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没有爱万万不能——从“构建和谐社会”反省“改革开放三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3 次 更新时间:2017-10-19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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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进入专栏)  



(这是我2007年7月在南京做的一次报告,在那前后,也还在其它的一些地方讲过)


大家好!

“和谐社会”已经是一个大家都很不陌生的词了。关于和谐社会,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它的重要性。我想,我们现在如果做一个统计,如果我跟大家说,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如果找一个词组,或者说找大家最公认的一句话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流行话语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哪一句呢?我想可能我都不用跟大家讨论大家就会赞成我的结论,就是——“改革开放”。也就是说,我们这三十年从1977年到现在,这三十年里,中国人说得最多或者说影响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最深刻的,就是这四个字。但是,现在我要说,有四个字,它将会影响我们的现在和未来,那还是四个字,就是——“和谐社会”。实际上,随着我们改革开放进一步地拓展,我们中国当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的当代社会的核心和关键词也在发生变化。现在,我们可以预料,将来我们说得最多的,可能不是改革开放,而是比改革开放要更为具体的和谐社会。比如说,我们最近中共刚刚开过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哪一个词是用得最普遍,当然是和谐社会。

我觉得我们中国当代社会在这三十年里,“改革开放”和“和谐社会”是最重要的词,同时还有两次会议,将来可能会并列成为影响中国当代社会的最重要的会议,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改革开放”,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和谐社会”。所以,关于和谐社会,我想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评价它或者说去关注它。这样,我们就不会对它的很深刻的内涵稍微地加以懈怠。

但是,关于和谐社会,我觉得我们也有一个关注它的不同的层次。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方面去关注它。比如说,我这几年出去做报告除了美学与策划方面的学术报告不说,我每星期还经常总是要出去两三次,像——今天下午在这儿,明天下午我就还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去作报告,我是讲什么呢?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产业建设,最近讲得比较多的,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和谐社会与道德建设,和谐社会与统一战线的建设,我还讲过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比如说在南京图书馆我就讲过一次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不过,今天下午我想讲得稍微专业一点儿,所谓“专业一点儿”,就是想讲得稍微深一点儿。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和谐社会建设,它有没有更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假设说有,它是什么?所以,今天下午我选的题目就是《没有爱万万不能——从构建和谐社会反省“改革开放三十年”》。我觉得,我们中国建设和谐社会最难的地方在哪儿呢?在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础。我甚至有时候有一个很不好的预感,当然我不是说这个预感一定要成为现实,我觉得我们将来的和谐社会建设,我们将来的改革开放,如果说碰到了很大的拦路虎的话,肯定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建设跟不上。当然,我讲的“文化建设”不是指的建楼堂馆所,不是指的建电影院,而是指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内涵。我指的是这样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讲的“文化”,它一般指的是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础。也就是说,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它的精神基础是什么呢?我们就要有一个与和谐社会完全对应的文化。如果我们这个民族没有这种文化,我可以断定,这个“和谐社会”是肯定会失败,肯定会半途而废的。这个文化,它作为我们民族,作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它起到了两重意义上的保证,一重意义上的保证是我们日常工作里经常讲的,比如说我们要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比如说我们要重视老百姓的文化的享受,比如说我们要重视老百姓的精神消费。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说,当代中国,包括当代政府,它是引起了相当的重视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想着重跟大家讨论,那就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它必然需要一种文化来保障它的长治久安。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要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就要有一个文化精神来和它对应,来支撑它能够长期的、健康的、稳定的正常发展。我们这个民族有没有这种东西呢?或者说,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来为它护航呢?这有可能是我们这些年所考虑的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也是我今天下午想跟大家讨论的问题: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础。

首先,我想我还是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和谐社会”。因为我们现在只有知道了我们当代社会所说的“和谐社会”是什么,我们知道了和谐社会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时代因素是什么,我们就会知道,这种和谐社会的建设,它呼唤着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我们现在所说的“和谐社会”是什么意思呢?我知道我们现在外面有很多、很多的报告,这些报告应该说都是很有水平的,但是有些报告确实也不太理解和谐社会。比如说我现在就想跟大家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和谐社会肯定不是建设一个团结的社会,我们不能简单的,我看在座有些同志年纪也比较大了,那我们可能中国人用我们的政治思维经常会想起来,比如说文革的时候,毛泽东说“要团结不要分裂”。然后我们就会想到,这是一个政治的术语。我们现在有分裂的倾向,有拉帮结派的倾向,有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然后我们要团结,我们就会以为现在说的和谐社会是不是指的这个意思呢?我首先要跟大家强调,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去想象和谐社会,我们就跟不上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执政思路。

其次,我一定还要告诉大家,建设和谐社会的原因肯定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太大、太大的,极大、极大的不和谐了。我们还不能想:噢,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一个理想目标,是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是从和谐走向更大的和谐。我想一定不是。它肯定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不和谐。所以,我想这两个东西我们一定要知道。否则我们就会弄不清楚和谐社会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么,我就接着第二个问题讲,第一个问题是建设一个团结的社会,大家肯定能想到,因为我们现在早就不是“文革”时候的那种政治头脑了,我们就会想到,或许潘某人说的是对的。那么,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是因为这个社会不和谐呢?我觉得我要接着这个往下讲,可能大家就会有点儿容易理解了。我简单地说,我们现在之所以要建设和谐社会,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社会是单一的,一元的。也就是说,过去我们社会的利益分配,我们社会的政治力量的对比,我们社会的所有因素,都是单一和一元的。那个时候我们不要 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就是一个和谐社会。因为它从上到下是“一刀切”的,它怎么可能不和谐呢?我们现在之所以要建设和谐社会,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办法再做到“和谐”。没有办法做到和谐,我们就一定要找到一个“和谐”之路,让这个社会能够尽可能地减少摩擦,让这个社会能够尽可能地平稳地运行,让这个社会能够尽可能地不走向危险的、失败的边缘。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和谐社会,最简单的说,它是这样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我们就会知道,其实和谐社会最需要做的工作,不是我们简单说的:解决思想矛盾,团结起来向前看。而是怎么想办法把那个多元的利益要求把它整合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政治的现实和社会的现实。当代社会,,为什么要建设和谐社会呢?因为在传统社会里,我们是用是非和对错来判断事情的。这个事情你对了,这个事你错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很简单地去判断。而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因为它多元化了,就不存在“是非”和“对错”的问题了。而只存在“两害相权”如何去“取其轻”,“两利相权”如何去“取其重”。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这样的社会。变成了一个这样的社会之后,如果我们的执政能力跟不上,如果我们的文化理念跟不上,我们这个社会就怎么也过不了这一关。最简单的说,这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跨越,我们就没有办法跨越过去。

