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国保:“儒学”是“学”散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8 次 更新时间:2014-11-30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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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国保  

“儒学”一词用以称谓儒家的学问(或严格言之为“儒家系统的学问”)已沿用了二千多年,其合理性本来是不容质疑的.但令人意外的是,现今有些学人,在质疑“国学”称谓合理性的同时,竟进而质疑“儒学”称谓的合理性,强调“儒学”不是“学”。其理由是:如同哲学、美学、数学、伦理学等等“学”所显示的,既然某某“学”之为“学”是以某某来揭示该“学”的内涵与限定该“学”的外延,那么称“儒家的学问”为“儒学”就不合理,因为:(1)“儒学”实际上不是关于“儒”的“学”,因为“儒”是职业,不是“学”,将“儒”与“学”构成复合词“儒学”,不合法;(2)儒家的思想不曾取得统一的形式、形成统一的思想系统,甚至没有形成古今一贯的主旨,何以能统称为“学”(“系统的学问”);(3)更有甚者,有学人断言,我国只有“仁学”,而无“儒学”。诸如此类的质疑,对于儒学从业者来说,也许觉得好笑,以为不值得论辩,但我认为,既然我们从事儒学研究,我们就有责任回应诸如此类的质疑,否则,连一些儒学的常识问题都任由人任意质疑,那么我们所期盼的儒学之当代普及又如何实现?基于这一认识,我撰写此文,就“儒学”是“学”谈谈自己的初步看法。我的看法,也许不够系统、不够全面、不够深刻,但这并非我将本文视为“散论”的原因;我所以将之视为“散论”,是因为本文所论各节,在逻辑上未必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儒”作为一个群体,经历了由职业到身份再到学派的衍变。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加以限定:我们将要谈的“儒学”,是指由孔子创立的孔门儒家学问,而非泛指整个“儒者”群体的学问。可当我们以“儒学”来称谓孔门儒家学问时,我们似乎并不清楚:孔子的弟子并不将其师所创立的学说称为“儒学”,甚至战国乃至秦汉之际的学者,也不曾称孔门儒家的学说为“儒学”,证据是:在先秦的典籍里不曾出现“儒学”一词。

“儒学”一词不曾出现于先秦的典籍,并不足以证明在先秦本不存在着所谓的孔门之儒家学说,只能说明先秦学人另用别的概念来称谓孔门之儒家学说。那么,它是怎样的概念呢?它应该叫作“儒术”。何以见得?这可以从先秦典籍的有关论述中找到答案。

在先秦的典籍中,使用了“儒术”一词的文章有《荀子·富国》﹑《墨子·非儒下》﹑《公孙龙子·迹府》三篇。尽管《非儒下》﹑《迹府》未必是墨子、公孙龙亲著,但这三篇都属于先秦文献不存在疑义,则以它们来分析先秦所谓“儒术”的含义是合理的.

首先来看《富国》篇中的论述:“先王圣人为之不然,知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鼔﹑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于是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于是也,故其罚威.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钟击鼓而和。”

这段论述,是针对墨子“非乐”﹑“节用”主张而发,其主旨在于强调“礼乐”对于治民富国的重要作用.由此可以推论,所谓“儒术诚行”,在荀子的心目中,具体就是指“礼乐”诚行.而荀子之所以将“礼乐”治国思想统称为“儒术”,当然是因为他觉得:既然诸子百家唯有孔门儒家才主张以“礼乐”治国,则这样称谓不至于引起误解。

与荀子以“儒术”统称儒家的“礼乐”治国思想不同,墨子则是基于批评的立场,将“毋逐奔,揜函勿射”之类的主张概称为“儒术”:“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何故相?若两暴交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暴残之国也。圣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胜将因用儒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则助之胥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羣残父母而深贱世也,不义莫大焉。”(《墨子·非儒下》)

