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马克思早期的艺术生产论的现代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9 次 更新时间:2015-06-23 19: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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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 (进入专栏)  

   马克思学说的精华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对此作了最为准确的概括。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一生有两个重大的发现,其一,“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的相反。”〔1〕其二,“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2〕这第一个发现,就是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原理,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这是马克思以他一生之力所把握到的真理性的东西。它所具有的解释的力量是巨大的。但是,无论在马克思生前还是去世之后,他的这一科学理论都遭到了敌人的歪曲和信奉者的曲解。所以,马克思在面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曲解后曾幽默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恩格斯生活的最后五年,虽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但歪曲和曲解的事情屡有发生,恩格斯不不站出来说话。

     (一)保尔·巴尔特的书和庸俗社会学的流行

   在恩格斯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使他不能不站出来说话呢?

   第一,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社会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出版了《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在这部书中,作者有意歪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马克思搞的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看不到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在他生活最后五年即1890年至1895年间给约瑟夫·布洛赫、瓦尔特·博吉乌斯、保尔·恩斯特、弗兰茨·梅林、康拉德·施米特和维尔纳·桑巴特等人所写的书信中,六次提到保尔·巴尔特,称他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曲解和歪曲”,但是“是跟风车作斗争”,对弗·梅林对巴尔特的批判,恩格斯说“我很高兴您这样收拾了这个平庸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家伙”。〔3〕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遭到了来自敌人的歪曲。

   第二,更严重的情况还不是来自敌人方面的歪曲,而是来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的误解。当时社会民主党发展了许多新党员,愿意跟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很多,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缺少深刻的理解,甚至存在不少错误的认识。这样,他们往往用简单的头脑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刻板地去套各种事实。这是最让恩格斯感到不安的。他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的思想家保·恩斯特的信中说:“……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尝试,那么,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一点道理的。”〔4〕恩格斯针对那些年轻人还说:“无论如何;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5〕恩格斯在说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需要下大功夫,进行认真的研究之后,才可能做出很少一点成绩时,又补充说:“但是,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当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反映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了不起了。”〔6〕这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当套语、贴标签的结果,就是庸俗社会学的流行。这使恩格斯感到很焦虑。因为任其发展下去,历史唯物主义就真的要变成它的“对立物”。这种情况使我们想起了在苏联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僵化思想流行,和中国历次极左思潮泛滥,都差不多伴随庸俗社会学的流行。

   第三,马克思主义是在跟各种思想的斗争中发展的,此前的论敌,主要是各种唯心主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承认经济条件对意识形态具有最终的支配作用,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过去的论述中,更多地强调经济条件的作用,对其它方面则有所忽略,对此恩格斯进行了态度诚恳的认真的反思,而不是把责任都推到年轻人身上,表现了一个伟大革命家的博大的胸怀。恩格斯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该负责。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日不是始终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7〕在给弗·梅林的信中恩格斯又一次作了真诚的自我批评,他说;“此外,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8〕

   正是基于以上情况,恩格斯不顾年迈和精力不足,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时间,写了一系列的哲学书信,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

     (二)历史唯物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

   从1890年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前,恩格斯在一系列的信件中,在对那些一心只想把历史唯物主义当标签的人进行了批评的同时,有意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了重要的补充,归纳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恩格斯坚持社会经济条件对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的最终的支配作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点,恩格斯从不放弃这一基本点。但恩格斯认为这种支配作用是“最终”的、是“归根到底”的支配作用,他总是小心翼翼地用这两个词,以避免给人以经济基础直接决定意识形态的误解。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9〕“归根到底”和“唯一”这两个词是用黑体字写的,这足以说明他对经济的最后作用是作了限制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恩格斯一方面坚持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如果离开这一点就不能透彻解释问题,但另一方面,又对经济的支配作用加了许多限制,主要是想说明经济不会“自动发生作用”,而且这作用只是最终的作用而已。恩格斯这个补充是十分重要的,它表明,我们不能用一定时期经济的状况去直接解释文学的状况,如果谁这样作了,谁就可能陷入庸俗社会学的泥潭里去。如果我们没有忘记的话,中国50年代美学辩论中,曾讲到李煜的词的艺术性,有人就直接从李后主生活的时代的经济发展状况去找原因,说:“南唐生产力和经济情况比唐代安史之乱前已发展一步。当时南方与北方比较起来的确是新的东西多一些。反映南方生活情况的后主词,就显得清新自由得多。”相似的解释我们还可以在不少文学史中看到,这种说法恰好是恩格斯所批评的经济“自动发生作用”,因而是错误的。