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最近,北京的市长和湖南的省长开始在社会上发出他们的声音。,北京市市长王岐山,他现在出来讲话讲什么呢?讲那个街头的“炫富广告”。他说,北京街头,要把所有的炫富广告拿掉。就是那些房地产的炫富广告,什么豪宅,什么成功人士的住宅,我们南京不也有嘛,“厅局级住宅”,当时我就说,这个不能弄。什么叫“厅局级住宅”啊?然后,有些专家也反对,最后我们南京倒是很快,就把那个牌子拿掉了。但是,全国这个就很多。后来,那个时候我正好要去什么地方出差做报告,然后,《中国青年报》就把电话打过来了,采访,说:能不能请你讲一讲,现在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认为王市长这样讲是对的,还有一种声音认为王市长是多管闲事,说富人有钱就可以多买房子,我盖了房子我愿意卖给富人,我凭什么就不可以这样说呢?我就跟他说:这个地方不是一个你愿意买和不愿意买的问题,而是我们不能用我们国家的宣传机器去造成贫富的两极悬殊和两极分化,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富,也可能穷,但是我们不能“炫富”和“欺穷”。我们不能歧视穷人,我们不能炫耀富贵。炫耀富贵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它永远是应该被批评的。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背景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为什么要提一个“和谐社会”呢?我们当代中国很多人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谁是获利者?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究竟谁是获利者呢?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有没有获利者?当然个别人可能会有,但是从你们身份所代表的阶层来说,我可以断定,你们和我都不是获利者。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我们都没有获利,我们只是水涨船高,得到了别人的一点儿残羹剩饭。我们社会在它多元化以后,因为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多元化以后,我们怎么样重新调整利益分配。结果改革开放的成果主要是流进了20%的中国人的腰包。我们现在说,中国有80%的财富在20%的人手上,有80%的人掌握了中国20%的财富。你们和我,是属于80%的。然后我在很多地方我都强调,我们这个80%不包括老少边穷地区的所有的男女老少。为什么呢?我们如果去看过的话你就会知道,那很可怜。他们能算什么?能算一分子吗?一年才几百块、几千块,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他们算进去。我们只能算我们这些人,我们也只能是占有国家20%的财富。

那么,我们国家财富的流向是什么呢?我们国家从双轨制以来,到后来的股票,到后来的国有企业的改制,到后来的所有的国家改革,我们现在有一个大体统一的算法,就是:每一次国有资产大致流出来的有多少呢?6000万个亿。每一次流通出来有6000万个亿,然后我们就非常吃惊地发现,比如说在苏联,苏联很简单,他是“西医疗法”,一次就把钱分光。比如说国家说,我今天分钱,然后国家有多少钱,除以多少亿人,所有人拿走,这就完了。我们国家是“中医疗法”。中医很好,我们这个社会很稳定,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国有资产每一次流失出来都没有到我们的口袋里。都是被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拿走了。

我现在在很多场合我都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我们现在一定要准确地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前提是“绝不能让更多的人再穷下去”。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确实是看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更多的人富起来。中国的炫富在全世界现在是赫赫有名。原因就在于,国有资产的流失,本来按正常渠道,应该是国民人均有份的,但是在中国很奇怪,流通到了少数人的手上,最典型的就是房地产。房地产我们现在算它有6000个亿的流失,现在很多学者都说,房地产这次无论如何应该是老百姓受益。但是很有意思,我们连房地产开发,老百姓都没有受益。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在全世界都是很奇怪的。全世界范围内,房地产开发商不成气候,而且,在全世界房地产开发商是不可能赚大钱的,我们中国的富人排行榜里,很多都是房地产开发商。全世界我们没有听说过谁靠房地产开发赚大钱的。房地产开发怎么能赚钱呢?你是市政改革的一部分,你怎么能拿它来渔利呢?而且,即使是渔利,也应该是人家被拆迁的人把钱拿走了,怎么会是你把钱得走了呢?最典型的是重庆那次。重庆的钉子户,我们说他是中国最牛气的“钉子户”,那段我是在南京电视台做节目,每天做一档“社会大广角”,做评论员,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们一定要问,这个“最牛的钉子户”,把谁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就是那些开发商。就拿重庆那个事我们来算一笔账,开发商,他可以从这套房子上得到的利润是两千万,他给被拆迁户多少呢?两千六百块。他有什么权力去得这么些钱呢?房子又不是你的,不是你的房子你来开发,是人家的房子啊。人家的房子,你逼着人家走,可以啊,你把两千万给他,然后你再赚两千万以外的零头。我们中国怪了,我们中国的开发商完全就是抢钱!完全就是抢钱!所以,我在其他场合说过,我说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会儿我还要说创造了第二个“奇迹”,什么“奇迹”呢?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他们在上升时期,创造了一个奇迹,叫做“羊吃人”,大家都学过政治经济学吧。我们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是“房吃人”。我们所有人都是被这个“房子”吃掉了。现在我的学生,那些博士生、硕士生一毕业就要买房,然后就贷款,一生就去还这个钱。一生就是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所以,这就是——富人。所以,我们说对炫富广告,我们就应该去用社会的力量去制止,有什么不应该呢?

第二个例子是湖南省省长,他上任以后,他说,所有的富人、名人超生的,都要曝光。然后也有人说,凭什么啊?富人、名人都是老百姓嘛。老百姓超生罚了两万,那也罚他们两万就行了,曝什么光呢?我说不对。后来媒体采访我,我说就是要曝光。因为我们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是一个团结的社会。如果我们说,和谐社会是一个团结的社会,那我们根本就不懂当代的中国政治。和谐社会是一个我们一定要去精确计算大家的所失和所得的社会。我们不能允许很多人先是去抢国家的钱了,接着去抢我们老百姓的钱,我们不能总是允许这样的现象发生。对不对? 这些富人和名人,他们在富了以后,全世界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富人。全世界的富人在富了以后,他一定要去补偿社会。为什么呢?我记得我上次来跟大家讲过两个基本的原理,就是所有的改革开放的社会都不允许违反这两大规定,第一个,任何一个人的致富、受益,不能以任何一个其他人的受损失作为代价,这就是和谐社会。也就是说,你的发展不能危害到我,你不能说为了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大部分人就要不断地穷下去,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不能因为要团结,就要如何、如何。比如说我就最看不惯,我们的宣传。那个工人下岗,明明是你让他失业,还让工人演小品,什么“我为国家下岗”,什么“我不下岗谁下岗”。这不是混蛋逻辑吗?!哪有这样的社会呢?这种“团结”,我们宁肯不要!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定律就是你受益可以,不能让我受损作为代价,这叫做“帕累托改进”原则。第二个定律,万一你受益是以我受损作为代价的,你受益以后,你要那出你的所得来补偿这个社会,这就是“卡尔多改进”原则。

所以,大家知道,中国的富人是非常不像富人的。我曾经在电视台来采访时说过一句话,我说,毛泽东在五十年代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现在我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富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是靠损害我们的利益致富的。但是致富以后,没有几个富人站出来承认他的原罪,没有几个富人站出来说,我要补偿这个社会。中国的富人吃喝嫖赌的时候有很多的钱,他一顿饭可以吃掉几万,但是没有见几个富人主动拿出钱来捐助这个社会。

