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丽:国际金融中心系列研究(上卷)(五)

——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历史与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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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英丽 (进入专栏)  

第九章 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全球城市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交互作用下,世界经济活动出现了在空间上的分散化与经济组织管理的全球一体化发展。商品、资本、信息和人才的全球流动快速增长,打破了主权国家的界限,城市之间的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这使国际大都市作为全球经济活动控制和管理中心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上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出现了针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大量研究,而世界顶端的全球城市同时也是全球金融中心。因此全球城市理论也就适用于解释金融中心是如何成长为全球金融中心的。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理论的主要学术代表有Friedmann(1982,1986,

1995) [70][71][72], Sassen

(1991, 1994a, 1994b,2001) [73][74][75][76],Castells

(1996)[57]和英国Loughborough大学地理系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研究团队。

本章第一节讨论全球城市理论的形成过程以及Friedmann(1986)

[70]和Castells(1996) [57]等学者关于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主要论点;第二节系统叙述Sassen全球城市理论;第三节着重讨论英国Loughborough大学学者在“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理论和实证分析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第一节 全球城市理论的形成

国内学者周振华(2008)在其《崛起中的全球城市:理论框架与中国模式研究》中对全球城市理论文献已作了很好的综述[77]。本节重点讨论全球城市理论形成时期的Friedmann(1982,1986,1995)[70][71]

[72]和Castells (1996) [57]的主要理论观点。

一、Friedmann的世界城市假说

Friedmann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表关于世界城市的研究成果,并在1986

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说”。这一假说试图为世界范围的国际分工提供有关空间组织方面的理论基础,着重揭示世界城市的等级结构,并对世界城市进行分类。 他的理论被公认为是关于世界城市研究的创建性文献。

Friedmann(1986)[71]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枢或网络节点,“新的国际分工”是通过‘世界城市’来实现的。这些大都市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们作为世界资本积累的‘控制中心’而获得了特殊的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它们是全球资本组织和协调其生产和市场的基地,是国际资本汇集的主要场所和大量国内和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世界城市集中了指挥和控制世界经济的多种战略性功能,这种全球控制功能直接反映在其生产和就业的结构及活力上。Friedmann(1986)[71]归纳了世界城市的五个特征:(1)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体系的连接点,各区域经济通过世界城市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2)世界城市是全球资本的汇集地,但是由于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规模、城市规模以及国际政治的影响,世界城市对全球资本汇集的规模小于全球资本规模。(3)世界城市包括范围广泛的城市地带,世界城市的经济与社会的互动程度非常高。(4)根据世界城市的经济规模及其所控制的经济实力,可将其进行等级划分,划分为区域性的、国家性的和世界级的世界城市。控制全球资本的能力最终决定世界城市的等级,而它们对技术进步、政治变革等外界冲击的消化能力也对其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等级排序有重要影响。(5)世界城市的发展基本上掌握在跨国资本家手里。

Friedmann(1986)[71]认为,城市与世界经济的整合程度及其在新的地域上的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着城市的功能和结构重组。世界上的主要城市将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起点和终点,并通过复杂的全球城市体系成为整合全球生产和市场的指挥者和协调者。因此,世界城市的形成主要推动力在于新的地域上的国际分工。世界经济体系是由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经济系统所构成,世界城市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空间表达形式。经济实力越雄厚的区域,其拥有的世界城市的等级越高,反之则越低。

世界城市的本质特征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主要来源于聚集其中的跨国公司总部。世界城市主要充当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其成长由少数快速增长的产业所支撑,如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以及各类商业服务。世界城市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其榜样的作用,它不仅是生产与消费的中心,同时也是信息娱乐及其他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中心,此外,世界城市还是国际、国内劳动力及移民的主要集中地。世界城市由于某种原因经济发达、市场繁荣、就业机会相对多样化及高层次,因而能吸引大量劳动力和高层次人才。

Friedmann(1986)[71]提出了衡量世界城市的7项标准:主要的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地、第三产业的高速增长、主要制造业中心(具有国际意义的加工工业等)、世界交通的重要枢纽(尤其指港口和国际航空港)、城市人口达到一定标准。根据这些标准,Friedmann采用“核心-边缘”方法,在世界银行划分的核心经济体(泛指19个工业化的市场经济体)与半外围经济体(包括中等收入经济体中的工业化程度较高且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的基础上,划分出主要城市和次要城市,从而构建起世界城市的层级体系。此后,Friedmann(1995)[72]在原先衡量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人口迁移目的的指标,并改变了区分核心经济体和边缘经济体的做法,而是按照城市所连接经济区域的大小,重新划分世界城市。其世界城市等级体系中最高层次的世界城市有纽约、东京和伦敦。

Friedmann认为他的‘世界城市’的等级划分因为缺乏数据基础而不太可靠,所依赖的是那些‘偶然性经验结论’(

Friedmann, 1995) [72]。Beaverstock等人(2000)[78]的评价是,他创建的是一个主观层级分类学。这种层级分类因为其学术价值及其所具有的启发性而被广泛引用。Friedmann(1986) [71]世界城市分类的另一个问题是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欧洲城市系统的复杂性上,欧洲城市体系拥有众多国家首都的特殊情况产生了一种完全不能分级的城市模式。大部分指标反映伦敦是欧洲最重要的城市,但是她是否应放在城市层级体系的顶端,她如何与其它城市发生联系,Friedmann并未提供相应的答案。

二、Castells动态的世界城市理论

以Castells

(1989) [57]为代表的学者从信息网络的角度对全球城市和全球城市网络进行研究。他首次提出信息城市概念。他认为,信息成为所有社会过程和社会组织的原材料。经济生产、主流文化、政治军事赖以依存的社会结构都建立于对信息和知识的收集、储存、处理和生产的基础之上。新技术革命最重要的影响是服务的转变。世界将是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信息社会,而信息城市则是信息社会的体现。他将全球城市看作是地世界范围内最具有“直接影响力的节点”和网络中心的“最直接的诠释”。

Castells (1996) [57]认为,世界城市是一个过程,由广泛的社会变迁所构成。他认为,信息技术没有空间特征,信息技术也使得地理摩擦几乎为零。因此世界经济将由“地域空间”(space of place)转向“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信息经济流具有特殊的网络结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城市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过程。作为全球网络的主要节点,世界城市是“那些在全球网络中将高等级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中心与它们的辅助性社会联结起来的地方”。他还指出,世界城市是由那些流经这些城市的信息、知识、资金以及文化习惯等资源的流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由那些它们所固有的资源促成。世界城市通过先进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将制造业中心和全球网络市场联系起来,并以此积累并占有起巨大的财富和权力。

Castells (1996) [57]从流动空间的角度探讨了世界城市形成的推动力。他认为,通过建立全球性的具有“瞬时”通达性的网络,就可以消除国家疆界的壁垒。这种情况充分体现在以通讯联系为基础的世界资本市场交易中。在这种场合,如何获得信息空间的进入权和对信息空间主要节点的控制权,是在国际资本积累的博弈中取得最终胜利并成为世界城市的关键。因此,“世界城市产生于公司网络活动的关系以及以知识综合体和经济反射为基础的城市之间的联系之中”。


第二节 Sassen的全球城市理论

Sassen (1991, 1994a, 1994b,2001) [73][74][75][76]提出“全球城市”概念,并对全球城市的本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阐述,是此后相关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地位。

Sassen认为,跨国经济的发展进程,包括资本、劳动力、商品、原材料和游客的跨境流动,存在的历史已经相当久远。过去一个世纪,跨境的经济发展进程从很大程度上发生在国家之间,或者发生在通过各个民族国家的联接而成的国家间经济体系之内。但是过去十年由于私有化、放松管制,数字化,各国经济对外国公司的开放,情况已有重大变化。主权国家作为空间地域单位的作用已被全球化程度的加强而分化和减弱;相比较,一些大都市、由二个或多个城市形成跨境地区,以及超越主权国家实体如全球数字化市场和自由贸易区的作用却得到加强。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形成了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因此,Sassen提出全球城市或全球城市地区这个新概念,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一个分析框架,用于分析和把握这种新的组织结构。

一、全球城市概念

Sassen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交互作用,已使全球经济活动呈现出地域空间上的分散化和组织的全球一体化趋势,这为大城市创造了一个新的战略性角色。除了历史上曾经长期承担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银行中心的职能,这些大都市现在还承担以下四方面的职能:第一,成为高度集中地组织世界经济的控制中心;第二,成为已经取代传统制造业作为先进支柱产业的金融业以及专业化的先进生产者服务业公司的主要栖息地,第三,成为包括创新在内的这些先进产业的生产场所;第四,成为这些先进产业所生产的服务和创新的市场所在地。

这些城市功能的变化已经对国际经济活动和城市的形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城市集中控制了大量资源,同时,金融和专业化服务业已经使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发生了结构性的重组,产生了一些可称为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新型城市类型。

Sassen认为,全球城市与世界城市(World City)存在这样一些重要的区别:世界城市是指已经存在好几百年的传统的国际大城市,并且早期很可能更多地出现的亚洲而不是西方。当代大多数的全球城市都是世界城市,是从传统的世界城市发展而来,但是也有一些当代的全球城市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城市。全球城市主要是由它们在全球经济网络中所处的战略地位和特殊职能所决定的。

对于那些作为枢纽而连接跨国网络、并聚集大量资源的地方而言,经济的全球化和通讯为它们创造了特定的城市空间。与以往相比,当今全球城市的发展在以下三个方面与传统的世界城市有明显不同:第一,城市网络的强度,复杂性和全球性空间范畴与以往不同;第二,重要经济成分的虚拟化和数字化程度大大提高,因此通过这些城市网络流动的速度已有极大的提高;第三,作为在全球范围跨境运行网络组成部分的城市,其数量也与以往不同。纽约、伦敦、东京、法兰克福和巴黎可以看作是最为典型的全球城市。

Sassen认为,在全球城市中跨国银行业和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是最为重要的,但全球城市不仅仅是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业仅仅是用来定义全球城市作为后工业时代先进生产者服务集散地的一系列先进生产者服务之一。

