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耀章:多质态社会管理中的共同性与差异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5 次 更新时间:2015-04-22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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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耀章 (进入专栏)  


从人与社会的产生、存在、发展的全过程来审视人与社会的关系,有着极其高密度的互联性。如果没有社会的人或没有人的社会同样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也正如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所说的,没有人可能脱离社会而生存,然而有人的地方却未必有社会。他以笔下的沉船与恐慌为世人展示了一幅因无秩序而导致"社会崩溃"的图景。可见,社会是需要管理的,没有管理就没有社会。然而认知社会确是社会管理或管理社会的前提与基础。大体说来,有什么样的社会就可能有什么样的管理。我以为当今中国的社会管理诸多问题中居首的问题是要对我国多质态的社会进行认识、再认识,然后才能在其基础上,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 转引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进行有效的管理或治理,才能做到事半功倍,进而在常态有序的范围内把每个人的价值理念凝聚到社会价值观念上来,真正过好作为人的事实(而并非只是价值)层面的生活。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人是异化于社会管理的。社会管理社会化必将是社会管理的发展趋势和未来情景。

一、何谓多质态社会

所谓"质态",一般是指事物的性质、本质、特质的状态或表现形态。"多质态"一般不同于"等质态"、"同质态",即指事物包含着多性质、多本质、多特质的状态或表现形态。所谓"多质态社会"或"社会多质态",是指某一个特定社会由多种性质、多种本质、多种特质和状态构成的极其复杂的社会有机体。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社会是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所谓的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构成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社会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而且不断在变化的有机体,社会变化进程及其方向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多质态社会或社会多质态,归根结蒂是由具体人的本质的差异性和具体人居的自然、地理及其历史的差异性决定的。"多质态社会"或"社会多质态"的另一种表达法是"异质态社会"、"异质性社会",关涉到特定社会形态的"社会纯净度"问题。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形态基本思想和理论,我以为所谓多质态社会或社会多质态问题可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上:

其一,整个人类社会的多质态性。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及其更替规律的发现,终于揭开了人类历史之谜,实现了人类历史观的伟大变革。然而,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就是:既强调各个民族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是共同的,又强调各个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和模式是千差万别的。其中,前者,强调五种社会形态是一种总的历史趋势、总的历史规律或人类普遍性规律。这可视为一种"共同性的多质态";后者,强调各个民族具体发展道路不是单一的、直线的和绝对的,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会不乏有超常规的历史跨域,也不免有历史性的倒退或退却。这可视为一种"差异性的多质态"。这就要求人们在对待人类社会的多质态问题上,学会处理好客观规律性与历史选择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渐进性与跳跃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其二,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的多质态性。如果说整个人类社会多质态性具有抽象性,那么西方社会的多质态性和东方社会的多质态性则具有具象性。一方面,前者的多质态寓于后者的多质态之中,有其共同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后者的多质态则是前者多质态的具体体现,只是西方社会的多质态与东方社会的多质态也有其共同性和差异性。我国主流的学术、理论研究,注意到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并不只局限于西方社会,也涵盖包括东方社会在内;注意到了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社会的"马尔克制度"与东方社会的"亚细亚所有制"在本质上的相通性,并在此后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的差异性;注意到了马克思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对于东方社会来说并不具有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意义,等等。但是,这些研究一般未从多质态社会的视角切入,而且往往出现两极化思维倾向,即: 要么过多强调西方社会,比较忽略东方社会,反之亦然;要么过多强调东、西方社会的共同性,比较忽略东、西方社会的差异性,反之亦然。概言之,这种两极化思维倾向都是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东方的非资本主义亦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非此即彼,其实,真实的西方社会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真实的东方社会也不完全是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就把极其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因而是值得商榷的 。