大家知道,美国的社会,一年的收入有7%是富人捐款,就是这些富人回馈社会。他赚了钱,他也知道他赚钱之后是损害了这个社会的,他拿出来全国7%的收入来回报这个社会。然后,这个社会来修路,来弥补环境如何、如何。这就是美国的富人,我们中国的富人呢?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富人的捐款是多少呢?0.1%。所以,我记得我上一次就是在这个场合我说希望工程我就是不太愿意捐款,为什么呢?我是纳税人,你们当中有些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我给你们提一个很善意的建议,你们可以作一个提案。我们应该在南京首先建议,在所有的账单上,写明我这一次付钱,纳了多少税。在美国不就是这样的嘛。你只要买任何东西,他都告诉你,这里面包含了多少、多少税。然后你就会很自豪。说我买了这个东西我还支援了国家建设,我们中国从来是不讲的。所以,像“希望工程”这样的怪胎出来以后,我们都会被他“骗”,我们会觉得:哦,有那么多的失学儿童,我们去赞助吧。可是,那我纳的税到哪儿去了呢?真的我过去都没有这个感觉,我每年纳的税真的不少。但是我没有任何的自豪感。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强化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可以从南京做起强化这个东西。我只要付钱你就告诉我这个里头包含了多少钱税,我给国家提供了多少钱支持。我就知道了,像希望工程这种事,我们是计算过的,富人捐的1%都没有。富人纳税也跟我们一样,我们就已经很“卑鄙”了,在单位里,先数一数,哎,你是什么级别?我记得南大有一次交这种钱,我还专门儿打了电话问,我这个级别该在交多少钱?我们都已经很不像话了,其实我已经不想这是什么捐款了,我只觉得这是一种变相勒索,叫交钱就交钱呗,反正是我这个级别该交多少就交呗。可是,所有的富人都也是按这种级别制交的。实际上,他的收入远远超出这个。严格地来说他不应该交这点儿钱。所以,现在最近大家知道,湖南他们弄到什么地步呢?最近湖南公开的是所有的富人和名人超生的情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是在某种程度上靠瓜分这个社会致富的。我必须要对你高标准,严要求。你致富本来就是你靠的这个社会对你的仁慈。可是,你致富以后你却转而向这个社会挑战,我怎么能允许你这样挑战呢?

所以,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它指的是:现在是一个多元利益的共同体了,在这个多元利益的共同体条件下,我只能去算一算这块蛋糕,我给你多少,给他多少,怎么样尽可能地让大家都能够得。都能够满意,都能够多赢和双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所以,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团结的社会,而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我们不得不如此。

比如说,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看一看,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当代社会为什么要走这样一条路。最近网上有一个事件叫做晒工资,全国到处有很多工薪一族,他跑到网上,把他的工资单在网上把它晒出来,就好像复制到网上,因为工资单是不可能伪造的嘛。你说一个数字可以伪造,所有人把它的工资单儿晒到网上。然后,媒体采访我说:为什么现在,中国人从来是财不露白的,为什么现在开始晒工资了呢?我说,就是因为中国这个社会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再也遮掩不下去的地步了。所有的人都开始对自己的“劳”和“获”之间的关系发生怀疑了。我们一个正常的社会,他对“劳”和“获”是不会怀疑的。比如说,我就是个大学毕业,那我该拿多少钱,我心里很清楚。比如说我就是这么大能力,我该拿多少钱,我心里很清楚。但是我们中国现在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所有的人对自己的“劳”和“获”之间关系都弄不清楚了。“多劳”竟然没有“多获”,“少劳”竟然“多获”,“多劳”竟然“不获”,“不劳”竟然“而获”。结果很多人就很困惑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呢?结果到网上晒晒,想看看别人的工资,结果一看看出来了。我们中国的利益的分配的不均衡。那就是说,电信部门,国税部门,地税部门,媒体,通讯,他们的工资高于其他部门二十倍都不止。我给大家讲一个,其实我认为我们民主党派应该集中火力去攻那些电信部门,像我们应该去提很多建议,去极大地限制他们。我们知道,电信部门,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去仔细研究,我们就是被他们瓜分了我们的财产我们都不知道。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我前一段到某某省的移动作报告。我去一看,还有十分钟呢,下面坐得满满的。每个人都拿个本儿,都抬着头看着我,我就想:我这个水平也不怎么样,犯不着你们提前十分钟就跑来坐在这儿吧,而且坐在这儿,这么守纪律,可是,直到我讲到结束没有一个人动,都是拿着本儿,哗哗地记。吃饭的时候我忍不住了,我问他们安徽移动的老总,我说你们这个企业文化建设得太好了,我说我到哪个地方做报告都没见过纪律这么严明的。他就笑。他说,潘教授,不是啊。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个地方是高工资,然后人都很珍惜自己的岗位。他绝不会用迟到、早退这样的小错误导致他的失败。他们的中层都是年薪三十万左右。他在这儿坐一下能坐出很多钱啊。不像咱们在这儿坐一下坐出几分钱、几毛钱,你无所谓。他坐一下他坐出多少钱啊?所以,他们的那个纪律非常好,他们的收入到什么地步?我告诉你们,全世界通讯部门,我们都对他是有限制的。他的利润率不能超过5%。那么,我们中国的联通和移动,他们的利润率达到了多少呢?25%。我们中国又有多少手持手机的人呢?四亿。那你算一下吧,他们赚走了多少钱?现在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了,漫游费,完全是一个欺骗我们的一个儿戏。完全就是个儿戏!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难题。但是,我们的漫游费就被他收去了多少、多少。所以,我们知道,现在这种网上的“晒工资”实际上就是暴露了,我们这个社会因为利益分配它没有办法做到公平,结果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我们现在有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公开对外讲过了,叫做“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和住房。我有时候觉得有些问题你会觉得很奇怪的。我们过去推翻了“三座大山”,现在我们自己又造了“三座大山”给每一个人又背上。我们又玩了一个“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就使得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了任何的安全感。我们医疗保护没有了,我们上学的子女教育的安全感也没有了,我们的住房,要用一生的代价去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知道,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强调和谐社会呢?我有时候出去讲,我说: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一个公平的社会产品的再分配。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生存,我们不搞阶级斗争,我们也不向共产主义“奔”了,我们也不说什么社会主义了,现在我们只是“初级阶段”嘛,社会主义不社会主义,提它也没多大意思。但是我们现在要提的是:所有的,这个社会的公民,他有权利分得他应该分得的社会份额。而这个分蛋糕的工作就是中国大政治家首先要做好的工作。我们现在中国所产生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是没有生产蛋糕,我们中国当代政府的问题大家知道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所有的政府都不会做“蛋糕”。他只会抓政治思想工作,只会抓群众运动,只会跟企业家推杯换盏,我们中国的政府不会生产“蛋糕”。而我所说的“生产蛋糕”是指的法律的公正、教育的公正、政府办事的公正,是指的社会分配的公正,是指教育、医疗和住房的公正。这些东西是一个政府必须做的。但是我们中国很多很多的政府都不擅于做。

所以,我前一段到南通去做报告,是省统战部推荐我去的。然后,南通的政协委员问我说,哎,我们做一个什么提案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呢?我就给他们提了一个建议,我说你们就做一个提案“一杯牛奶”的提案。我说我们也体现一下我们新的政治觉悟。别总动不动就落在共产党后头,我们也作一点儿比较新的提案嘛。他们说,什么叫“一杯牛奶”的提案呢?我说,最近我看到陕西咸阳市政府做了一个很好的决策,这个市政府每年拿出360万,做一件事,让全市所有的中学生,中午免费可以得到一碗菜和四片肉的伙食。他就是一年拿出360万,就是政府做的公共产品。我不是纳了税嘛,我把那些钱再均等地还给这个社会。他做了这个公共产品。大家知道,然后我就联想到,大家知道,日本和美国都曾经有过这样的运动,就是“一杯牛奶”运动。他要求他的政府从他收取的税里拿出一部分钱给中小学生,每天提供一杯牛奶。课间操的时候或者是中午的时候,每天提供一杯牛奶。所以我到南通,他们说我们做一个什么提案才能够有一点儿新的感觉呢?我说你们就去提建议,南通首先开始,发起“一杯牛奶”运动。敦请南通市政府拿出一部分纳税人的钱来,还给老百姓,还到谁头上呢?还到老百姓的子女头上。每一个人只要是中小学生,义务教育的对象,每天中午或者课间操的时候,一杯牛奶。

