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国有特大型矿井，有个矿工失踪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后来负责煤炭出口的港口打电话来，说在煤里发现一个死人，一查正是那个矿失踪的矿工。原来那工人不小心一头栽倒在煤仓里，给活埋了，稀里糊涂地被运到港口，差点就给出口到日本去了。

也许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中国矿工这样的随时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挣到一份工资的职业了。在这里，矿工死亡是常有的事，10人以上的特大矿难在我国每周就发生一次，死几个人根本算不上什么事。矿主不会当真，“父母官”不会被惊动，不会引来什么国务院的工作组，也不会有新闻单位连篇累牍地写文章披露内幕，矿上赔几万块钱，静悄悄地就给处理了。矿工生命，就象一粒石子落入平静的湖面，掀不起什么波澜来，很快就会风平浪静，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不过这茫茫人海里少了一个而已。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矿井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矿井。中国的矿工从事的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中国矿工的死亡是世界各国同业中最多最频繁最悲惨的死亡，在我国所有的工种中，矿工的工作是最脏、最累、最苦、最惨、最危险的工作。

矿工像条狗，在我们这个“和谐”的社会里苟活着。

矿工会因矿井内随处可见的巨大危险而死亡。他们随时可能被瓦斯熏死，被地火烧死，被提升机挤死，被顶板砸死，被矿车撞死，被割煤机绞死，甚至被巷道偶然掉下来的一块矿石砸死。中国每周发生一次特大矿难。据新华社公布的数字，从2001年到2004年10月底，全国共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煤矿事故188起，平均每7。4天发生一次。河南、辽宁、山西、吉林、江西、广东等地接连发生特大煤矿事故，其中河南大平矿难死亡人数为147人，陕西陈家山煤矿死亡166人。刚刚发生的广东梅州市大兴煤矿，死亡123人。这还不包括事实上存在的大量瞒报情况，如山西省河津市5年间共发生矿难14起，死亡95人，可他们只上报了7起，报告死亡11人。矿难，像个恶魔，时时刻刻地威胁着吞噬着下井矿工的生命。

付出如此惊人的代价，中国煤炭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却出奇的低下。2003年，中国煤矿平均每人每年产煤321吨，效率仅为美国的2.2%、南非的8.1%，而百万吨死亡率却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甚至是印度的8倍。2003年，世界煤炭产量约50亿吨，煤矿事故共死亡8000人，中国煤炭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35%，事故死亡人数占全球煤矿事故死亡人数近80%。

所以，说中国的煤炭能源及由此生成的社会和私人财富是用矿工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点也不过分。

可是，我却很少看到我们的作家、我们的记者写出矿工所经受的苦难，写出他们的真实生活情景和感受，“主流媒体”上有关矿难的文章却很少，少的可怜，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尽管2001年以来，特别是2004年以后矿难肆虐，媒体告诉我们的始终只是一连串冰冷无情的死亡数字，和领导们光临现场组织抢救的光辉事迹，却不知道那些天矿山究竟发生了什么，矿工是怎样进入矿井那鬼门关的？他们在地下数百米甚至上千米处是怎样与死神搏斗的？这些下井前还是生龙活虎的人究竟是怎么死的？甚至，他们都是谁？张三？李四？他们平时是怎么工作、怎么生活、是怎么想的？亲人们在给他们送葬时又是怎样的一片呼天抢地、抱头痛哭的悲惨场面？从来没有人认真、准确地告诉过我们这一切。

是啊，她们怎能不哭？她们的亲人生前整日操劳受苦，到头来连个棺材都没有，那个已经报废的矿井就成是他的最后归宿。深深的地下，阴冷、漆黑一片。煤，压着他，埋着他。从此，他就再也见不到阳光了，再也呼吸不到没有煤尘的空气了，再也听不到妻子儿女的话语和欢笑了，因为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可怜的矿工！就这么成批成堆地死去，这个国家竟然拿不出一点有效的办法制止这恶性事件的发生。他们就这么去了，活着的和死了的，如蝼蚁，不值一提。