   第二,恩格斯还着重说明意识形态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前后承继关系,有自己的传统,因此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意识形态本身不是消极的,无所作为的,它在最终受经济的支配的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或者是经济与意识形态交互作用。恩格斯在写给一位大学生的信件中写道:“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但是,他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10〕这是一个完整的表达,在这里恩格斯把经济对意识形态的归根到底的支配作用、把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把意识形态不同门类之间的相互作用都全面考虑到了。恩格斯力图说明,所有的因素都是积极的,都有它的作用,虽然它们的作用有所不同。在另一处,恩格斯还以辩驳的口吻说:“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他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段话很重要,他说明历史上各种思想领域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们有独立的发展史,因此不应把原因与结果刻板地对立起来,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领域对“产生它的原因”必然会“发生反作用”〔11〕。由此我们可以想到,目前中国似乎是经济发展压倒一切,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都处于“边缘”,似乎作家、艺术家只能扮演娱人的角色,这是很肤浅的看法。实际上文学艺术也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学艺术对经济的反作用,对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家、艺术家应有社会责任感,反映人民的生存状态,鼓吹引人向上的理想,加强对阻碍社会发展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批判,使文学艺术成为一种制衡力量是可能的。问题在于我们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是否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并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来。

   第三,恩格斯还提出了思想领域某些现象的“偶然性’问题。他认为“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当然,在讲完这一点后恩格斯马上补充说:“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间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跟后者平行而进。”〔12〕虽然恩格斯没有放弃经济的最终支配作用的观点,但他毕竟看到了在思想领域所产生的现象的偶然性,如果把他的观点运用到文学艺术领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哪个时代出现什么伟大作家、艺术家,出现什么特别引人瞩目的文学艺术现象,这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这里有可能是偶然性在作用,偶然的原因是值得重视的,虽然最终这可以用经济的必然性做出解释。

第四,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恩格斯认为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属于“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13〕,那么在这些思想领域与经济基础之间,就离得比较远,就存在一个辽阔的空间,在这个辽阔的空间就必然存在作为沟通两者的桥梁的“中间环节”。恩格斯在1890年写的信中在谈到经济的作用时说:“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14〕这里,没有出现“中间环节”这个词,但这个词恩格斯早在1886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就提出来了,他说:“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15〕这个中间环节十分重要,这就意味着社会构成的因素不是决定者(经济状况)和被决定者(意识形态)两极,在这两极之间还存在许多中间的因素作为过渡的桥梁。因此,像文学、艺术这些“更高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就不直接与经济状况发生关系,而只与政治、法律、道德、心理等发生直接的联系,这样,如果我们要求得出对文学、艺术现象的解释,就不是首先从社会的经济状况去寻找,而首先要从中间环节中去寻找。这就意味着文学、艺术等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曲折的、甚至是“模糊”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提供一种解释的指南,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可以象“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那样顺手。历来的庸俗社会学失足之处,在于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当成现成的公式,简单地往事实上去套,得出一个机械的结论。现在恩格斯明确指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解释意识形态,不是“小学生做作业”,光是寻找可供参照的“中间环节”就很多,例如政治就是一个中间环节,以这个中间环节来解释文学艺术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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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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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研究》(京)199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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