其三,我国现实社会的多质态性。在人类社会多质态的视阈中,无论是与西方社会的多质态相比还是与东方其他社会的多质态相比,中国社会更具有鲜明的多质态性特质。如果从历时态和共时态同时考究我国的社会,就会发现我国社会呈现着由过去的遗迹、现实的基础和未来的萌芽三种社会质态共存或并存的局面,仿佛人类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 的各种质态要素都聚集在我国的现实社会之中,尤其是社会主义质态和资本主义质态共生并存。我曾经将此景比喻为犹如"活的人类历史博物馆"或"大熔炉",因此,"社会纯净度"较低。其中,作为现实基础的社会质态是至关重要的,它既是社会历史质态发展的结果,又是未来社会质态发展的母体。一种社会形态或性质之所以是"这种"社会形态或性质,而不是"那种"社会形态或性质,主要是由它的作为现实基础的社会质态决定的。本文所论及的多质态社会,主要是指作为我国社会现实基础的多质态性,因为它决定和制约着我国目前社会质态的性质和未来社会质态发展的路径和方向。我经过多年的思考和研究,初步提出和论证了"后新民主主义社会"问题,认为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另一种表达法" ,认为需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社会应该完成而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在我国,理想的合格的社会主义还是尚未实现的未来情景,实现的还不是理想的合格的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如果这方面的认知能够成立,那将既有利于我们防范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教条主义倾向,又有利于我们防范非"资"即"社"或非"社"即"资"的两极思维倾向,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既防止"左"又警惕右,还真实中国社会多质态共时态并存之本来面目。

由此可见,当今中国是建立在多质态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无论是没有社会主义特质的中国还是没有资本主义特质的中国,都不是现实的真实的中国。现实的中国向何处去,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是否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导向,这是至关重要并决定一切的。我国的社会管理应从多质态社会这个最基本的"社情"出发。

二、社会管理中的共同性

一般说来,"共同性"是相对于"同一性""统一性"或"一元性"而言的,也有别于"共质性""同质性""雷同性",其对应面概念是"差异性"。社会管理中的共同性是由"社会"所具有的共同性和"管理"所具有的共同性所决定的,可从多视角或多方面来进行审视和分析,本文的视角关注面只是其中之一,侧重于我国多质态社会的差异性管理中的共同性问题。

地球世界的人类社会实质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社会本是自然的生成物。自然永远是彼岸的,以其规律支配着此岸的社会。无论哪种社会形态、何种社会发展阶段或社会发展层次上,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于是就有生产管理和管理生产、分配管理和管理分配、交换管理和管理分配、消费管理和管理消费等。人类要过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于是就有经济管理和管理经济、政治管理和管理政治、文化管理和管理文化以及社会管理和管理社会。人类及其社会既然是"自然之子",除了自我管理和管理自我以外,还要"管理自然",如人类不在管理自然中求得存续和发展,就会在破坏自然而遭到自然规律的惩罚( 可称之为"自然管理"或"彼岸管理") 中自我毁灭,这并非是非此即彼,而是二者必居其一。这便是对所谓"社会管理中的共同性"问题的一种至上性认知。这个层面社会管理的共同性问题,无论是对于人类社会还是对于具体的民族国家社会都是如此。

人类社会的共同命运需要各民族国家来共同担当,形成社会管理中的相对共同性。大体说来,西方社会自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普遍奉行古典自由主义的"大社会小政府"的管理理念。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西方社会又普遍改奉行我称之为的"凯罗主义",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普遍干预。再到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古典自由主义重新崛起,西方社会又普遍奉行社会治理理念,使社会管理更加具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相比之下,东方社会承袭"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传统,一直奉行"大政府小社会"的管理理念,形成相对集( 极) 权、专制、单向度的社会管理传统。应当指出的是,东西方两种类型社会管理所具有的共同性,是指各自所具有的共同性。东西方社会管理与其说是共同性倒不如说是差异性更为确切,无论哪种类型的社会管理都不可能具有作用于对应面社会管理的"普世价值"。但是,一方面,在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使"西方社会管理的东方化",还是使"东方社会管理的西方化",都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普遍交往、学习、借鉴中,东西方的社会管理更趋"相互嵌入"的态势。以我所见,这种相互嵌入态势也是一种社会管理中的共同性,并且,这种"嵌入性共同性"往往既不是非此即彼,又不是二者必居其一,而是亦此亦彼。