什么叫人间惨剧？这就是，这还不是什么是？为什么我们的媒体对此一片寂寞无声，好像那里根本什么也没发生。难道真的像一些人所讲的，是希望我们若无其事，集体患上麻木症、漠视症、痴呆症吗？

中国矿工的身体是中国人群中最不健康的，即使没有经历矿难，他们也活不长。他们会因吸入过多的煤尘得病而死。在采煤工作面，割煤机震耳欲聋地轰响，飞洒的煤粒像暴风雪一样打在人的脸上，眼睛都无法睁开，人笼罩其中，令人窒息。有人非常幼稚地指责他们：这些工人就是不遵守劳动保护条例，为什么不戴过滤面具？可悲的是你，可恨的也是你？你知道矿工的“过滤面具”是什么东西？那里面装的是过滤纸！由于煤尘密度太大，戴上它很快就会堵得死死的，人若还想呼吸空气就只能扔掉那劳什子。所以，多数常年在井下的矿工都会得一种职业病：煤肺病。由于吸入了过多的煤尘，整个肺部会逐渐硬化，变得没有弹性，呼吸困难，而且没有办法医治，异常痛苦，余生就只有等死。有的老矿工为了治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而那些积蓄正是他当年在矿上卖命并最终使他致病的的工作挣来的钱，是真正的“血汗钱”啊！

曾经见过这样的画面：一个得煤肺病的老矿工，无助地躺在病床上，鼻孔里插着氧气管，他艰难地呼吸着，多想多吸上那么两口新鲜的空气啊！可是他那僵硬的肺已经不可能腾出容纳一口空气的空间了。

矿工还会因为各种各样与煤矿有关的疾病而死。由于矿工长年与有毒物质、气体接触，没有防护设备或者只有简陋得微不足道的设备，其身体健康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害，有的直接导致死亡，有的罹患绝症，却又无钱看病，最终还是不免一死；有的则终生残疾，或夫妇不育、新生儿畸形……。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也肯定有相当多的矿工患有忧郁症等心理疾病，只是我们的“有关方面”对矿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状况缺乏关心和调查罢了。

我们这个社会，没有什么人，更没有什么组织真正想到或者是真正要去保护矿工的权益，当矿工们遇到困难时，当他们生病需要住院需要温暖时，当他们遭遇到危险时，他们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可以求助、可以依靠、可以诉说，那个时候，矿工上天入地皆无门，只能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瘦弱得身躯去拼命干活，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唯一属于自己的宝贵的生命再博一次，运气好的，将就着活下去，继续做受苦人；运气差的，几百个、几千个鲜活的生命，就那么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罪恶的世界，除了他们的亲人，没有人还会想起他们。

遇难者的生命，竟是如此短暂。

实际上，矿工所经历的灾难和苦难，还只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劳动人民所承受的一部分。在城市中时常遭到那些高贵人的“白眼”的农民工，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亿万兄弟姐妹，他们不也象矿工一样，吃着最差的饭食，住着最差的房屋，做着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苦力么？他们本来不是跟我们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上、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么？

兴宁“八七”矿难123位矿工的尸骨未寒，又一次传来噩耗：贵州省一乡镇煤矿9月10日中午发生特大透水事故，13人被困井下（新华网贵阳9月10日电）……

苍天啊！

“大哥哥，我爹他没有了”

黑孩曾经当过矿工，他讲述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极其凄惨，读后竟令我独自在街上转了许久，力图让那悲愤起伏的情绪稳定下来，好让我再次昂起头面对这个没心没肺的社会。

黑孩原来是个农村孩子，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农村到了矿区。他是顶替一个死亡的矿工的名字才到了这里的，并不是每个农村青年都有这样的机会。第一次下井，黑孩跟在师傅老屈的身后，踉踉跄跄地走进黑漆漆地巷道。前面的人手提矿灯，一走一摆的。灯光映在面目狰狞的墙壁上，一晃一晃，人走灯随，川流不息。

