭先生考订,这是辛弃疾南归后可考作年的第二首词,写于隆兴二年(1164),也就是南宋隆兴北伐失败后次年春所作,其词意也就耐人寻味了。再联系到多年后辛弃疾所云:“中国之兵不战自溃者,盖自李显忠符离之役始。百年以来,父以诏子,子以授孙,虽尽僇之不为衰止。”【2】可以推知,这次失败对怀抱恢复之志南归的辛弃疾的打击,在当时是相当之大的。因而词人在作品中所抒发的伤春、念远之情的深层涵义,实是对隆兴北伐失利的惋惜和对恢复前景的深深的忧虑,这与他当日虽所处地位低下却仍要萦心恢复的心态是完全吻合的。

   其实,辛弃疾不但于南归之初地位低下时要萦心恢复,而且在乾道四年(1168)官建康府通判以后,即在其仕进已相当顺利的情况下,仍旧不断地在词中抒发着这种“闲愁”,只不过这种“闲愁”较之此前,内涵更为复杂罢了。

   二

   这仍应从辛弃疾的南归说起。

   宋室南渡以后自北归南的文官、武将与百姓等甚多,以至于成为宋、金长期对峙局面下南北政权处理相互关系的一个很敏感的问题【3】,而宋高宗绍兴末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之际,与辛弃疾先后南归的官吏、士大夫也不在少数。像范邦彦、王友直、王任、王世隆、贾瑞等,皆是其例。当时,对这些舍北方政权而归宋的人士,有一些专门的称呼。南宋赵升《朝野类要》卷三曰:“归正,谓原系本朝州军人,因陷蕃后来归本朝;……归朝,谓元系燕山府等路州军人归本朝者;忠义人,谓元系诸军人,见在本朝界内或在蕃地,心怀忠义,一时立功者。”【4】归正人、归朝人、忠义人,又统称归正人。这种标志人物身份的称谓不但带有一定的轻视意味,而且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对他们的使用也往往是与其他人区别对待的。如归正的官员一般只允许添差某官,而不厘务差遣,即只给一个闲散的官职而无实权。如举城南归的范邦彦,本当超授,也只是被任为添差湖州长兴丞的闲职。王友直率军南归,亦仅授复州(今湖北天门)防御使。同样,辛弃疾南归之初被授以江阴签判,也很正常,只是后来他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识见和实际才能,逐渐为宋孝宗和执政大臣虞允文等所赏识,遂成为一方帅臣。以至牟?很感慨地将他与范邦彦相比,谓范“与辛公弃疾先后来归,忠义相知,辛公遂婿于公。公当审时,陈公俊卿、王公炎皆知公,而公老矣,不果用,赍志以殁。辛公声名日起,入则导密旨,出则跻执撰、领帅垣。呜呼,公之不遇,命也”【5】。

   归正人是宋、金长期对峙局面下的产物。靖康之难以后,宋朝的许多命官、士大夫及百姓,迫于情势,不得不降金者甚众,然其后又有不少人想方设法渡淮过江,归附南宋政权。宋高宗绍兴中、绍兴末和宋宁宗开禧初宋、金战争期间,更有大批士人自北南来。他们南归的动机,多半是出于对宋廷的拥戴和对国家的眷恋,出于受儒家夷夏之辨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和熏陶,出于对金统治者民族歧视和残酷压榨政策的不满和逃避。这些人南归后,在抗金恢复、从事生产和保存、传播中原文献等方面,均作出了各自不同的努力和贡献【6】。然而,归正人在南渡后,其为宋廷之所拒、纳和南归后的境遇以及所发挥作用的大小,又往往随着宋、金战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当宋、金矛盾激化,对抗加剧,宋廷需要这批人抵御金兵,或形势对宋有利,恢复呼声高涨之时,宋廷对归正人就多能以优容为主【7】。如果宋廷内部和议占据上风时,则又有遣返归正人的作法。而在政治上对归正人的种种防范、约束和限制措施,更是一直都有的,甚至出于划疆自保和狭隘心理的猜忌与迫害,也时有发生。如宋高宗建炎二年七月,曾“诏郡发归朝官赴行在。时所在多囚禁归朝官,有疑则加残害,一郡戮至千百人。上悯之,故有是命”【8】。范成大也曾向朝廷呼吁:“乞除‘归明、归正人’,以示一家。”【9】然“有疑则加残害”,足可见其对归正人猜忌之甚。当然,归正人本身的成分也相当复杂,且不同时期亦有变化,此处非能详论,然有一点恐怕没有疑问,那就是归正人不但在政治生活中受到许多有形的约束和限制,而且他们在心理上也承受着来自朝野的许多无形的歧视。

   对于辛弃疾来说,他可以凭着自己的才力在仕途上不断有所升迁,但是,他却难以改变自己归正人的特殊身份;他可以恪守职责,尽其心力,所至多有政绩,却未必能让宋廷将其完全视为“一家”人;他可以怀抱恢复大志,并终生为之奋斗,绝无怨悔,然而却又难以超越他所生活的那个悲剧的时代,难以以一人之力改变当日朝野上下因循保守的政风、士风,难以完全摆脱来自不同方面或隐或显的不理解、轻视、谗毁与排斥。总之,以其归正人的身份,不被视为一家,不合于当日政风、士风,甚而横遭诋毁与沮抑,却仍旧不肯放弃收复中原的政治理想和愿望,仍要忧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这就使得辛弃疾乾道四年以后的词作中不但依然“闲愁”不断,而且较之此前,更多了一层身世之感,多了一种忧谗畏讥的复杂内涵。

   乾道四、五年间,辛弃疾官建康通判时曾作有〔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一词,词中写道: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

   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史致道即史正志,此人政治上虽颇有投机之嫌,然此时却是建康知府并兼江东安抚使、沿江水军制置使、行宫留守等数职在身的方面大臣,而建康是进图中原退保江浙的军事要地,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上,无论是朝廷任命的动机还是一般官员、士人对他的期望,无疑都是希望他能够有所作为的【10】。所以,辛弃疾在写赠史正志的词中,不但一再地劝勉和称扬其“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千秋岁〕《金陵寿史帅致道,时有版筑役》),而且也会时而吐露自己的心迹。在这首登临怀古的词作中便是如此。赏心亭本为建康一游览胜地,然辛弃疾登楼所见、所感却是满目衰景和兴亡之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下片对东晋谢安的追怀,并非江左风流宰相的潇洒,而是其晚年的忠信见疑。何以会如此呢?据邓广铭先生考证,淳熙元年,时任滁州知州的辛弃疾,曾让他的朋友周孚代他给新任建康留守叶衡写过一信,信中写道:“自惟菅蒯,尝侍门墙,拯困扶危,韬瑕匿垢,不敢忘提耳之诲,何以报沦肌之恩。兹以卑身,复托大府,虽循墙以省,昔虞三虎之疑;然引袖自怜,今有二天之覆。伫待荧煌之坐,少陈危苦之辞。”【11】这段忆及乾道中任职建康通判经历的话,无疑透露出辛弃疾当日处境并不很愉快的一面。故而词中之写谢安,实是借古人之酒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谢安风流”,尚遭谗言,这对自北归南的词人来说,自然可引以自解;不过谢安毕竟曾遣兵抵御前秦苻坚,为东晋的偏安,立过大功,而词人收复中原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既无人理解、无从实现,一些无端的谗毁排斥又不能幸免,则何能不为之深慨。

   辛弃疾还有一首很著名的词〔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论者多引辛弃疾同年所作《论盗贼札子》中的一段话释之,曰:“臣孤危一身久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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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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