二、全球城市模型的内在逻辑

Sassen(2001)在其名著《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与东京》中提出了全球城市模型的七个基本假设或命题 [76]。

第一,作为全球化标志的、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分散化,以及伴随地理上分散的经济活动的组织与管理的全球一体化,是增进公司核心业务功能的发展及其重要性的关键因素。一个公司的经营活动越是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其核心业务就越复杂,并且越具有战略意义。而所谓公司的核心业务,是指公司的管理、协调、服务、以及融资的业务网络。

第二,这些核心业务日益变得复杂,以至于大型跨国公司愈发倾向于将这些业务外包出去。他们从高度专业的服务公司购买一部分的核心业务,例如,会计、法律、公共关系、编程、通讯、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业务。因此,即便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这些公司的总部还是公司核心业务的主要生产场所;而现在,他们有了重要的第二个生产场所,即,总部通过与专业服务公司签订合同,让专业服务公司生产部分核心业务,或者核心业务的一些组成部分。对于那些业务涉及国际市场,并且又具有非常规性质业务的公司,情况更是如此。越来越多的大公司总部选择通过购买这些业务,而不是自己在家生产这些业务。

第三,为最复杂的全球化市场提供服务的专业化服务公司日益服从聚集经济规律。这些专业化服务公司生产业务的复杂性、他们所在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交易速度重要性的日趋提高,构成了新的动态聚集趋势的综合条件。专业化公司、人才、以及从广义的专业领域而言的专业技巧,从三方面综合形成了某种具有信息中心功能的城市环境。这样的一个城市,其本质上就是一个高强度和高密度的信息链。这是一种至今仍然无法完全用电子空间复制的信息链,并且,这种信息链综合了不可预测和不可策划的信息、专业技能和专业人才等方面的综合优势,而这种综合优势又可以产生更高层次的信息,因而这种类型的信息链具备价值增值的特性。那些不具备不确定性的常规经济活动,以及已经标准化的复杂业务,则不具有这种特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全球城市是当代最前沿的信息产业的生产基地。

第四个假设是从前一个假设推导出来的,即,一个公司的总部越是将最复杂的、尤其是那些受制于变化无常的市场、以及要求迅速完成的非标准化的业务外包出去,在选址方面就拥有越多的自由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总部实际从事的业务就较少受制于聚集经济的内在要求。这就进一步表明,高度专业化、网络化的服务性产业是全球城市具有标志性优势的生产产业。跨国大公司总部的数量仍是全球城市的标志性指标。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在很多国家,领先的商业中心城市至今仍然是跨国公司总部最集中的地方,而且由于缺乏可替换场所的选择,这种情形仍将延续下去。但是在领先商业中心之外的、具备良好公共设施的一些国家,跨国公司总部就倾向于在多处选择其经营所在地。

第五,这些专业化服务公司必须提供全球性的服务,因此它们具有全球化的联锁经营网络或者具有其他形式的合作者。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跨国交易网络已日益增多。并很可能由此形成交易性的城市网络体系。日益增长的金融和专业化服务的全球市场;急剧增加的跨国投资而引起的对交易性服务网络的需求;对跨国交易行为实施的监管的政府能力的不断减弱,以及相应地,其他机构、著名的全球化市场和跨国公司总部能力的不断趋强;所有这些都表明,城市之间存在一系列的交易网络。其中隐含的一个全球城市假设是,这些城市的经济命运愈越来越脱离他们广阔的经济腹地和本国经济。这种交易性城市网络体系正在形成。当代世界主要的商业中心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这个交易性网络体系。当代似乎已不存在单个的独立的全球城市。从这个意义上看,具有交易网络的城市体系跟以往的资本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六个假设就是,越来越多的高利润和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公司,正在对这些城市产生日益严重的、在地域空间上的和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影响。作为跨国公司总部重要的生产性投入的战略供应商,这些专业化服务公司的发展使得高端专业人才的价值和数量不断提升。此外,专业化服务公司的人才质量与这些战略性生产投入的质量高度相关,同时,如果给定速度的重要性,人才被证明是具有很高的附加价值,其结构性收益正在经历着高速增长。不论是制造业或者工业的服务,缺乏这种特性的业务或者职员通常会面临重要性和收益都趋于下降的逆向循环。

第七个假设是,上一假设所描述的动态过程导致了某种类型经济活动日趋信息化。这类经济活动通常是那些在本城市存在有效需求、并且存在一定的盈利空间的经济活动,但是它们的利润率却不能支撑它们跟那些处在整个专业化分工体系高端的高利润公司去竞争各种资源。对部分或者全部生产和分配活动,包括服务进行信息化,是在这种场合下生存的一种方式。

Sassen通过前四个假设试图对全球化、技术进步、以及将目标定位为重要地域单位的那些城市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理论界存在一种趋势,即将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看作是跨国公司势力和全球通讯的一种给定的职能。而Sassen则想论证,新信息技术和跨国公司势力中所包含的全球经营、协调和控制的能力是需要被生产和提供的。她通过集中精力研究这些能力的生产,对人们所熟悉的跨国公司和新技术克服距离困难的能力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并将研究重心转向“实践”,即经济的全球化和全球性控制。

Sassen认为,这些城市商业地域的高度集中是上述逻辑的一种空间表现形式。相比较,一种被大家广泛认同的观点,即全球化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人口和资源得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分散,认为经济和金融存在地域空间上的集中趋势将会结束的看法,是缺乏想象力的。经济全球化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地域分散化,才是高端经济活动聚集和高度集中的真正原因。这种集中的趋势不仅仅是传统聚集趋势的延续,更是在新逻辑下的集中趋势。


三、全球城市理论的主要内容

Sassen全球城市理论对最近二三十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及其赋予全球城市的特殊职能和战略地位作了系统的阐述,其主题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球城市的战略地位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关系

Sassen发现纽约、伦敦、东京这样三个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十分不同的城市过去一二十年间在经济基础、空间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平行地经历了类似的巨大变化。这个问题对理论分析框架非常重要,它不仅需要对纽约、伦敦和东京三个城市进行点对点的比较分析,明确这些城市在一系列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而且还需要对世界经济的转换作全面考察。

这些城市今天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他们历史上曾经拥有的国际银行和贸易中心的地位,已有很大的不同。Max Weber在研究中世纪城市交织而形成的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时指出,这些城市之间的贸易是交换剩余产品,在交易规模逐步减小的情况下,这些中世纪的城市是可以从外部贸易中撤离并继续自我维持的。全球城市体系的现代基本元素与汉萨同盟中那些自给自足地区的贸易毫无相似之处。

当代经济全球化或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分散化,导致了对集中控制与管理的扩张性需求。尽管近年来经济活动存在地域上的分散化趋势,并且也伴随着所有权和利润的分散化趋势,但是沿着这一方向的发展并没有走得太远。尽管大公司转包给小公司的业务有所增加,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民族企业也有了快速的发展,但这种形式的增长只是产品生产链条中的一环。甚至边远农村的家庭作业工人也只是这个链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跨国公司继续控制着大多数终端产品,并且通过在世界市场上的销售获得丰厚利润。金融业的国际化扩张促进了大量小型金融市场的成长,后者又促进了全球产业的扩张。但是,这些产业最高端的控制和管理权仍然集中在少数顶尖的金融中心,尤其是纽约,伦敦,东京,法兰克福和巴黎。这正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城市的金融业务占据全球超大比重并急剧增长的原因。一个最基本的动态趋势就是:经济越全球化,中心功能就越聚集在少数场所,即,全球城市。

2、全球城市的特殊发展模式及其形成原因

Sassen全球城市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关于全球城市特殊发展模式的探讨。她认为,全球城市的特殊发展模式是通过专业化服务、金融创新及其金融创新产品集中交易市场的提供来生产和再生产对全球生产体系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组织和管理。

Sassen超越了Bell(1973)与Weber关于城市承担管理或协调职能的理论,认为全球城市不仅是协调全球经济发展进程的纽结(Friedmann,1986)[71],而且还是特殊服务和金融创新产品的生产场所。她所要探讨的是全球城市具有什么样的特质使它们获得了生产全球控制能力的特殊地位。她通过重点分析专业化服务及金融创新的生产,探讨人们较少关注的全球控制“实践”,也就是对全球生产体系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组织与管理的生产和再生产。这里关注的重心是生产而不是某种权力(power),是对构成全球控制能力的中间投入、以及这种生产工作所涉及的基础设施的生产。

没有人将会计、法律、投资与决策管理咨询等高层次商业服务作为生产过程加以研究,人们更多的是将这些高层次商业服务看作是高水平技术知识衍生的一种产出。而Sassen将它们看作是对地域分散的工厂、办事处、以及服务网点进行复杂的管理和运营所需要的生产性投入。大型跨国公司的力量不足以解释全球控制的能力。而且各国政府面对日趋复杂的环境,也需要精准的集中管理和控制机制。现在小公司已经可以购买其全球性职能所要求的一部分服务,比如,管理咨询或者国际法律咨询。全球各地的公司和政府也同样需要这样做。大公司作为需要这些全球控制能力的客户是这些高层次服务业发展的最主要推动者和受益人,但是大公司却不是这种能力的唯一使用者。因此,对高层次的专业化服务的需求,以及对这些专业化服务的生产性投入需求的日益增长,两者一起为这些专业化服务发展成为独立的产业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金融创新以及金融创新产品的集中市场交易对金融业的全球化扩张也是至关重要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业出现了新型组织形式。与以前大型跨国银行支配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相比,加速的金融创新,大量浮现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及其重要性的提高,使得市场在整个金融业中所扮演角色得以更新和扩展。现在是金融市场承担着具有战略意义和日常性质的新经济职能。由于金融产品已经可以在国际范围使用,金融市场在全球经济中已经以一种新的形式再现。那就是金融全球化已经使纽约、伦敦和东京这些全球城市成为金融工具的生产场所,并且也已成为这些金融产品的集中交易市场。

