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他的思想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思想的传播以文章为载体，文章的撰写离不开马克思丰富且深刻的写作观。马克思的写作目的观经历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实践转向。其写作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与整体性方法的统一。他写作立场鲜明，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作品以人民为主体。马克思的写作态度非常认真，体现在他对待作品注重科学性和严谨性的结合。其写作风格形成战斗性、文学性与传播性的平衡。回溯马克思的写作观不仅为理解马克思著作文本提供了方法论框架，更为当代写作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若将马克思一生的写作喻为一场永不停歇的思想远征，那么他毕生的笔耕不辍恰似以墨为刃的沙场驰骋。从《共产党宣言》的雷霆之声到《资本论》的鸿篇巨制，这位思想战士始终秉持“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的写作信条，将纸页化作锻造理论武器的熔炉，让文字迸发改变世界的能量。这种知行合一的写作实践，既是对旧世界的批判利剑，更是新世界的铸造蓝图。马克思的写作观打破了传统哲学中“解释世界”的窠臼，转而强调“改变世界”的实践功能。在当代社会，当算法推荐与流量逻辑主导信息传播时，重访马克思的写作观具有特殊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写作目的：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实践转向

马克思将写作看作革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无产阶级提供思想武器。从马克思一生的大部分著作的内容及其影响来看，马克思的写作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但考证马克思的文本，发现他的写作目的具有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实践转向。正如他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作的写作说明，“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2〕马克思最开始写作时是为了“解决疑问”即“解释世界”，随着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他开始越发注重其作品的实践性，他的写作也逐渐颠覆了传统哲学脱离现实的思辨传统。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这一论断表明马克思将实践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将哲学批判转化为行动纲领“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4〕使写作成为“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统一。在为《新莱茵报》撰写的时评中，马克思将写作转化为干预现实的即时武器，通过分析1848年法国革命，指导德国工人运动。

马克思的写作目的转向源于马克思对现实的关注和丰富的实践。马克思的写作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矛盾（如工人贫困、经济危机）的观察与分析，而非抽象概念推演。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5〕马克思以改造现实为终极目标，将理论构建与革命行动紧密结合，他的文字不仅是“解释世界”的工具，更是“改变世界”的武器，最终实现了哲学从书斋到街头的转向。

随着人类社会变革的深入推进，新时代语境下的论文写作已演变为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的核心命题，不仅承载着自洽性的内在要求，更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形成深层次的学理呼应。马克思这种以实践为目标导向的写作目的观，正是解决当代论文写作中暴露出的功利性问题的一张良方。写作功利性‌主要表现为写作沦为职称晋升或流量追逐的“商品生产”，究其本质是‌劳动异化‌的延伸。作者与劳动成果即论文的关系被割裂，写作成为满足资本化评价体系，如影响因子、点击率等的强制性劳动的手段，而非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从而导致大量论文追求“短平快”模式，通过数据堆砌或技术性重复满足量化考核标准，导致研究成果与真实社会需求脱节，形成“学术产品拜物教”。同时，人工智能写作工具普及导致批判思维缺失，背离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指向，理论沦为技术附庸。尽管当下社会更加多元化，人们选择更多，存在功利性的现象不可避免，但作为知识分子理应具有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应被功利性蒙蔽双眼。马克思曾指出：“作者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作品都绝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者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6〕当代学者应以马克思为榜样，将“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具象化，将广大人民群众放到心中，将作品当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写作内容紧贴现实生活、从实际出发，注意‌揭露意识形态遮蔽‌，通过批判性文本解构资本主义话语霸权，使理论武器成为破除“虚假意识”的实践工具‌。同时，要防止实证主义陷阱‌，抵制将社会矛盾简化为技术参数的倾向，写出真正对社会生活有解释力和行动力的好文章，实现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飞跃。

二、写作方法：唯物辩证法与整体性方法的统一

写作方法是思想表达的坚实骨架，为思维的灵动与情感的流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与清晰的脉络。马克思的作品中融合了唯物辩证法与整体性方法，形成了独特的思想表达范式。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唯物辩证法成为整体性方法的哲学根基，整体性方法则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实践表达。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创立的扬弃传统哲学方法缺陷并回应现实的研究方法。他试图一方面改造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如矛盾运动逻辑），剔除其精神本体论，同时突破费尔巴哈机械唯物论的静态缺陷，将辩证法根植于物质实践基础，实现哲学范式的唯物论转向；另一方面针对19世纪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如阶级对立、经济危机），破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剥削关系的遮蔽，为分析资本运动提供科学工具‌。唯物辩证法的使用贯穿在他的作品中，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通过“历史事件重复”的辩证分析，揭示1848年革命失败背后的阶级力量博弈。在《资本论》中采用“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7〕“从具体到抽象”立足于大量具体客观的一手材料进行整理分析，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揭示事物内在的规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表现在从最简单的商品范畴出发，逐步展开货币、资本、地租等具体形态的阐述，再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生成过程。马克思坚持在客观事物的分析和辩证的思维逻辑中构建理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范式。

