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深刻地变革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无人化”生产中工人的相对减少与价值量不断增加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挑战。事实上，人工智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无人化”生产虽然重塑了劳动形态，但是并未使人类劳动彻底“离场”，人工智能无法从根本上取代人类，人类劳动仍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无人化”生产所昭示出的正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光明前景。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无人化”生产;劳动形态;价值形成过程;人的解放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科学地指引了全人类解放的道路。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成为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强大驱动力，生产的“无人化”和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而工人的“退场”带来的却是财富的指数级增加，这无疑形成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活劳动是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人类劳动具有主体性”等核心观点的极大挑战。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也从来都是在斗争中开辟前进的道路，在时代的转变中始终彰显出自身强大的生机活力。“劳动与价值的关系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核。”[1]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出发，分析“无人化”生产与巨量价值之间的现实矛盾，主要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人工智能究竟如何改变了劳动生产过程，二是“无人化”生产的价值与剩余价值到底从何而来。本文认为，人工智能确实重塑了劳动形态，并使生产过程出现了不同于大工业时代的新特征，但是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无人化”生产在根本上是符合“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2]397这一科学论断的。因此，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价值新问题，要深刻认识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过时，要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丰富发展，从而彰显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3]的高远境界。
一、从机器大工业到人工智能：劳动过程要素的变革与重构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4]。在机器学习、大数据、资本市场、高速网络等多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人工智能有力地驱动着社会向智能化、智慧化方向发展，与产业的融合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无人工厂、无人车间等“无人化”生产逐渐得到普及性应用，这首先实现了对劳动生产过程的巨大变革。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相统一，并将劳动本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归结为是劳动过程的三大要素，“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5]208。人工智能背景下“无人化”生产重塑了商品价值生产的劳动过程，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智能因素的渗透下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是“无人化”生产中剩余价值和价值产生的基本前提。
（一）劳动概念的新扩展
“在传统意义劳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劳动概念的内涵，就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需要探索的新课题。”[6]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应用拓展了“劳动”的内涵，在劳动的内容中呈现出智能劳动这一新形态。理解智能劳动这一新的范畴，需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智能劳动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范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即是劳动，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运用，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视野中辨析劳动和智能劳动的关系，为智能劳动划定合适的位置。“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207-208基于此，劳动是人所特有的实践活动，体现着人们的目的和手段。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视域下，当与价值的创造关联起来时，劳动又可以区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这一区分的立足点正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而非生产劳动就是不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是不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劳动”[7]322。生产劳动才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人工智能作为劳动资料，其主体依然是人。人的智能劳动通过人工智能实现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达成自身的目的。因此，智能劳动虽然与以往的劳动形态不尽相同，但是依然符合马克思对劳动范畴的界定。第二，智能劳动的内涵。智能劳动既具有马克思论述的劳动的特征，又具有其受“智能”因素影响的新特征。一方面，智能劳动是目的性劳动。“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5]208劳动的目的性是人区别于动物活动的本质，人在劳动过程开始前就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劳动过程结束时所将要产生的劳动结果，也正是目的规定着人的活动的形式和方法。智能劳动所产生的结果在劳动过程开始前也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劳动的结果是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或图纸产生的。另一方面，智能劳动是创造性劳动。人工智能运用在生产中的各领域和各环节，对传统的生产形式进行重大变革。“智能劳动产出的是知识产品。这种知识产品外在表现为产品的社会生产体系。”[8]智能劳动者通过不断掌握和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智能劳动，赋予了智能劳动更多的知识性和创造性，提升着劳动的品质，推动劳动不断向高级劳动过渡。
