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五四:现代中国的新起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2 次 更新时间:2019-06-23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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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云志 (进入专栏)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历史事件,从它发生到今天,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因为它的意义实在是太重大了。过去40年来我曾写过不少文章,谈论五四,许多话都说过了。现在把它概括起来,分作四个方面加以叙述。


一、伟大的爱国运动


人尽皆知,五四运动是因巴黎和会在国际帝国主义控制下,不顾道义,不顾中国主权,不顾中国人民的要求,蛮横无理地将战败国德国从前侵略、掠夺中国山东的权利转交给日本,由此引发北京学生首先起来抗议示威游行,进一步引发全国各地各阶层人民行动起来,同申义愤。这是一次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


1919年5月4日这一天,以北京大学为首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余人,汇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然后转往东交民巷,向列强在中国的使馆递交抗议的《陈辞》。随后,又有一部分游行学生转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处,要求对此次外交失败、丧失国家主权负有责任的曹汝霖出见学生。但曹不肯出见,且使警卫严阵以待。被激怒的学生翻墙入院,见到恰在曹宅的章宗祥,此人同样对外交失败负有责任。一部分学生将章宗祥痛打一顿,并放火烧了曹宅。政府当局下令逮捕了32名学生。消息传开,学生、教师和广大市民群众纷纷抗议,并陆续引发全国各地的抗议示威活动。人民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就是五四爱国运动。


爱国运动是近代以来,以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群众运动。这种运动从清末以来时有发生。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具体问题,限于某一地域的斗争,如收回利权、教案,反对列强侵略活动,反对迫害华工等。五四爱国运动是为争取整个国家的主权、争取国际平等地位的斗争。这是在民族觉醒的更高层次上展开的斗争。


这次爱国运动,不是局限于某一地域,而是遍及全国;不是某一部分阶层的民众,而是遍及各个阶层的广大民众。特别是上海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史称“三罢”运动。6月5日,上海工人开展声援学生的大规模罢工,带动了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威力,让统治当局和列强感到恐惧。


这次爱国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所传播的新思想、新观念在广大青年学生和群众中数年酝酿和发酵的结果。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号召新青年,要做新国民,要“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五四运动中的青年和由他们带动起来的人民群众,就是多少觉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应对国家主权利害攸关的问题,自觉担起责任。他们认识到,听任列强将山东权利交给日本,那就等于坐视国亡。所以他们在五四当日的宣言中就大喊道:“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这是觉醒了的一代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呼喊!


这次爱国运动的中心口号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它不仅是针对侵略和欺侮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也是针对腐败而反动的国内统治者。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及时地指出,“两个和会都无用”(指巴黎和会与国内的南北议和);要人民“用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号召“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湘江评论》更明确地提出,“民众的大联合”,以对抗反动势力。这些口号以及各地各界民众的实际行动,都反映出五四爱国运动含有明显的革命意义,它同后续发生的一系列的革命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


五四运动是一次取得胜利的爱国运动。广大人民群众所提出的具体要求,基本上都得到实现。五四当天被捕的学生于5月7日被释放,他们受到母校师生迎接凯旋的英雄般的欢迎。后于6月初陆续被大批逮捕的学生,当局也被迫宣布释放。被点名的负有罪责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也于6月28日被宣布撤职。在全国人民的巨大压力下,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为我国争取主权的斗争留下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二、助推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新思想、新观念在广大青年中酝酿、发酵的结果;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又反过来猛力推动新文化运动向前发展,并取得成就。


(一)白话报刊的大盛行,促成白话国语的确立


新文化运动的揭幕战是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的攻坚战,是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正宗地位。白话作为国语得以确立,正是文学革命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