在1982年第三次世界债务危机以前,大型跨国银行在金融市场上,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公司交易上都处于支配地位。但是金融业的领先行业已产生变化,主要包括,金融机构数量上的增加,金融市场(而不仅仅是少数几家银行)急剧的国际化。世界范围内的众多市场合并形成的全球统一市场体系加速了1982年债务危机后金融产业的增长,同时也形成了向少数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倾斜的新聚集趋势。

因此,Sassen将研究重点放在市场和生产场所,而不是大公司和大银行。她认为,这样做助于更深入的研究新兴产业和创新产业;有助于分析和把握生产和再生产那些全球控制能力的、很多处在大公司范畴之外的经济活动。对金融业而言,研究重点则可以放在金融业中的机构投资者部门,机构投资者部门已经成为推动新增长并使之不断循环发展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研究重点放在市场和生产场所还可以探讨这些经济活动对所在城市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地域空间结构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

3、全球城市母国的城市体系的发展顺序以及全球城市与母国的关系

在少数大城市成为新的全球控制能力的生产场所的同时,更多大城市因为制造业生产在地域上的分散化或国际化而失去了它们曾经作为领先的制造业中心和制成品出口中心的地位。美国的底特律、英国的利物浦和曼切斯特、以及日本的名古屋和大阪,这些曾经的制造业中心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支柱产业地域分散化的影响。根据前面所述的第一个假设,这种分散化和全球化的生产体系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作为生产性中间投入的专业化服务业的发展。这种中间投入被用于推进全球化的生产过程,并开拓投入和产出的全球化市场。国际法律、会计服务、管理咨询和金融服务等先进的生产者服务业都高度集中在纽约,伦敦和东京。

Sassen尖锐地的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上述变化如何改变了全球城市与其所在国家曾经领先的制造业中心之间的关系?全球化是否引起了“三角化效应”?例如,纽约现在对底特律命运产生着哪些影响,是底特律作为国内领先的汽车产业主要生产基地并提供该产业大部分就业岗位时纽约所不曾有过的?又如在日本的例子中,我们需要知道,越来越多的丰田汽车生产从名古屋丰田城转移到境外的泰国、韩国甚至美国,与丰田第一次在东京建立新总部这一事态的发展是否存在着一种联系?

同样,还存在的问题是从前领先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像芝加哥、大阪和曼切斯特这些城市与全球化市场之间是否存在一般的关系?在原先作为制造业中心的基础上,芝加哥和大阪曾经是现在继续是重要的金融中心。我们想知道,随着这些城市在全球工业市场中地位的衰退,作为这些功能的基础是否也相对地衰弱?或者这些工业基础已经发生水平的转换,以加强其服务业功能?例如,芝加哥曾经是广阔的地区经济中的大型农产品综合市场中心,该地区经济体系的衰退曾经对芝加哥发生过怎样的影响呢?

根植于国际生产者服务和金融体系的增长需要国内不同层次的城市发挥什么作用,是我们需要理解的关键问题。更广范围的工厂、办事处和服务网点的分散化,以及为了管理这些分散化的企业组织而随之引起的中心职能的扩张,创造了有利于地区性次中心发展的条件。这些地区性的次中心,实际上相当于纽约、伦敦和东京作为全球和国家经济金融中心的微缩版本。但是纽约,伦敦和东京的发展模式在多大程度可以为更低层次或更小的城市所复制,这还是一个尚无答案的、有待研究的的重要问题。

Sassen认为,经济活动新的国际化形式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是民族国家与全球城市之间关系如何。这是她从政治视角探讨经济变化影响的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但是她给出的是一个相对负面的、但并非明确的回答。她认为,习惯被看作民族国家的增长与上世纪80年代后全球城市明显增长形式之间存在系统不连续性的可能性。这些全球城市相互之间除了竞争以外,还构成了一个体系。对全球城市网络的增长作出贡献的因素并不一定能很好地促进国内增长。例如,在全球城市的增长与政府财政赤字之间,或者与上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工业中心的衰退之间,是否存在系统的联系。

4、新型的全球城市增长模式及其增长条件对全球城市社会生产秩序的影响

关于发达国家制造业部门高速度增长的影响已有大量文献作过动态的研究。研究表明,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工资待遇,减小了社会的不平等,而且对社会中产阶级的形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相比较,人们对服务经济的社会影响知之甚少。 Daniel Bell(1973)在他的“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一书中指出:后工业化经济会增加受过高层次教育的工人的数量,并有利于形成工人与社会平等问题之间更为理性的关系。可以断定的是,任何代表后工业化经济的城市必定都包括纽约、伦敦和东京所拥有的领先行业。

Sassen分析了经济活动的新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工作机会的供给、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和就业岗位配置的变化。她得出的结论是,相对于处在衰退中的传统产业,主要的成长性产业提供更多处在高薪和低薪两端的工作岗位。生产者服务业几乎一半的工作是低收入岗位,另外一半工作岗位的薪水水平则处在最高的两个收入等级。相比较,在战后美国和英国的高速发展时期,大多数制造业工人都从事着中等收入的工作。

 

全球城市另外两方面发展也引起经济的两极分化。第一,大量新兴工作机会主要是满足高收入阶层在居住区和商务区的生活和工作需要的低薪就业岗位。高级酒店、豪华公寓、、美食店、精品时装店、法式洗衣店、以及装饰新城市景观所需要的特殊保洁等工作岗位的数量增加,都反映了这种就业趋势。金融业和专业化服务行业也对文字处理、数据输入、电话接听、驾驭员、保安等低薪的服务工作有着持续性的需求。第二,制造业的“降级”已发展到相当显著的程度。制造业“降级”发展趋势是指随着血汗工厂和工业家庭作业的不断增加,具有工会组织的企业数目的下降和工资恶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现有产业中工作岗位的降级,也包括一些新型产业就业类型的降级,最典型的就是电子装配业。这些已经降级的制造业在纽约和伦敦曾经得到十分强劲的发展。

低薪工作岗位的扩张作为增长趋势的函数,暗示了资-劳关系的重组。由于高度动态的而且技术先进的成长产业可以很好地包含收入低、工作呆板的就业岗位,将工作的性质与这些产业所处地点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另外,区分产业特征与产业增长格局也是非常关键的:像降级的制造业和低收入服务业这样的落后行业,可以是高度发达国家主要增长趋势中的一部分。人们通常以为,这些落后产业的发展会表现出下降趋势,而像金融业这样的先进产业大都提供优秀白领的工作岗位。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金融业包含大量从清洁工到股票推销员这样的低收入工作职位。

5、金融等先进生产者服务业快速发展并高度集中在全球城市的原因

Sassen认为,现代科技并没有终结19世纪的工作形式,而是将很多曾经是属于制造业内部的经济活动转移到了服务业领域。将具体工作从工人转移给机器的技术进步在生产装配线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技术进步的现代版本就是将各种以前的店面活动连同为其提供技术服务的专业人员一起转移到了计算机上。同样,早期工厂内部在工序上的专业化分工,现在也有了当代版本,即不同工序的专业化分工已在地域空间上和经济组织上实现了分散化,这被称之为“全球装配线”,即按照劳动力成本和规模经济的内在要求将产品的生产和装配配置在世界各地工厂来进行,以实现成本有效的国际分工。正是这种“全球装配线”的发展,产生了日益集中的管理、控制和策划的需要。现代股份公司的发展,及其广泛的对外投资和世界市场的参与已使公司的策划、内部行政管理和产品研发变得日益重要和复杂。生产线的分散化、兼并收购、以及经营的国际化,这些都要求公司顶层的管理必须具有高度专业化的技能,并增加了公司对外部生产者服务的依赖,这种依赖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者服务公司高水平专业技能的发展。那些曾经是大公司内部的主要支持性资源,现在已经成为用于公司决策过程的、外部购入的关键性投入。一个具有地域分散的、制造工厂数量众多的企业,对周边新型的生产规划和配送服务业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跨国银行的发展,包括金融业近年来出现的分散化趋势,扩大了作为中间投入的高水平专业化服务的需求。上世纪60和70年代,银行业的地理分布相当分散,很多区域性金融中心,包括离岸金融中心,大都由传统银行业构成。金融活动的分散化和国际化在经历了一二十年的发展后,产生了国际金融产业的“管理”以及金融创新产品的生产和交易向少数几个国际金融中心城市集中的趋势。

分散和多场所的制造、服务和银行业的发展已经对集中管理和控制全球工厂、服务网点和分支机构所需要各种专业化服务产生日益增长的需求。虽然这些专业化服务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在公司内部完成,但是大多数专业化服务不可能“自已家里”完成。为“全球控制能力”生产零配件的、独立的服务业市场的发展,与服务的高度专业化水平、服务生产外部化的可能性、以及来自各类公司和政府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形成互为条件并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

金融地理学家通常认为,金融与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需要面对面近距离接触的特点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些服务业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的趋势。Sassen则认为,高端服务作为生产者服务,与其他类型服务不同的是,这种服务并不要求与被服务对象之间保持近距离接触,相比较更多地得益于、也更需要近距离获得核心生产投入,或者因与其他服务商合作提供服务而要求与相关服务公司保持近距离接触。会计师事务所可以远距离地对客户提供服务,然而,这种服务的质量却依赖于会计师事务所与包括律师、编程师等相关专家之间的距离远近。涉及生产者服务的业务通常需要许多专业化服务公司的共同参与,以提供法律、会计、金融、公共关系、管理咨询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服务。此外,这些专业化服务公司的高度聚集,也提高了这些地区对高收入专业人员的需求和吸引力。他们被这些城市舒适的生活方式和高层次生活品位所吸引,更愿意在这些城市的中心城区而不是郊区生活。

先进的生产者服务业和金融业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最快的行业,并以此提高经济活动向向全球城市集中度。将发达国家整体经济增长归功于整个服务业是一个普遍的错误认识。实际上,公共服务和消费者服务等其他服务业在美国是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英国和日本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都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只有先进的生产者服务业和金融业由于向大城市聚集,而体现出一种与国内就业和GNP增长相对而言,不成比例的快速发展状况。