（二）劳动资料的新变化
人工智能作为计算机科学的分支，是对计算机科学、心理学、脑科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综合创新，其运作的核心就在于运行程序进行数据处理，“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的模仿，是以人类智能为原型的技术再现”[9]。从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来说，人工智能可以看作是机器的更高程度的创新，是人类感官的延伸和能力的增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为工业化时代，机器大工厂取代了手工工场成为当时西方国家生产的主要方式。因此。马克思曾在劳动价值论中对机器作为劳动资料作了深入的分析。首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界定劳动资料的内涵时对机器生产作了深入地分析。“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5]209也就是说，一切机器、劳动供给都属于劳动资料，参与价值创造的过程。第二，马克思对机器生产和自动机器体系的论述为人工智能的劳动价值论分析指明了方向。“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5]429机器劳动工具的结合，机器之间的协作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劳动的组合，而是社会化劳动的产物。从机器的本质上看，机器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知识力量的物化。作为劳动的产物，机器中凝结着价值，所以机器会在生产过程中把自身的价值分批次地逐渐地转移到新产品中去。机器能够通过折旧的方式转移价值，但是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第三，劳动资料的变化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5]210从自动化机器到人工智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机器都是人所创造出来的技术现象。人工智能是更高级的机器，但本质上仍是机器。一方面，机器与人工智能有着相似的物理根源和工作原理，都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增强，以机械化、标准化和程序化为工作机制。因此，马克思对机器作为劳动资料的分析同样适用于人工智能时代。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是对自动化机器的进一步扩展，劳动资料发生了新的变化。马克思将劳动资料与劳动过程的关系描述为：“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5]211人工智能的应用赋予劳动资料大量的智能化因素，使其具有了模拟人脑、分析处理数据等新的功能。
（三）劳动对象的新特性
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对象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5]211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对象包括自然资源和原料，二者的区别只是作为劳动对象的原料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带有着过去劳动的痕迹。劳动对象是人在劳动过程中作用的自然物或者加工的原料，因此，劳动对象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可利用，二是能利用。可利用要求人们了解劳动对象的性质和功能；能利用则是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劳动对象本身并不具有智能化因素，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得劳动对象中的品质得到增强，展现出一些新特性。第一，劳动对象具有了更强的可开发性。在传统的生产力背景下，人们能够获得的劳动资料主要依赖自然资料的初始禀赋，主要包括土地、同土地脱离的自然资源和一切原料。而这些劳动资料受到生产力的发展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受到利用率、加工成本等的限制，部分劳动对象显得稀缺和匮乏。“人工智能技术在将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拓展劳动对象。”[10]人工智能的应用提高了资源的可开发性，智能设备和仪器能够通过科学技术探测等手段挖掘一些新的劳动对象。如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加强对海洋资源等的开发利用，这是劳动对象的“开源”。第二，劳动对象具有了更强的可利用性。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设备等能够对已有劳动对象的属性和功能得出更加准确地认识，拓展了对原料利用的渠道和方式，进而先进技术设备对劳动对象进行更有效率的控制和运用，降低产品的资源成本，提高利用率，这是劳动对象的“节流”。第三，劳动对象具有了更强的可扩展性。人工智能是对人的能力的增强，其具有的超强的计算能力能够对劳动对象在横向上进行更大范围内的扩展。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人们能够探索出不同材料之间的更多地关联，实现更高效率、更可持续的生产要素的组合。目前，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大量新技术落地应用，能够推动材料合成、新型能源、再生能源等领域的新探索，这是劳动对象的“融合创新”。第四，劳动对象具有更多的非物质性。人工智能运用范围的扩大不仅深刻地影响了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劳动，也使得物质生产呈现“虚拟化”“数字化”倾向。如人工智能在家政等服务领域创造价值的问题、在精神产品的生产中逐渐发挥作用的现象。此外，智能时代使得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人们在信息、数字、程序等搭建起来的“虚拟车间”工作，而且借助这些数字化体系完成对物质生产的作用，劳动对象逐渐从物质领域向非物质生产领域延展。
二、挑战与回应：“无人化”生产的价值形成过程分析
承上所述，在马克思看来，在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的理论基础上，简单商品经济的价值生产主要包括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5]218。其中，劳动过程是指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是劳动力发挥作用的过程，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实现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价值形成过程则包括生产资料价值转移和活劳动创造新价值的过程。价值增殖过程则是超过一定范围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当劳动者劳动创造的价值超过了劳动力价值时，就进入了价值增殖过程。在“无人化”生产中，劳动的工人数量大量减少甚至彻底“无人化”，但是这些企业却往往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这种“此消彼长”的现象就为劳动价值论的阐释和发展提出了问题：智能机器的劳动是否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更核心的问题也就是人的活劳动是否还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要回应这些问题，就要拿起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武器，对“无人化”生产的价值形成过程进行彻底的分析。