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和谐社会,它是指的要提供公共产品的社会。我们这个社会的公共产品太少了,等于没有。我们有合理的住房吗?我们有合理的医疗服务产品吗?我们有合理的教育产品吗?都没有。大家知道宋平退休之前,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好,他说什么小康社会,讲这些大道理没用。他说能做到三件事的社会就是小康社会。哪三件事呢?所有的老百姓——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住得起房。后来那天我做报告我加了一句,死得起人。还得死得起人。现在殡葬事业也成了中国的十大暴利行业之一。现在很多人死都死不起了。所以,我说还要加一条,虽然不好听,全世界一说,说中国人人都死不起了,真的,很多中国人都死不起了。

所以,我说和谐社会,我现在简单地花这么点儿时间告诉大家,它的核心意思是这样的意思。但是我今天不想跟大家讲这个,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很多我上次来讲课的时候,有些同志不在,所以我前面要用几句话稍微带一下。

那么,和谐社会还有什么更深刻的含义呢?我现在要提醒大家,和谐社会如果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方向向前发展,它势必会遇到一个强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有没有一个和它相对应的文化。因为我们现在经常说我们是千古未有的转型,我们中国的这个转型是千古未有的。我们经常说,中国历史上的转型一共有几次呢?我告诉大家,有四次。第一次是春秋战国,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第三次是清末民初,第四次就是我们现在。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的观念整个儿地就要发生变化。那么,现在,到了和谐社会,我认为我们的观念发生变化到了一个拐角,也就是说到了一个分界点,我们再用我们过去的那思想观念和那种文化精神去看待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迟早会发现:“此路不通!”为什么呢?我下面想进入今天要讲的话题。我想跟大家讨论、讨论我们现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肯定会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题。我一开始就说了,我是有预感的,我觉得我们中国很难过这一关,可能我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们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大的难题呢?我想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和谐社会,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我觉得我们不能很简单地想,我们社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天然都能跟上。如果一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就是天然地跟不上的。我们不能天然地想:这个社会随便怎么变,它说改革我就改革,它说开放我就开放,我肯定能跟上。但是我想提醒大家,这一次我们可能这个社会整体性地会掉队。为什么呢?我们下面看一下,我们和谐社会带来了什么新东西。我认为它带来了三个新东西。这三个新东西都是我们现在很明显的滞后的。

第一个新东西是从国家政权的角度来说的。最近这几年我总是在想,我说和谐社会它的提出,说是改革,其实它是一次革命。那么,它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呢?我认为第一个就是从国家政权的角度,它导致了我们国家执政理念的变化。我们最习惯的执政理念,自古以来到现在都是“江山”。我们最习惯的理念就是“江山”,到了共产党还是“江山”,国民党叫做“党国”,然后秦始皇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过去,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国家政权”都不是现代化意义上的国家政权。过去我们所理解的国家政权是指的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的那个部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党叫做“革命党”。比如说,国家政权叫做什么呢?叫做“红色江山”。也就是说,我们给了国家政权一个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说它是“红色江山”,它是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现在我要告诉大家,这四个字不行了。

和谐社会的诞生就是我们中国人第一次最科学地意识到了“国家”是怎么产生的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和谐社会的出现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终于开始知道了,国家是怎么回事。国家是怎么产生的?简单地说,过去我们以为,国家是很多好人,很多善良的人为了发展自己所自愿组织起来的一个政府。一个权力机器。而现在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国家”是人类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如果说国家是很多好人主动组织起来的。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江山”,国民党所说的“党国”和秦始皇所说的“天下”。但是,我们看一下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西方不是这样看的。西方人说国家是干什么的呢?国家是一个所有人,你要向东,你要向西,你要多得,我也不愿意少得,所有的人在纷争的时候,他不得不产生一个调整双方、多方利益结构的这样一个权力机器。它不得不产生这样一个东西来限制所有的人,或者说来给所有的人均等地分这块“蛋糕”。它不得不产生一个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就叫做国家。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来理解,我们就永远不懂美国人是怎么回事。比如说布什。布什当了总统以后,他发表演讲,他怎么说呢?他说从此我就被你们关在国家机器的铁笼子里了。现在我就是站在笼子里跟你们讲话。什么意思呢?国家机器的产生是人类不得已而为之的,它是限制人类的各种纷争、各种矛盾和各种冲突的。它是一个这样的权力机器。那么,这个权力机器,实际上就导致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和谐社会的出现。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共产党,包括他们对国家的想象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个“国家”是带领老百姓实现共同富裕的。所以,他会说“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他会把国家政权里分出反革命、革命、人民大众、反革命分子,敌人和朋友。他会做这样的区分。但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大家一定要知道,首先是共产党放下了这个理论武器。也就是说,现在的国家,只要你承认我这个国家机器的合法存在,我这个国家就要保证你的合法所得和合法权益。也就是说,你在我这个国家,你只要劳动了,你就肯定有所得,我不管你的政治倾向。

大家还记得上次我跟大家说过,希望大家注意,就是中国社会过去的国家图腾是“向日葵”。中国过去你看什么事物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呢?向日葵。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不知不觉地国家图腾开始变了。现在是“中国结”。为什么过去是向日葵,现在是“中国结”了呢?就是因为向日葵强调的是国家的阶级属性。我这个国家就是要求你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其他东西你都要牺牲。你如果反对我这个国家,你就是反革命。这就是向日葵情结。而我们现在所强调的是什么呢?中国结情结。中国结就不是讲国家的阶级属性了,它讲的是国家的公共属性。也就是说,我这个国家是保护所有人的。我不为意识形态服务,我也不为某种价值观念服务,我就是为所有的人的利益的公平正义地获得去服务。所以,大家可以看,胡锦涛讲和谐社会,讲的最重要的就是——公平正义。这个公平正义可不是有前提的。说只对革命大众,不对反革命分子的。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概念。这是和谐社会给我们的第一个挑战。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下面的问题就是:假设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中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走到了这个路上以后,我们就必须要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国家是如何产生的,我们的和谐社会已经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是:国家是如何可能的。

什么叫“国家是如何可能的”呢?那也就是说,国家本身也是利益纷争的结果,而国家作为权力的一种,它的权力如果无限大,它本身也会导致利益的纷争。西方有一句话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也就是说本来我们创造了“国家”这部机器,本来我们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公平地得到自己的那一份的。让大家能够损失最小,获利最大,这样我们才组织起来一个国家,结果现在这个国家机器本身成了一个“人”,它本身开始非法地掠夺老百姓的财富,这就是我们中国所看到的屡禁不止、屡杀不已的腐败。就是绝对权力导致的绝对腐败。