Beaverstock等人(2000)[78]对

Sassen的评价是,她对全球大城市的本质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因而显得特别重要。Friedmann的主要贡献在于指出,公司总部的集中使世界城市成为了日常的‘控制中心’。与此不同,Sassen的独创性见解在于明确定义,世界城市是为国际资本提供不限于专业化管理的一系列关键服务的综合体。但是Sassen考虑全球城市分级问题时的分析相对薄弱。Sassen提供了一个关于世界城市的有价值的研究,对于伦敦、纽约和东京之间类似变化的研究有重要的发现。但是同Friedmann一样,她的分析对增进我们对世界城市之间关系的理解帮助有限,并且在论述伦敦在欧洲城市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时存在较为严重的错误。


第三节 世界城市网络理论及其实证分析

英国Loughborough大学地理系以Taylor(2000,2006)[79][39]和Beaverstock(2000) [78]为主要代表的学者组成了“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研究团队,他们用先进生产者服务的全球化来定义世界城市网络。并对全球城市网络的定量划分作出了最具系统性的努力探索。他们认为传统的世界/全球城市研究偏重于其所具有的特质,充其量只是一种静态的分析方法。如果要深入掌握世界/全球城市的本质,应更着重于其间的“关系”层面的分析。特别是Taylor通过对美国大城市商业活动全球化的分析和研究,体会到不论是世界/全球城市研究的理论分析还是实证分析,均应摒弃过去静态观点而代之以动态角度。并且在全球化趋势下,更应将全球城市的研究置于政治经济学的脉络中进行。因此对世界/全球城市层级排序时,Taylor及其同事们特别提出应发起一项全球的共同研究,以汇集世界/全球城市的相关数据。(GaWC)研究团队采用公司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测定全球城市网络作用力的大小,并提出了全球城市网络形成的关键因素。这些研究成果在国际城市学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相关实证研究方法

GaWC研究团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在应用地理学的定量分析方法上的创新和相关数据的采集和积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研究方法多花一些笔墨。

上世纪90年代关于全球城市的研究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相关数据的缺乏。“用于国际比较的数据的获取通常是极其困难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统计信息一般被设计、采集和表述用于为国家服务,而不是用于国际之间比较的目的” (HMSO,1991,p12)[80]。数据缺乏的结果是应用地理学者无法针对大都市的全球化影响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学术成果也显得很不成熟。Beaverstock等(2000)[78]以Castells(1996) [57]世界城市是一个过程(流动空间)的观点、Friedmann (1986) [71]的世界城市假说和Sassen(1991,

1994a) [73] [74]对全球城市生产者服务业复杂性和集中度的分析为理论基础,提出城市关系的替代测量法、劳动力测量法和组织测量法,极大地提高了全球城市研究的实证分析水平。

1、  城市关系的替代测量法:商业新闻的内容分析

GaWC研究组根据Friedmann(1986)[71]世界城市假说和新国际分工理论,使用商业新闻的内容分析来作为城市关系的替代测量方法。对城市报纸的内容分析在Pred(1980) [81]关于十九世纪美国城市变化的层级模式研究中得到使用,其分析可信度得到了Taylor(1997) [82]的肯定。这种方法是利用新闻媒体报道显著商业事件时提到相关地点的次数来估计或监测城市之间关系的变化。

Taylor (1997)选择六个美国城市,选取1990年中24天的主流报纸商务版首页作为样本来进行测量。有超过4000个提到的地点被记录了下来,其中990个是与六个被选城市相关的地点。并以此做了独特的商务新闻头版引用矩阵(见表9.1),以表明哪些城市被认为对其它城市十分重要。



Taylor通过表9.1行和列的百分比分析可以对每个城市得出三个结论:将近一半被提及的地名是自我引用;与纽约的关系在数据上具有绝对的优势;与其它四个城市的关系各有不同。定量分析证明,在这些美国城市之间的信息流中纽约具有绝对的优势。《纽约时报》自我引用处于中等水平,为43%,其他城市引用纽约的水平处于20%-50%间;《纽约时报》提到的其他城市中,波士顿和洛杉矶最为突出。前者反映地域邻近从而更密切的利害关系。在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也存在这种地域关系。更微妙的、也是明确的结果,迈阿密完全不能作为世界城市。她被其他报纸引用的次数仅37次,排在最后,但是《迈阿密先驱报》提到其它城市的比率(77.1%)紧跟《纽约时报》(77.4%)之后。这意味着迈阿密的商界比较关注其它城市发生的事情,而其它城市的商界并不关注迈阿密发生什么。这种不对称意味着迈阿密在美国城市体系中处在相对低的等级,但是却显现其门户城市的特点,对其它城市存在很大的关注。这项研究表明,存在对更大规模城市进行研究的可能性。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从可获取的中长期信息资源中得出有意义的成果。其局限性在于,它不能对真实关系进行直接测量,不能排除商业新闻媒体编辑的主观偏好可能引起偏差。但是这种方法通过更大样本可过滤掉些偏差,在无法直接测量的场合,也是必要和有效的。

2、城市关系的移民测量法:城市间的专业人才流动

Friedmann(1986) [71]认为,“世界城市假说是关于新国际分工空间组织的,……世界城市是大量本国或国际移民的目的地”(P75)。GaWC研究组以此为基础,将世界城市的形成看成是移民的结果。他们重点获取专业人才在公司内部或跨公司的世界城市之间流动的数据。

专业人才的国际流动对于世界城市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专业人才的国际流动既是世界城市的形成因素又是世界城市形成的结果。也是世界城市人才市场全球化重构的重要决定因素。“跨国精英是世界级城市中具有支配地位的阶级。城市被组织起来迎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职业需要” (Friedmann and Wolff, 1982, p322) [70]。

Beaverstock等学者(2000)[78]采用向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进行问卷调查和面谈的调研方式获取人才国际流动的基础数据。问卷调查方法的缺点在于回收率低,缺乏对实际回答的控制而可能影响数据质量;优点是相对简单,并已有相当成功的先例。与金融机构人力资源部经理们面对面的会谈可得到更深层次的信息。面谈的内容覆盖了全球组织、移民流动、移民政策以及未来的商业策略。Beaverstock等人通过1988年针对世界城市分子机构网络中贸易公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管理咨询公司和广告代理商和1993年针对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移民的调查得到了重要成果[78]。


表9.2给出1988和1993年主要城市接受来自伦敦先进生产者服务总部的专业人才流入的情况。从中得到的结论是:(1)在两套调查数据中都存在从伦敦到纽约的最重要的人才流动,分别占1988年和1993年人才流动总量的43%和33%。(2)伦敦与纽约、香港、东京、悉尼、巴黎以及马德里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同其它欧洲以及东亚城市的联系就显得不是那么紧密。(3)数据显示伦敦和其它北美(例如:多伦多, 洛杉矶 和芝加哥)、非洲(例如:约翰内斯堡)以及拉美(例如:墨西哥城和圣保罗)城市之间联系并不紧密。

用来解释人才流动模式和伦敦同其它城市之间并不均匀的等级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国际金融中心的空间布局及相关的辅助性服务业的积聚,而不是那些世界城市自身的基本功能特征。伦敦、纽约、香港以及东京是全球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机构和辅助性服务业公司在此高度集中,他们之间高度集中的人才流动或移民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城市关系移民测量法的主要好处在于研究者能够获得与全球化模式和进程相关的详尽资料;不利之处在于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获取相对规模较小的样本公司的数据,因而其结果作为一般趋势和模式的测量方法具有典型意义或代表性较弱的缺点。

3、城市关系的组织测量法:生产者服务业的地理范围

此种分析方法以Sassen(1991, 1994 )[73][74]全球城市是先进生产者服务集散地的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生产者服务公司的营业网点或分支机构相关数据的分析来测量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方法在新兴的服务经济地理学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Thrift(1987)[83]在研究‘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利用伦敦的外资银行的课题时选择了伦敦金融机构的国际网络,Daniels(1986)[84]在对纽约和伦敦外资银行的比较分析中也运用了分支机构网络方法。Lynch &Meyer (1992)[85]使用律师事务所的分支机构模式分析得出美国的世界城市的层级体系。此类测量方法已经为世界城市关系研究中的数据不足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先进生产者服务公司需要利用营业网点地域上的扩张来实现其服务的销售。因此,这些公司的营业网络信息可以从它们的促销资料或公司网站上相对容易的获取。Beaverstock等学者(2000)[78]用来测量城市之间关系的组织方法提供了公司、行业和城市三个层面的信息:为全球化研究提供公司关于区位选择策略的信息;通过同类公司的汇总得出行业层面的信息以便开展城市之间功能差异性的研究;通过行业的汇总得出城市层面的信息,用于描述世界城市核心产业的全球业务发展态势。他们通过一项对伦敦69家包括会计、广告、银行金融和法律行业四个行业在内的生产者服务公司的研究来说明行业和城市两个层面的分析。此项研究得到两个结论:第一,不同服务业行业的全球化程度存在巨大差异:会计事务所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伦敦6家具有垄断地位的大公司与42个城市的分子机构网络联系受到此项研究的关注;法律事务所是先进生产者服务业中全球化程度最低的,只有5个城市跨入这项研究关注的门槛;银行金融业具有高度的全球化,但其办公场所与法律事务所一样在地理位置上非常集中;广告公司最接近会计事务所,与21个城市有着分子机构网络联系,并且其中大都是各国的首都城市。第二,纽约是伦敦联系最为紧密的城市。以办事处联系程度记分,纽约得到最高分8分(每个行业满分为2分,总分为8分),之后是布鲁塞尔6分,香港和巴黎5分,十四个城市获得了3分。服务公司分子机构的地域分布给出了伦敦在全球化舞台上的跨洲活动范围,与伦敦有最佳办事处联系的城市中北美有纽约、多伦多、华盛顿和旧金山;欧洲有布鲁塞尔、巴黎、法兰克福、马德里、米兰;亚洲有香港、东京、悉尼和新加坡。这也显现了以与伦敦的联系为指标的先进生产者服务业全球化的地理联系。

全球联系的组织测量法的优点在于可以直接测量先进生产者服务公司在全球城市营业网点上的投资。其主要缺陷在于仅涉及到公司之间的部分联系,没能反映除营业网点以外的业务联系。例如法律界存在法律事务所通过国际的行业协会或同其它城市公司保持战略合作关系的‘间接参与’众多案例。

