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社会心理学家是一种生活方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8 次 更新时间:2014-12-05 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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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 (进入专栏)  

本文为作者担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第八届理事长的就职讲演。

各位同道、各位同学、来宾们、朋友们: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的信任,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第八届理事会换届选举中,我有幸成为第八届理事会的理事长,也是学会的第六任理事长。今年,2014年,是我选择社会心理学作为自己人生志业的整整30个年头。寒来暑往、日月如梭,从1984年9月跨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心理学硕士的那天起,到今天站在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虽然远远谈不上“观古今於须臾,抚四海於一瞬”,但时光荏苒,还是令人百感交集。在过去的30年中,我的老师费孝通、孔令智、蔡少卿教授,还有中国社会心理学界的前辈学者陈元晖、杨国枢、沙莲香、杨中芳、黄光国和乐国安教授,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给过我以诚挚的关怀和无私的教诲。因此,在我的就职讲演开始前,无论他们在场还是不在场,无论他们听到还是不再能够听到,我都想以自己最诚挚的语言,向他们表示十二万分的感谢!我知道,没有他们的提携,我不会迈入社会心理学这个既充满挑战又让人心仪的学科;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也不会在这个领域走得像今天这样远;没有他们的指点,我同样不会获得对人类行为之奥秘的最基本的理解。

今天,我所选择的就职讲演的主题为《社会心理学家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非研究性的主题,是因为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经历和感悟,说明社会心理学与一个急速变迁的时代的关联,社会心理学学科的独特之处,以及社会心理学家在社会变迁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一、邂逅时代,或如何寻找我们的志业

20余年前的1993年,在《江苏社会科学》杂志采访我时,我第一次写下了今天讲演的标题,作为自己的学术格言。从1984年考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师从费孝通、孔令智教授攻读社会心理学硕士起,到此时不过10年,那时的我刚刚36岁,正是好高骛远、激扬文字的年龄。在此前一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引来“东方风来满眼春”,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在邓公的激励下兴奋异常,而且这种兴奋第一次与政治无涉:市场经济催生了中国人“下海”经商的大潮,一时间几乎所有智商稍高一些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扑腾着入“海”,让我们这些还呆在“岸”上的人在羡慕之余,确实第一次产生了深深的“认同”危机。[1]借用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语式,留下还是出走,这确实成了一个问题!

我所以留下了,在相当的程度上不仅源于我对大学校园里自由而富于挑战的生活深怀渴慕,而且也因为我对自己此时从事的专业——社会心理学——“情投意合”。虽然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最初学的是医学,但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对文科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在毛泽东时代选择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职业。1977年高考的时候,因为某种缘故我没有选择文科,而是去报考了南京医学院。不过,我在南京医学院的生活称得上“身在曹营心在汉”,对那所现在发展得相当不错的母校缺乏应有的认同。如此,这样一种学科背景和个人经历,在后来考上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并有机会以社会心理学为志业时,对这门本来就充满了人生奥秘和大众魅力的学科的倾心之情自然就会坚定不移。

我们说社会心理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中最富有魅力的学科之一,理由当然可以列举许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社会心理学家既是人类社会行为的观察者,同时又是社会生活中的行动者。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正是这样一种双重角色,使得社会心理学家既是一种现代职业或谋生手段,同时又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因为他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动力及其规律有着清醒的了解和认识,他的行为及其结果就不可能不受到这种了解和认识的影响。换言之,对行为的领悟常常支配着他自己的行为,这不能不赋予社会心理学家自身的行为以独特性。正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在其自传《绝非偶然》中所言,每一位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都生活在社会的激流之中,他们醉心于研究每个人是如何受到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改变的,而他们本身也最为充分地体现了这种影响和改变,这使得他们的人生对普通人充满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对人类行为的关注,使得他们本人的行为看起来尤为浓墨重彩、特立独行(阿伦森,2012)。

