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6 次 更新时间:2022-09-01 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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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云志 (进入专栏)  

人们常常喜欢引用西方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话可能令不研究思想史,或不喜欢思想史的人们不快。但这话是确有道理的。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人是有思想的。所以,为了揭示历史运动深层次的各种机制,不能不研究人们的思想。凡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以及艺术史等等领域中发生的矛盾、论争,在思想史中都会有反映。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思想史确可以涵盖和深化其他各项专门史。然而,历史又很少是按照人们所想的那样实现出来的。历史是由多种力量的合力造成,是由怀有各种不同思想的人们,按其不同的主张进行活动,互相较力的结果。其结果自然便与各个参与者事前所预想的不一样,以致人们常常有被欺骗的感觉。但这不足以否定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与意义。


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个有待深入开掘的富矿,这里可以引人发生兴趣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一百多年近代中国的历史,充满着内外交织的各种矛盾,外部的威胁,内部的危机,格外逼人。先觉分子们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即,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在近代中国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大感应接不暇。一种思想还没来得及成熟,又一种新的思想便发出挑战。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 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思想史充满矛盾,色彩斑斓,群英汇聚,异说蜂起。同时也显现出思想家和思想者们的历史角色常及身而数变。原曾经率先接受新思想者,后来却变成落伍者甚至是守旧者。所以,我们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人,在把握其主导线索的同时,又须展现其多样性和复杂性。


我和我的合作者们写这样一部多卷本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是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思想的演变,做一次较详细地梳理。力图展现这个大变动的时代,中国思想界的纷繁复杂,和贯穿其中的主导线索。


本书的部头较大,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先勾勒一下中国近代思想发展演变的基本轨迹。


思想都是应对问题而产生的。中国近代遇到了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劈头而来的列强的侵略。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不曾遇到过的问题,是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前,中国人遇到的只是周边一些民族,偶而滋扰边界,派得力将军挥师一扫,或者给些好处,直至和亲嫁女,就归于平静了。但有时候,某些游牧民族,勇武善骑射,大兵涌来,腐败朝廷无力抵抗,乃由少数民族建立中央政权。但他们无法抵抗汉文化的强大力量,都不同程度地接受汉文化,以致自己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员。


近代靠军舰、大炮打进中国来的,竟是国人完全不认识的西方国家,种族不同,习俗大异。国人以向来对付夷狄的态度对待之,激烈排外。但西人展示出他们的生活方式却自有本末,显示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中华文明同化不了他们,他们却用他们的器用、工艺等等,影响着中国人。每一次以激烈排外的手段对付他们,结果却使自己民族受到更大的伤害。各种排外的口号、手段都失了效用,不得不被迫与之打交道。交往日多,少数先觉者认识到,西人不仅是炮、舰,器用、工艺有其长处,且发现他们的文化决非向来所遇的夷狄可比。中国人吃了亏,受了辱,没办法,只好渐渐承认自己有“不如夷”之处。于是开始学其舰、炮和工艺技术,搞所谓“自强运动”,又称之为“洋务运动”。


搞了一点洋务,造成前所未有的中国北洋海军,结果甲午一战,尽遭毁灭。于是感到,制度不变,人心不齐,不知奋发,有了兵器之类,也不足以强国。甲午战败,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乃有康有为、梁启超辈出而倡言,不变法不能救国;不大变,不全变,不足以救国。他们视“自强运动”是“变事”而非“变法”。于是有戊戌维新运动,后来又有规模更大的立宪运动,其目标是要建立某种形式的实行立宪制度的国家。


“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立宪运动”,都是为了救国。虽然没有成功,但其思想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而且多少发挥了教育群众的启蒙作用。


第二个问题是,清王朝的统治发生严重的危机。临到末运的清朝政府,自身腐败,无能应付外来的侵凌,却仍变本加厉地盘剥民众,以供帝国主义侵略者和统治集团的需要。以致在人们的心目中,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于是中国面临的外部危机与内部危机纠结在一起,人民的反抗运动也呈现出对内与对外互相交织的局面。在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中,主要有两股力量,一是力主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党,一是力主以和平改革实行立宪制度的立宪派。革命党人持以坚决和激烈的态度。其中有一些留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及华侨资产者和个别与革命党领袖关系密切的国内资产者。他们有一定程度的近代民主思想,期待推翻清朝统治之后,建立民主共和国。他们对帝国主义有幻想,以为那些先进的国家会帮助他们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事业。但参加革命的大部分群众,多半来自民间反清会党,或受会党影响的其他群众。他们反抗清朝统治者的主要动机是反满。而反满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他们是“洋人的朝廷”。我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辛亥革命的结局》,以及《论清末的反满革命思潮》两文中,对此有颇为详尽的论述。