二、世界城市网络理论

1、世界城市的重要性取决于彼此之间的联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作为经济单位的城市,并认为国家作为世界经济参与者的重要性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下降。Kresl (1995)[86]指出,城市凭借其控制基础设施和资源的能力来吸引全球投资,以适应高度竞争性的全球经济需要。Savitch & Kantor(1995)[87]认为,正是这种对本地资产的控制使城市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吸引力达到最大化。

但是,Beaverstovk等人(2002)认为,聚焦于城市内部资产的观点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缺乏在于忽略了城市的成功很大程度依赖于它与其他城市的联系,成功的世界城市之所以繁荣是由于它们处在包括人才、商品、资本和观念等全球经济要素流动的交汇点这个特殊的位置。 他们强调城市的经济成功取决于其自身与其他世界城市之间联系的数量和质量,因而突出了城市之间联系的重要性,而且还将城市之间的竞争看作是一种网络化的现象。世界城市的前景不仅仅由其较之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决定的,除了竞争性以外,还有城市之间的合作以及城市、企业、行业和国家一起协同作用以支撑的网络内的流动。城市的成功依赖于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连通性。人才、资本、技术、信息在城市之间流入流出、加速减速、建立和扩大。世界城市网络的形成总是与这类双重运动相联系。

2、世界城市网络因参与者的协同效应而形成。

Beaverstovk等人(2002) [88]将世界城市定义为全球网络中先进生产者服务的综合体,而全球网络主体中最为重要的是公司、行业、城市和国家。尽管先进的生产者服务企业塑造了世界城市网络,但只有通过四类参与者的联合行动才能使世界城市网络连接起来。一个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重要性主要通过四类参与者的联合行动而高效体现出来。他们构建了包括企业、行业、城市和国家四个主要参与者的理论模型,探讨世界城市网络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中形成,以及这些参与者在形成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协同作用。

世界城市网络形成中的第一类主要参与者是企业,尤其是那些在国外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的先进生产者者服务企业。由于服务企业不容易进行远距离交易,因此大部分生产者服务企业在拓展国外市场的过程中通过建立广泛的地区及分支机构网络向它们的客户提供服务。

世界城市网络形成中的第二类主要参与者是行业协会等多边机构。这些机构监督特定行业的个人和公司的活动,它们通过制定相应的框架性制度和专业行为准则来指导公司的运作。不同的生产者服务行业实施不同从业资格管理。金融业、以及金融辅助服务业如会计、法律、投资银行、房地产调研员、管理咨询和房地产调研员等行业都有着个人从业资格和公司行业准则方面的约束。另外也有其它一些生产者服务业如广告、行政研究、房地产代理等更多依照企业自己的业务政策行事,行业准则对国内外的机构都相对不是那么严格。

世界城市网络形成中的第三类主要参与者是国家。一国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相对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在促使世界城市之间要素的流动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例如英国1986年金融“大爆炸”撤消了众多金融管制规定,结果是改变了伦敦城市的金融公司结构。撤消管制之前,股票交易所的会员只能是那些为固定的委托人而实际在交易所进行交易的个人(或股票经纪人)。撤消管制之后,任何国籍的公司(只要它们符合会员标准)都可以成为会员,这引起了外国金融机构的前所未有的集聚。国家在世界城市网络形成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国家也能对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变化作出反映,这种反映对一个具体的世界城市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有害的。

世界城市网络形成中的第四类主要参与者是城市本身。城市本身是多样化的网络,城市的参与者有来自城市内部的和来自城市外部的。这些网络主要是由集团以及认为自己的利益与城市经济前景息息相关的多样性的个人组成。这些城市体制包括食利者阶层、公共事业集团、企业联盟、大学以及地方商业等等。城市的力量以及它参与世界城市网络的能力是来自于把这些全球的和地方的主体连接在一起的关系。因此城市网络体系经常是脆弱的,需要不断的努力才来能维持。

Beaverstovk等人(2002)[88]的理论模型提出以上四大参与者,并将这四大参与者安排在两个不同类型的关系之中。第一个是功能型的群体(A)。在功能性群体中把每个企业与其所在的服务行业联系起来,这些服务行业有自身的规章制度、行为规则、专业知识,其经营活动都在行业协会或专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因此法律事务所就在一个与保险公司不同的职业环境中运行,广告公司在一个与会计事务所不同的环境中运作。每个行业的正式的、非正式的习俗、惯例、规章制度都对行业内部的公司行为产生影响,并赋予这些公司以特定的价值。第二是区域型的群体(B)。在这个群体中将城市和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连接在一起,考虑中央政府的政策对城市的影响。比如英国的世界城市在一个与美国的世界城市不同的区域环境中运作,中央政府将权利授予给城市政府后,城市的管理与公司的发展可能因此创造了国家和城市之间的协同效应。每个群体都将参与者连接在一起,使他们处于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具体的连接方式之中。

两个群体(A和B)通过参与者的两种纽带来相互作用的。纽带I是将先进生产者服务企业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的力量。比如说,在伦敦拥有分支机构的美国律师业可以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以确保伦敦在世界城市中的领先地位。纽带II代表了行业和国家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比如存在代表国家的利益集团和金融行业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交流。除了国内经济政策的直接影响之外(如金融交易法律制度的修改),行业的文化和制度也可以由国家来塑造。比如说,在欧盟这样的国际层面、中央政府这样的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相关政策可以对商业文化和规则产生重要影响。日本的政策与英国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对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不同影响。

Beaverstovk等人(2002) [88]协同效应模型强调,四类参与者以两个群体和两种纽带发挥着协同效应。这种协同效应是当公司网络(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行业网络)和城市网络(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国家网络)在一个具体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循环关系中走到一起时发生的。协同效应理论模型不认同一个世界城市的经济成功仅仅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城市政治家们实施先行增长战略的结果(因为很多城市都在借助各自的优势推进增长,但却因缺乏适当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基础设施而无法成功,而这些基础设施在使某个城市与世界城市网络联接在一起时是必不可少的);不认同强有力的行政干预能够确保世界城市的成功;也不认同仅仅是外国公司或生产者服务企业的集聚奠定世界城市的基础。相反,该模型认为,相互联系的参与者和群体创造并支撑着世界城市网络的形成。世界城市是通过参与者的协同效应形成的,而这些参与者又支撑着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世界城市网络。

三、Taylor的世界城市网络模型及其应用[1]

2006年Taylor来上海参考中国学国际研讨会时提交了运用联锁网络模型分析亚洲10大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所处地位的学术论文。本小节主要介绍其联锁网络模型及其分析亚洲城市的研究成果[89]。

Taylor根据Sassen(2001)[76]世界城市网络可以用先进生产者服务的全球化来进行定义的观点,将这种全球城市网络的形成模型化为全球生产者服务厂商通过他们日常业务联锁起来的联锁网络。厂商是业务经营联锁过程的当事人,全球城市网络只是这个过程的结果。

Taylor建立了一个覆盖80个全球生产者服务厂商及其在全球315个城市办事处的联锁网络研究。涉及了2000与2004两年的相关数据,以便能够通过两个时间的截面分析把握2000-2004年间的所发生的变化,并推导出单个城市网络联系紧密度,以表明一个城市与世界城市网络一体化的程度。

1、联锁网络模型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先进服务业厂商已追随其客户实现了全球化。这使它们在全球各大城市都拥有了办事处。它们不断扩大其新客户和新的年轻专家才使他们在知识产业中保持着应有的生命力。Taylor(2001) [90] 的世界城市网络分析已将这种原形的全球城市活动解释为世界城市网络活动,并将它形式化为理论和计量模型。

(1)联锁网络分析

联锁网络模型具有一种三层次结构:网络层面(世界城市网络)、纽结层面(城市)和次纽结层面(先进生产者服务厂商)。先进生产者服务商是整个过程的当事人。正是他们关于办事处的区位选择决策和他们使用其办事处的方式导致了世界城市网络的形成。Taylor(2001)形式化地作如下表达:m定义为设在n个城市的先进生产者服务商,在i城市的服务商j的服务价值Vij定义为该城市这一办事处在该服务商的办事处网络中的重要性。所有服务价值n x m阵列定义为服务价值矩阵V。

服务价值矩阵V中的因子关系式可定义为

          r ab, j = v aj . v bj                                               (9.1)

指服务商j在a城市和b城市间的因子联锁关系。一个办事处的服务价值越大越重要,使办事处之间产生多重联系的业务就越多。这里计量的是对企业内部联系的估计。这种联系使得帮助跨国大企业客户实现企业内部广泛完整的全球控制目的而承接的跨国项目得以实施和完成。这类项目有全球广告竞选、跨越不同监管制度的复杂保险安排和跨越不同法律辖区的法律服务等等,这些项目都需要信息、知识、工具、计划、创意、咨询意见、人员和战略理性等在城市之间的交流才能实施和完成。联锁网络分析正是要捕捉这些要素的流动。方程式(9.1)简单的说明两个小的办事处之间网络流动量少于两个大的办事处之间网络流动量。按单个城市加总,城市的联锁程度可定义为

    r ab

=  S r ab, j                                                                                      (9.2)

j

每个城市有n – 1个这样的联系,这是这个城市与当地有办事处的服务厂商的其他办事处所在城市之间的联系。  每一城市在网络中总的联系状态可以定义为

      Na  =  S  rai              (where a 1 i)                        (9.3)

i

Na 是城市a的全球网络关联度。 为了便于表述(因为Na

可以随矩阵的大小有变化),其与最高联系度的比例可定义为  

      Pa

= (Na / Nh )                                          (9.4)

其中Nh 是网络中网络联系度的最高记录。

一个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关联度的这些计量需要作出解释是: 高水平的关联度意味着该城市的业务具有很好的全球服务性质, 由其他城市带来的新业务可以无缝地由多个城市提供的服务来完成;这些服务供应商并非必定是全球经济中最大的公司,但他们无疑是该城市所做业务的最好指标;高水平的关联度表明这个城市已实现了与世界经济很好的溶合。