（一）财富增加与价值创造之辨析
“无人化”生产中劳动者的“离场”与剧增的“价值量”构成了对劳动价值论挑战的主要依据。但是，这一挑战的前置性问题是“无人化”生产中生产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还是价值？厘清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成为破解这一问题的前提。马克思对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界定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最终将这三个概念区分开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和商品本身不同。商品仅仅在交换（实际的或想象的）中才是价值（交换价值）”[11]37。此时，马克思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作为商品中的对立又统一的两个要素确立了下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厘清了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关系，指出，“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和‘价值’”[5]76。商品的价值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在交换中实现，是社会关系的反映，不同商品间的价值具有量的差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质的规定，一种使用价值不会与同种的使用价值交换，反映的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因此，价值是对交换价值的抽象，需要运用抽象力来考察。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无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其创造的价值都只是在“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而通常所说的财富，就是指使用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是以商品的形式存在的，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5]49。
对于人工智能时代出现的“无人化”生产，马克思对此早已作出预测。“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11]196人工智能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运用，并没有改变商品中价值来源是人的活劳动的本质，人工智能嵌入商品生产过程所带来的庞大的商品只是生产了大量的使用价值。一方面，人工智能是人的创造力的对象化，是人的智能劳动的劳动资料的一部分，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而非人的劳动的“离场”。“随着机器在同一生产部门内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于是下面这个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而是相反地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5]468人工智能生产时的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生产的价值量是相同的，变化的只是商品的使用价值量，使用价值量增多时，单个商品的价值量反而是下降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生产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价值不仅与价值的社会属性密切相关，而且也与社会再生产的环节有关。生产决定消费，没有消费的话生产也难以持续。人工智能的运用使得“无人化”生产中“机器排挤人”的现象加剧演化，大量的劳动者失业，堆积在工厂中的商品难以被消费，商品无法在交换中转化出自身的价值量。这也就造成现实中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枯竭与生产过剩的现象。因此，从资本的流通过程看，“无人化”生产中生产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价值，这就为揭开“无人化”生产中生产的大量“价值”之谜作了前提性的准备。
（二）“无人化”生产的价值形成过程
“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5]218创造价值的社会生产过程既是有目的的劳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发生作用的过程，也是实现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的过程。“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5]215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它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能反映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从价值形成过程的视角分析，产品价值（C＋V＋M）包含了生产资料转移的旧价值（C）和劳动产生的新价值（V＋M）两部分。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这一过程也就表现为劳动者通过智能劳动，利用智能化的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产生预定变化的过程。“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上起着不同的作用。”[5]232因此，要分析人工智能生产的剧增的“价值”问题，就要分别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两方面入手进行考察。