改革派的主要成员及其支持者,一部分是维新运动以来,参加历次改革运动的人士,一部分是国内资产者和部分华侨资产者,一部分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是留学生,一部分是长期从事教育、新闻出版等事业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有相当的民主思想和发展本国工商业的强烈要求。他们发展本国工商业的要求势必与帝国主义的利益相矛盾。所以,改革派同列强国家的朝野人士,既有联络,也有斗争,而且斗争的一面越来越加强。 收回利权运动,反对借款筑路运动,最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改革派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统治权受到限制,而人民可以拥有参政权和监督权以及基本人权的立宪民主制度。


清朝统治者最后的灭亡,实际是由三种力量较量的结果:革命党,它的武装起义是造成清朝灭亡的第一个条件。改革派,其立宪运动是从旧体制内部瓦解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这两种力量基本上造成了清朝统治者必然垮台的条件。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事实力派居间运作,挟南方势力(革命党与改革派)以压清朝廷;又挟清朝廷以为与南方讨价还价的筹码,达到他夺取统治权的目的。最终是由以革命党与立宪派联合的所谓“南方势力”为一方,和以袁世凯为代表“北方势力”为一方进行谈判,迫使清廷退位。


民国初建之时,革命党在声势上占有相当的优势,但实际力量不足以控制局面。改革派声势不如革命党,实力更远不如袁世凯一派。如革命党与改革派联合,应可与袁世凯较量一番,也并非没有取胜的希望。如此,则民主性力量或有可能支持国家渐渐走上民主之路。但两派自清末以来,长期争斗,特别其领袖分子之间芥蒂甚深。在清皇室退位之前,他们尚能暂时联合一致,对付代表清室的袁世凯。一待清室退位之后,他们颇有丧失明确目标之感。改革派对革命派一直颇怀疑惧,怕他们仍持激烈革命的态度,造成“暴民政治”。他们对清末立宪运动中表现尚好的袁世凯却颇怀期待,认为可以利用他的实力,稳定全国社会秩序,渐渐引导国家走上立宪之路。革命派完全没有合法斗争的经验。起初误信袁世凯,继则怀疑和反对袁世凯,终至再度发动武装起义。然而,实力相差太远,旋即失败。


这种力量格局,决定了民国初年,经历暂短的民主政治试验性的运作之后,权力重新落入专制者之手。共和国差不多就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怀抱民主理想参加清末以来的革命与改革运动的先觉人士,以及经过新式教育和留学归国的新知识分子们,乃不期然而产生一种共识,即在共和国体之下,人们仍受专制政治之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绝大多数人,身在共和国之中,而脑子里却仍装着专制时代的思想观念。若寻求真正民主政治,必须先清除人们脑中的专制思想观念,需要来一次启蒙运动,需要进行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于是由老革命党出身的陈独秀出来办起《新青年》杂志(初名《青年杂志》2卷起,改名《新青年》)以号召青年,进而唤醒国人。


此时,欧洲大战爆发了一年多,欧洲以外的国家陆续加入,成了一场世界大战。中国经多番争论和曲折,终于也加入战争。虽没有派军队参战,却先后派出二十万劳工到欧洲(赴欧华工的数量,有不同的说法,近年有人估计是14万人),再加上此后不久掀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有大批青年到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留学。由此中国真正开始进入世界大潮之中。这一点对此后中国政治及思想文化的演进,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大战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世界大事不再是与国人无关痛痒的了。有关战争,乃至世界各地发生的变故,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能引起国人的注意。而且即是西方各国的教育、学术、思想、文化方面的新说,也能比较迅捷地被介绍到中国来。文化革新运动在这个时候发生,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具备,一场规模空前的思想启蒙、文化革新运动的大幕随即拉开了。


新思想、新观念虽是《新青年》创刊时起,即开始提倡,然而新文化运动却是因1917年初开始的文学革命而兴起。文学革命主张以白话为国语,以白话创作一切文学,取代文言成为文学正宗,成为人们交际的主要工具。这给广大人群带来便利,所以迅速赢得广大青年和广大群众的欢迎。新思想、新观念借白话的利器,迅速地,广泛地传播到各地,各阶层。文学革命的成功,白话国语的通行,对中国近代化的各项事业的开展,其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此后,发生任何一种关系到广大人群的事情,只要有人登高一呼,都可能演成一场群众运动。这自然有利也有弊。


大家知道,整个近代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主要议题是救国和强国的问题。在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前,影响中国人的新思想、新观念主要是进化论和民族主义。它们曾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充当着支撑救国强国运动的思想基础。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它们多少改变自己的形式,继续发生作用。


救国与强国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开始的时候曾宣称,他们主要致力于思想文化上的革新,不谈政治。然而他们任何人都不否认,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政治革新建立基础。所以,即使最坚持优先做思想文艺的改革,以至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也终不能不在逼人的政治问题迫在眉睫之时,放弃不谈政治的戒约。