(2)全球层面的数据收集

联锁网络模型最初运用于计量2000年各城市的全球网络关联度(Taylor,2002a)。基础性工作是在会计、广告、银行/金融、保险、法律和管理咨询行业确定100家先进生产者服务供应商;他们都实施全球布点战略,在15个或更多城市具有办事处,并且在北美、亚太地区和西欧每个地区至少有一个办事处。全球315个城市被选作先进生产者服务可能的重要中心。通过使用这些公司的网址,记录他们的办事处网络以及办事处的规模、功能等信息。通过使用这些信息,确定他们如何发挥这些办事处的作用并以此确定城市的代码。服务值的数值分别从 0 to 5。0表示该公司在这个城市没有分支机构,5表示这个城市是该公司的总部所在地。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具有100个服务厂商×315个城市维度的矩阵。

(3)内陆分析(Hinterworldanalysis)

网络关联度表明城市在网络中的总的联系, 这意味着可以通过方程式(9.2)对它们进行分解,

      r

ab =  S r ab, j                                                                                    (9.5)

其中r

ab 是方程式(1)中m个企业的联锁因素的加总。每个城市具有n-1 个城市间联系。这些数据可以用来表示一个城市的内陆性质,体现它与世界城市网络全面联系的模式。 将内陆联系对网络关联度进行回归产生出余数,表明存在高估或低估相关联系的情况:

      r

ai’ = ∂ + ß + r ai                                       (7)

结果有:

      hab

= r ab’ - r ab                                              (8)

其中hab 城市a和城市b之间相对的内陆联系。这个数值用于评估一个城市的内陆特点。在实践上,它可用于将城市与地区组别联系起来,计量城市的地区取向。例如,城市a和T地区的城市群k的联系可以通过下式来计算:

      haT

= ∑ hat                                              (9)

Taylor(2006)用这个式子估计各个城市的地区性或全球性取向。

2、关于中国城市联锁网络分析的研究结果


表9.1和表9.2显示了亚洲10个城市在所观察的2000与2004年的全球网络关联度,这些城市被区分为两个组别。表中显示香港、东京和新加坡是亚太的领先城市。世界排名的数据显示这三个城市是真正重要的,它们是世界六大城市组别中的重要成员,另外三个是伦敦、纽约和巴黎。这六个城市是世界城市网络中关联性最强的层级。香港的排名超过了东京。虽然香港不是本土企业总部所在地,但是全球服务供应商为了就近为成长中的中国客户提供服务需要进入这个城市。她已具有巨大的网络力量。最后,这些城市的静态排名是显著的。


两个表中新加坡之后的下一亚太城市的关联度有一很大的差距,只有一个城市进入前20位。亚洲排名第四的城市2000年是台北,2004年换成吉隆坡。第二组的七个城市存在系统性的不稳定。它们在关联度上大致属于一个等级,但两个年份有一定程度的变动。

表9.3显示关联度的变化。其中吉隆坡的关联度发生大幅度上升,台北发生大幅度下降。其中8个城市都发生相对有利的变化,表明亚太地区领先城市与世界城市网络一体化的程度已有提高。主要的变化发生在第二组城市。2004年七个城市的世界排名都得到提高,在19-28之间;亚太10大城市排名存在普遍上升,从排名前40位进入到前30位。在大中华城市中, 香港处在关联度最高的一组,北京、上海和台北处在第二组。另外北京和上海处在变化最大的城市行列,而香港和台北变化不大。

一个城市的关联度只是对其溶入世界城市网络程度的一般衡量,并不能告诉我们城市联系的型式。后者由城市的内陆联系表示。余数的型式则表明城市联系是相对高还是相对低的信息。Taylor(2006)作了两方面的内陆联系分析。一是城市与伦敦、纽约的一般内陆联系,用来表示一个城市的全球化取向;另一个是城市余数与其他亚太城市的联系表示城市的地区取向。表9.4显示了分析的结果。

两组城市的全球性取向与地区性取向的型式可以普遍观察和定义。全球性组合由表9.1和表9.2中的前三个领先城市加上海和北京构成,地区性组合则由两表的第二组除去上海和北京后的其他城市构成。上海、北京与香港、东京与新加坡之间的相同点使它们与亚太地区第二组城市区别开来。上海和北京虽然在关联度上与吉隆坡等城市相近,但它们在联系的型式上具有更多的全球性质。而台北则与亚太其他城市相似。

使用模糊组合分析,根据平均的网络关联度80个城市从高至低可以区分为9个模糊组别。上海与北京处在全球第二层城市级别的中间。就大中华城市而言,北京和上海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具有更明显的全球性取向,它们处在表9.4显示的第一组别中,这个级别中的另外三个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关联度则处在最高等级。这种性质表明北京和上海在21世纪初具有世界经济中心的性质。它们虽然具有较低关联度并且处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次级组合中,但通过与香港的联系,分享着全球性质。相比较,台北具有相同水平的关联度,但模糊组合分析却显示出其在单独的亚太城市群中的地区性区别。

表9.5总结了联锁网络分析基础上的城市类型。

实证分析结论是将全球服务供应商人作为主要当事人的理论模型中推导出来。Taylor从三个方面对城市类型作出解释。

(1)政治经济进程。在当代全球化分析模型中,全球服务供应商仍然是在受主权国家边界影响的市场中从事经营活动。这在法律和广告行业中特别明显,尽管国家对所有服务业市场进行监管,服务供应商的工作常常是克服国境障碍促进跨国项目的开展,但最终的实施仍然必须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进行。这意味着服务供应商必须在每个国家有实体存在,考虑到政治和政策的影响,这种实体存在会选择一国首都。除了大中华四个城市外,其他六个城市都是各国首都。它们是资本市场、广告市场、保险市场和法律服务市场的中心,尽管亚太六个国家在许多方面有重要的不同,但是它们每个国家都享有一个主要的世界城市。在最大经济体日本,东京也在发挥全球城市功能中处于支配地位,而第二大都市大阪却不能作为世界城市网络的主要纽结城市。其他国家更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全球服务供应商快速扩张其分支机构网络,以持续其对全球客户的服务,并出于这一目的而使用各国的首都城市。但是大中华地区有两个例外。就如新加坡被作为东南亚的门户,香港作为进入新兴中国市场的门户,也被作为地区总部的所在地。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具有与其他国家首都相同的政治中心优越性。上海是主权国家第二大城市成为世界城市网络中领先城市的一个案例,这显然与中国生产者服务市场的巨大规模及其快速增长有关。

(2)时间-空间进程

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型式。先进的生产者服务供应商,利用城市在不同时间-空间中呈现的机遇与障碍,获得获取高利润。在这个过程中,东京在80年代开始拥有其活跃的全球化服务供应商,而后地区外的服务供应商也通过使用新加坡和香港的地区性现代服务中心进入亚太地区市场。随着各国首都市场快速成长,以及日益重要的国内市场要求全球服务商有实体存在时,这些首都城市的办事处渐渐增加。1990年代出现了城市网络形成的第三波浪潮。中国处在这一进程之外,伴随着经济持续的高成长,正在形成巨大而相对落后的市场。这一特点导致上海-北京城市群的崛起,并在21世纪初期的世界城市网络的形成中处在中心的地位。

(3)城市经济进程

Jacobs (1970)提出,在创造新工作以替代进口的地方产生动态化的城市进程。20世纪末亚太地区经济的上升和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成功都显现了这一特点。动态化城市应该是一个有着良好关联性的城市,但是关联度的提高并不必定意味着更为动态化的城市。创造新工作是经济动态化的关键定义。如果一个城市发挥着重要的仓储功能,它是一个仓库,没有或者很少新工作产生,但却有着高的关联性。在服务领域这种城市仓库功能称为邮箱功能(post-boxing)。具有先进生产者服务办事处的的城市是由管理专家和推动新工作的规划和创意构成的。在与其他城市关系的讨论中,充当邮箱功能还是提供创造性服务是需要对联锁网络分析作出解释的重要因素。


第十章 国际金融中心:历史经验与理论总结

本书的第二章到第六章从历史角度详细叙述了国际金融中心从13世纪以来的演变过程,第七章到第九章中则详细介绍了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各种不同解释。在本章中,笔者将对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理论分析进行一下总结。

第一节 国际金融中心演变的历史经验

国际金融中心最早起源于13世纪的意大利,而在此之前的一些金融中心城市只是属于金融中心发展的国内阶段,几乎没有国际化色彩。从16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世界贸易的重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先后崛起为全球最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迅速膨胀,纽约取代伦敦成为全球最为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金融中心的演进又呈现出新的特点,纽约和伦敦发展成各具特色的全球金融中心,而以放松管制为特色的离岸金融中心也开始出现。在本节里,综合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笔者总结出以下几个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条件。

一、繁荣兴盛的经济活动

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最早是在13世纪出现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等地,这与国际金融中心起源于这些地区的现象不谋而合,这表明国际金融中心与实体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中世纪晚期,地中海周边成为欧洲贸易往来的重心,而意大利正位于阿拉伯国家、北非国家和欧洲国家当时最为发达地区的中心位置,此时的意大利几乎在所有领域,特别是经济金融领域,都比欧洲其他地方远为发达。意大利的旅行家和商人向东到达了印度和中国,向南到达北非各港口,向西则到达了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尼德兰和英国等地,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在东西方的香料、羊毛、茶叶、黄金、五金、丝绸等货物贸易之间架起桥梁。在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的某些城邦,如热那亚,还曾经以自己发达的商业体系为当时最为发达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提供金融服务,继续扮演着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

1492年的地理大发现之后,在欧洲和美洲之间,整个16世纪是一个掠夺与反掠夺的世纪,与此相伴的是两洲之间的贸易量急剧上涨,此时的贸易重心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而最发达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则由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先后承当。16世纪下半叶开始,尼德兰地区承担了南北欧之间贸易的70%以上,是欧洲的贸易中心,荷兰人“实际上是世界的运货人、贸易的中间人和欧洲的经纪人”(笛福,1928)。与这种地位相适应,阿姆斯特丹自然就成为了当时最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直到由于投机和战争原因而使这一中心地位被伦敦所取代。