大家知道,全中国人民现在开始普遍地怀念“毛时代”,开始怀念毛泽东。尤其是很多年纪大的老先生,他们就特别怀念毛泽东时代,他们会觉得毛泽东时代是没有腐败的,特别廉洁,特别公正。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信号。这个社会信号并不是重要在我们要回到“毛时代”,因为那肯定是不对的,它的重要在于,它提醒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我们没有了“尚方宝剑”。我不知道大家想到了这个问题没有?过去我们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就是“善”的象征,国家就是美好的象征。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人敢贪污,没有人敢腐败的,因为那个时候国家机器就是美好的象征,它是和意识形态捆在一起的。而现在国家机器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机器,它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属性了,结果很多人就利用国家机器去贪污、腐败。现在的问题就是:国家如何可能,意思也就是说,谁来控制国家呢?这个“国家”不是指的共产党,不是指的谁谁谁,而是指的谁来控制这个机器呢?靠什么力量来绝对地把这个机器的恶的倾向遏制住呢?或者说,绝对权力会产生绝对腐败,那我们就一定不要让这个权力成为绝对的,但是你要有力量。过去的力量来自意识形态,而现在意识形态退出了,那个谁来遏制它呢?西方,包括全世界的成功经验,都是人性向善的力量。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中国,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说,我们中国人很可能撞到了一座过不去的墙上,因为全世界找到的道路都是这样的,这个国家的绝对力会导致绝对腐败。所以,国家权力产生,一方面我还要产生一个绝对凌驾于它之上的力量来控制它,西方有一句话,在西方几千年的历史里被评为千古第一,我希望大家记住: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也就是说,西方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在国家机器里,是“凯撒”有力量,但是在国家机器之上,还有一个“上帝”的力量。也就是说还有一个控制它的力量。而我们中国过去是意识形态的力量控制凯撒的力量,所以我们就没有这样一个上帝的力量。而西方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呢?他用宗教来控制。你看美国的总统,总统选举的时候,他总是要手放在圣经上去宣誓。当然,这个道理我下面再接着给大家讲。

所以,我现在要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可能碰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国家权力由谁来控制它。为什么到了和谐社会,腐败的这么多,为什么到了和谐社会致富的无穷富,而穷的就无限穷?为什么西方没有出现呢?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西方没有仇富心理。大家想到没有。西方有很多富人,但是没有一个富人敢像中国这样招摇,在西方哪有一个富人敢像中国的富人这么猖狂,这么招摇呢?中国为什么能呢?就是因为我们丧失了意识形态形态的控制力量以后,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只能来自于当代文化的建设。这就是我要说的一个方面。我们当代文化有没有力量来控制它,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方面,我们一定要看到,和谐社会给我们提出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和谐。我们现在的建设和谐社会,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和谐社会不是一个理想国,我们现在有一个误解,说:哦,我们到了和谐社会我们就到了小康社会了,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了,中国人就特别容易梦想,特别容易梦想说:哦,这个东西是给我们指的一条光明大道。我要告诉大家,错了!实际上,和谐社会就是因为社会不和谐它才要提出和谐,所以,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因为社会的不完美,而不是因为社会的完美。而和谐社会的结果也不会导致社会的完美。我们不要想当然,我们不要觉得:那好啊,有和谐社会了,我们头上有一个人,有一个“温家宝”给我们算,结果我们每一个人该得几分几厘,我们全都能得。绝不可能有啊。如果我们这样想和谐社会,那我们就完蛋了,我们这个民族只能完蛋得更快。

所谓“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和社会力量的局限性才诞生的。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了,不可能完美,向大自然要资源,大自然没有那么多资源给我们,通过我们个人道德的善良来彼此友好地协商,不可能!我们没一个人都是动物一样,豺狼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友好地协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面临的社会是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这个不完美的社会,恰恰就是一个现代社会。西方有一个说法,叫做“开放社会”。这就是一个开放社会。所以,我们现在碰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开放社会,这个开放社会只能保护一件事情,我告诉大家,这个所谓的和谐社会,它只能保护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的公平和正义的存在。我不能保护你的结果。我也不能保护所有的事情都公平。我只能保护一件事情,我尽可能做到公平和正义的规则,我尽可能捍卫你的利益。任何人都想追求自己的追求,我尽可能地捍卫你的追求。

就好像我们南京的“安德园”殡仪馆。殡仪馆改什么名字不好?改名“安德园”。它那是在安德门大街附近,结果它前面有安德什么公寓,后面有安德什么小区,它摆一个“安德园”。然后,老百姓有意见,他们也有道理,说:我有权利,我叫什么名字你管得着吗?后来媒介来采访我,我是怎么说的呢?我说,我坚决捍卫你殡仪馆改名字的权利,但是,我要跟你讨论的不是你能不能叫这个名字,而是——你能不能不叫这么名字。我觉得我这样跟他讨论,他就没有话说了,因为有很多名字可以选择嘛,你为什么要选择安德园呢?当然改名是你的权利,我捍卫!但是,你还可以不叫啊。如果你必须要叫这个名字,那我没有办法,那你跟老百姓去讲好话吧,现在是你完全可以不叫这个名字,那你为什么非得叫这个名字呢?我跟你讨论的不是你能不能叫,而是你能不能不叫。后来电视台台长说:哎,潘老师,你这个讲法讲得很高明。后来我说也不是我讲得高明。因为在我的理解里,和谐社会是要捍卫所有的利益存在的。

怎么捍卫呢?我下面给大家做三个解释。

我们现在所说的和谐社会不是一个理想国,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只保护每一个人平等的权利。也就是说,“两害相权”要“取其轻”,“两利相权”要“取其重”。这里面所有的“利”和“害”,我们都要尊重。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去判断,你对,你错;你是,你非。这种判断我们不能有了,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尽可能地尊重所有的“利”,尊重所有的“害”,然后在里面挑一挑,哪一个“害”最轻呢?哪一个“利”最重呢?我就去做我们的工作了。所以,学术界的一种看法是这样的,我来介绍一下:

从利益的角度来说,过去我们强调的是“多少”和“有无”。利益分配我们过去是怎么做的呢?你多了我少了,你有了我没了,然后就打得青眼鸡一样。我们到了和谐社会并不是说我们就能够分配得很好,不是。我们到了和谐社会我们只能保证一切事情,就是所有的人要学会妥协和互利,我们只能做到这个。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的象征,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是和谐社会的第一个内涵。

比如说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给大家分析两个例子,大家就会知道中国社会是在变化的。比如说,共产党的外交,大家知道“毛时代”的外交是什么呢?结盟外交,也就是说我跟我的朋友拉成一伙,然后你美国怎么说,凡是你说的我就反对,凡是我这帮朋友说的我就赞成。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在这儿不妨讲一讲,其实我们出兵朝鲜绝对是个错误。当时完全就是今日成他吃饱了撑的去打南朝鲜。他吃饱了饭没事干,他觉得我能把南朝鲜灭了,一打,灭不掉,他就找斯大林和毛泽东说:反正你们现在看着办吧,小兄弟我是不行了,你们要不出兵,社会主义的小兄弟就灭一个,你们看着办,结果没办法,斯大林和毛泽东商量,就苏联出武器,我们出人,我们“出人”的结果就是没有解放台湾。我们现在这种局面和香港可不同,香港是当时毛泽东很有政治家的远见,他专门留下来的,我们现在还牛,说什么:啊,你英国很了不起,其实根本不是。1949年我们要是收回香港,英国人连一个屁都不敢放。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收香港呢?毛泽东很有远见,我要是收了香港,我就被人家铁壁合围了。我留一个香港我还有一个出气孔啊,我将来想出去,别人想进来我从香港还能走动走动啊。要不然不是被别人围死了嘛。所以,香港和台湾的情况不一样。在香港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失误,台湾,我们有失误。现在你看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海问题。为什么呢?当时我们是结盟外交啊,金日成那边儿一出事我们不得不打,一打把部队调去跟美国人打,结果蒋介石在台湾有了喘气的机会。这就是结盟外交。到了邓小平呢?邓小平是不结盟外交。大家还记得邓小平最著名的几句话吧。里面把我说得吓一跳的还有“韬光养晦”这样很晦暗的词汇,“韬光养晦”,不出头,什么叫“韬光养晦”,什么叫“不出头”呢?实际上还是想出,只不过现在气候不对,就不出头了。那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就剩一大四小了。就剩四个小兄弟了,我这个大的社会主义还剩四个小的社会主义。四个小的社会主义还跟我不齐心。动不动还弄我一下,包括金正日现在还动不动跟中国捣一下乱。结果我们没办法,就说不出头了,这个就是分敌我的状况。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从江泽民开始,到胡锦涛,他们的国际政治路线是完全变了的,他们的国际政治路线是什么呢?他们的国际政治路线是和平外交。什么叫“和平外交”呢?利益的计算。什么事对我中国有利,我就干;什么事对我中国不利,对不起,我就不干。这就是现代思维,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绝不是因为全世界团结了我才这样,就是因为全世界的利害是没有办法团结的,我就只好这样。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是讲现代政治。