从政治方面看,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在中国传播较广,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种学说。


一个是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自清末以来就坚持的一种革命的政治学说。其民族主义主要是独立建国;其民治主义主要是主权在民,民有、民治、民享;其民生主义主要是土地国有,主观上追求某种社会主义的目标。三民主义学说在五四后做了新的解释,但主要是政策性调整,大义并无改变。此学说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得到进一步广泛传播,首先是得白话文通行之利,而根本上的原因则是它具有高度的涵盖性。


另一个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政治话语中,意义不是非常确定。通常情况下,我们把主张非暴力地争取和实行以保障人民自由权力为基础的民主制度的政治派别称作自由主义派。但有时针对政治斗争中采取中间立场的派别也可以称其为自由主义者。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两种界定是可以同时适用的。


中国的自由派,没有分际特别清晰而严格的党派组织,有时虽标榜某一组织,实际很松散。在新文化运动及稍后的时期,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报纸刊物而集结在一起的编者或主要作者们,往往就是自由派存在的一种形式。 也还有因为某一个具体的政治主张而临时联合在一起的,如由胡适发起,而由蔡元培领衔的十六人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当时即被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组合。联省自治运动也被认为是一次自由主义的政治运动。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缺乏强固的社会基础。它既没有可靠的经济力量,更没有军事力量。所以他是最没有实力的政治派别。追随自由主义的,只有一小部分中小资产者和从事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青年的影响主要在思想、学术、与文化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大部分政治上活跃的青年,往往不是归于三民主义,就是归于社会主义。


再一个是社会主义。此学说早在清末即已传入中国。但当时分不清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直到新文化运动初期,仍有许多人分不清其界限。后来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人,差不多都曾经历过无政府主义的模糊阶段。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后,人们才逐渐比较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在批判无政府主义,以及其他非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实现的。 当时人们所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经济上的公有制,二是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社会两级分化很严重,富者是极少数,贫者是绝大多数。富者锦衣玉食,穷奢极欲;穷者饥饿病苦,转死沟壑。在如此情况下,实行公有制显得最公平,因而也最能吸引底层群众。无产阶级专政,在当时恐怕很少人能真正理解。但其主张由占社会最大多数的工农兵来对极少数原来的统治者和压迫者实行专政,这在国家和政府暂时还不能取消的情况下,显然是容易得人信任的。


中国自古就有追求类似社会主义的理想,孔子、老子等都有关于这种理想社会的论说,特别是儒家的大同理想,相传两千余年,深中于读书人的头脑。所以,对于新传入的社会主义学说,人们并不感到太隔膜,接受起来没有太大的障碍。


还应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在当时只是一种理想,俄国革命虽然成功,但人们并不认为它已经就是社会主义,特别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自己也并不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所以,在当时,社会主义还只是理想,还没有或很少有不中意的事物来玷污这个理想,是很富有魅力的。所以,社会主义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及其以后,比其它政治学说,能够更迅速地传播,赢得相当多的青年和群众的信从,绝不是偶然的。


在更高层次上,在哲学学说方面,新文化运动时期及以后一段时期,也有三种流派占据着中国思想界的主要地位。一个是伴随社会主义学说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是以经验主义为本源,在美国得到充分发展的实验主义;再一个是力图以孔儒学说应对现实的新保守主义派,我们暂称之为尊儒的保守主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种完整的系统的哲学学说,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人能够完整地了解。马克思主要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被一部分中国人所接受的。他的学说,是继承和改造了欧洲几个主要文明大国的思想先辈们的经济学说、哲学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而成的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理论体系。不消说,马克思和他的合作者恩格斯的著作,当时翻译成中文的极少极少(而且都不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翻译的),更不用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来源的那些欧洲先辈们的著作了。既然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典接触甚少,对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知之更少,如何能谈得上从整体上了解马克思主义呢?


但是,不能因此而过分低估了那些早期参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创立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初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能力。


我在本书第五卷第十章里,考察了这些“初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主义了解的情况,他们对马克思所揭示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确有相当的了解,这是建党必备的一些基础理论。此外,对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阅读翻译过来的,介绍该书主要内容的小册子,也有所了解。有些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还表现出理论探讨的勇气,力图说明在落后国家实行先进的革命,是不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的。


虽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尚缺乏完整、系统、深刻的了解,但他们以所接受的以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及其世界观学说的一些基本面。也正因此,他们在分析中国的内外形势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时,能表现出胜过其他政派的理论能力。他们提出了外部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势力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提出了中国革命近期和远期的奋斗目标,这是当时其他政派的领袖们(孙中山除外)所未能做到的。他们在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和发展,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也就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深入。