“毋逐奔,揜函勿射”意为不要追杀败兵,也不要射击处境窘迫的敌人。这类思想,正是孔门儒家 “仁”(仁者爱人)爱思想的具体体现,但在墨子看来,它只会助长残暴之人为害天下,是不义至极。由此不难明白,墨子以“儒术”称谓孔门儒家的“仁义”学说,是含有批评意味的。

与《富国》﹑《非儒下》篇直接论及“儒术”的具体含义不同,《迹府》篇中的论述并没有直接涉及“儒术”的具体含义:“龙曰:‘先生之言悖.’……仲尼闻之曰:‘楚王仁义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先生修儒术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学而使龙去所教,则虽百龙固不能当前矣。孔穿无以应焉。”

对《府迹》篇中“儒术”一词的涵义,不是仅凭该文就能分析清楚的,只有进而分析孔穿的身份,才有可能弄明。孔穿,字子高,系孔子六代孙,他对公孙龙说,只要公孙龙放弃“白马非马”说,他愿意以公孙龙为师。公孙龙不愿放弃自己的学说,于是那样回答孔穿。公孙龙以为孔子的说法也就是认为楚国人不等同于人,这与他讲的“白马非马”的意思相同,所以孔穿让他放弃“白马非马”说,不啻“修儒术而非仲尼之所取”。公孙龙在这里显然是将“儒术”与“仲尼之所取”联系起来谈,这表明他所谓的“儒术”,不是指孔子的某种主张,而是泛指孔门儒家思想.

由上面的分析可明,尽管荀子﹑墨子﹑公孙龙使用“儒术”一词所指各异:或具体指“礼乐”思想,或具体指“仁义”学说,或泛指孔门儒家思想,但在用这个词来称谓儒家的学说这一点上,他们又是高度一致的。这说明先秦各派都认同以“儒术”来称谓孔子及孔门儒家的学说。可为什么不将之称为“儒学”而偏要称之为“儒术”呢?这很可能与先秦学人喜欢将无所不包的根本学问叫做“道术”有关。既然根本的学问叫做“道术”,那么将包含其中的儒家学说称为“儒术”,也就是很方便的事情。

就史籍中的史料而论,“儒学”一词所称谓的对象各异,或如“儒学教授”﹑“儒学教谕”所示,是指从事儒家学问之教学的教官;或指组织与管理儒家学问之教学的机构,如我们常在史籍中见到“儒学刊本”字样,这里所谓的“儒学”,并不是指某教授儒家学问的教官,而是指某组织与管理儒家学问之教学机构;或统称尊崇孔子﹑服膺儒家学说的学人,如《旧唐书》﹑《元史》都以“儒学传”来统称这类学人。此类的“儒学”称谓,其产生的时代不会早于唐代,而以“儒学”称谓儒家学问的教官和教学机构,更是晚到明清两代才盛行。与这三类称谓相比,以“儒学”称谓“儒家的学问”,其历史更早,可以追溯到汉代,证据是:《史记》、《汉书》中已广泛地使用了这一内涵的“儒学”概念。但因为两汉前后历时四百二十六年,“儒学”这个概念在汉代似经历了涵义衍变的复杂过程,未必整个汉代都是在“儒家的学问”的含义上使用“儒学”这个概念。因此,为了把握“儒学”这个概念的涵义衍变过程,有必要根据有关史料做进一步具体分析。

在汉初陆贾﹑贾谊的著作里,没有发现“儒学”概念,只在稍后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发现将儒家“六经”称作“六学”。因此,我们首先关注《史记》中的记载。《史记》为司马迁所撰,司马迁与董仲舒同生活于汉武帝年代(公元前140――86),他的记载,应该说能够反映西汉中期学人在什么含义上使用“儒学”一词的真实情况。

《史记》中使用“儒学”一词者只有三处,首先见于59卷之《五宗世家》:“河间献王徳,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

其次见于63卷之《老子韩非列传》:“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再次见于121卷之《儒林列传》:“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司马迁的记载使我们明白:至迟在汉武帝年代已使用了“儒学”一词,但由于司马迁在这三篇中没有给“儒学”下定义,所以当时学人在什么含义上使用该词,还有待我们通过分析来揭示。我们认为,仅凭《五宗世家》﹑《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记载,不将汉武帝时所谓的“儒学”理解为不是指一种学说而是指一类人(即后来习称为儒家者),是很困难的,因为将“好儒学”﹑“绌儒学”改换为“好儒家”﹑“绌儒家”不仅说得通,而且从文中以“儒学”对应“儒者”﹑“老子”的用法来看,将这两篇中的“儒学”理解为是指一类人(儒家),似乎更合乎原文的语气脉络.