老屈管他的徒弟叫“小屁孩”，经常冲他喊“小屁孩，跟上！”“小屁孩，填火药啊！”

老屈教黑孩放炮、开绞车，干完活儿，就躲在大巷的峒室里休息。峒室很低，老屈把矿灯抱在怀里睡觉。矿灯能使老屈的身体感觉暖和一点。黑孩坐在一边，玩“伸手不见五指”的游戏。他瞪大眼睛，手就在眼前，但他就是看不到自己得手指。他把灯开了又关上，一遍遍地玩着这无聊的游戏。

峒室里有许多柱子，是为了防止紧贴头皮的岩石落下来。在开关矿灯的一刹那，黑孩突然看见木头柱子在“流汗”。问过师傅，他知道了，这是因为岩石的压力太大了，一丁点一丁点地往下压，把木头里的水份挤了出来。黑孩伸出手指，去触摸那些晶莹剔透的水珠，他的心在恐惧中狂跳着，他感觉这柱子一会儿就会塌下来，一点一点，最后轰然倒下，而自己会在没有知觉中离开这个世界。

老屈看到黑孩不吭声，就用矿灯照照他，看到徒弟恐惧的神情，他问：“小屁孩，怎么了？”

黑孩把柱子上的水珠指给他看。老屈说：“小屁孩，别怕，该死球迎天，不该死又一年！”

但黑孩还是感到害怕，那是一种无法消除的恐惧感，他相信，每一个矿工，每一天下井的时候，都一定像他一样怀有这种强烈的恐惧感，直到他下班“回到”人世间。

出井的时候，人们的脚步飞快，黑孩也跟大家一样，想尽快逃离掌子面。但师傅老屈的脚受过伤，走不快，他们落在后面。

矿工出入井要坐“罐笼”，升降如电梯但不是电梯，速度极快，周围也没有严密的防护罩。当黑孩和老屈到达井口时，罐笼眼看就要提升了，如果不急着上去的话，下一趟就得再等半个小时。矿工们谁不想早点回家跟亲人团聚，都争着往里挤。老屈被挤到最后面，黑孩拉着他的手说，快点，快！“罐笼”要提升了！黑孩急促的呼喊变得嘶哑。老屈在笑，抓住了黑孩的手，纵身一跳，他想跳到罐笼上。

老屈忘了，自己的脚不给劲。就在他往上跳的一瞬间，罐笼突然提升了！

老屈的身体在瞬间就被撕裂了。罐笼上升的速度急骤，力量凶猛，呼啸着飞腾。黑孩眼看着自己的师傅老屈变成一堆肉浆，完整的部分只剩下一只布满老茧的手和一颗煤尘糊住的头颅。

黑孩说，那一天，师傅离我而去了。

第二天，黑孩跟所有的矿工一样，不管有多害怕，还得坐那个挤死师傅的罐笼进入底地层深处，去干活儿。

每次下井，黑孩的耳边总会响起师傅小女儿的声音：“大哥哥，我爹他没有了。”

黑孩说，那年，师傅的女儿8岁。

那一闪一闪的矿灯，照着什么？

前几天到北京开会，朋友开车送我，路过建外SOHU、现代城等高档住宅小区，我想起来了，前段时间看过一个《中国超级豪宅排行榜》，里面提到10座提名豪宅，其中北京的豪宅占5席，单套价格在3000万元左右。住在这里的富豪光物管费一年就要交20万元，有的业主竟 可以为买菜的保姆配专车。朋友对我说，那里面住着都是富人，律师、房地产商，还有就是大矿主。这里经常有许多山西的矿主开着宝马来购房。