如果说,在五四前,人们还在争论白话与文言的优劣、白话应有的规范以及白话能否成为诗的语言等;那么五四以后,在空前的遍及全国的群众运动中,白话竟不需任何形式的批准与认可,就直接成了所有参与运动的人共同的交流工具。有两种迫切需要使这一点成为事实。一是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骨干分子们,迫切需要尽可能多的群众响应他们。于是就需要大力做宣传鼓动的工作。他们积极活动于街道、胡同里弄,以及商店、车站、工厂,甚至还有某些农村地区。他们组织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用的自然都是白话。这样,讲演者、写作者于短时间内得到运用白话的频繁训练,而听者、读者也得到了运用白话的各种知识与训练。这对于白话的普及,乃至白话国语的确立,无疑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迫切需要,是五四后,大批在北京直接参加过运动,并受过组织团体、开展群众活动初步训练的青年学生,纷纷出发到全国各地去从事联络活动,推动各地的运动向前发展。他们为了与当地青年和各阶层群众进行深入沟通,势必努力运用白话国语,即大体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全国各地基本能接受的一种通用语言。这一情况显然直接有利于白话国语的通行。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五四后,各地白话报刊如雨后春笋般迸发出来。据当时人估计,五四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国陆续创办的白话报刊有四百种之多。白话报刊的盛行说明,白话被社会普遍认同,成为互相交流、索取知识、宣达意见的工具,也就是成了大家公认的国语。人们期待已久的国语统一遂成为事实。广土众民、历史悠久的中国,从此有了全国人都能接受的一种交流的工具。这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对于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其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


(二)家庭制度变革,“社会的结合”骎兴


家庭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制度的中心和枢纽。朝廷是家庭制度的最顶端,皇帝为一国之尊,权至大而无限。各个小家庭则成为皇帝所有之大家庭的各个细胞,一家之长为一家之尊,权亦至大无限,不但家中一切财产归其所有,全体家庭成员亦如其私有物,归其主宰、支配。这种专制主义的宗法制度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必须克服的障碍。早在清末,中国部分先觉者,就已开始批判宗法制度、家庭制度,期待进行改革。旧传统之所谓“三纲”说,其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皆自家庭出来。所以,欲打破“三纲”,必须实行家庭革命。只有脱离家庭之羁绊,才有争取自由国民的前提;只有家庭革命,才能打破旧道德的基础,建立新道德的轨范;只有家庭革命,才会有“个人”的发现。而个人之发现,实是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关键。这一点,可以说在清末已有人开始意识到了,但那时整个内外环境最逼人的问题是救国于危亡。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尚在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在个人自由与民族自由之间犹疑,不足以导青年入于健全的个人主义之途,不足以正确处理家庭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以为解放个人创造切实的条件。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情况有了重大的变化。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兴起,最重要的思想动因就是意识到,人,首先是具体的一个一个的“个人”,如果不把个人解放出来,不使每一个个人成为有独立人格、可以自己担当责任的个人,则政治的进步、国家的得救,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把废除“纲常阶级制”视为继学术的觉悟与政治的觉悟之后的“伦理的觉悟”,并且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要救国,须先救出个人;要建立新国家,须先要使人有新思想。这就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领袖们的结论。


而要救出个人,要使人接受新思想、新观念,要造成一代新人,必须从唤起青年做起。要青年们冲破旧伦理的束缚,以一个独立的个人的资格参与社会运动,则必须从破除旧家庭的藩篱始。这一点,因受五四运动的强力震撼而成为带有普遍性的事实。


从前的青年,都离不开家庭作为依托。现在,经历过新文化的熏陶,经历过五四运动的震撼,从家族、家庭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青年们,有了新的人生轨迹,他们以志同道合为条件,以纯粹个人的身份,互相结合起来。这种情形,虽然在清末已经出现,但为数甚有限。到五四运动前后,这种社会的小团体几乎到处都有,名目繁多,人数不等,其所标榜,都是追求个人独立、个性解放,由解放了的个人,结合起来去改造社会。


