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胡适在香港讲演引起的风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0 次 更新时间:2015-01-20 20: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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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云志 (进入专栏)  

  

   1935年1月,胡适应香港大学之邀,往游香港。年前,一些朋友曾经劝胡适不必前往。但胡适认为,此行不仅仅是前去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这是胡适所有35个名誉博士学位中的第一个),也是想借此机会对他从未去过的香港、两广等地的教育文化事业有所考察,所以坚持践约赴港。

   1月1日早九点半,胡适乘哈里森总统号船从上海起程,4日到香港。在港停留5日,除参加授学位仪式外,先后到各团体、学校讲演五次。8日晚乘船离港,9日晨到广州。在广州停留两日后,又应广西当局白崇禧、黄旭初之邀,于11日下午乘飞机去广西,先后在梧州、南宁、柳州、桂林等地游览。至1月25日返回广州,乘火车重人香港,次日(26日)乘胡德总统号船北返。这次从赴港到离港北返,全程共26天。胡适北返后,写了三万余字的《南游杂记》。

   我这里要说的“风波”,是在广州发生的,而起因是胡适在香港的讲演。

   前面说过,胡适在香港共作了五次演讲。其中三次用英语,两次用国语,1月6日在华侨教育会即是用国语演讲的。胡适知道港人国语程度不高,故讲得很慢,努力让人们听清楚。事后,根据记者笔记在报纸上发表的这篇演讲文字,据胡适自己说,亦无大错。但有几段话,却使广东当局大为光火。

   引起麻烦的话语主要有:胡适称赞香港为东亚“第一个能实现义务教育的地方”,批评国内办了三十年的新教育,至今“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做得到办普及、义务、强迫教育”,因此,他希望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的中心”。胡适还批评“广东很多人反对用语体文,主张用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他在分析广州为何“守旧如此”的时候说:“一个地方的文化传到它的殖民地或边境,本地方已经变了,而边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着它祖宗的遗物。广东自古是中国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许多都变了,而在广东尚留着。”

   胡适的讲话传到广州,军政要人首先作出反应。在1月8日的西南政务会议上,即有人指责胡适在香港发表言论反对读经。读经是当时广东最具实力的人物、粤军总司令陈济棠提倡的。一个手无寸权的读书人,竟在广东的大门口,公然批评一位当地最高的大员,这如何了得?所以,当胡适于1月9日早上来到广州,立即就碰到麻烦。

   那天船一靠岸,首先是胡适的朋友罗文干派人送来一张纸条:“兄此次到粤,诸须谨慎。”罗文干有可能直接参加了西南政务会议,也可能是从与会者那里得到了消息。不过他后来对胡适说,是他占了一卦,不吉,故对老友发出警报。

   接着,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吴康也派人送信来,其中说道:“适晤邹海滨(即邹鲁,时任中山大学校长——引者注),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

   原来按广东方面的安排,胡适到厂—州停留四天,在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第一中学等处要做十次讲演。现在吴康根据形势判断,胡适不宜再发表演讲,而且应尽快离开广州,怎么办呢?胡适是第一次到广州,不忍就这么匆匆离去。再则,胡适不是寻常书生,见过大世面,远非那种一吓就怕的人。当年他在上海,在《新月》杂志上敢批评孙中山,批评蒋介石,批评国民党;相比之下,今天批评广东提倡读经,算得了什么!刚好,当时任广东省主席的林云陔,是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即相识的老朋友。于是,胡适就在地方法院院长、也是同期留美的朋友陈达材陪同下,先去拜访了林云陔。陈济棠的总司令部就在省政府旁边。在林云陔的建议下,胡适又登门拜访了陈济棠。这一招颇厉害。尽管两人谈话并不投机,但仅仅是陈济棠总司令接受胡适拜访并交谈了一个半小时这一事实,就足可保障胡适在广州绝不会发生安全问题。

   但讲演是不可能了。

   胡适见过陈济棠,回到下榻的新亚酒店时,吴康又送来第二封信,转达邹鲁意见:“邹意留省以勿演讲为妙。党部方面空气不佳,发生纠纷反为不妙。邹先生云:昨为党部高级人员包围,渠无法解释。故中大演讲只好布告作罢。渠云,个人极推尊先生,故前布告学生停课出席听先生讲演。惟事已至此,只好向先生道歉,并劝先生离省,冀免发生纠纷。”

   邹鲁请吴康转达上述意思的同时,就在中山大学贴出布告:“为布告事,前定本星期四、五下午二时请胡适演讲,业经布告在案。现阅香港华字日报,胡适此次南来接受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在港华侨教育会所发表之言论,竟谓香港最高教育当局也想改进中国的文化,又谓各位应该把它做成南方的文化中心。复谓广东自古为中国的殖民地等语。此等言论,在中国国家立场言之,胡适为认人作父,在广东人民地位言之,胡适竟以吾粤为生番蛮族,实失学者态度,应即停止其在本校演讲。公行布告,仰各学院各附校员生一体知照。届时照常上课为要。”