幸亏有《儒林列传》中的记载,它使我们明白:即便汉武帝时的学人将“儒学”用作“儒者”﹑“儒家”的别称,但这并不足以排斥他们同时就“儒家的学问”这个意思上使用“儒学”这个概念,因为《儒林列传》中的“明儒学”显然是指对属于“儒”之性质的学问的透彻了解,而不是指对属于“儒”类人物之人格的准确把握。可为什么不能将《儒林列传》中的“明儒学”理解为“明了儒家人格”呢?这是因为从它的上下文的语意脉络联系看,不容我们做这种理解。孤立地看,“明儒学”未必不能理解为“明了儒家人格”,但同“上亦乡之”以及“言《诗》……言《春秋》……”之类语句联系起来理解,就不难明白《儒林列传》中的“明儒学”只能理解为“明了儒家的学问”,因为上(指汉武帝)所向(“乡”通“向”)往的显然是“儒”的学问,而非“儒”的人格。在汉武帝年代,孔子尚未奉为圣人,儒者也只是“士”的身份,在这种情形下,贵为天子的汉武帝,又怎么会理想在于成就儒士人格。

与西汉司马迁《史记》中的“儒学”一词之涵义难以一眼看明有别,东汉班固《汉书》中的“儒学”一词却让人很容易看明其涵义,例如当看到《汉书》一百卷上之《叙传上》中的这么一段论述:“(班)稺生彪,彪字叔皮,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我们仅凭其中的“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就立即明白这里所谓的“儒学”是指“儒家的学问”,否则,它用在这里就与老庄学术(颜师古注曰:“老,老子也;严,庄周也。”)不构成对比。诸如此类一眼就能看明其涵义的“儒学”概念,在范晔的《后汉书》中更是屡见不鲜,如该书卷58下《冯衍传》有云:“豹,字仲文,……时人称其孝.长好儒学,以《诗》﹑《春秋》敎丽山下。乡里为之语曰:道徳彬彬冯仲文”;又如该书卷74《徐防传》有云:“改薄从忠,三世常道;专精务本,儒学所先”;再如该书卷106《王涣传》有云:“王涣字稚子,广汉郪人也,父顺,安定太守。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晩而改节,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

范晔虽是南北朝时宋人,其生活的年代距东汉后期已过去了二百多年,但他所记载的东汉儒者“修儒学”﹑“好儒学”﹑“敦儒学”应该说是史实。既然如此,那么可以推论:在东汉儒者的心目中,“儒学”这个概念就是特指“儒家的学问”。问题是,既然东汉的儒者比西汉的儒者更能够就“儒家的学问”这个意思上更清晰地使用“儒学”这一概念,那么他们究竟怎样把握儒家及其学问?这可以《汉书·艺文志》关于儒家的总结与归纳来了解:“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髙。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茍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也。”作为一种本质性的概括,《汉书·艺文志》关于儒家所以为儒家的这一论断,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它充分地反映了东汉儒者对儒家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高度的认识,自然会导致高度的自觉,所以东汉儒者在使用“儒学”这一概念上能做到高度的自觉(即能明确地就“儒家的学问”这层意思上清晰地使用“儒学”这一概念),就是很自然的事。不过,从“‘五经’乖析,儒学寖衰”一句来看,《汉书·艺文志》中的所谓“儒学”,具体可能就是指“五经”之学(或泛言“经学”)。这保留了那个时代的学术痕迹,因为两汉时的儒家学问就是以“经学”的形式表现的。