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产品价值的来源之一是新价值的追加，即来自可变资本。“当劳动通过它的有目的的形式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并保存下来的时候，它的运动的每时每刻都形成追加的价值，形成新价值。”[5]242从劳动的内容和形式看，人工智能背景下劳动者的智能劳动是体现出创造性的复杂劳动。一方面，智能劳动是较高质量的劳动。人工智能视域下的劳动者需要掌握更多地科学技术知识和培养创新思维能力，来操纵高科技的劳动资料，智能劳动者是要花费较多时间和较高教育费用的劳动力，其所提供的智能劳动也是“较高级的劳动”，能够在同一单位时间内产生更多地价值量。较高级的劳动“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对象化为较多的价值”[5]230。另一方面，智能劳动是复杂劳动。劳动随着质的提升而不断复杂化。智能时代中一些简单重复的劳动被智能机器所取代，而劳动中研发、生产、流通等环节蕴含着更多地创新性因素，所生产的产品也需要经过复杂精密的程序设计。因此，智能劳动与一般劳动相比在产业链价值链中占据着更上游的位置，是更复杂的劳动。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量的叠加。智能劳动作为复杂劳动在单位时间内被对象化为更多的价值，这在质和量两方面表征出来。在质上，人工智能视域下生产工人的活劳动能够生产出具有更高价值的精密产品；在量上则是能够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出比以往技术更高的价值量。从劳动的主体方面看，马克思的“总体”工人概念为正确认识生产劳动的“无人化”提供了视角。马克思在分工中提到了局部工人和总体公认的区别。“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5]582使用人工智能的工厂中的工人数量在逐渐减少甚至实现了彻底地“无人”，但是不能因此断定在人工智能的生产中劳动者是“离场”，支撑人工智能运转和工厂生产的是管理和研发队伍，他们也是生产过程的劳动者，这些处于产业链上游的被隐蔽起来的劳动是商品价值的真实来源。
商品中价值的另一部分来源是不变资本中旧价值的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由于转移到产品上而被保存下来。这种转移是在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时发生的，是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5]232人工智能从物质形态来说是一种生产资料，从价值形态来说是一种不变资本。第一，人工智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凝结着劳动和价值。当物化劳动的人工智能作为劳动资料或生产工具和参与生产时，必然会分批次地将其中的旧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它加进的价值，绝不会大于它由于磨损而平均丧失的价值”[5]445。也即是说，机器和人工智能是全部参与劳动过程，但只是部分地参与价值增殖过程。人工智能是包含着较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其中凝结的价值量大，所以人工智能在总的产品生产中所转移的旧价值的量就大。第二，人工智能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代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马克思对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曾作出说明，认为科学技术构成了直接的生产力。“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11]198资本主义为了最大限度地缩短劳动时间，利用自然界和科学的一切力量来获取更多地剩余价值。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科学理论知识物化产生的机器在生产中的大量运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大缩短了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企业带来了巨额的剩余价值。人工智能是科技的发展和应用的产物，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生产效率。第三，从自动化机器发展到人工智能是科技革命的推动和科技积累的结果，其中包含了高额的知识剩余价值和系统剩余价值。人工智能凝结着人类劳动，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马克思在论述“过去劳动”时指出，“被活劳动抓住并赋予生命的过去劳动的这种无偿服务，会随着积累规模的扩大而积累起来”[5]702。作为一项新技术，它既是当代创新的产物，也是对前人劳动的利用，“这种对前人劳动的利用往往是无偿的，形成知识剩余价值”[12]331。人工智能在商品价值的提高中之所以起到如此大的作用，是因为人工智能本身具有较高的价值，而这些较高的价值又包括着直接劳动和历代积累的劳动。
（三）“无人化”生产的价值转形过程
“无人化”商品生产的利润同时也来自于对社会总剩余价值的分割。在商品的价值过程中，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转化为商品的成本价格，而在利润率转化为平均利润率的过程中，由于各个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所以会产生不同的利润率。一般而言，资本构成高的部门由于投入的可变资本较少，因此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较少，其利润率较低；资本构成低的部门有较高的利润率。但是在市场经济中，竞争使得不同的利润率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此时，社会各生产部门的利润率都等于平均利润率，生产剩余价值多的部门则会让渡一部分剩余价值到生产剩余价值少的部门。因此，在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下，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获得的平均利润要高于本部门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商品的价格不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而是由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形成的生产价格，生产价格的总和等于商品价值总和。在目前阶段，使用人工智能生产的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生产力发展，同时，资本构成越来越高，可变部分同不变部分相比越来越相对减少。”[13]277利用人工智能生产的企业虽然工人较少，但是凭借投入其中的大量的资本在生产交换过程中获得平均利润，实现较高的利润率，也就是个别企业率先使用人工智能提高了个别生产率，在商品交换中利用价值规律获得超额利润。
价值规律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分析人工智能生产商品利润来源的依据。马克思认为体现在商品世界中的全部价值量都属于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具有着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也就可以成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5]52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客观的，受社会生产力的影响。具体到某个企业而言，劳动熟练程度、劳动强度等因素会导致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差异。因此，在新的技术设备普及之前，率先使用新的技术产品进行生产的生产者将以提高了的劳动生产率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当然，每一商品中的价值量会减少。不过，由于受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影响，单个商品依然在实际上依然能够与含有较多价值量的商品进行等价交换，在利润转化为一般利润之时获得超额利润。这些增多了的价值和利润并不是由于新的设备带来的，而是因为在商品交换中受价值规律的影响实现的。随着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和新技术的普及，各企业、各部门逐渐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发展社会生产力。此时，个别企业的超额剩余价值则会消失。因此，当前利用人工智能的“无人化”生产能够在商品交换中往往能够通过价值分割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和丰厚的利润。
