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2025年大湾区创新生态大会上的演讲(2025.4.20)”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很荣幸有机会跟大家交流。我要以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优化政府有效投资结构与机制，来做一个发言。自己愿意借这个机会，比较直率地来探讨一些相关问题。

从基本命题上看，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央给出的宏观政策准确的表述，怎么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掌握好相关要领，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之处。应沟通不同意见，凝聚共识，努力优化。背景上，显然我们需要在当下应对中央所说的复杂严峻的局面，贯彻全面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结合的方针，那么已经在中央指导之下形成的超常规的宏观"双松"政策搭配下，表述多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扩张性要更加明显;而货币政策已经不再提稳健这样的概念，直接表述为"适当宽松"。这样双松的宏观扩张政策总体要求上，又要落在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全面地来扩大内需。那么应知，这反映着中央近年来反复强调的系统集成这样的系统思维框架:早就有中央文件的表述，指明消费是基础，而有效投资是关键。在基本学理上来说，社会再生产良性循环的供需互动中，基本的逻辑关系，就是我们所有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而使他们的消费尽可能地合乎向好意愿，这个是基础性的原生动力，但是回应这种原生动力的创新动力，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供给侧的生产经营环节，即生产经营主体，是社会上于竞争中处理其产出的产品与服务怎样形成针对性呼应关系的主体，他们出自趋利动机要千方百计提供有效的有竞争力的供给来回应需求。这个循环，在实际生活中如果讲社会再生产初始环节，一定是需要先有投资--这个投资的有效性是最关键的，以其有效，带出来合乎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也带出来人们所需要的"安居乐业"的就业机会。在就业能够稳定地使人民群众有自己可预期的收入、形成消费能力之后，当然还要配上其它的社会政策，比如说对于弱势群体的低保和扶助，以及我们必须提及的社会保障体系，让老百姓、消费大众消除各种"后顾之忧"，然后形成以这样一种有效的投资带出就业、带出消费能力有源头活水，来持续地支持着社会成员、消费大众可以用自己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做自己所意愿的消费。

今天我想向各位特别汇报的，就是这个循环中关键的"有效投资"。需要区分不同的有效主体，不同主体所适应的不同的有效领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市场主体、千千万万的企业,是在厂商竞争中间要实现自己创业创新目标的竞争性的主体，他们适合的投资，显然主要是在一般市场竞争中的商业性领域里面的项目，这些投资项目有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方面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需要有一种权责利结合的激励-约束绩效机制，使投资的主体能够在得到产权保护、有公平竞争预期情况下，敢于勇于去加入竞争行列，去做这种商业性的创新创业活动。人们现在特别关注的信息革命时代最前沿的数字经济的发展，以数字化头部平台公司带出的产业经济数字化、数字经济产业化"数实融合"大潮中，总体上我们必须承认，求得投资成功真正的生命力，首先就在于企业方面，是在商业性金融支持时应特别发挥主要功能作用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在这种直接融资唱主角的支持之下，以数字经济创新龙头，形成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过程。

还有另外一个视角，是我今天要特别展开说的政府投资。政府的作用应该是在有效、有序的市场后面跟上其有为、有限地"更好发挥作用"的这种功能，"市场决定论"与"政府作用论"的组合，已经在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明确地做了表述。政府在有效投资这方面的有所作为，在当下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必须运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公债机制，包括国债、地方债，规范化、阳光化地支持政府做他应该做的有效投资。而政府的有效投资，主要是在什么样的领域里有他的适用性呢?中央现在有非常明确的表述:政府投资是"两重"为主:国家安全和重大战略实施相关领域条件能力建设和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截了当地说，这对应的，都是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类公共工程的项目，这种项目会碰到所谓市场缺陷等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两重"公共工程领域里，对企业当然应该引导他们也积极参与，但是最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不能落在企业方面。这些项目建成后所提供的，是在理论上所说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这个范围内，要在厂商不能够靠纯粹的市场机制解决投资回报问题的情况之下，由政府牵头以纳税人提供的税收，以及以规范的公债筹集的资金，来支持着完成项目建造，形成"正的外部性"，服务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样的投资领域里的"两重"，现在其实是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要借助更加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发挥政府有效投资功能作用的重点对象。