虽然两汉的学人往往将“儒学”别称为“儒术”(例如“好儒学”、“修儒学”在汉儒那里,又往往写作“好儒术”、“修儒术”),但这只是汉儒“‘术’化儒家思想”的表现,并非意味着“儒学”概念在汉儒那里已改变了其称谓“儒家的学问”这一内涵。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一个史实:在我国,以“儒学”称谓“儒家的学问”,已沿用了两千多年。一个沿用了两千多年的概念,其合理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概念的合理性取决于两点,首先是取决于其内涵是否具有明确性、确定性、稳定性、恒常性;其次取决于其约定俗成性。以这二点论,我认为“儒学”与“国学”这两个概念相比,有相同的地方,更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它们之被认同,都具有约定俗成性。从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讲,“国学”这一称谓的合理性,只是一种“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合理性,而非体现在它具有明确、确定、稳定、恒常的内涵,因为从晚清“国学”概念提出来开始,一百多年内,“国学”的含义在学人心目中一直含糊不确定,或谓之儒家的学问,或谓之中国一切传统文化,或谓之四部之学,或谓之“六艺之学”,或谓之我国传统人文科学;或如今日以读点诗,背点经,讲点礼,谈点之乎者也就谓之国学;甚至算卦、看风水也谓之国学,它从未获得普遍认同的确确切含义。尤其要指出的是,即便从约定俗成方面看,“儒学”、“国学”概念之合理性也同中有异。“儒学”这一概念已使用了近二千多年,它比只使用了百余年(不包括晚清以前特指教育机构的“国学”概念)的“国学”概念更具有历史文化沉淀。

“儒学”概念不同于“国学”概念的地方,就在于它之合理性不仅仅体现在它的约定俗成上(已沿用了二千多年),更体现在它具有明确、确定、稳定、恒常的内涵上。从西汉初期提出开始,它就是指“儒家的学问”,而在以后的两千来多年内,这一内涵一直是明确的、确定的、稳定的、恒常的,不曾发生任何疑义。既然它在内涵上始终是明确、稳定的,人们使用它,从未引起认识上的混乱,那么我们今天有什么理由来否定其合理性呢?!有学人认为,“儒学”原指“学塾”,而非指一种学术或曰学说。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事实是,以“儒学”称谓儒家学问的教育机构和掌管该机构的官吏,主要出现在明清两朝,而从上面所引的《史记》、《汉书》、《后汉书》是史料来看,以“儒学”称谓“儒家的学问”(或学术),早在西汉初期就出现了。必须指出的是,就明清时代所使用的“儒学”而论,尽管用同一个概念表达两个含义,或以它称谓儒家的学问,或以它称谓儒家学问的教育机构和掌管该机构的官吏,但事实证明它也不曾引起认识上的混乱。为什么不会引起认识上的混乱?因为读者在特定的文本语境中,很容易区分同一个“儒学”概念的不同称谓。何以见得?请先看这么一句:“儒学”于“儒学”授“儒学”。假定在史籍中读到类似句子,明清学人决不会犯糊涂,他们一定很容易清楚区分:前一个“儒学”指教授儒家学问的教师(教官),中间那个“儒学”指掌管儒家学问之教育的机构,后面那个“儒学”指儒家的学问。

有的学人所以以“儒”是职业而非“学”来否定“儒学”称谓的合理性,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儒”由“职业”变为“学派”的历史。我认为,就“儒”的起源而论,儒、儒者、儒家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先有“儒”的称谓,是指职业;然后有“儒者”的称谓,是指一种身份;最后有“儒家”的称谓,特指孔子创立的学派。以“儒家”称谓孔子创立的学派,在《汉书·艺文志》里已有明确的记载,而从《汉书·艺文志》源于刘歆《七略》,《七略》又源于刘向《别录》来断,则以“儒家”称谓孔子创立的学派当不晚于汉宣帝时期。汉宣帝公元前73年至前49年在位。可见,至迟从这个时期开始,两千多年,一直以“儒家”称谓孔子创立的学派,从未发生异议。孔子创立的学派,一开始当然只是孔子与其弟子所构成,后来“儒家”就不单指孔子与其弟子,而是泛指以孔子为祖师、信奉孔子学说的历代儒士。如果了解这一衍变历史,就不难明白:当汉儒以“儒学”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时,他们所谓的儒,已不是作为“职业”的广义的儒家,而是指作为思想流派的孔门儒家。既然“儒家”两千多年一直是指以孔子为祖师、信奉孔子学说的思想流派,那么将这个流派的学问统称为“儒学”就不会引起任何思想混乱。不会引起思想上混乱的概念,就是合理的,可以成立。