三、现实关照与发展前景：以“无人化”生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尔库塞在其代表作《单向度的人》中指出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主要指资本主义社会）压抑了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丧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成了单向度的人。此外，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发展问题，马尔库塞立足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状，肯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使得先前的生产目标第一次变成了为实现其自身的需要和才能而设计和使用其劳动工具的个人，但是他却悲观地、片面地认为这只是“人被劳动工具所奴役的状态，在一种高度合理化的、效率极高、前途远大的形式中得到继续”[14]40。实际上，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鲜明导向，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发展定位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障下，“无人化”生产绝不会成为排挤人的手段、压制人的主体性的手段，而是构建和谐的人机共生关系的历史契机，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开显出人的全面发展新境界的现实方式。
（一）克服智能机器排挤工人的“技术异化”
马克思曾深刻地论述过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对工人的排挤现象，“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资本借助机器进行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5]495。在生产过程中，当工具日益被机器所操控的时候，大量的工人就被排挤出劳动过程，与马克思所处时代机器的应用不同，人工智能是自动化机器发展的新高度，不仅能够取代一些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同时在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的支撑下，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成为了人类智力的延伸进而也能够取代一些需要创造力的脑力劳动，工人与机器之间“用眼看管机器和用手纠正机器的差错这种新劳动”[5]431在逐渐消失。因此，人工智能的应用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一个单位的劳动力可以支配更多地劳动资料，“机器替代人”的趋势加速演进。此外，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生产流程与生产操作数字化日益成为生产的重要形式，这使得以算法为依托的人工智能在生产中凸显出更多地优势。“无人化”生产中智能机器与工人的竞争更为激烈，人类劳动在一定程度上被挤出生产过程，直接结果就是将会有大量的工人失业。“这些因为分工而变得畸形的可怜的人，离开他们原来的劳动范围就不值钱了，只能在少数低级的、因而始终是人员充斥和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去找出路。”[5]507第一，人工智能时代的“无人化”生产所造成的工人失业从范围上说是大规模的失业。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浪潮的兴起，智能机器在金融、农业等更多领域应用，导致大量的工人失去工作岗位。第二，从结构上说则是工人面临的“技术性失业”。智能时代的产业发展要求劳动者具有更高的素质，这些失业的工人如果不能适应知识劳动和智能劳动的要求，会无可避免地汇聚起庞大的劳动后备大军，一部分成为反对机器生产的斗争中毁灭，另一部分则充斥着劳动市场，不断降低劳动力的价格至它的价值以下。第三，从实质上说是对工人的“去技术化”。由于智能机器的工程性应用，大部分劳动者不需要掌握复杂的技术，只需要操纵若干个按钮就可以使智能机器完成机械化的流水线的工作，工人的存在感被压抑。因此，收入下降和存在感的压抑会进一步呈现出人的“技术异化”的状态。实际上，“人工智能作为生产工具的本质”[15]不能改变，对人的异化与对人的解放完全取决于其背后贯穿的是资本逻辑还是人本逻辑。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如以人工智能技术拓宽就业环境、助力科学分配等。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应用带来的产业智能化不仅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而且能够让发展成果更加惠及低收入群体，如智慧交通、数字零售、远程医疗等新业态将为创造高品质生活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
（二）确证人对人工智能的主体地位
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视角看人工智能不会取代人类获得社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主体地位，人对人工智能有着主体地位。第一，人的劳动和人工智能的“劳动”的差异和融合。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具有目的性，这是与动物的活动的重要区别。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有意识的，在对劳动对象进行对象化活动前就已经预先设想了劳动的结果，因此人的劳动是人特有的活动。人工智能从价值层面上说是不变资本，从劳动过程上说是劳动资料，同其他劳动资料一样，人工智能是人的劳动的凝结，人是这些劳动资料的使用者。劳动者通过人工智能将自己的劳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之上。所以，人工智能并不是劳动的主体，人工智能的“劳动”也只是根据工人输入的数据和算法的建模等完成既定的任务。尽管从劳动结果上看，人工智能仿佛独立于人之外完成了某种产品的生产，但实质上其中不仅有人的间接劳动，这一过程本身也只是人工智能对既定程序的执行与完成。在厘清了人的劳动和人工智能的“劳动”之间的差异，人对人工智能的主体地位也就得到了确证。第二，劳动在人类存在论意义上的主体地位。劳动是人的类本质，是人存在的根本方式，人在劳动中的主体地位是劳动价值实现的充要条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分析了劳动的地位。“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6]163人的劳动的本质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能将自己的劳动看作是对象而非生存的手段，能够自由地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并且也正是在这种活动中来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人工智能依靠预设程序来运行，并不像人类一样具有自由的活动，这是其不能完全模拟人类智能的重要标志。第三，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从“人机分工”走向“人机融合”。“为国内外学者所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人机协同’将成为未来人类劳动的新常态。”[17]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在“机器排挤人”的同时也会引起人机分工。“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5]509智能机器将在机械化重复性的劳动领域占据更多位置，而创造性劳动的领域则会聚集更多劳动者，进而推动人的劳动和人工智能的“劳动”走向深度融合。