那么，我愿意进一步说，这方面实际上碰到的一个现实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产生疑惑与争议的认识误区，是我接触到的不少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研究界人士，也包括企业界人士，往往有这样一种看法，是认为这些年走下来，中国的公共工程投资规模已经非常大，中国的这种大基建、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已经饱和，伴随着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已经快碰到天花板了，有很多地方抱怨地方专项债资金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了，等等。我自己愿意在此非常直率地说，这是现在我们必须澄清的一个关系到怎样更好地来应对困难、打开新局面需要解决的认识误区。

我的基本看法抓紧时间汇报一下。我认为政府可做的事情，在有效投资概念下，可选择项目很多，重点的和配套的合在一起，可谓俯拾皆是。首先，就是要于现在不失时机地在经济低迷阶段更好发力，把中央所强调的"两重"作为重点进一步打开新局面。可做之事的具体化，我在此就直奔主题说一说。所谓已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对应中国实际情况的。中国整个国土上，这些年来，人们反复感受到跟整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安全发展相关的是什么?是我们不断地听到在雨季形成的涝灾危害。有一些震动整个社会的不良案例，比如说当年郑州大雨之后，一条隧道里淹了多少辆车、死了多少人，大家可能对此还记忆犹新。那时候我也看到网上有的视频，是后来李克强总理到了那个隧道口，他站在那里说，这个隧道里面到底淹了多少辆车死了多少人，要查清、要追责。当然后来没有听到更清晰的报道，但知道原来政府报的数字低于实际发生规模。在灾害后面，人们必须反思的是什么?就是据披露，郑州早就投入巨量资金做政府主导的海绵城市建设，那为什么这些资金所做的海绵城市建设，却不能够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一个负责任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对这种事情必须举一反三，来考虑整个我们两重建设的必要性。在郑州以后，我们又不断听到，有从南方到中部，再到北方，出了大雨以后又发大水造成的这种灾难性的对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冲击，比如后来北方的大雨造成了北京的门头沟、河北的涿州，又出现严重灾情。这些事情告诉我们的是，如果追求中国特色现代化应具有的高水平的话，一定要找到一种资源投入，去完成所需的建设项目，来对冲这种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间不安全的威胁，减灾防灾。那么我认为这就是在有效投资眼界下，没有别的选择一定要做的事情。比如郑州，就得专门地做全套反思和考察分析，为什么原来投入的那些资金不解决问题?具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综合性的原因，可能碰上工程做到一半没有赶上它发挥效应，可能是管理上和设计上有不对头的地方，甚至可能还有更加严重的一些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延误了很多应该抓住的时点，没有把这种事情做好，等等。但无论如何往前看，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两重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防灾减灾。