   这个由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署名的布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前面提过,吴康转述邹鲁之语,表示他个人对胡适是一向推重的。只因当局的原因,不得不取消讲演,劝胡离省。而这个布告绝无勉强不得已之意,且用谩骂口吻,说胡适“认人作父”。足见邹鲁非寻常教育、学术中人,乃与广东军政当局同一立场,故有此两面派的表示。二、广东军政当局真正不满胡适的,是他公然反对陈济棠提倡读经。而这篇布告对此却只字未提,另外提出两项罪名,一是称赞香港热心新文化,一是批评广东保守。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胡适讲演的被取消,他在广东的冷遇,皆与军政当局无直接关系,而是胡适在港的讲演触怒了广东学界的感情。这样,邹鲁等于是挺身出来,替陈济棠们承担拒斥胡适的责任。

   胡适当年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被公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而胡适本人又尊重传统道德,颇受许多老前辈如张元济等人的奖誉。至于在一般青年知识分子中,除最左和最右的,绝大多数也都很敬重胡适。因为这些缘故,那些有野心的武人政客也不想太跟他过不去。他们心里痛恨胡适的思想言论,却又不愿担反动顽固之名,所以才有上述那一段“戏中之戏”。

   有趣的是,当胡适离开广东之际,中山大学中文系古直、钟应梅、李沧萍三人发出“真电”,给在广州的军政各当局,包括宪兵司令、公安局长等,把邹鲁的意思以更加咄咄逼人的口气强调出来,要求把即将离去的胡适截留逮捕法办。其电云:“昔颜介、庾信北陷虏廷,尚有乡关之重。今胡适南履故土,反发盗憎之论,在道德为无耻,在法律为乱贼矣。又况指广东为殖民,置公等于何地?虽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何乃令其逍遥法外,造谣惑众,为侵掠主义张目哉?今闻尚未出境,请即电令截回,迳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否则老口北返,将笑广东为无人也。”同时并发电给广西当局,要求于胡适入境后即加逮捕,“否则,公方剿灭共匪,明耻教战,而反容受刘豫、张邦昌一流人物以自玷,天下其谓公何?”此两电于报上发表后,李沧萍先生以事前不曾预闻,特予否认。古、钟二人本已十分尴尬,却又玩弄词句,发一声明,把胡适再骂一顿,同时声称李先生本“同此慷慨,是以分之以义,其实未尝与闻,今知其为北大出身也”云云。

   古直、钟应梅的头脑不论如何冬烘,总不至于认定对胡适应置之重典,要动用武力加以追捕。况且,胡适在广州停留两天半,其时欲加整治,有何难哉?何必等到胡适离开广州后,再由身居广州的古、钟两先生发电报给同城的诸军宪头目?明眼人很容易看出,古、钟二位不过在扮演大声吆喝的跑龙套角色,以使这场“戏中之戏”更加引人注目。

   如果我们再看看1月14日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所登中山大学教授、广州《民国日报》总主笔梁民志所写的英文来函,就更能显出上述“戏中之戏”的观赏价值。其函云:“我盼望能借贵报转告说英语的公众,胡适博士在广州所受冷淡的待遇,并非因为(如贵报所记)‘他批评广州政府恢复学校读经课程’,其实完全是因为他在一个香港教员聚会席上,发表了一些对广东人民很侮辱而又是‘非中国的’(UnChinese)批评。我确信任何人对于广州政府的教育政策如提出积极的批评,广州当局诸公总是很乐意听受的。”

   广州当局的拥戴者们,很聪明地实现了当权者的意图。因为如果如实地只用反对读经的理由排斥胡适,不但暴露了当权者们的意图,而且这个理由远不如“认人作父”和侮辱广东为“生番蛮族”,更容易激起一般公众的同情。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任湖南省主席兼所谓“追剿军总司令”的何键,曾为此事特发一电报给广东当局,其中有云:“自胡适之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煽惑无知青年,而共党乘之,毁纲灭纪,率兽食人,民族美德,如扫地荡尽。我政府惩前毖后,近特隆重礼孔,用端趋向。举国上下莫不翕然景从。独胡氏惧其新文化领袖头衔不保,复于《独立评论》撰文,极词丑诋,公然为共匪张目,谓其慷慨献身,超越岳飞、文天祥及东林诸君子之上[注]。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可胜浩叹!……键身膺剿匪重任,深恐邪说披猖,动摇国本,故敢略抒所感,以为同声之应。”军阀何键将排胡的真正理由和盘端出,广州当局诸公接此电报,恐怕是尴尬多于兴奋。这可算是一段“戏外之戏”吧。

   胡适离港北返之后,香港报纸登出他对记者的一段谈话,略谓:“中大(指中山大学——引者)当局对予之误会,反而惹起一般青年之注意,为予增加极大之宣传。例如,予每至学校参观时,竟有数百青年学生围而不去。彼此虽不发一言,而心心相知之怀,历历可见。”胡适并不是失败者。而那些力倡尊孔读经的人,显然并没有保住自己的荣光。

   [注]1934年胡适在《独立评论》撰文《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说近数十年中国社会之进步,与孔子实无多大关系,同时却盛赞同时代无数热血青年英勇献身的精神。文中写道:“我们谈到古人的人格,往往想到岳飞、文天祥和晚明那些死在廷杖下或天牢里的东林忠臣。我们何不想想这二三十年中为了各种革命慷慨杀身的无数志士!……我们试想想那些为排满革命而死的许多志士,那些为民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那些前两年中在上海在长城一带为抗日卫国而死的无数青年,那些为民十三年以来的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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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百年潮》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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