我知道，朋友说的是实情。9月21日《北京晨报》载，北京商务车展5天共售出80辆豪华车，大多是立即付账，直接开走。承办方发现，山西客商出手尤其阔绰。据介绍，车展中一个带有明显群体特征的“大款团”尤其引人注意，这就是山西的煤窑主。展会期间出手的仅有的两辆超过600万元的顶级名车：世爵和迈巴赫就是山西客的大手笔。同时，大方的山西客商还顺便照顾了一下主办方“观湖国际”的生意，一并买走了数十套房子。“观湖国际”是北京最贵的地界儿——CBD的高级楼盘，最便宜的一套房也在160万元以上。

另据东方新闻报道，山西矿主每年要把100亿元的资金带出山西。在该报记者联系到的煤老板中，至少有10位住在北京的豪华小区，遥控指挥他的矿井。在深圳，也有不少山西煤老板瞄准了那里的超级名车豪宅。山西煤老板一次性团购20辆悍马。太原的一个老板拥有３辆不同颜色的劳斯莱斯，另一个老板的家族里年满１５岁的人每人一辆车，老婆开着本田，弟弟开着奥迪Ａ４，１６岁的儿子开着沃尔沃，还拥有别克、丰田霸道共十几辆豪华车。

目前山西私人拥有宾利、悍马、劳斯莱斯等顶级豪华车的数量已经突破１００辆，其中大部分为煤矿老板所有；跟北京一样，最贵地界的豪宅也一并买走数十套。显然，豪华消费成了山西煤窑主的偏好，好象是在抢着花钱。

宾利、劳斯莱斯大家比较熟悉，悍马“何其车也”？这是一种带有美国军车血统、号称“越野之王”战场军用吉普。它“像坦克一样高大霸气，150万一辆，经常来我们这里消费的就有七八辆”。 太原市阳光大酒店门前的服务生这样说。

高平一个煤老板为其母亲祝寿，一桌饭就花了1.1万元。桌上的主菜不是鲍鱼和鱼翅，而是日本神户雪花牛柳。商家介绍说，这种牛是“喝着啤酒，听着音乐，由主人每天按摩长大”的，肉质鲜嫩，入口消融，营养丰富。

看着矿主们疯狂的消费行为，我脑子里时常浮现出一脸煤灰、疲惫不堪的矿工形象。

矿主和他的家人花的钱是带血的，矿工的血。有人叫它“血煤”，贴切！

一边是无休无止的矿难，死人，哭泣，凄凉，绝望，一片黑暗；而一边却是买车、购房，阔气，欢笑，荣耀，神气活现，一片光明，截然相反的两幅人生景象不厌其烦地演绎着同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故事，几千年了，竟然丝毫也没有改变。

矿主创业不易，也做过一些善事，但在利益上他们玉矿工是对立的，他们是强者，是剥削者，而矿工是弱者，是被剥削被压迫者。他们之间必须有某种利益谈判机制，通过各自的代表平等协商，甚至斗争，才能建立起相对合理的或者双方较能接受的利益平衡关系，国家的法律应该确保这种谈判过程的合法性和顺利进行。否则，一切政府的“调整”、“整顿”行为最终都是徒劳的和无效的。

欺压矿工的不仅是矿主，官商勾结，百姓受苦，自古以来皆然。广东省兴宁矿主曾云高，拥有大兴、永丰两座矿井，刚刚发生过的“八七”特大透水事故，123名矿工就被深埋在他的矿井之中。曾云高不只是矿主，还是兴宁市、梅州市两级人大代表，还被授予“发展兴宁经济凸出贡献者”称号。而这位“人民代表”却是地方一霸，在当地无人能管、无人能问。出于交通安全的考虑，有关方面多次提出重修一座铁路桥，始终无法得到曾云高的同意，曾不同意，那桥就修不成。