那么,和谐社会的第二个内涵是什么呢?是价值选择。价值选择,我们过去的价值选择是“好坏”和“对错”。所以,事情一来,就都像辅导员一样,这个对了,那个错了;这个好,那个坏。我现在告诉大家,当代社会不要这样说话,什么叫“对的”,什么叫“错的”,什么叫“好”,什么叫“坏”,我们有什么权力去做判断呢?我们只能做什么判断呢?我们只能从好坏对错的判断转移到宽容和理解的判断。我们一定要宽容,一定要理解。不要轻易地就说,什么对,什么错。这是第二个我们要做的转换。

第三个转换是什么呢?政治上,在政治上我们也要知道,所谓和谐社会是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是没有办法协调矛盾的社会,所有的利益都要兼顾,这个利益一定是不能够解决的。如果是能解决的,它就是个传统社会了,现代社会是绝对不能够解决矛盾的,怎么办呢?过去是“敌我”和“你我”,过去动不动就分“你我”,分“敌我”。毛泽东出名,第一篇文章是什么?《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第一句话是什么?“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毛泽东高明就在这儿,传统社会的要害就是分清敌我。但是现代社会的要害就是敌我不分。它要分什么呢?它要“对话”和“共存”,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要和平共处。

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我希望我们大家注意,从和谐社会的结果来看,它必须要提供公平和正义的公共产品。比如说,政治要廉洁,法律要严明 ,教育要平等,医疗要有保证,住房要透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一定要提供公平正义的社会产品给所有的人,你只要是这个社会的公民你就能够平等地享受。这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就已经很难做到了。

为什么很难做到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中国的“医保”是没有了。“医保”没有的社会,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那就不是一个“人”的社会。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社会它期待的是给所有的人以公平的社会产品,我们这个社会,如果是一个现代社会,你这个政府必须给老百姓提供福利产品,什么叫“福利产品”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各位都是知识分子,我相信大家可能看到这个现象都是没有办法容忍的。什么现象呢?大家可能看到了,这几年很奇怪,我们中国动不动就有“家破人亡”。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毛泽东时代是因为新闻宣传机构不够多,它怎么没有什么家破人亡的事情呢?很奇怪,我们现在动不动就是这个家得了癌症,这一家就垮掉了;那一家上街被撞了一下,那家就垮掉了;再一家有一个小孩儿上学,他的收支平衡就打破了。然后我就很吃惊,一个社会怎么能到这个地步呢?一个社会,一个家庭只要稍微有一点儿外界的“撞击”,这个家庭就会垮掉。这只说明这个社会先已经垮掉了。这个社会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所有的家庭,所有非常软弱的家庭都裸露在这个社会的表面了。这个时候,这个社会的任何一点儿微尘的撞击都会让这个家庭崩溃。所以我有时候非常痛心。现在动不动就是援助这个家庭,赞助那个家庭,为什么会出这个问题呢?像前几天我们南京有一个出租车司机搞的“爱心基金”,我坐出租车的时候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就给我讲了一讲,正好我在电视台做节目,我就来评价这个事了,我说这个事是我们本朝的耻辱,是我们南京市政府的耻辱,其实任何一个家庭都可能遇到意外的事件,我告诉你,全世界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大包大揽,一个家庭正常情况下它不找你,一个家庭如果出了不治之症,它不找你找谁呢?你现在政府可好,正常的你不管,非常的你也不管,你把非常的那部分钱拿走,你去吃喝玩乐搞掉了。或者你说发展市政建设搞掉了。这是我们这些年一个很大、很大的弊端。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国民总收入 ,包括国民经济总产值在全世界上升是最快的,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还知道一个数字不知道?我们国家给老百姓公共设施的投资是全世界最差的。从来不在这方面投资。纳税人的钱他就拿走了,后来我有一次突然吃惊的发现,有一个经济学家很愤慨地算了一笔账,他说,实际上全民医保只需要2000个亿(数据要核),如果我们政府要管老百姓,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拿出1500个亿,就可以做到没有人再因为看不起病家破人亡。平时你这个家庭自己管自己,真到了你这个家庭有灾有难了,国家经过核实以后,把这个钱给你,保证你这个家不会崩溃。这是一个社会正常发展的象征,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国家现在说没钱,他把这个1500亿拿掉了。结果我们任何一个家庭说老实话,都不能遇到事,任何一个家庭都怕得要死,遇到事情就完蛋。后来这个经济学家又算了一笔账,说这个国家真的没钱了吗?不是。他算了两笔账,一笔是我们国家的公务支出,他说我们国家的公务支出加上买车,6000个亿。那你就没钱嘛。就说明在他的脑子里,他认为这个是正常的,给老百姓付医保就不正常了。其实他的这个公务消费加上买车是六千个亿,他说干部出国考察,包括开各种各样的旅游会议花掉了多少呢?3000个亿。我们看一下,9000个亿。9000个亿里只要拿出1500亿就可以基本保证了,拿出2000亿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我这样说就是:我们现在没有给老百姓提供一个公共产品,我们这个国家公共产品,像我刚才说的“一杯牛奶”这样的公共产品,没有哪级政府想到了。