马克思的整体性写作方法体现在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工具，强调从矛盾运动与普遍联系中把握社会有机体的动态发展。在本体论层面，马克思将社会存在作为有机系统，如将社会定义为“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8〕强调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的动态协同。在价值论层面，马克思设定人类解放的整体目标，他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强调解放实践必须突破地域与民族局限。在实践论层面，马克思指出理论与革命实践的整体互动，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始终指向社会整体的革命性重构，而非局部改良‌。

进入新时代，尽管学者们写作表达更自由，但写作方法的运用仍显单调。写作方法上主要面临的困境为实证逻辑与理论抽象的断裂和矛盾认知的碎片化危机。‌实证逻辑与理论抽象的断裂主要是因为‌数据泛滥下的理论根基弱化。‌海量经验材料与算法推送导致研究者陷入“数据沼泽”，难以效仿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的提炼能力，理论建构易流于现象描述而非本质揭示。此外，还存在‌算法推荐机制制造“信息茧房”，瓦解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所需的辩证认知能力，研究者易陷入认知闭环。针对这种现象，当代学者只有重新回归马克思的写作方法，才能突破困境。马克思的辩证思维和整体性写作方法不仅是方法论创新，更是世界观革命。‌学术研究须以系统思维把握复杂社会的内在关联，以历史辩证法穿透表象揭示本质矛盾，以人类解放为价值旨归推动理论创新‌。当前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尤其需要继承这种整体性思维，在回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中实现理论突破，重建整体性视角，打破学科壁垒，同时也要结合时代特点创新研究方法，将传统辩证法与数字人文、可视化工具结合，增强论证说服力。

三、写作立场：无产阶级解放与以人民为主体的指向

写作立场是写作的灵魂与坐标。马克思的写作具有鲜明且不可遮蔽的阶级立场，体现出无产阶级解放与以人民为主体的指向。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写作的指向最早体现在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政论写作，通过报道摩泽尔河地区农民贫困问题，实践了“站在无产者脚踵上观察世界”的写作观。随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9〕揭露了资产阶级将自身意识形态包装为“普世真理”的虚伪性。在《共产党宣言》开篇即宣告“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0〕这种檄文体将写作定位为被压迫阶级的“精神武器”，与资产阶级报刊形成鲜明对立。尽管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但他并非出于道德偏好或主观选择，而是由其理论内核——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呈现。与资产阶级学者标榜的“客观中立”不同，马克思的文章是“戴着阶级眼镜的科学”，《资本论》始终以资产阶级经济学为论战对象，揭露其将雇佣劳动永恒化的意识形态欺骗。他通过“劳动力商品”这一范畴揭示无产阶级因丧失生产资料，被迫在“平等交换”表象下出卖劳动力，这种结构性位置使其成为唯一与资本逻辑根本对立的阶级。

以人民为主体的立场指向随着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而逐渐深化。在《神圣家族》中明确提出：“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11〕将历史创造者从“绝对精神”拉回到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确立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根本地位，这一立场贯穿其后续著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处在现实发展过程中的人”即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作为历史分析的逻辑起点。这一论述将人民从抽象概念还原为具体的社会实践主体，强调历史发展的动力源于人民的生产活动，而非精神或理念的自我运动，揭示人民通过劳动创造历史的基本规律。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这种以人民为主体的写作立场不仅解释世界，更明确指向消灭剥削制度的实践目标，使理论成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资本论》中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始终以工人劳动为基点，也体现出以人民为主体的立场指向。

马克思的写作立场揭示了一个深刻真理，即在阶级社会中，回避阶级立场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他的阶级立场不是理论瑕疵，而是认识论的革命，当他写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13〕时，这种决绝的立场，恰恰是对科学最忠诚的捍卫，唯有撕开阶级统治的伪装，才能让历史规律显现其本来面目。这种写作精神，至今仍是刺破学术“去政治化”幻象的思想锋芒。马克思以人民为主体指向的写作为当代学术写作提供了价值坐标与方法论武器，在资本逻辑与意识形态博弈加剧的今天，这一立场仍是守护学术伦理、激活理论生命力的根本保障。广大学者需‌明确“为谁写作”的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14〕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研究“人”的学问，坚持以人民为主体，要求学者抵制将知识生产异化为商品的行为，始终以人民福祉为评判写作价值的标准‌。