18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工业革命使得英国的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英国逐渐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19世纪初之后,更大比重的贸易份额是发生在跨州之间,如英国与印度和中国之间、英国与美洲以及英国与非洲海岸之间等,而英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比重越来越低,英国逐渐登上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在18世纪初时,在伦敦注册的商船吨位是英国其他7个港口城市吨位之和的两倍(见表3.1),表明了伦敦在英国的对外贸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从18世纪末期开始,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英国为基地、以伦敦为中心的包括不列颠列岛、北美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等在内的当时最具活力的、跨大西洋的共同市场,这是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英国仍然掌控着一个庞大的、包括众多殖民国家的帝国体系,在这一体系内部,贸易和投资相对更为自由,经济活动更加繁荣兴盛,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纽约金融中心的国际化色彩在一战后得到了大大加强,逐渐发挥起为美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进行融资和服务的功能,其领先地位也逐渐超过伦敦,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国际金融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幅度增长,其工业产出相当于世界总量的一半,对外贸易量是世界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而黄金储备达到全球黄金储备的59%(陈彪如,1990),这一切都为在战后初期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持续领先提供了保障。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也为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提供了经济支持。

20世纪60年代之后,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重新崛起主要是依赖于当地宽松的政策环境,而与英国本国经济实力联系不大,此后出现的离岸金融中心更是完全脱离了本地实体经济的支持,仅仅依靠高度自由的监管环境来吸引其他地区的金融活动来此进行纸面上的交易。但应该承认的是,繁荣兴盛的经济活动是一个实体型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即使伦敦金融中心在1960年代后的重新焕发活力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欧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而离岸金融中心的出现与传统金融中心的演变历程并不相同,也对中国目前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没有很大参考价值。

二、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

不可否认,地理位置在金融中心的形成中也起了重要作用。空间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表明,世界上很多大城市的最初兴起都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区位优势,主要是拥有一个好的港口或是非常接近主要的水上通道,纽约、伦敦、东京等众多金融中心城市均是如此。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条件下,水运在各种运输方式中是成本最低的,因此拥有一个内河港口或沿海港口对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来说就相当重要了。到了近现代,在其他交通方式的运输成本日益下降的情况下,内河航运已经不再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因此内河港口对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但由于国际间交往变得越来越密切,新型的国际间分工所带来的贸易利益使得国际交往的需求日益扩大,海洋运输仍然是成本最低的交通方式,因此海港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演进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港口是连接国内外贸易的枢纽,水上交通发达之后,港口城市的陆路和航空运输网络自然也随之发展起来,从而更加确立了这些城市的地理区位优势。尽管现在很多金融中心城市与港口的联系已经越来越弱,但在金融中心形成的初期,港口所带来的贸易便利优势仍然是其他内陆城市所不能企及的。另外,从现有的国际金融中心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也几乎没有不是港口城市的。

从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演进的历史来看,最初的佛罗伦萨是一个内河港口,座落在通往米兰、威尼斯、热那亚和海边十分便利的交叉路口,威尼斯本身就是一个水上城市,热那亚距离海边也不远。到了17世纪,新崛起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阿姆斯特丹其地理条件与威尼斯十分相似,除了是北海沿岸的一个海港外,纵横交错的河道也使得内河航运十分便利。18世纪的伦敦尽管不是一个海港,但泰晤士河穿越市中心通往北海,把内河航运和海运的优势有效的结合起来。纽约在19世纪初时,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纽约港的进出口额很快就超过了建国初期的经济中心费城。到了20世纪,新发展起来的几个国际金融中心如东京、香港、新加坡等都毫无例外是优良的港口城市。

除了需要具备港口城市的交通便利之外,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不过多数情况下,基础设施的完善是经济繁荣和交通发展带来的结果。

三、制度安排和政策环境

英国学者迈耶认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本质就是各种金融中介自由运营的地方(Meyer,1991)。[1]要实现金融机构的自由运营,对内而言要有一个宽松的、有利于金融创新的制度安排,对外而言则需要一个开放的政策环境。制度安排对金融中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度创新、各种法规、监管政策、税收体制等方面。开放的政策环境则体现在国际交往的便利程度、各种促进贸易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对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区别待遇等。如果在一个城市里存在促进创新的制度安排和有利于国际贸易分工的政策环境,则该城市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就有了制度层面的保障。从本书中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史来看,均是如此。

13世纪的意大利在商业方面欣欣向荣,其经商技术居欧洲之首。对此,法国经济学家阿尔芒多·萨波利曾指出,“直到今天,人们不能找到任何东西,包括所得税在内,在天才的意大利共和国中没有先例”,汇票、信贷、铸币、银行、期货、财政金融、公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一切都早已存在(引自布罗代尔,1979, Vol.3, P85)。佛罗伦萨人是复式簿记、陆上保险和商业人才教育制度的发明人;威尼斯创立起第一批正式的银行,还是非现金结算制度的发明者;热那亚人则发明了航海保险和股份公司制度,还把信贷体系的货币扩张效应发挥到了极致。

17世纪后期开始在国际金融中心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阿姆斯特丹的制度安排是十分宽松灵活的,荷兰的宗教政策宽容,个人自由度大,政府软弱无力从不干预经济活动,各类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将维护商人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荷兰建立了当时最为发达的仓储物流系统,改造和创造了许多商业职能,如继承并发展了威尼斯的非现金结算职能,将“委托贸易”和“期票交易”的职能也发扬光大。荷兰对商业信用的利用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流通于商业体系中的各种票证竟达到了实际货币的四到八倍。

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得益于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带来的英国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在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具备了对全球经济进行控制的条件。在这段时期里,伦敦在金融制度上的创新也是数量众多。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是最早的私人银行之一,后来发展成专司中央银行职能的中央银行,这领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18世纪前半期英国的银行数量激增,初步建立起了中央银行、城市银行和乡村银行等层次分明的现代银行体系,大大提高了英国全国的资金利用效率,在1825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催生了世界上第一批股份制银行。1773年伦敦银行间票据清算所成立,相对于原来的结算体系而言效率更高,又是一个很大的制度创新。1816年英国确立了金本位制,后来其他国家纷纷效仿,1870年后逐渐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金本位制度,英国得以在数十年的时间里维持英镑的币值稳定,从而增强了伦敦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吸引力。19世纪后期,伦敦开放的政策环境还吸引来大量的外资银行进驻。由于众多诸如此类的制度创新,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的领先地位维持了近两百年。

纽约金融中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有所发展,但严格限制在国内中心阶段。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一战期间美国国际贷款市场和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以及美元币值的稳定等为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创造了制度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更是将纽约推到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顶尖位置。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的外汇管制较松,资金调动比较自由,从而吸引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为纽约金融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兴起首先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金融业国际化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见本书第五章表5.6)。实际上,日本金融业国际化的进程也是金融业自由化的进程,从贸易的自由化到国内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再到全面的金融国际化,日本的金融业在短短三十多年内走完了英美国家花费了上百年的一段历史进程,从而使得东京在短期内就上升到可以与伦敦和纽约并列的三大全球金融中心之一。

到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最早放开国内管制和对外资本管制,伦敦在六十年代期间就接收了大量逃避国内管制的美国银行,欧洲美元市场迅速发展起来;1971年英格兰银行全面取消了清算银行间的协定利率制,逐步实现利率的自由化;不同类别金融市场之间的限制也逐步取消,1979年取消外汇管制,伦敦的欧洲货币市场和国内金融市场完全融为一体;1986年又实行了主要针对证券市场的“金融大爆炸”改革。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促进了伦敦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恢复,使其在与纽约的竞争中逐渐占据上风。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也开始逐步放松国内管制和国际资本流动限制,1974年,美国取消了资本流动管制,1982年完全废止了Q条例,1981年底,美联储允准各银行设立国际银行业设施(IBFs),1999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放松了混业经营的限制,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八十年代之后也因此得到了加强。

20世纪60年代之后出现了离岸金融中心,它们是在经济全球化开始推进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实施较多金融管制的背景下产生并高速成长起来的,这类中心以宽松的监管和低税收等优惠政策为主要吸引力,在国际金融交易活动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尽管这类金融中心与大国实体型国际金融中心之间没有多少可比性,但至少说明了一个开放的政策环境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性。

第二节 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理论总结

正如本书第七章至第九章中所述,对国际金融中心现象进行理论解释的各种学说众多。由于对金融中心进行理论研究的起步要晚于国际金融中心本身的形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才开始有学者关注金融活动的空间聚集现象,因此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解释的时间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此之前,大部分的理论探讨只是散佚在某些学者的其他论著当中。

综合第七章至第九章中对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原因的探讨,我们可以知道,学者们大致是从两个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的,即新古典经济学角度和新经济地理学角度。在本节中我们将分别对这两类论述做一个总结。

一、新古典经济学对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主要是以金德伯尔格和戴维斯为代表。金德伯尔格从20世纪60年代起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探讨金融中心形成的原因,1974年出版的《金融中心的形成:一个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代表作。戴维斯则将工业区位选择理论引入对金融中心形成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微观经济分析框架。

金德伯尔格主要是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理论来解释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的。金德伯尔格认为,金融中心形成的内在动力源于金融中心的聚集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其中聚集效益主要体现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两点。内部规模经济的表现一是金融中心的聚集效益体现为跨地区支付效率的提高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二是金融中心的聚集效益在于它所提供的近距离交流与沟通的便利。外部规模经济的表现有四点,即节约资金周转余额以提供投融资便利、提高市场流动性以降低融资成本和风险、提高市场定价的有效性、金融机构的合作得以开展以使辅助性产业得以共享等。金德伯尔格认为,正是金融机构和市场集中的这种规模经济效益导致每个国家有一个卓越的国内金融中心,这种内在的推动力也促进了国际金融中心层系结构的发展。

金德伯尔格也指出了金融机构的空间聚集可能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如信息成本的增加、时区的差别带来的不便、上升的商务成本、可能会出现的供给过剩等。不过这些因素在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初期不占主导地位,在金融中心发展成熟之后,也能够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解决一部分。