尽管阿伦森最终成为一名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绝非偶然”,但我在1984年选择社会心理学作为自己一生的志业时却纯粹是一种“偶然”。因为在大学毕业时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一开始是想报考山东师范大学章益教授或南京师范大学高觉敷教授的心理学史研究生的,但在随意翻阅南开大学的招生简章时却意外发现1984年秋费孝通和孔令智两位教授在国内第一次联袂招收社会心理学方向的研究生。虽然这时的我除了对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学理论和学说史有着比较好的基础以外,对社会学可以说几乎是一窍不通,但好在那时的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提倡有教无类、兼容并蓄,我记得社会心理学方向甚至可以选考生理学,而那正好是我的长项,所以想都没再想,当即决定报考南开。我后来才知道,这一年报考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的考生有400多人(此后的几年里,每年的报考人数也都在400-700人,而录取则不过30人左右)。现在人们常常抱怨考研不认识导师、没有途径获得相关信息,我要感谢1984年考研之前我与南开大学、费孝通与孔令智教授以及社会心理学都没有任何瓜葛,不然作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门外汉,我决然没有勇气去赶一趟几乎没有胜算的“时髦”。

我们现在每每招收研究生或博士生时,总是为学生的素质不佳而大为感慨。其实,在我们刚刚进南开攻读硕士时,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基本为零。但是,当时的南开或者说南开社会学最大的优点在,她就是能够使一个“门外汉”通过自由的阅读和交流,对一门学科发生真正的兴趣。当时的南开社会学虽然师资也十分匮乏(全职教师拥有副教授职衔的只有一个孔令智),但却请来了诸多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名家大师,包括费孝通、彼得·布劳、波波维奇、富永建一、林南、蔡文辉、陈元晖……等等。尽管大师们的课程有的只有一次两次,但它却使我们这些学子接触到了真正的社会学,并为这门学科树立了高山仰止的学术标杆。这其实也是从南开大学毕业的人,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一直被认为是接受过正宗的社会学“洗礼”的缘故。

其实,现在想来,南开社会学的品质和1978年后那个弥漫着改革开放之风的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那个百废待举的时代,校园里洋溢着激奋的年代才有的特殊气息,而社会学这个被取缔多年、同改革与开放时代有着天然联系的学科一出现,便赢得了校园和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那情景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验社会学在美国这个天然的实验场中的遭遇如出一辙。记得有一次南开研究生会组织研究生上街头咨询,几百个研究生按系科分组,唯独社会学系大有“包打天下、无所不能”的气势。究其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市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中经验层面的居多,而无论是婚姻、家庭、儿童教育、家政理财、相处之道,还是改革态势、社会问题、社会舆论、民情社情,社会学的研究生回答起来都如囊中探物;其二,我们那个班的研究生本科除了学社会学的没有,其他学科应有尽有:有学哲学的、教育的、中文的、历史的、政治的,也有学医学的、计算机的、数学的、物理的,甚至还有造船的。这种来源虽然有些庞杂,但也有诸多优势互补的好处。以致我在毕业很久以后,还常常怀念南开大学的这种自由之风,抱怨我后来任职的南京大学的沉闷。但此后几番回校时,发现这种气氛已大不如前。这时我才领悟,南开的品质是1980年代那个大变革的时代造就的,并不是她私藏或独有的。我们的幸运就在于,我们是在一个令人激奋和五色斑斓的时代,邂逅了一门同样令人激奋和五色斑斓的学科;这样一门学科和我们年轻而敏感的心灵高度契合,它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一生愿意与之相伴的志业。