但是,现在我要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和谐社会,要提供公共产品,其中还包含了一块,这一块是我们到现在也提供不出来的,我们国家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和谐社会发展,我们的现代化的建设,现在缺乏后劲,你不要觉得它有后劲。什么叫“没有后劲”呢?他再往前走,走不下去了,越走越艰难。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我们现在做了一个统计,在1985年的时候,改革开放的全民认同率几乎是100%,这个改革是全民拥护的。到了现在,能不能达到半数,我表示怀疑。现在我们如果做一个统计说,你赞成不赞成,我相信很多老百姓说不出“赞成”两个字。因为他没房子住。因为他没钱看病,因为他没钱让子女上学,他们会赞成这样的改革呢?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给他提供一个保证他的生活快乐的公共产品。但是现在我还要把问题说得更严重一点儿,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我们中国现在最缺的还不是社会上的比如说司法上的、政治上的、教育上的、住房上的、医疗上的公共产品,我们中国现在最缺的是精神上的公共产品。现在我们在司法、在政治、在教育、在医疗、在住房上,或许还或多或少地有一些让老百姓满意的公共产品,但是,我们在精神上,我大言不惭地说一句,我们中国从来就没有让时代足以满意的公共产品。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简单地提醒大家,我最近比较喜欢给中学老师去做报告。为什么呢?我现在真的觉得我们国家现在文化的建设,包括我们国家的教育现在出了很大的问题。现在需要跟很多、很多的人去沟通——尤其是中学教师。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国家现在所有的文化产品,在我看来都是和和谐社会不相吻合的。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文化产品,到现在还是以提倡斗争,提倡现实关怀作为它的主要的精神取向的。比如我们到现在没有去批评《小兵张嘎》这样的作品,没有去批评《三进山城》这样的作品,《平原游击队》这样的作品、《闪闪的红星》这样的作品,我们到现在对这些作品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到现在不知道,这些作品导致了我们这个民族精神上的一种颓败。也就是说,一个民族要向上,他要健康地发展,它要让这个民族的精神充分地人性化和充分地美好起来,它一定只能够用美好的东西来教育自己的人民。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用《小兵张嘎》这样的故事来教育的,没有哪个民族用“潘冬子”这样的故事来教育的。而且,在你暂时不能够一枪打在日本胖翻译官的屁股上的时候,还要你“时刻准备着”。没有哪个民族这样教育的。而我们所有的文学作品始终到现在还是围绕着斗争哲学来的。还是围绕着对敌人要狠,对同志要爱,还是围绕这个的。而这个东西和和谐社会是完全不相关的。或者说,你教育出来的这样的学生是不可能进入和谐社会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了问题,我们的中小学生,他在精神上和我们这个社会根本就不吻合。为什么不吻合呢?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教育的导向都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精神取向。这是我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文化产品,它宣传的还是斗争哲学,还是战争。比如说,我们中央电视台讲的“品三国”,它对我们民族的损害太大了。这种阴谋诡计,这种乱世的战争罪犯,我们在中央电视台上竟然还是这样去讲。有孩子的母亲不乐意了,在对话会上就问易中天,说:你在电视上教这些阴谋诡计,你就不怕小孩儿学坏了吗?易中天怎么说呢?他说这总比让他们听什么白雪公主的故事、安徒生的故事好吧。我就觉得简直是荒诞!全世界都认为,白雪公主的故事、安徒生的故事是真正的教育小孩儿的作品,而且是唯一的作品。哎,我们这里竟然倒是恨不得让小孩儿早一点儿学得“成熟”,学得坏才好。一个到处去耍阴谋诡计的民族有什么希望呢?

前几天我看凤凰卫视,余秋雨还坐在那儿煞有介事地说,你们喜欢不喜欢乱世?乱世好啊,乱世出才子,我简直是气得……!!!余秋雨起码的历史知识都没有。各位,三国乱了多少年,我首先跟你们讨论,中国的“文革”乱了多少年,10年,三国乱了96年,你去试试?你去到一个世纪都是这样炮火纷争的世纪里面你去试试?人口死掉了4/5,我们每一家要死掉四个,你去试一试?你有什么权利去说呢?诸葛亮这样的人,前后《出师表》,他那个出师表,完全就是当时的《四川日报》上发表的战争社论嘛。老百姓不愿意打了,他说“不行,一定要打!”不就是这个意思嘛。

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三国之后导致的是将近三百年的中国内乱。中国历史,有近四百年的内乱,就是三国起了个头儿。没有三国,就没有这个结果。说的极端一点,假如没有诸葛亮,也没有这个结果。本来曹操已经要统一天下了,诸葛亮出来了,他鼓动刘备说,我们闹分裂。其实,如果不是诸葛亮他们来闹分裂,曹操当时征服了乌桓以后,就完全可以把国家统一起来了。结果他闹分裂,结果就是几十多年的内乱,可是,我们现在还要去歌颂他,还要向他学习,学什么呢?我实在是不明白。

所以,我说,我们现在给中国人所提供的文化产品普遍是不合格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是非常担心的,我们中国人能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要很高的文化素质的,我们根本就没有相应的文化准备,根本不要谈素质了。怎么去适应它呢?我经常讲,我们前一段社会上闹得很厉害的“重读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就到处讲,那种书有什么好重读的呢?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不得已我读了,读了就读了吧,现在还要重读?!苏联最好的书,我们中国从来不介绍,《癌病房》、《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我们什么时候介绍过呢?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营养太糟糕了,比安徽阜阳的奶粉还糟糕啊。就我们这些乌七八糟的喝了比安徽阜阳的奶粉还差的人还建设和谐社会?!破坏还差不多。心里想的就是怎么耍阴谋诡计,怎么样趁别人没有手起刀落的时候我先把他一刀砍掉。砍掉以后还要斩草,斩草还要除根。除根以后还要株连九族,九族以后还不够,还要十族。我们中国人脑子里就是这样的一些脏东西,恨不得把别人都灭了,全世界就剩我一个人才好。所以,我们现在所宣传的文化里,没有充满了爱的东西、充满了温馨的东西、让你的心灵变得柔软的东西,让你能流泪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建设和谐社会?我总是强调,和谐社会要谦卑、要悲悯、要爱人,可是,我们有吗?我们这个民族是根本没有这样的基因的。所以,这就很麻烦。

我再把话说得大一点儿,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保证和谐,是因为他有一批大作家和伟大作品。它们这些作品所创造的精神高度是全西方人所推崇的。比如说但丁的作品,莎士比亚的作品,歌德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卡夫卡的作品,全西方人是唯他们马首是瞻的。他说怎么做,西方人就怎么做。而他们的价值观念是完全和西方的现代社会相吻合的,他们所提倡的就是爱,他们所反对的就是仇恨。所以,这种提倡爱的文化和西方社会那个和谐就完全可以吻合了,而我们中国哪有呢?我们中国的文学传统就是《三国演义》的传统、《水浒传》的传统,就是这样的传统,砍脑袋像砍西瓜,而且是“排头砍去”。我们所提倡的东西和整个儿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不吻合的。

我经常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武松,武松为什么去打虎呢?我觉得他真是中国式的打虎,全世界没有。我有时候说武松是宋代“愤青”,就是个大“愤青”,根本不是什么英雄。然后我的学生不理解,说:啊,他打虎还算个英雄嘛,后来当然杀人,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杀得太过了,杀了他的仇人也就算了,还搭了十二个人,太过分了。但是他们说武松打虎还是好的吧。我说,所以,我们中国文化的毒素已经深入我们内心,我们根本就不去想,武松为什么打虎呢?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他不相信任何人,武松那天晚上在山下吃饭,吃完饭以后,店小二跟他说,英雄,你可不能上山啊,山上有老虎,武松是我们中国文化教育出来的。防人之心不可无,他想:山上有老虎?你小子肯定是想今天晚上我醉在这儿的时候,你把我做了人肉馒头吧。这是小说里的原话。结果武松就说,你才是老虎,我就是要上山。你不就是要开黑店嘛。你以为我不懂啊,我就是黑道上的。结果武松就自以为聪明,上山,结果真的碰上了老虎,后面他不得不打,不打也是死,打死了老虎还能活。所以,后来他的力气还有那么两把,所以把老虎打死了,如此而已。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上山的目的是因为对这个世界的不信任。

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里,充满了对他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到了和谐社会,怎么可能去让步,怎么可能去宽容,怎么可能跟他人共存?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说我们现在没有那种很优秀的文化,没有那种很优秀的精神产品,我们怎么可能把和谐社会建成呢?真是太难太难的事情了。