金德伯尔格也注意到了聚集效益和外部规模经济效益能够解释金融机构为什么会在空间上会集中在某个地理位置,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解释金融中心为什么会处在这个地理位置而不是那个地理位置。他认为,银行业和商业都需要克服距离问题,银行业的地理布局与商业相关,即某一地区实体经济的繁荣程度。如果某一城市位于运输网络的枢纽位置,则在其与其他地区的贸易来往中能够大大降低运输成本,从而显示出一定的区位优势。这种运输枢纽地位的城市最初是水运港口城市,后来铁路的出现曾经改变了一些金融中心的地理位置。因此,金德伯尔格认为,城市的地理位置、运输网络和一个地区所专门从事的商品服务业的经济特点决定了当地的金融格局。

英格兰银行的经济学家戴维斯(E.P.Davis, 1990)用企业区位选择理论解释为什么金融服务企业选择在某个中心城市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开业和经营,分析了金融机构选址的供给和需求方面的因素。

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理论的最优抉择要求是在产量给定情况下总的运输成本最小化,而所要运输的物质主要有生产要素和产成品两种。如果生产要素相对于产品更难运输,企业最初会把生产地址将选择在生产要素供应地,反之则选产品市场所在地。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要素地和产品市场地点相对运输成本会发生变化,相应地企业最佳的经营所在地也会发生改变。举例来说,假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人口大致均匀的分布在各个地区,这时企业将厂址选在生产要素所在地会最大程度的降低生产成本。但之后经济的发展使得人口开始向城市聚集,此时产品市场所在地的运输成本优势逐渐显现出来,企业就会有可能将厂址迁移到城市。同时由生产技术的变化造成的要素投入组合的改变,也会改变企业最佳的经营所在地,举例来说,如果自然资源的投入占据成本的很大部分,在运输方式落后的情况下,厂址就会选择在自然资源所在地,当由于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得运输成本可以大大下降,此时的厂址就可能迁往市场所在地。

戴维斯的贡献在于将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的理论运用到金融机构的区位选择中来。金融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同样面临生产要素(进行经营所需要的要素供给)和产品(所提供服务的市场需求)的相对获取成本问题,因此他从微观的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层面进行金融机构的区位选择分析,进而解释金融中心的形成原因。

就供给因素而言,金融机构的主要生产要素包括经营特许权、专业人才、经营场所、设备以及投入资金的成本。获取营业执照的成本与一个地区的行政审批制度的效率负相关,与金融管制的程度正相关,因此业务限制少或行政效率的提高可增加某个地区对金融机构的吸引力。金融机构需要的人力资源是具有必要的素质并接受过相应培训的专业人员,一个地区此类人员的多少也会对金融机构的选址带来影响。金融机构通常可利用已有的办公大楼作为自己的经营场所,经营场所的成本和质量会影响金融机构的选址决策。资金是金融机构最重要的供给要素,那些保护消费者利益或致力于降低储蓄者和投资者风险的法律制度和强有力的监管措施都能有效地降低资金的成本,因此会吸引金融机构的到来。

需求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当地的经济活动水平以及金融机构能否进入金融市场并获得客户。当地经济活动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对金融服务需求的高低,两者成正比例关系,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金融中心最初都是出现在船舶来往繁忙的港口城市。一地区经济活动总量大带来的对金融服务需求就大,金融业就可以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单位收益。需求方面还受到金融机构能否便利的进入金融市场的影响,这主要和当地的金融管制程度有关,如果各种规章制度对金融业的从业条件和业务经营范围有严格的限制,很显然会对金融机构来此营业带来排斥,如果监管当局制定的各种规则制度变化无常,显然对金融中心的形成也有不利影响。

除了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的因素外,戴维斯还强调了沉没成本对金融机构选址决策的影响。金融机构的沉没成本,尤其是进入一个新市场的启动成本是可以测算的。沉没成本除了包括员工的培训和搬迁费用、营业条件的完善和建设以及申请营业执照的相关成本外,还包括潜在客户的流失和从一个地区退出时造成的声誉上的损失。与客户的关系、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以及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关系以及与本单位工作人员关系的损失可能是最严重的沉没成本,将经营场所迁至一个新的金融中心不能保证在原先经营所在地发展起来的各种关系还能继续利用。因此,当一个金融机构已经在一个地区经营多年之后,如果要选择搬迁,则会面临很大的沉没成本,沉没成本的存在使得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具有某种惯性。

新古典经济学对金融中心形成的解释,不管是金德伯尔格用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理论进行的解释,还是戴维斯的区位选择理论解释,两者之间实际上是相通的。戴维斯的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分析是从微观角度来探讨金融机构的区位选择考量,如果供需双方的条件都达到一个最优解,则一地就很可能形成金融中心。在金融中心形成之后,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的原因,该区位的金融中心地位就会自我强化,从而在于其他地区的竞争中越来越占据优势地位,金融中心就因此而持续发展。当该地区的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之后,国内的金融中心就会演化成国际金融中心。

区位选择理论从微观层面提出了金融中心形成的一种解释,但其论述似乎仍显单一化,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空间经济学[2]从新的假设前提出发,利用新的理论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演进进行了解释。

二、新经济地理学对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解释

新经济地理学是以克鲁格曼(P. Krugman, 1995,1999)[49][50]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倡导和推进的。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其主要特点在于吸收了经济区位论关于空间集聚以及运输费用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强调来自于规模经济、关联效应、市场厚度、知识溢出和其他外部效应的向心力,以及来自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土地租金、运输成本、拥挤和其他外部不经济的离心力,两者对空间经济活动的影响。

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经济地理学的假设前提迥然有异。新经济地理学的假设前提有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自我加强对集聚力、运输费用等,其使用的研究方法是非线性动态研究方法(见第八章表8.1)。空间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包括金融活动)的区位选择是“向心力”和“离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向心力”因素中,新经济地理学除了承认新古典经济学所指出的聚集经济所带来的正外部性(溢出效应)之外,更加强调另外三种外部性,即信息的外溢效应、社会制度和文化因素、宽松的监管制度等。经济地理学家也指出了一些“离心力”因素,比如大城市高昂的经营成本、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在周边地区竞争地位不利、时差等。

到底是“向心力”因素占主导地位,还是“离心力”因素占主导地位呢?在一特定的时期内,集中与分散力量的相互作用的平衡状态决定金融业集聚范围的大小。随着当代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分散的力量似乎得到了加强,因为现在的技术已经能够保证以更低的成本进行大量的远距离的信息传递和处理,从而似乎使得金融业务在何地进行经营无关紧要,这也是“地理位置不再重要”理论的主要依据。但是Porteous(1999)[60]认为,目前最新的技术除了可以支撑非核心的后台部门迁往他处,还不能满足大规模的核心金融功能的分散。一个原因是“路径依赖”,因为金融机构所在地是一个具有很好信息流的地方,那么留在此处就能保证一个持续的良好信息流。另一个原因在于迁移涉及迁移成本,这一费用可能延缓金融机构对信息传递技术革新所应有的反应。

可见,新经济地理学家特别注重信息流在经济活动区位选择中的作用。针对“地理终结论”者认为地理位置不再重要的看法,新经济地理学家从信息是否能够标准化的角度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们将信息分为可以标准化的信息和不能标准化的信息,其中可标准化的信息能够通过现代通讯技术以极低的成本在全球传播,如银行基准利率、股票价格、外汇汇率、公开的经济政策等。非标准化信息是指那些来源不确切、质量不可靠且很难把它们编制成统一格式进行传递的一类信息,比如市场传闻、预测报告、即将实行的经济政策或财务政策等等。正如Porteous(1995)[43]所指出的那样,非标准化信息的传递会带来“距离衰减”(Distance-decay),其质量可能随着其发布者与使用者之间距离的拉大而急剧下降。举例来说,某公司的一条财务传闻可能通过全球网络迅速传播,但是交易者为了依据这一传闻采取行动,想进一步通过信息来源确定这一信息的可靠性却是很难的。当然,他们可以与当地的交易商取得联系后以做出确认,但这将导致费用的发生以及与当地交易商相比在信息使用上的延误。当地交易商拥有各种信息反馈渠道,享有本土化信息的外溢效应,因而对新信息的准确性和价值有更好和更快的把握,这些便利保证了他们能够获取那些难以标准化的、难以通过网络传播的信息,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

现代经济体系中会产生大量信息,其中大部分信息不能够标准化,因此其向外传递的过程会发生“距离衰减”,这些信息一般是产生在交易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对于金融机构来讲,如何能够快速的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而获取此类信息的最佳渠道就是“信息腹地城市”。“信息腹地可定义为一个空间或地区,一个特定的金融中心为其提供了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流以实现盈利目的最佳渠道(Porteous,1999)[60]”。信息腹地城市的形成既受先天的地理区位条件的影响,也受后天发展因素的影响(比如交通运输网络),但是当这种信息腹地形成以后,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它的功能就会自我强化,在与其他城市的竞争中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优势。

部分经济地理学家利用路径依赖模型解释金融中心的形成,如Porteous(1999) [60]和Arthur(1988)[67]等。他们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取决于入驻金融机构数目的增加,而一个城市信息腹地特性的变化影响着该城市对金融机构的吸引力。如果一个金融中心在初始阶段就具有很强的聚集效应,那么即使附近腹地出现衰退,该中心仍可以通过形成并控制一个更大的腹地保持其地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伦敦能继续扮演全球金融中心的角色,这是因为它在欧洲甚至超出欧洲的范围内形成其更大的信息腹地。长期来看,金融业的流动性越来越高,如果一个地区能保护和扩展其信息腹地,那么它就能保持并发展其对金融机构的吸引力。

新经济地理学对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解释是从新的假设前提出发,利用20世纪70年代新出现的产业组织理论、垄断竞争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理论来研究经济活动(包括金融活动)的空间问题。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信息流和信息腹地在国际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所带来的效应。当然,新经济地理学也吸收了早期区位理论对经济活动选址所进行的论述的成果。总体来看,新经济地理学的论述要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深一层,论述方式也更加严谨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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