四、写作态度：科学性与严谨性的结合

写作态度是写作者‌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凝练。马克思的写作态度非常认真，主要体现在他格外注重其写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马克思写作的科学性最先体现在他写作时始终‌以材料建构理论根基。“如果周围空无一物，皇帝也失去自己的权力……如果没有事件，就没有什么可说的。”〔15〕他‌强调，“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完整地叙述出来”。〔16〕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通过逐条批注《德国工人党纲领》，揭露“公平分配”“自由国家”等概念背后的理论倒退与阶级妥协。在充分占有了材料后，马克思又将文献考据、社会调查与统计数据分析结合，形成理论支撑体系，并通过长期积累与反复验证，确保理论的历史客观性与逻辑严密性‌。在《资本论》中大量引用工厂视察员报告、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等档案，用资产阶级自己的数据证明剥削残酷性。同时，他在写作中充满了“主动寻找反例”的科学勇气，而非选择性忽视矛盾。1872年《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公开修正第一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表述，第一次公开宣告《资本论》应用的方法是辩证法，这是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着重提到的“抽象力”做了很好的注脚。〔17〕马克思的这种自我更新，使理论避免了教条化，保持了科学的“可修正性”。

马克思写作态度的严谨性体现在他著作的众多细节中。比如在《资本论》的脚注中，引用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配第的《赋税论》等，揭示理论的历史谱系，这种“概念考古”使每个范畴都有思想史坐标。马克思对发表文章格外谨慎，‌恩格斯对马克思严谨的科学态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致倍倍尔的信中提到：“马克思在五十年代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在他没有完全弄清这一理论的所有结论以前，他坚决拒绝发表关于这一理论的任何材料。”〔18〕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也做过类似的评论：“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册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19〕

马克思写作态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的结合，本质上是对资产阶级科学虚假客观性的颠覆。当他在《资本论》序言中宣称“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20〕时，暗示着社会科学的“纯净实验室”，正是被压迫阶级的现实苦难。他的严谨不是书斋里的数字游戏，而是用显微镜解剖资本逻辑，用望远镜预见历史趋势，这种将“科学”与“严谨”熔铸为一的写作态度，至今仍是抵御学术泡沫化的思想疫苗，唯有像马克思那样不厌其烦、津津有味地在堆积如山的材料中寻找历史规律，才能让理论真正成为“改变世界”的武器。

五、写作风格：战斗性、文学性与传播性的平衡

马克思的写作风格是多样的，正如他早期在与书报检查令进行斗争时写道：“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而你们要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质呢？……”〔21〕马克思一生的写作风格正如他反驳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令那样，为了探求精神实质，文风不拘一格。他的作品表现出思想锋芒、艺术感染力和大众接受度之间的有机统一，进而展现了他的写作风格的战斗性、文学性与传播性的平衡。

马克思写作风格的战斗性体现在他拒绝“为写作而写作”，他的文字始终服务于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共产党宣言》结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既是理论结论，更是战斗号令。在《法兰西内战》中，他记录巴黎公社战士“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壮举，用“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22〕的结语，将历史事件升华为革命图腾。这种写作不是书斋里的冥想，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为实践服务的思想武器。马克思的写作风格的战斗性，绝非文人的情绪化宣泄，而是对历史规律的真实揭示与对阶级使命的忠诚践行。他这种将写作视为“批判的武器”的自觉，使他的文字成为划破资本主义暗夜的思想闪电，至今仍在叩击所有追求解放者的心灵。

马克思写作风格的文学性体现在他以文学家的笔触重构理论话语，将抽象概念转化为生动的意象。《共产党宣言》中从“美洲的发现”到“轰鸣的机器”，从“幽灵游荡”到“无产者联合”，形成交响乐般的节奏。《资本论》中莎士比亚、荷马的典故信手拈来，比喻（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拟人（如“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等修辞俯拾皆是。这种莎士比亚式的写作，使哲学思辨摆脱晦涩，成为具有思想的诗。

马克思将传播性作为他写作风格的重要考量，他深谙“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的道理，坚持用“群众易懂的语言”写作。《共产党宣言》采用“问答体”雏形，最终凝练为朗朗上口的宣言式文体；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文件时，刻意避免学院化表达，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用通俗语言向工人讲解剩余价值理论。针对工人读者，他刻意规避学术黑话，这种“去精英化”的文风，使马克思主义从书斋走向工人阶级，成为“行动的指南”。

马克思的写作风格，本质上是“真理的力量”与“表达的艺术”的结合。他拒绝做“书斋里的哲学家”，而是以笔为剑、以文为火，让革命理论既能刺痛资产阶级的神经，又能叩击普通人的心灵，最终化作改变世界的力量。这种平衡不仅成就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地位，更给予当下的学术写作以启示，真正的思想武器，必然是理性与感性、深刻与通俗、批判与共情的统一。进入新时代，广大学者应更加积极探索大众化语言，融合多媒介叙事，平衡理性与感性，创作出时代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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