曾云高与各级官员称兄道弟，关系甚笃。是商，却更像官。他将当地公安、税务、煤炭、安监等部门要员、市政府官员、政协委员拉入其公司的股东名单中。一名党政要员年分红竟高达“２００多万元”。调查发现矿区多名官员和行政人员有大量不明的资金。一名每月只有数千元人民币工资的警察，名下居然有近3000万元人民币。香港大公报说，这位姓曾的运用多种手段，“将黑色的煤炭压成一张张薄薄的银纸（钱）送到官员手中”。

矿区是个等级社会，一级压一级，矿工生活在最底层，在他们头上，任何人都可以随意盘剥欺压矿工。在矿区里，矿长（工头）直接接触工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是欺压矿工、横行霸道的恶人。他们之所以这样恶，是因为还有比他们更恶的。而矿工，是生活在这个黑暗的小社会里的最底层的最无助最受欺负的群体。听过“背黑牛”的故事么？

记者夏榆在《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中讲了这个故事。他的弟弟是个矿工，一次，哥儿俩坐在一起喝酒，半斤老白干下肚，弟弟扶着他的肩头说：“你弟让人欺负了，你能不能给你弟弟出一口气？”

夏榆说，弟弟咽不下这口气，缘由是他经常被人“背黑牛”。矿区以外，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背黑牛”这个名词，只有矿工明白它的含义。每月发工资的时候，工长给本队的每位矿工身上“背”100—300元的工资，矿工领到工资后，要把这部分虚加的“工资”交给工长。所以这钱只是在矿工手里“过”一下，最终还是要如数收归到工长手里。按过去的老话，这叫“吃空额”，就是旧军队的军官向上虚报部队员额，或士兵阵亡后不除名，领取这些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人的军饷归自己所有，只不过现在的“背黑牛”比“吃空额”更加明目张胆，因为这些勾当适当着矿工的面进行的。夏榆说，在他所熟悉的大同矿区，“背黑牛”有漫长的历史，1993年他在矿区的时候就被他的“头儿”背过“黑牛”，直到现在，矿工们仍是月月如此，年年如此。矿工有气不敢在外面表达，只能回到家里耍酒疯、打老婆出气。

夏榆是北京回来的记者，这让他的弟弟仿佛看到了希望，不想再咽那口鸟气，终于发威了——不过是在自己家里，冲着自己的老婆。他涨红着脸大骂工长，叫骂声在屋子里轰响。他平素是个极老实厚道的矿工，隐忍受累，话都没几句，不气愤到极处不会动怒。这一天他开骂了！尤其让他无法忍受的是，工长就是用他“背黑牛”的钱三天两头进城找小姐、洗桑拿、泡歌厅。可是他要等着那些钱去买米买面，给儿子交学费，买课本。不交补课费儿子就进不了教室。问题是每次领工资的时候，工资卡上明明标的是1200元，可是能拿回家的只有900元。凭什么钱到了手里却不属于自己，天下有这个道理吗？而那个工长在取走钱的时候那份理直气壮，那份心安理得，更是让人怒不可遏！

可是，发一顿脾气又能怎样呢？矿工还是穷矿工，照样被“背黑牛”，工头还是恶工头，照样作恶，谁也管不了。

在矿区，像这样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还有很多，这里，每天都发生着令人难以想象的罪恶。对这些，我们又知道多少呢？

显然，在矿山，存在着一个榨取矿工血汗的完整的利益共同体，它包括矿主，包括，包括躲在幕后的官商勾结的股东，包括无须借助股权而是以更为隐秘的渠道获利的特权者，还包括处于这个利益共同体下层但也最凶狠的工头矿长，他们盘根错节，配合默契，建立了一个“上压下挺”的利益网络，他们同时把魔爪伸向孤立无援的矿工。这是活生生的事实，是回避不了的。在这重重的剥削压迫之下，矿工就是有一百条性命，也会被倾轧得灰飞烟灭的。