二、物质的丰裕与生活的意义

2012年,我参加了南京医学院1977级同学毕业30周年的聚会和庆典,我当年的同学大多当了大小医院的院长或是科室的主任医师:他们或促成了许许多多的孩子们顺利地来到这个世界,或帮助那些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中遭遇痛苦的人重见光明、恢复健康、驱逐病魔,再或妙手回春挽救了无数在生命边缘挣扎的人免于过早离世。在中学时代和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几年里,我自己最初的人生理想是做一个农学家。15岁时,我在父亲所在的部队大院空地上种满了瓜果蔬菜,对种植植物、嫁接和改良品种的浓厚兴趣,导致我1970年代中期在自己当生产队长期间做过一系列称不上成功但却执着的试验。在这里,我所以谈及自己青年时代的志向,以及我大学时代的同学们后来“悬壶济世”的成就,是因为在大学毕业30年后,在我的鬓发无可逆转地过早斑白之后,我常常会思考自己这一生所选择的职业及其社会价值。显然,拜邓公倡导的历时30年的改革开放之赐,同上一代人相比,我们没有在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中耗尽自己的青春,我们也没有在北大荒或夹边沟的劳动改造中钝化灵魂甚至尸骨难收。[2]我们有时甚至过早地晋升为副教授或教授,过早地收获了职业的回报和相应的荣誉,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完满和生活的馈赠。但是,同科学技术、国防工业、医学或者农学那些对社会进步或人民福祉有着直接和可感贡献的领域相比,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或者说作为一位社会科学的从业者,我们常常会扪心自问: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或者说,我们究竟对人类社会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知道,人类真正能够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实现物质生活的丰裕,不过一两百年的时间。自17和18世纪开始,那场席卷欧美的社会大转型造成了传统农业社会自然进程的断裂,工业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的来临,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在100年内创造了比以往一切世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1972:256)。单就人类日常生活而言,机器的发明、化学物品的广泛使用、交通工具的步步改善,以及进入20世纪之后各种电子、电器甚至数码产品的蜂拥而至,不仅使人类终于填饱了肚子,而且同样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尽管自1840年以来,内忧外患使得古老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远离包括物质在内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但1978年后历时35年的改革开放终于也使大多数中国人摆脱了饥饿与贫困,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在极短的时间里变得丰裕起来。

人类物质生活的丰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关,当然也关乎社会制度的健康变革。但是,几乎无可争辩的是,在物质生活的丰裕之后,人们常常并没有同步地感受到幸福感的增长,几乎在短短30年即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堪称“一瞬”的时间里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尤为如此。有关中国人幸福感降低的讨论比比皆是,其中不乏各种严谨的研究。盖洛普公司的调查发现,2012年尽管中国人经济上的乐观情绪(82%)远远超过美国人(50%),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却只有21%,其中收入满意度更是只有10%(这两项美国人皆为58%)(Dugan,2013);理查德·伊斯特林等人的研究发现,1990-2010年的整整20年里,尽管中国经济出现了飞速的增长,人均消费水平提升了四倍之多,但是“丝毫没有迹象显示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也在增长”(Easterlin et al., 2012)。

有关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幸福感较低的解释各式各样:有人说,中国社会的变迁导致人们安全感的丧失,包括缺乏社会保障都是人们感受不到幸福感的主要原因;也有人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没有洁净的空气和安全的食品,以及公正的法律,是人们缺乏幸福感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这些客观的物质和制度的缺失都是导致人们幸福感缺失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国人幸福感缺失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精神性的或心理性的:其一,社会变迁的速度过快,过快的变迁在改变一切的时候也提升了人们对变迁的期待,由此,即使变化快的人群或阶层对变迁带来的个人生活的变化依旧不满;其二,不同的人群或阶层的变迁速率不一致,变迁慢的人群或阶层因变迁带来的个人生活的积极变化,抵御不住同他人比较后产生的相对剥夺及因此而生的消极不满。

中国人幸福感的缺失,充分说明了幸福感不仅关乎物质生活的改善,同样关乎精神世界的成长,关乎我们的人民是否能够从物质的丰裕中获得生活的意义。我以为,意义或意义感是人们对某种物质生活条件、某种社会行为,再或某种生活状态的价值认同,是一种关乎日常生活及其价值理性的独特的社会心理。如果我们承认,幸福感等于物质的丰裕加上生活的意义,这本身就证明了社会心理学学科存在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证明了社会心理学家作为人们日常生活意义的探索者与阐释者的职业价值,同样也证明了200多年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诞生的社会科学对人类说来已经变得不可或缺。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上,那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推动了人类进步的先哲们,都是能够凭借有限的物质资源成功打造生活或行为意义感的伟大人物。他们虽然称不上是专业的社会心理学家,但却无一不凭借着对人类社会心理的出色洞悉,或直接赋予单调的生活以意义感,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义感之间建立起了常规的逻辑联系,再或通过各式各样的典范或榜样,带动起了芸芸众生矢志不渝地追求意义感。即使在我们现时的社会生活中,那些成功的艺术家、体育明星、专业工作者甚至商人们,也无一不是打造意义感的能工巧匠。比如,那些销售房屋或路易·威登提包的商人们,都知道如何将这些有形的商品作为某种无形的社会地位或阶层的符号或象征,从而赋予其能够促使人们追求的意义感。但是,部分正是因为商业社会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过度借用,增添了我们为今日之丰裕生活寻找意义感的专业难度。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斥了越来越多的商品之时,人生的意义越发变得枯萎,或单向度地指向物质本身。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经说过,“西方文明的命运将取决于我们和麦迪逊大道。[3]所代表的一切作斗争的结果”(引自奥格威,1999:148)。不幸地是,今天我们的或东方的命运一样归咎于此。单单就此而言,今天不但社会心理学家还远远没到退场的时候,在中国这个舞台上还有着一系列的大剧等着我们去一一开演。