关于海绵城市建设在北京，我知道也有前些年的试点，比如说海淀区的海淀公园，就是海绵城市建设的一个试点区域。这种事情必须首先在中心区域争取全面铺开，天文数字的资源就得砸到地底下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别无选择的。那么，这个海绵城市建设实际上连带着一定要考虑，必然关系整个水系的整治，那么我们多年所注重的江河湖泊与水库治理、基本农田灌溉体系建设，当然要跟上，而整个国家现在的生态文明、环境保护，又跟这个事情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在我国主要的中心区域，海绵城市建设一定还要有对接到需要通盘设计的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我国地下综合管廊多少年前只有天安门广场做到了--地面上看不到电线杆子，是吧?后来大家发现，所有的管线，都应该放到地底下去，这才符合高水平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这些年在反复地讨论推动这个事情，它的基本模式已经清楚了。建设综合管廊虽然有大量的资源要砸到地底下去，但一旦建成，就可以管一个多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段内不扰民，高质量形成社会公共服务环境，综合地算总账，是非常合意的。综合管廊的管理部门，要对入网的所有管线收取年费，这是它对应的弱的现金流，源头上是各种相关管线公共服务的使用者付费。这个弱的现金流，再对应到我们现在的地方专项债顶格30年、特别国债3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50年，是完全可以形成一个资金闭环的，不必体现在财政赤字上。这30年、50年的资金闭环，可解决平时我们难以想象能够下决心大规模去做的这种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它又一定结合着海绵城市建设--需要通盘设计。那跟着来的又是什么呢?北上广深这样的地方，和其他一系列成规模的中心城市，必须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如纽约、东京、莫斯科、德累斯顿等等，无一例外必须建成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中心区域就是建在地面之下的地铁。可想而知，海绵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轨道交通网的地铁系统，必须打通规划作高水平设计，通盘建设。当然，地铁到了比较靠外的郊区，为了节省成本，它可以走到地面上成为轻轨。纽约是非常典型的，中心区域都是在地下，到了旁边靠近人们所说的郊区，开始走到地上了。在东京中心区，最典型的这种轨道交通是立体化的，加上地面交通和行人通道可以三层到四层。他们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这些现代化城市中心区域的基础设施所具有的支撑力，可以避免和弱化像北京、上海等等城市这样的路面堵车，以及老百姓收入提高了想买机动车却要受限，必须摇号，必须出钱(北京市是摇号，而上海是摇号跟出钱结合买那个"最贵的铁皮"--机动车牌)。用车的时候，北京还有限号，你那怕买到了一辆机动车，五个工作日里有一天你不能开，逼着很多家长再买第二辆车，因为那一天他必须还要接送他的孩子上下学。这都造成了多少社会矛盾和综合成本?我们早就做过研究，东京、纽约的机动车拥有率明显高于北京，人家为什么没有必要采取这些限购、限号、限行的措施?就是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轨道交通网布局及其发达程度与密度，足够使所有的买车者是想买就买，买了以后主要在节假日他们往外开出去享受生活，和在平时作为特殊情况的应急之用。一般的通勤，比如住在远郊区的，开车走到政府规划好的各个停车场、停车位，停下车来便进入轨道交通系统，安全、准时、少污染、少烦恼地到达目的地--这才是现代化的水平。不要看北京现在也是高楼大厦林立，跟曼哈顿看起来差不多，真实的水平差距就在这儿。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要说"两重"建设，这不正是一些中心区域必须做的、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吗?北京地铁建设这些年在跟时间赛跑，现在已有积极的迹象，也引进了PPP机制(引进了港资，他们是全球首先做到有地铁系统不亏损这样先进经验的主体)。北京地铁4号线、16号线都是运用PPP来做的，应可以更积极地把其他一些主要地铁线路也引入PPP机制来做。政府出一部分钱，就可以带动可观规模的非政府的钱，来做这样的事。

除此之外还要做什么?我接着说啊，这还只是举了一些简单例子，怎么会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呢?早就有交通部门说，中国缺少5000万个停车位，现在又说不止5000万了。我注意到在北京是非常典型的情况，你要把一辆车停下来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政府有些管理部门在反其道而行之(在周边原来有相对宽松的停车位的地方，比如说玉泉山周围一大片那个三山十三园的郊野公园区域，路旁边现在全都画满橘黄色的禁停标志，老百姓去那儿大多数都是驾车，不得已得停下车来，那做什么呢?交罚款。何苦来呢?跟老百姓过不去。这是现在一种实际生活中矛盾的体现)。这方面应该提供的基础设施的要求是什么?政府高水平规划，必须把覆盖整个辖区各个节点上合理的停车场、停车位赶快建出来。北京的平安大道是多少年前的一项首都重点工程，终于建成了和长安街平行的一条东西向直接贯通的干道。当时所有的配置都是最高水平，旁边的店铺是雕梁画栋式颐和园的风格，第一批的路灯是宫灯(当然后来发现不实用又改掉了)，但就是没有想到这个平安大道两边怎么设置停车场和停车位。这么多年，两边的店铺嗷嗷叫也没有办法，人气就是上不来。现在怎么办?必须要有通盘规划，以立体停车位的方式在这个平安大道两边解决问题。这个事情要做起来，政府当然要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牵头做好，后边完全可以跟着PPP的方式，接着由企业进场建设和运营。企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等力量进来，对应着停车的使用者付费机制，能够把这些事情解决得快而好。