儒学发展已有二千五百多年,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又产生了不同的支派,因此在儒家内部势必要为谁代表“孔孟真精神”产生争议,从而使儒家思想在形态上形形色色,难以一下子把握它的思想中心与系统。但这只能说我们对于儒家思想之系统性的认识尚不深刻,还不能准确地概括之。但如何把握那个对于儒家来说属于一致性、系统性的思想,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因为目前尚未把握准确,就否认儒家有这个一致性、系统性的思想,并以此为据否认“儒学”作为对儒家学问之称谓的合法性。所谓“系统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指在根本思想上的一致性,或者说思想之取向上的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来把握儒家思想的系统性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儒家思想的系统性就体现为“仁义”思想的一贯性,所谓“留意于‘仁义’之际”。既然不应该、也不能否定历代儒家在根本思想上存在一致性(具体列举的话,起码可以列举三点:以孔子为祖师,以“仁义”为思想根本,以“四书五经”为基本的思想资源),那么将各个时代的儒家的学术思想就其一致性上统称为“儒学”,就不无道理。儒家的学问,当然是在内容上不断的丰富过程,所以它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儒家之各派的学术。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为儒家既分为各家各派,则以“儒学”称谓历史上的一切儒家的学问就是不合理的这一看法,就很值得商榷。至于有学人以为用“仁学”概念称谓“儒家的学问”要比用“儒学”称谓“儒家的学问”更合理,硬要以“仁学”概念取代“儒学”概念,我认为没必要,因为这除了引起认识混乱外,对于正确认识儒家的学问没有什么意义。儒家的学问,就其本质讲,当然可以叫做“仁学”,如谭嗣同早在晚清就已经这么称谓,但这样的称谓,与称儒家的学问为“生命的学问”、“人学”、“内圣外王之学”、“修己安人之学”、“道德的形上学”一样,不妨看作是对“儒学”(儒家的学问)的本质揭示,未必非得用它来取代“儒学”。

在一般的文章中,我们往往不经意地将“儒学”解释为儒家的学问、儒家的学说、儒家的学术,这似乎有混淆“学”与“术”、或者说“学问”与“学术”之嫌。那么究竟哪一种解释较好呢?我以为无论将“儒学”具体解释为其中的哪一种意思都没有什么不妥。学,当然是“学习”,而“学问”一词,最早就是指“学习”,更具体地讲,它是指问难方式的学习,如《荀子·大略》:“《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但后来“学问”一词,又往往指正确反映事物的系统知识,而“学术”则指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至于“学说”,则是指系统的思想。无论是系统的知识还是系统的思想,又可以统归于“系统的学问”。可见,如果不严格的话,将“儒学”解为儒家的学术或儒家的学说,皆无不妥,但严格的话,还是将“儒学”解为儒家的学问(儒家的系统学问)更好。汉儒又将“儒学”称为“儒术”,但汉儒不是在“儒家的学术”这个意思上使用这个概念,它只是用之作为“儒学”的别称。需要指出的是,汉儒以“儒术”别称“儒学”,也不足以说明将“儒家的学问”称为“儒术”要比将之称为“儒学”更合理,因为:在汉儒那里,“儒术”这个概念的使用,不是为了取代“儒学”这个概念,只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强调儒学的工具价值,也就是说,为了政治目的,汉儒有意将儒学从一种知识(学)系统变为一种服务于政治的工具(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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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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