三、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背书”

众所周知,自现代社会科学诞生以来,包括社会心理学家在内的无数学者都以解释社会变迁及其动因作为自己毕生的志业。正是鉴于变迁及其相关思考与现代社会科学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天然联系,现时已有人充分意识到,我们应该努力将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转换为学术资源,否则“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西方都是巨大的损失”(黄万盛、刘涛,2009)。为此,人们一再论及“中国经验”及其意义,但事实上总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转换”的可能路径之一。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说,“转换”的另一路径是关照“中国体验”——即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的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变化。因为中国体验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它也自然成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扇最佳的观景之窗。由此,生活在社会变迁的激流之中的中国社会心理学家,自然担负着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背书”的历史使命。

我们所以说,中国体验是社会变迁的观景之窗,首先是因为任何社会或任何时代的变迁,都不会仅仅表现为经济关系的重建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在这些人们生存于其间的所谓“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同时,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活生生的“人”,其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上,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英格尔斯的《从传统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都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了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或国家所发生的特殊的历史进程对其人民的精神塑造,从而成为人们观察社会变迁会对人类社会心理的改变发生怎样影响的优秀范例。显然,如果中国社会心理学家不能揭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转型对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影响,我们就无法避免使得这场转型沦为一场单纯的物质积累或GDP的堆积,从而降低它的精神或历史意义。

我们所以说,中国体验是社会变迁的观景之窗,其次是因为和中国宏观的社会结构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一样,我们所说的“中国体验”即转型时代中国人的社会心态也具有鲜明的边际性——即人格和社会心态的两极化。这种边际性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中国体验本身就是人们对急速的社会变迁的精神感悟或心理感受,另一方面也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提供了独特视角或观景之窗。整整半个世纪之前,美国政治学家F.雷格斯在研究泰国和菲律宾的社会变迁时就提出,转型社会都具有异质性、重叠性和形式主义的特征(Riggs,1961)。异质性,指的是转型社会中杂然并存的现象,它更带褒意的说法是“多元”;比如,当今之中国,不但计划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杂然并存,在分裂的价值观领域更是五味杂陈。重叠性,即旧制度与新方案的重叠,旧风俗与新潮流的重叠,一句话,传统与现代的重叠;它既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变革提供了可能,也使得生活于其间的个人或群体或“朝秦暮楚”或“无所适从”。最后,形式主义,即在“应然”和“实然”之间发生了脱节;比如说,交通规则本应该是用来维持交通秩序的——红灯是制止汽车和行人穿越的,斑马线是方便行人行走的——但在转型中的中国,复杂的交通制度,甚至包括完善的设备都无法完满承担维持交通秩序的功能,以致交通规则在所有人群眼中,最后都像金耀基所言,“只是一套白纸黑字”(金耀基,1999:74)。

我们所以说,中国体验是社会变迁的观景之窗,再次是因为其既具有相当的独特意义,又具有一般的普世价值。所谓中国体验的独特意义,指的是在这场规模浩大的社会变迁或转型过程中,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人民曾经经历过的精神嬗变的内在特点与嬗变逻辑。显然,如果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不过是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经经历过的心理嬗变的一种重演或复现,那么这种嬗变就没有自己的独特意义,所谓“中国体验”自然也就成了一种伪命题。而所谓中国体验的普世价值,指的则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是否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与中国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是否具有预示或借鉴意义?如果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只是一种个案,那么这种嬗变就没有自己的普世价值,中国体验自然也就成了一种无法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的“例外”,要想建立林南设想的“有可能超越社会界限去解释经验现象”(林南,2004)的理论图式就成了一种费尽心机的枉然。