(三)民主与科学成为大多数人的祈向


新文化运动是肩负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凯歌行进的。尽管在当时,人们对民主的结构与民主的程序、民主与自由、民主与政党都还没有全面、系统、深刻地了解与研究,但是人们对于什么是与民主最不相容的东西,却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所以任何复辟帝制的主张和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任何明显的专制与独裁都是不得人心的。这一点常识的了解,使中国人民虽历经磨难,仍祈向往民主的方向走。至于科学,多少有些与民主相类似。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仍不甚了了,但人们对客观的规律、可以验证的知识已经颇有几分敬畏之心。人们大多会记得20世纪很流行的一句口头禅:“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这当然是对科学极表浅、极片面的了解。但如果对照一下鸦片战争后,一位中国将军参观外国军舰之后,对其技术的精巧表示羡慕之余,却郑重说道:中华重不在此,在文章。两相比较,显然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心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重视自然科学的同时,人们也开始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到社会科学中来,并在文、史、哲诸多学科取得可喜的成果。


对民主与科学的祈向,是五四以来中国人两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动力。


(四)世界化的观念得到有力的传播


早在清末,少数先进的中国人已开始产生世界化的意识,到民国肇建之际,提出“世界的国家”的观念。但那时有这种自觉意识的人太少,而且在观念上也还远不够深刻、系统。到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因参与世界大战的关系,中国第一次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第一次实际地体验到中国人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的感受。以此,对世界化的认识,大大增强了,而且受其影响的人群也更加扩大了。如果说,以前人们还只是从国家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上了解世界化的意义,那么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已能从文化的意义上了解世界化的意义。如果说以前还只是极少数改革运动的领袖分子才有世界化的意识,那么到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大多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已明白看出世界化的必然的大趋势。他们立志要“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


三、催生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史最大的实际影响是它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须要三个主要的条件:一是必要的阶级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三是一定数量的骨干。我们说,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基本上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提供了上述三方面的条件。


先说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的阶级基础自然是中国的工人阶级。


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近代工人的数量有不同的估计,其相差尚不算很悬殊,我们综合这些不同的估计,折中一下,大约有200万左右。在一个拥有4亿多人口的国家,这个数量是很小的,而且因中国近代产业起步很晚,世代为工的血统工人更少。


但是,中国工人也具有一些特别的优点。


第一,中国工人分布非常集中。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与口岸开放有直接关系。所以产业集中区、工人集中区也就在几个重要的口岸附近地区。如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口地区,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珠江口地区,以京津塘和辽东半岛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和以长江中游号称南北通衢的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这些地区集中了当时中国工人的绝大多数。工人数量在较小范围内的大量集中,显然有利于其阶级力量的展示和阶级意识的觉醒。


第二,中国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程度最为深重。中国近代产业许多是由外国资本搞起来的。外国资本到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投资,自然是看到这里的成本低、利润大。成本低,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劳动力成本低,可以付最少的工资,获得最大的劳动贡献率(工时长,劳动强度大)。以同工种的中国工人与外国的工人比,他们的生活境况要比他们的外国同行惨苦得多。中国工人即使在本国资本家的工厂做工,也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待遇。


第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已经有过长期与资本家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已经争得部分保护工人的立法。而在中国,尚无任何保护工人的立法。所以中国工人经常处在非人道的状况下,工厂主或其雇佣的工头们可以随意打骂、体罚、侮辱工人,克扣工资的情况屡屡发生。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容易产生反抗意识。


第四,中国工人阶级因有外国工人阶级斗争经验的启示,可以较快地提高阶级觉悟,较快地组织起来,进行阶级斗争。


第五,中国工人中非血统工人多,他们同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有着天然的纽带关系,为工农联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鉴于以上几点,中国工人尽管人数很少(相对于总人口而言),历史很短,但工人运动的发展进步却相当快。五四前,由俄国回国的中国劳工,带回了俄国十月革命及俄国工人斗争的有关情况,使一部分中国工人较早了解一些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初步道理。从欧洲其他国家回国的中国工人,也带来种种有助于工人觉醒的新思想、新观念。五四运动后,一部分略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青年深入工人中间做宣传,搞一些文化教育活动,使工人之中渐渐产生出一部分有阶级觉悟、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