我国的社会管理是属于东方社会管理类型中的一种。对于人类社会管理、西方社会管理和东方社会管理来说,我国的社会管理更具个性或差异性特色。然而,从全国一盘棋的全局观点来看,我国多质态的社会管理必须在其内容上呈现出一般性、共同性特色,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选择,还是未来的选择与定向。其共同性表征在多方面,我认为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多质态社会管理中必须坚持领导力量和指导思想的共同性。新中国建国初期,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指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今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着多元政治主体、多元思想理论并存局面。在我国多质态的社会管理过程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正确、科学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最新发展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统一、正确、科学的指导。其次,我国多质态社会管理中必须坚持核心价值和思想路线的共同性。其中,关于核心价值,新中国建国初期,还是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以为这是中华民族忧患意识在现当代的凝结,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的最初表达。社会主义救中国具体表现在三种时态: 过去,赢得民族独立、国家政权和统一,建立新中国,依靠点之一是社会主义; 现在,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统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的也是社会主义; 未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现代化,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依靠的依然是社会主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应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这既是坚持领导力量和指导思想的共同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坚持以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的具体体现。关于思想路线。所谓"思想路线"是指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早在1941 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对"实事求是"的内涵作了科学的解释,后来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最初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这一思想路线,并载入党章。在多质态社会管理中坚持从我国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社会实际出发,避免社会管理过程中的简单模仿或雷同现象,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进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整体特色或总体特色。

我们认为,当今中国的社会管理要在两个层面上处理好社会管理共同性的问题: 其一,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同人类社会、西方社会、东方社会的共同性问题; 其二,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内部或自身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社会管理的共同性问题。在这两个层面上,都应当处理好继续深化全面改革、全面开放、全面建设的共同性关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来说,其领导力量、理论基础、核心价值、思想路线等共同性特质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尤其值得珍惜和重视,我们只是要在与时俱进中始终坚持,并使其更加科学、更加正确,进一步挖掘其自身已有的理论潜力、制度潜力、体重潜力、机制潜力,努力做到言行一致,表里一致,名实相符,而不是自暴自弃,改弦更张,另起炉灶。

三、社会管理中的差异性

社会管理差异性或"差异性社会管理"、"异质性社会管理"是以社会管理的共同性价值为前提的,如果没有社会管理的共同性,便无社会管理的差异性,社会管理的共同性寓于社会管理的差异性之中。

迄今为止,由于人类社会还长期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内,当今中国是以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为定向性发展的社会,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在本质上属于异质性社会。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在本质上既有别于封建社会的管理,也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还有别于未来理想的合格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是一种"多质态的社会管理"或"异质态的社会管理",是一种"综合性社会管理"、"公共性社会管理"或"和谐性社会管理"。亦即在当今中国多主义、多质态并存的社会中,除了社会主义的质态需要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非社会主义的质态需要非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以外,还需要超乎或介于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之间或之上的那种社会管理,这是一种中国独具的社会管理,它不是"非资即社"式的社会管理,也不是"非社即资"式的社会管理,而是"亦社亦资"式的社会管理。多质态社会,差异性社会,必然要求综合性、公共性、和谐性的社会管理。既然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决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式的社会管理,就如同西方社会不能搬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一样,这是基于不同社会性质或社会价值导向的缘故,它们所体现的是共同但有区别的社会管理原则。如果能够在实际应用或事实层面可以简单地搬用、趋同、雷同西方的社会管理模式或做法,那么,所谓异质性社会管理的本质区别就值得另当别论。

我们直面多质态社会、异质态社会的现实,进行差异性、异质性、和谐性社会管理,不仅需要勇气,而且还需要大智慧,需要创新。目前,对我国社会管理中的差异性或差异性、异质性社会管理的认知还存在歧义,包括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主客体、手段目的、内容形式以及学科的差异性等等,需要达成相对共识。本文主要从层级管理差异性、领域管理差异性、区域管理差异性以及管理格局差异性等方面进行初步的考究。

关于层级管理差异性。社会是分层的。社会层级是社会结构理论与实践的具有刚性的组成部分。在常态性社会管理中,层级差异性是比较明显的。一般人们把社会分为上层社会、中层社会、下层或底层社会,把政府分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政府。所谓社会管理的层级差异性主要体现在: 上层中央政府"顶天",从事宏观决策性管理,谋全局,顶层设计。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下层基层政府"立地",从事落实性管理,对上层决策落实、落实、再落实。所谓最美丽的花朵在基层。中层政府,从事执行性管理,既"顶天"又"立地",既要"忠诚地上传"又要"创造性地下达",不做"顶门杠"。在层级性的差异性社会管理问题上,自上而下呈现出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层级递减趋势。层级管理差异性要求我们应注重构建和谐层级社会管理,注意防范纵向社会管理中的雷同倾向,以及改革和调整社会管理体制上的"职责同构"现象 。