中国体验的独特性是无可怀疑的。这种独特性不但涉及沧桑巨变、成就斐然、梦想成真,而且也和人口众多、传统厚重、转型剧烈有关,甚至和刚性的体制弊端和不受制约的权力体系相互交织。我们承认,这30多年的变化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但我们也看到伴随着这巨大改变的不仅有欣快、愉悦,也有艰涩甚至痛楚,同时它还为未来留下了茫然和困惑。其实,中国体验的独特性,不仅取决于其所经历的精神世界的震荡和磨砺的广度与深度,而且取决于其所生存的国度——中国的独特性。中国体验的普世价值同样也无可怀疑。这种普世价值一方面意味着,对那些和中国一样具有相似或相近的文化传统或历史遭遇的民族或国家来说,13亿中国人民今天所经历的复杂而剧烈的精神世界的嬗变,或许也是他们未来将经历的嬗变的一种预示;另一方面则意味着,鉴于在人类及人类文化中存在某些普遍性的因素,就像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在西方形成的理论图式解释中国或东方的经验现象一样,在中国或东方形成的理论图式,也完全具有解释西方或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经验现象的可能——前提只取决于不同国度之间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相似程度。基于此,完全有理由相信,今天中国社会心理学家对“中国体验”的“背书”越加详尽,我们未来在世界社会心理学的讲坛上所具有的话语权力就越大。


注释:

[1]比如,1993年底,我曾应海南省委党校邀请去那里举办的研究生进修班讲授社会心理学。其间,南开大学和南京大学两校“下海”的校友如单正平、刘刚、刘广明、张华、吴士存等10位友人曾联合宴请我,大多“鼓捣”我不要再回去。那时,除了吴士存在海南外办担任处长,这帮先前的同学或同事大多在一些刚刚上市的公司担任副总经理或总经理助理,月收入5000元以上,而且都开着豪车(那时的中国,平均每万人不过只有3-4辆汽车,“豪车”更是稀罕之物);而我们这些在大学担任副教授或讲师的家伙月收入不过200或300元,开车的念头更是想都不敢想。记得返回南京那天,在海南机场总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张华派车送我,连司机都对我还要回南京感到莫名惊诧。我离开的念头有些“决绝”,有意思的是,此后20年里我走了无数地方,就是再也没有去过海南。

[2]北大荒是中国黑龙江省嫩江、黑龙江和三江平原地区的总称,冬季气候非常寒冷,耕作期相当短,因其荒芜而被称为“北大荒”。1949年后首先是退役军人,后来则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批前往北大荒开荒、建立农场,1957年后也有大批“右派”被遣往北大荒“劳动改造”,比如作家丁玲。夹边沟位于中国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短短三年间,三千“右派”在吃尽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三四百人。活着的包括诗人流沙河,死了的包括留学美国的水利博士、一腔热血回国来“报效祖国”的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

[3]麦迪逊大道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区,因美国诸多广告公司的总部集中于此,而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广告业的代名词。

参考文献:

阿伦森,2012,《绝非偶然:社会心理学家阿伦森自传》,沈捷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奥格威,大卫,1999,《一个广告人的自白》,林桦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黄万盛、刘涛,2009,《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价值》,《开放时代》第7期。

金耀基,1999,《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林南,2004,《中国研究如何为社会学理论做贡献》,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1972,《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Dugan,Andrew,2013,“Opinion Briefing: U.S. vs. China—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http://www.gallup.com/poll/162965/opinion-briefing-china-strengths-weaknesses.aspx.

Easterlin, Richard A., Robson Morgan, Malgorzata Switek & Fei Wang, 2012,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 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ical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NAS), Vol.109(25):9775-9780.

Riggs, F.W., 1961, The Ecolog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ombay:Asia Publishing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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