矿工作为中国穷人中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无奈，他们的无助，他们的卑微，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凄惨，他们的哀求，让太多的国人动容落泪。他们是这世界上最憨厚淳朴的人，他们卑微而顽强的活着，他们的要求低到不能再低，他们和你我一样，也有父母兄弟姐妹子妻儿女。可就这么卑微的请求，这么多年了，竟然完全得不到应有的回应。

矿工们凭什么就该忍受压迫？就该压抑燃烧的怒火？就该象狗一样去死？这个社会，正义何在？公理何在？难道我们真的是一个残忍的冰冷的不讲人性的社会么？谁应该站出来为处于这个社会的最底层、毫无权利可言的、可怜的矿工们说句话，或者哪怕为他们做一丁点事情啊？

那一闪一闪的矿灯，照射着这个悲惨世界，照射着这世界上的穷人和富人、好人和坏人……

矿工张应科的故事

夏榆原来也当过矿工，在《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中，他讲了一个他的工友张应科的故事。据他说，张是个面容善良、性情温和、老实巴交的矿工，每天就知道干活，养家糊口。

那年，张应科新结婚的媳妇来到矿区，为了赚钱补贴家用，在家门口开了一个理发铺子。工头见她漂亮，就经常去那里去“理发”。

工头是个中年人，手下管着三十几个窑工，对他们有着绝对的支配权，用他的话说就是“让他尿几股就尿几股”。他有权分派窑工们的工作，谁要想得到相对轻松而得钱多的工作，就必须绝对服从他的权威，那些不会讨好他的窑工可就惨了，劳累、危险的工作是躲不过去的。

工长先是把张应科安排上夜班，后来又把他打发到很远的工作面去，那是个责任重大、一刻不敢大意的工作。

开始的时候张应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如同平时一样做着自己的工作。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张应科一直被蒙在鼓里。

一个冬天的早晨，张应科疲惫不堪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突然，他在自家院子里发现了一行脚印。陌生男人的脚印。这脚印，从他的石头屋前一直向外延伸。

张应科感觉蹊跷。第二天，他没到出井的时候就洗澡回家。走到家门口，他的新扑通扑通跳，松开捂住的眼睛，他又看到了那留在雪地上的脚印。

什么都明白了！

张应科抖抖索索地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房门，看见了和自己的女人睡在一起的工头。

那一刻，张应科的精神错乱了。

他是个软弱的人，他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上去痛揍那个混蛋和自己的女人，他只是瘫软在地上，张着大嘴哭，可是又哭不出声音来，只是一下又一下地抽打自己的嘴巴。

第二天，张应科又下井了，人们看到他的时候，他的神情是木的，经常一个人发呆，一句话也不说。他的精神受刺激了，

一次上夜班时，矿工们干完活儿都在峒室里休息，大家迷迷糊糊间，突然听到一声凄厉的哀嚎。人们被这所惊醒，感觉头皮发炸，只见张应科坐在一块煤岩上，神情呆滞，那一声几乎不像人类发出的声音的哀嚎就是在他静默中爆发出来的。

矿工弟兄们看着这个可怜的人，只有深深的同情，只能为他而叹息，还能做什么呢？

在矿上，工长搞窑工的女人并不稀罕，工长们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也都在谈论谁家的女人漂亮，谁谁搞过哪个女人，自然，伴随着这话题的，是一阵阵的哄笑。

在矿区，究竟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多少令人难以想象的罪恶？

据说张应科现在仍是一名矿工，他说，“我干不动了。”

是啊，矿工辛劳一生，苦难一生，老了，干不动了，但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它还得咬牙继续干下去。

这种毫无人性的压迫剥削，过去只是在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的文学作品和电影里看过，现在，却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在矿区，究竟流传着多少这样的悲伤而苍凉的故事？矿工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是用血，不，用命换来的。

文献参考与素材来源：

中国经营报

http://www.china-nurse.com/2004/12-1/12508.htm.tyj0210

http://china.eastday.com/eastday/node81741/node81768/node84220/userobject1ai1453927.html

《人文范笔》2005春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