诸如此类，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再展开说很多的例子，但还可点到为止:老旧小区改造要不要做?从一些大的中心城市到一些三、四线城市，都有类似的、非常必要的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是造福于老百姓的建设任务，也是我说的政府应对应的有效投资的应选项目。至于说乡村振兴方面增长点区域的建设，那更是可以举出各种各样、各地不同的对象，找到对象里面的适应性。

还要简单强调一下:我前面列举这些例子的政府该做的投资，只要掌握好使它的规划有高水平，它的工程监理以及资金使用(运用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这方面体现应有的专业化、规范化、阳光化，接受监督等等，就一定能够对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发挥现在说的扩大内需，后来跟着的优化结构、改善民生、提升增长后劲等一系列的正面效应。做这些有效投资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我们一样也不缺:中国现在所谓的产能过剩它是一个相对概念，我们有办法提供钢材、水泥(把产能的过剩转为不过剩)，还有劳动力、技术力量、管理力量，我们能有可靠的把握把这些两重建设为主的政府有效投资，以更加有声有色、更加有水平的方式做出来。这样一来，我前面说到的项目对象有、生产要素有，把匹配的公债机制掌握好，便没有妨碍的问题!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反复说，中国公共部门负债与主要经济体相比，我们现在水平是低的，我们政策工具箱里有它充足的冗余度，可以把这个事做好。

那么这样一来，我愿意跟着强调:做事的机制创新非常重要。过去的政府投资由于种种原因，容易落到所谓低效的状态，必须注重机制上的和管理上的提效。当然，对这个低效状态还要有具体分析，你如果简单以微观眼界的成本效益分析看，青藏铁路的建设是不合算的，但我国必须抓住时机于前面一轮政策扩张期，把它建出来。什么道理?这里追求的是国民经济综合绩效，它有超越一般的经济成本效益核算的眼界。要考虑到增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考虑到怎么样支持西藏区域更好地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以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力量进一步巩固整个国家安全大局。什么时候可以启动?如果太早了，则没能力;太晚了，则贻误时机。差不多八九不离十，以上一轮四万亿投资计划刺激、支持，我们就把这样的事情做出来了。新的一轮，现在可能于青藏铁路之后还要考虑川藏铁路，是同样的道理。在高铁建设方面，也一定要打提前量，现在高铁账面盈利主要是京沪线，以后会越来越多有那么几条。再以后呢，这个盈利面可能会扩大，但也很难设想什么时候全国所有的高铁线都盈利。然而，这方面的大前提是必须成网，必须有一个准公共产品性质的网状体系支撑。欠发达地区跟上整个发展，是"要想富先修路"，进而支撑我们整个的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结语说，如果从我们讨论的以人工智能+、数实融合带出整个产业创新大潮这方面，企业要发挥主体作用的同时，政府怎么做好冲抵现在经济低迷的压力、冲抵美国特朗普2.0版给我们施加的压力，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把握好内循环为主体的战略要领，那么我们这样以政府更加积极财政政策所做安排的有效投资，也一定是要匹配上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PPP机制、产业引导基金等，在超常规宏观政策的支持配合下大干一场。在当下失业压力普遍造成民众不安、不愉快的时候，这些政府两重项目和配套项目，正是搞了"以工代赈"，是直接对应到当下社会现状的:只要工地上有了工程开工，马上就有就业机会，马上就有工资发放，马上就产生设备、原材料等订单投放市场的景气，马上就有老百姓提升消费能力方面的实惠。而从当下联结长期来看，一做这个事情，就是扩大内需，提供改善民生的就业机会，跟着提升景气，还跟着优化结构，增加我们发展的长远后劲。惠民生，而且会引致民资来一起做。以后在中国要做越来越高水平的社会基础设施，那么带出来的，当然就是我们在"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实施的过程中，能更有底气、更有可能在正视困难的同时，冲抵各种各样的不利因素，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的情况下去实现行稳致远。所以，我从财政政策支持政府有效投资优化这个视角上，所谈的这些看法，是愿意引起大家更多的探讨，也请大家批评指正。在我们企业未来冲入人工智能+这个创新大潮的同时，我们整个社会的有效投资，是要把企业的有效投资加上政府的有效投资，形成更加可依赖的合力，来支持我们开创意愿中的现代化新局面。

这些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来源：新供给经济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