五四运动爆发,促使中国工人阶级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上海的“六五”运动,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从1920年起,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关注工人运动,进行社会调查,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和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这一年的五一节纪念活动,成为中国无产阶级觉醒的重要标志。


再说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情况。


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字样,虽然在清末已经出现,但远没有有意识地加以介绍。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出现全新的政治局势,才有人自觉地介绍马克思主义。这中间第一个要提到的自然是李大钊,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5、6期,1919年10月、11月),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梗概(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的理论),虽然有不准确之处,但在那个时候,还是对许多后来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青年产生不小的启蒙作用。


对于促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直接作用的,要推陈独秀的《谈政治》一文。此文有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即紧紧抓住关于国家和政权的问题来阐释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明确努力于建党工作的陈独秀等人,所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是即将建立的党要干什么和怎么干的问题。这中间,无疑地,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从这一表述可以充分看出,陈独秀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关重要的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已有很明确、也很坚定的看法。


陈独秀在1921年1月所作的《社会主义批评》讲演中讲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这是对上述《谈政治》一文的重要补充。说明陈独秀这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已有相当完整的理解。


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无法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典著作,但其主要的领袖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有很好的理解。这是至关重要的。当时作为陈独秀助手的李达、李汉俊两人,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方面有不容忽视的贡献。他们在日本读书,接触了较多的日译马克思主义文献。他们对陈独秀了解相关文献的主要内容起到有益的辅助作用。还有,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全译本,蔡和森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释也很重要。


最后,关于建党的干部准备。


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反军阀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其中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便成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最初骨干来源。


从1920年夏到1921年春,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相继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同时,还有旅欧和旅日的两个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就是分别由这些共产主义小组推派出来的。


有了工人阶级的觉醒,有了相当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涌现出一批既有共产主义理想,又有一定的实际斗争经验的骨干,中国共产党即于1921年7月宣告成立。


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诞生的,没有受到“讲坛社会主义”以及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一开始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原则,一开始就是一个坚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路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明确提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纲领,使它能够将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下,推动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四、现代中国的新起点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新开端。


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带有明显的被动性特征。只是在被侵略、被压迫到不能忍受的时候,民族意识才稍稍苏醒,才有民族自卫的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开始主动参与世界事务,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只能被动地接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安排。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人第一次明确地在列强面前说“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为自己争取主权的斗争留下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也正是从这次主动参与世界事务的过程中,中国人对世界大局、世界各国加深了了解,感受到世界规模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潮流,认识到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历史命运的共同性。所以,五四运动所带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是与世界主义,或者说是与国际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从此,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便与世界一切被侵略、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政治革命的新阶段。


经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军阀统治集团,是人民求解放的主要敌人。所以在新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中、在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的宣言中,都明确地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统治集团列为革命的主要目标。


明确革命的目标、认清革命的敌人,这是革命的第一大问题。正因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国民党与共产党有了共识,这才为两党的合作创造了共同的基础。1924年国共合作的实现,立即引导中国革命进入高潮。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推进,还因为,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一大批觉悟起来的青年,他们深入工厂、农村、兵营,把广大的工农兵发动起来,为新的革命高潮准备了广阔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五四运动,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反思与觉醒。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或者说通过三个层次。首先是在器物的层次上,认识到变革的需要,引发自强运动。其次是在制度的层次上,认识到变革的需要,乃有辛亥革命的发生。最后是在文化自身的层次上,认识到思想、观念上变革的需要,才有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新文化运动,是民族文化反思与觉醒的运动。由于这种反思与觉醒,达到“个人的发现”,产生世界化的意识。此后的一切变革与革命,都是在此基础上,为建设现代中国而努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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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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