关于领域管理差异性。从社会是与自然界相对应、也同民族国家的范围相重合视角看,社会及其管理是一个巨系统工程,包括经济子系统、政治子系统、思想文化子系统、社会生活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管理。社会领域管理的差异性寓于全面社会管理之中。如果没有全面的社会管理,就体现不出社会领域管理的差异性。社会领域管理差异性是基于社会分工产生的。不同领域的社会管理各自有其特定的内容、形式及其规律,发挥着各自的功能与作用。虽然不同领域的社会管理可以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分轻、重、缓、急进行有效的领域管理,但是不同领域的社会管理之间是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的,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割裂。领域管理差异性要求我们应注重构建和谐领域社会管理,注意防范横向社会管理中的雷同倾向,以及克服和纠正非全面社会管理、非平衡社会管理等顾此失彼现象。

关于区域管理差异性。区域或地域是构成社会和国家最基本的空间要素。区域管理的差异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域、区域之间的自然条件、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各个地区的实践必然会因为地域条件的差异而差异。长期非均衡发展或梯度( 如东、中、西部,东、西、南、北、中,沿海、沿江、边疆) 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形成区域模式和地区样态,彼此之间具有相当大的差异。一方面,这些差异既是原区域社会差异使然,又是区域社会管理差异性助推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些差异都有浓郁的区域社会特色和鲜明个性,共同展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限生机与活力。区域社会管理差异性要求我们应注重构建和谐区域社会管理,注意防范和克服区域社会管理中的雷同倾向,即不能照搬照抄国外的社会管理经验和模式,避免犯"洋教条"错误,也不能照抄照搬国内的区域社会管理经验和模式,避免犯"土教条"错误,正确对待以往乃至现在依然坚持的"典型引路"的管理工作路线,因为区域社会管理的经验和模式往往不是无条件可以复制的。

关于管理格局差异性。社会管理格局受制于基本的社会结构。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可能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管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用"差序格局"来指称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伦理本位"或"关系本位",有别于西方的"团体格局"。显然这是与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本质上需要集体行动、合作精神、公共规则等价值引领是相悖的。所谓管理格局差异性主要有两指: 一指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结构管理格局的差异性; 二指同一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不同阶段管理格局的差异性,以及管理格局中各组成要素其地位、功能、作用的差异性,本文从后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的社会管理基本格局正在逐步形成。2003 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政府社会管理问题, 2004 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6 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将"建立"改为"健全",并强调政府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这说明我国正在形成并健全过程中的社会管理格局有四大基本要素构成,这就是党委、政府、社会和公众,由此构成"合力"社会管理格局,说明社会管理不仅仅是其中任何一方的事。但是,社会管理格局中的四大要素不是静态的、无差异的、均等的。其中,党委领导是前提,政府负责是根本,社会协调是依托,公众参与是基础,

这是终于被发现的能够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效实现形式。社会管理格局差异性要求我们应注重构建和谐社会管理格局,处理好社会管理格局中多种主客体际之间的关系 ,逐步改革现存的"党政一体化"社会管理观念和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在管理者必须接受管理的理念中,由党政"直接"管理社会到"间接"管理社会将是一个必然趋势。

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内,多质态并存的社会现实将不会有所根本改观,由此决定着社会管理问题上共同性差异性存在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可变性、多变性。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建设、发展和完善维持在良好的秩序范围内,我们确实需要有大智慧。其中,以社会为本,进而以人为本的科学、民主、法( 制) 治、道德的全面社会管理是须臾不可或缺的。我们是否可以从"政府规范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政府---市场---企业) 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某种极其有益的启示: 在党委和政府"一体化"( 一家) 体制尚未达到治本性优化的前提下,通过党政自觉并合力培育社会组织( 公民社会) ,由成长着的社会组织或公民社会及其公众学会由间接到直接管理社会,即由社会管理社会( 党政---社会组织---管理社会) ,逐步实现社会管理社会化的理想境界!

注释:

1.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相关讨论可见王伟光、靳辉明、洪光东、庞卓恒、李潇潇.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价值观笔谈及会议综述[J].中国社会科学,2011,(1).

2.乔耀章.中国社会特色纵横谈[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江苏科技大学学报[J].2008,(1).

3.朱光磊,张志红.职责同构批判[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4.参见拙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问题的新认识---再论政府社会管理中的政府、社会、公民三者关系[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2,(2).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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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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