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的判断，表明中央对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所处阶段的变化规律的深刻认识，也将对我国未来中长期的宏观政策选择产生方向性和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学者，大多认为过去的高增长速度不可能再维持下去，很可能要下降到相对较低的区间。但关于新区间的量值，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这里，笔者并不打算直接对未来“新常态”下的具体增长速度区间进行判断，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常态”概念下我国经济运行的下一阶段是要完成一个以增长速度指标为代表的运行态势的探底过程。

关于这一探底过程中我国所面临的现实状态，中央已经有了“三期叠加”(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提法，但我认为，在“三期叠加”之上，更需要注意的是“改革攻坚克难的推进期”的又一重叠加。这意味着在正确处理和对待目前的探底过程中，将过去的状态与相对稳定的新常态上衔接时，我们能够选择的最关键变量即为制度供给变量，其中，“促改革”，无疑是尤其值得执政管理者看重、选择和把文章做足的关键事项。如果能够处理好“促改革”的问题，就将有望相对顺利地完成一个“蓄势”阶段，进而迈入一个长期中的次高经济增长速度区间。

在城镇化和老龄化等大的演进趋势面前，现阶段我国经济所具有的潜力、活力的释放空间依旧是清晰可见的。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在空间包括：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实体经济技改换代空间;基础设施多轮升级空间;服务业成为长期增长新引擎的空间;与科技、信息等因素结合的农业现代化空间;环保产业应运而起的增长和支撑作用空间;地区间的梯度推移空间;消费占比低的调整和入均收入增长空间，以巨额外汇储备支持“走出去”的对外投资空间等。但所有这些空间的打开、潜力的释放，莫不需要以改革来“激活”，以制度供给来放大“乘数”。

在新常态下，我国的宏观调控管理政策也需要从思路上调整，结合“促改革、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达到使经济增长完成“趋稳”、“蓄势”和进入“新常态”的次高速增长区间的目的。当前，在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变的同时，我国宏观调控总体贯彻了“相机抉择”原则。

下半年，8月间又遇下行压力，当局的基本态度是主要看就业率和物价指标，不看重增速，估计下一段我国宏观调控将会继续体现这一特色。但随各项改革任务展开，全局协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的确可能上升，建议有关部门总结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有效结合起来、更多注重“在供给端发力”的成功经验，进一步跟踪国民经济运行动态并前瞻性地考虑政策储备与项目储备，在全面改革深化推进过程中，使我国宏观调控更好地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取向和促改革、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功能与效应，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决不贸然启动强刺激方案。从中长期看，这最有利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结合深化改革能更好地转变政府职能与调控方式，使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发展方式加快转变，老百姓得实惠。贸然强刺激之所以没必要、不能做，是因为其违反了新常态的内在逻辑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符合长远发展应遵循的客观规律。

新常态下的财政、货币政策，必须立足于服务全局，努力促进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与提高质量，并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中，把短期的、年度的调控与中长期实现“五位一体”全面改革目标衔接起来。

面对当前经济形势，财政、货币两大宏观政策需考虑把握好以下要点：

一是两大政策协调搭配的框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使市场充分起作用”的调控哲理。

只要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处在可接受的区间之内，决不贸然启动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双松”搭配。目前以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来作“一松一紧”的搭配，总体上适应新常态进入期的调控需要，有利于在景气水平、就业率水平可接受的底线上，让市场更好发挥“优胜劣汰”、调整结构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只要经济运行不出现可能穿破底线的重大特征变化，决不能轻易改变。

二是两大政策在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互有侧重、优势互补的同时，总体上需更多考虑强化与优化“供给侧管理”。

货币政策的调节通常带有总量调节特征，而财政政策在配合、策应货币政策时，理应把现阶段的总量扩张(以赤字规模和举债安排为代表)与明确的“区别对待”结构导向政策相结合，突出重点，兼顾其他，以财税政策手段倾斜支持三农、社保、小微企业、科教创新、教育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

另外，对2014年货币政策方面“定向降准”等总量型政策工具结构性运用的操作，也值得及时总结经验，加入“供给管理”的区别对待式政策组合。而以财政、金融相互协调机制支持的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的发展，亦需放入“供给管理”框架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地在供给侧发力，有助于结合中国国情与特定发展阶段，在新常态下把从保障房建设、小微企业创业支持、环保产业发展……到重大项目建设等一系冽重要事项做好、做实。

三是两大政策的设计与运作必须积极有效地服务于、配合于推进财税、金融等方面改革的展开和深化。

财政改革作为在被称为“全面改革元年”的201 4年率先启动的重头戏，将在预算管理、税制和中央地方体制关系三大方面推出一系列举措，也将在财政信息透明度、跨年度预算编制、资金绩效提升、转移支付、地方债务、具体税种改革和中央地方分配关系等方面产生众多与新制度供给相匹配的新政策供给需求。金融改革的一些重要事项，如存款保险制和中小金融机构兴办、人民币“走出去”与汇率机制的优化、特别是关键性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等，亦都摆上了改革议程，需要政策配合。两大政策还要在深化改革中于国债发行、公开市场操作、国库现金管理等“结合部”方面创新机制。以财政政策为主支持公车改革、司法改革、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等，亦是无法回避的重要任务。政策的设计和优化，需要服务改革、寓于改革。

以上关于两大政策的松紧适度合理搭配、供需管理结合而更加注重供给管理和服务支持改革，其内在逻辑都是在于要适合新常态的“趋稳”、“蓄势”与“创新”需要而服务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