（三）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导向
“无人化”生产等的出现使人类在享受到科技发展便利的同时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被取代的危机。人工智能时代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处境，也让人们从人工智能的发展中看到了劳动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曙光。第一，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劳动将主要体现为具有创造力的劳动。工人从机械式的体力劳动和重复式的脑力劳动解放出来后，并不是成为拥有自由时间的无所事事的“无用阶级”，而是向人的本质复归，在劳动方向上具有更多选择，从事包含着人所独有的情感、思想、审美等的创造性劳动。恩格斯早已留意到“发明”和“思想”在劳动中的体现。“劳动包括资本，并且除资本之外还包括经济学家没有想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是简单劳动这一肉体要素以外的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16]67人工智能和信息化的发展为劳动价值论的展开提供了新的时代条件，人们将全面的发展进而在艺术、科学等智能机器难以胜任的领域作出劳动与贡献。第二，创造性劳动为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资本在这里——完全是无意地——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11]192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为社会和工人提供了大量的自由时间，人的个性在自由时间的保障下可以得到更好地展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活动条件正是普遍的创造性活动。”[18]创造性活动成为满足人们需要的活动，人们根据自己的本性自由地从事多方面的活动。因此，创造性劳动通达着劳动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关联。第三，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运用不断推动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进程。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运用不能改变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也不能改变“两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工智能运用的遵循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导向，加快了劳动解放的进程。此外，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在此得到尊重，诚实劳动、勤勉工作的理念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发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因此，中国智能经济将为劳动者提供更多自由全面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昭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开阔前景。
四、结语
基于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科学地指引了全人类解放的道路。因此，人工智能背景下“无人化”生产对劳动价值论的挑战，不仅关乎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守正创新，更是直接关乎着我们对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批判以及智能时代劳动的存在论意义的拷问。“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19]8如今，面对人工智能背景下“无人化”生产的新现象、新问题，我们必须依据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去做出新概括、新解释，这是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过程，也是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过程。具体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研究劳动价值论的起点在于价值这一抽象的概念，由此引出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是一种抽象方法的使用，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而马克思恰恰相反，他不是从价值概念来研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是从具体的商品入手来进行分析，劳动二重性原理正是马克思从商品二因素的分析中得出，进而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原理，并提出了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理论命题，从而为今天我们解答人工智能背景下“无人化”生产的价值难题提供了基本依据和方法启示。这就是：“无人化”生产重塑了劳动形态，但是并未使人类劳动彻底“离场”，在劳动生产率逐歩提高的情况下增加的只是使用价值即财富，但价值量的总和是相对减少的，因而人工智能不能代替人的主体地位，更不会成为价值创造的源泉。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无人化”生产日益成为推动劳动者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巨大物质力量，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所揭示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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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怀川，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来源：《当代经济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