因为其他政派不能提出简明易懂的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系统理论和纲领,那些被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呼唤起来的青年们,便有很多人走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逐渐胜出,成为有更大影响力的思想学说的根本原因。


关于实验主义。


新文化运动期间,在中国传播较为广泛,影响也较大的哲学学说,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主要有三种:一是实验主义哲学,二是逻辑分析哲学,三是生命哲学。其中影响大而深远的是实验主义。


实验主义是典型的美国哲学。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是所有西方列强中,给中国人印象较好的一个国家。而它的科学与技术之发达,教育与学术之进步,国力之强大,更是为世所公认。许多留美学生这时期陆续回国,在各领域表现出其领袖的才干。可以说,自从中国开始与西方世界打交道以来,还从来没有哪一个西方国家像美国那样赢得中国人的好感。这一情况自然会引起人们对美国的一切都有进一步了解的兴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又正当新文化运动最高潮,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迎来了美国颇负盛名的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


这时,杜威在中国的几个学生,如胡适、蒋梦麟、陶知行、郭秉文等,都已成为思想、教育与学术界声名显赫的人物,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他们帮助宣传,杜威及其实验主义学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产生深远影响就不足为怪了。


杜威的实验主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实验主义哲学;实验主义政治哲学;实验主义教育哲学。他在中国讲学次数最多是教育哲学,其次是政治哲学;于实验主义哲学本身讲得反而最少。应当说,这三方面产生的影响都很大。在政治方面,主要是强化了和平改革的理论;在教育方面则直接影响了教育观念,教育实践的改革,并直接影响到新学制的确立。可以说,实验主义学说在政治和教育两方面的影响都是明显可见的。而在纯粹哲学方面,杜威及其实验主义的影响,却较少可见的效果。例如,当时和以后一个时期,中国哲学家队伍中,除了胡适以外,绝少有宣讲实验主义的哲学家。


按胡适的说法,杜威最大的影响除了教育方面外,是他关于思想方法的论述。其方法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历史的方法,强调把握事物的因果链条,知其来龙去脉,不可孤立地看待问题。二是实验的方法,即强调一切问题都要从即时即地的事实出发,已有的学说,都只是参考,或待证的假设,实验才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


思想方法是通过无形的渗透,慢慢被人们所了解,进一步被信从。它的影响虽不像政治和教育那样有形可见,却是更为深远。


关于尊儒的保守主义。


我们在本书第五卷第十一章讨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论争时,揭示出,在批评和反对新文化的各派中,差不多都颇明显地表示出崇尚孔子与儒家思想的倾向。后来出现的新儒家学派与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思想渊源的关系,我们把这些思想家和学者称之为尊儒的保守主义,作为那段时期保守主义倾向的主要代表。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现出尊儒的立场。梁先生说,中国文化是由一些天才的圣人创造起来的,在这些圣人中,“孔子不是与诸子平列的,而是孔子为全为主,诸子为分为宾。”“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由孔子那里出来。”所以,中国固有文化,实际基本上就是孔子与儒家的文化。但梁先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输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他看来,问题就是如何以中国固有的文化去调和、中和西方的文化。


“学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梅光迪、胡先骕、吴宓,他们也是宗仰孔子与儒家的。这一方面是由他们保守固有文化的情结所决定的。早在留学美国与胡适争论文学革命的问题时,梅光迪就把他的尊孔尊儒思想表现得非常清楚。他认为,“孔子之大,实古今中外第一人”。胡先骕也说:“中国二千六百年来之文化,纯以孔子之学说为基础。”另一方面,他们最崇拜的宗师白璧德,也很明白地表示尊崇孔子。曾谓:“吾每谓孔子之道有优于吾西方之人文主义者,则因其能认明中庸之道,必先之以克己及知命也。”他竟把孔子的地位抬高到西方文化之上,其中国弟子们岂能不雀跃而欢呼!


至于力言人生观不受科学支配的的张君劢,其尊孔尊儒情结更不落诸家之后。他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中说到学术史上所谓汉宋之争时,强调宋学“一以心为危微精一,允执厥中”,实得孔子之精义,故宜大力提倡。张氏后来成为新儒家学派重镇,其来有自也。


马克思主义、实验主义、尊儒的保守主义,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及其以后占据中国思想界主要地位的思想潮流。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要在政治方面,但也有学者开始学习运用它进行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文艺学方面的研究。实验主义则主要影响于教育和学术方面。尊儒的保守主义,到抗战时期,在民族危机的环境下,而颇得进一步发展,产生新儒家学派。


由于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内外危机之中,客观上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因此带有强烈的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逐渐赢得最多的信从者。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马克思主义被确定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


本文节选自《中国近代思想通史(全八卷)》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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