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三块地”的问题是一种扭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9 次 更新时间:2015-07-01 09: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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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进入专栏)  

  城乡发展要有规划,但是规划也有对和不对的问题,最后用什么东西来鉴别?还是市场信号。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后,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面临一些新问题。对此,要善做减法,经济发展要“去产能”,城镇发展要“去空置”。现在,我们城镇化过程当中也有一些东西多了,得减。
  城乡一体化发展中,有“三块地”。第一块地是工业用地。过去我们把它的价格搞得很低,有时候是零地价,有时候甚至还要补贴,为什么?吸引投资,投资之后GDP搞上去了,财政收入也跟着上去了。
  第二块地是商业和住宅用地。这块也要发展,但是比例是严格控制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国内一线大城市北京、上海等,大概商住用地占整个用地的比重是23%-24%,而国际上的大都市,基本上是40%以上,甚至50%-60%。供地严格限制,很多人想进城,城里人也要改善住房,地价一定会升得很高,地方政府通过卖地就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这么多年地方政府就是靠这个办法来获取一些城市发展的资金。讲到农民进城以后成本谁支付,其实我们近些年城镇化的成本源于卖地收入,买房子的那些人交了一笔税,也就是支付了城市发展的成本。这样搞的结果是房价相当高。房价为什么高?不是因为砖头、水泥值钱,而是因为地值钱,地价高了。
  随着工业比重达到峰值,很多地方工业用地特别是开发区也多了,其数量之多和闲置状况令人震惊。在一些二三线城市,住房存量也出现严重过剩。但是即使多了,房价也难以下降,因为地价在那里撑着。结果是,农民兄弟们想进城,但因为房价高进不去,许多城里人买房也有困难。
  我们强调人的城镇化,这个“人”对城镇化有什么好处?最近有一个情况希望大家关注,就是“东北现象”。东北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慢,一个重要原因是东北人口在流出,买房子的人不多,经济下来了。过去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民工进城或者外地人进城,往往持一种“堵”的态度,你最好别来,你如果来我要设立很多门槛。“东北现象”给我们提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几年以后,我估计中国各个地方是争着要拉人的,把人拉来住在我这个地方,这样就有人买房子。以后土地财政不行了,主要靠房产税,人多了住房就多了,房产税的税源也多了。消费税也是重要税源。农民工进城以后,就是在创造需求,各种各样的需求有了,本身就可以带动一些产业。当然也需要其它产业的支撑。
  中央特别指出,不能再搞有碍于公平竞争的“政策洼地”,那块工业的政策洼地要填上去。居民住宅这块用地的比重可以适当放宽,让农民进城的成本低一点,为将来政府税收打下比较好的基础。还有一点很重要,房价低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降低以后,发展产业才有好的基础。现在东南沿海产业发生转移,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个原因是住的房子太贵了,为了维持生活费用,必须把工资开得很高,否则很多人不愿意在这里干。一定要降低整个商务成本,这样可以留住更多的产业,包括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还会有竞争力。
  第三块地是农民的宅基地。我们过去一直担心,说宅基地不能动,动了以后万一哪天生活没有着落,去哪呢?会不会将来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举个例子,某某农民把地卖了以后,喝酒去了,喝醉了以后别的事都不管了。这种情况是有的,对此担心也有道理,但是我们回头看看,真正喝醉酒不顾其他的农民,100个里面有几个是这种情况?也就一两个。这种人在城市里也能找到,城市里醉酒的人也有。我们能不能因为这一两个农民不负责任,就说宅基地不能交易呢?我们知道,一个产品的真正价值体现出来,第一是产权要界定清晰,第二是一定要进行交易。交易以后才能显示应有价值。农民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那块地,但是不让它交易,那个价格能够起来吗?能够显示正常的价值吗?我们说要保护农民利益,连农民利益多大都搞不清楚,如何保护?所以,关于宅基地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指出,要进行交易试点,我认为这个步子可以迈得快一点。为什么?一定要相信大部分农民是聪明的。我在农村搞调研,一位县长告诉我,到农村工作以后发现农民个个都是经济学家,账算得很清楚,问题是看你给他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农民是很聪明的,有些人可能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不影响他的判断力。不要认为农民是非理性的,不知道以后日子怎么过。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智慧。如果少数人或者个别人有非理性的问题,我们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救助措施或者其他办法解决。
  我最近注意到,相当多的城里人想离开市中心,找一块山清水秀的地方,在那里过过日子,盖一个房子,种一块地,也可以搞农业。其实就是资金下乡的问题。农民想进城,城里面的人也可以下乡。像上海这种大都市,还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因为这个地方要素产出率还是最高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大家都挤到陆家嘴那个地方去,在北京不是说都挤到二环之内。我们现在问题是,这些地方挤的人太多。实际上,我们现在要发展的是城市圈、城市带,其中既有大城市,也有中等城市,还有大量的小城镇。目前的农村,有些地方将来会成为城镇,比如处于交通要道的地方,称之为“就地城镇化”。我们能不能开一个口子,让城里的资金下去,资金去了以后农民的房子价格能够上涨,收入可以增加。大城市特别是核心区的一些人,愿意向外走,到中小城镇去休闲养老,环境改善,生活成本也会低一些。中等城市重点搞制造业,像上海这些大城市主要是搞高端服务业,彼此会有分工,形成较为均衡的布局。城镇结构需要做这样的调整,农民的宅基地必须动起来,在动的过程中使这块地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这才叫真正保护农民的利益。
  总的来讲,“三块地”的问题,都是市场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都有行政干预,是一种扭曲。客观地说,过去30多年时间里这种扭曲是起到积极作用的。我们的城镇化取得很大成绩,体制上还是有长处,或者说有优越性,否则道理也讲不通。但是时过境迁,进入新常态,有些做法应该调整一下了。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那句话,在城乡发展的过程中,包括土地、资金、人员在内的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城乡发展要有规划,但是规划也有对和不对的问题,最后用什么东西来鉴别?还是市场信号。我想,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创造出巨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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