上面做的这些分析,我是想告诉大家,现在中国到了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拐点,什么拐点呢?我想毫不客气地说,我们中国人已经用和谐社会这四个字推倒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多米诺骨牌,第二张牌是不得不倒的。没有退路了。我们现在按全世界的发展,改革开放我们还可以不按全世界的路子走。但是和谐社会是和全世界同步的。那就是说,我强调国家政权的公共属性。但是,你一旦强调国家政权的公共属性,就意味着你推倒了现代社会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推倒以后,第二张就必然应声而倒。这就是我们。也就是我们现在国家没有意识形态属性了,那我就要靠老百姓非常现代的精神素质来支撑,靠我们中国当代社会非常优秀的现代文化来为它护航。这就是我们必须推倒的第二张骨牌。很可惜,我们中国有没有这张骨牌呢?如果没有,这么大一个国家就会轰然倒地。所以,真的我是觉得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这条正确的道路实在是太危险了。因为我们现在,我马上就要给大家举例子,你可以看到,我们这几年,所有的人对这个社会越来越丧失信心,越来越普遍地丧失信心。我指的不是对政权,我指的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现状。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社会越来越繁荣了。这个社会越来建设得越好,为什么老百姓的信任感,安全感荡然无存呢?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它不能是裸露在外的,这个社会必须要用文化把它包裹起来。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根本就是没文化的。所以,老百姓看到的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和谐社会。看到的就是一个特别让人没有办法接受的和谐社会。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碰到的几乎是一道过不去的墙。

下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我们看一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那个能够维护和谐社会长治久安的文化,结果我们出现了什么情况呢?我们现在号称在全世界是第四经济大国,但是,我们的三大关系,恶化程度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哪三大关系呢?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第三人与自我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经济是成为了大国,但是我们的三大关系都被我们破坏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精神环境都被我们破坏了。

自然环境,我不要举更多的例子吧,我们就看一看太湖就知道了,那曾经是《太湖美》的歌曲所吟咏的湖水啊,现在那个蓝藻成了这个样子,是怎么回事呢?只能把账算到我们自己头上吧。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我们没有那种急功近利的文化去支撑,如果我们这个民族,它有一个有爱心的文化,它绝不会出这种事情。所有的人都是以邻为壑,我这几天对江苏电视台还很有意见,它弄什么“万家灯火”……比如说,一会儿我就要给大家讲讲“卧薪尝胆”的丑恶,我现在要给大家讲的一个成语是“以邻为壑”,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耻辱,我们怎么会以邻为壑呢?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呢?但是这种以邻为壑的心态就是我们的太湖水从美到丑的一个最典型的文化特征吧。就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只想夺取,我才不管别人呢。我管他什么洪水滔天,只要我能够幸福生活就行了,还有这样的文化?我们竟然摊上了。这次李源潮书记痛下决心,他要关掉多少家呢?我一看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去以邻为壑呢?2120家。那也就是说,这2120家是最低程度的,我估计在里面搞破坏的4000家都不止。结果,把太湖水搞坏了。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文化,你叫他发展,如果是在西方,他会遵循人性的绝对制约,他不会干坏事。但是,我们就不行,我们没有这个文化,你叫他发展,他就是以邻为壑。只要自己能得好处,我管你呢。所以,这个我想我们都不用多讲了。

第二个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国家最糟糕、最糟糕的是两件事,一个是腐败,一个是冷漠。我们国家现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这个腐败到了什么程度呢?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官方数字,我们国家有一个报告,叫做《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报告》,它说:我们国家有四块腐败造成的灰色收入。它说我就给你算一块就能算出多少呢?13800亿元,现在这是份国家提供的报告,它算了一下我们国家的贪污拿走了多少钱呢?第一块就拿走了13800亿元。然后乘以4。这就是我们国家贪官拿走的钱。因为它有四块,第一块叫权力群租,后面还有其他的。然后他说现在我们抓到的贪官钱是多少呢?74亿。前面是13800亿,后面我们抓到的是74亿。我现在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腐败达到的程度。就是我们知道,苏联解体以后,苏联的富人一夜之间出来,都是谁?都是政府官员。中国的这部分人拿走了13800×4亿,这些人都还在躲着,但是我们国家的钱却没有了。谁拿走了?不知道。我们只抓到了74亿。这是我们现在必须知道的数字。

第二个冷漠,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我想我不要举例子了吧,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我们当代中国的冷漠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

第三个方面是人与自我。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达到什么情况呢?中国有严重精神病患者1600万,我们国家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有200万人自杀未遂。我们算一下,两分钟自杀九人。其中八人未遂。我们中国每两分钟就有九个人自杀,其中八个人没自杀成功,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状。我们的自杀率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用它来取代我们的GDP,是有道理的。我们宁肯穷我们也要快乐。我们不能不快乐。不快乐而富,有什么好呢?所以 ,我想把上面一些基本的东西我为了节约时间我就不去说了,我想简单地告诉大家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有一句话是我们说得最多的,它曾经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叫做“不问姓‘资’姓‘社’”,“不问姓‘资’姓‘社’”的要害就是国家政权的去意识形态化。我们把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成分拿掉。对我们有利我们就做,对我们不利,我们就不做。这就叫做“不问姓‘资’姓‘社’”,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正确的道路,全世界没有哪个正常发展的国家政权再问“姓‘资’姓‘社’”这样愚蠢的问题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不能不问是美是丑,不能不问是善是恶。我们现在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化没有跟上,国家发展“不问姓‘资’姓‘社’”这是我们接受的。但是国家“不问姓‘资’姓‘社’”了,它就是带着老百姓致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高于国家的制衡力量,这个制衡力量一定要去随时、每一秒钟都要问:是善是恶,是美是丑?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失衡了。只要能抢钱就去抢,只要能杀人就去杀人。现在大家我们可以发现,现在很多人为了不留下证据,杀人成为他的第一选择。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民族没有一个高于国家政权的、高于意识形态的精神制约的力量。而这个力量的缺乏是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出现问题的总根源。而我现在说的当代文化建设,就是要给中国人一个这样的精神力量。

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呢?下面我想转过来讲第二个问题。

前面我讲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会问,我们中国碰到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或者说,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我只能说,我有两句话,我今天可能有点儿悲观,第一句话:全世界是有解决办法的,第二句话:中国到现在是没有解决办法的。

我现来解释第一句话,我希望大家知道,西方现代社会的建立,我们换一句中国人熟悉的话,和谐社会的建立,它是和西方宗教的崛起,尤其是和西方的基督教的崛起密切相关的。

西方社会的崛起和基督教有很大关系。西方社会为什么没有出现问题呢?就是因为它把国家政权去意识形态化以后,凯撒的还给了凯撒,但是上帝的他还给了上帝。所以西方人没有人敢肆无忌惮地作恶,上面还有一个人管着他呢。所以,西方社会是这样发展的。我给大家提供几个简单的理论的支点,希望大家来思考。

第一个,西方社会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写的。马克斯•韦伯在西方他研究了一下欧洲资本主义的崛起史,他非常意外地发现,所有的大资本家都是基督徒。凡是不信教的,他并没有真正的发展起来,因为他铤而走险,明火执仗,杀人越货,最后全都被社会淘汰掉了。真正发展起来的都是新教徒。他就写了一本书,资本主义精神的动力源泉是什么呢?新教伦理。所以,他的书就叫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不要再讨论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是因为基督教。所以,我一定要希望大家知道,西方人干了两件事,现代化才成功。一件事情是国家政权的去意识形态化。从皇帝到国家,同时,是它宗教的崛起。我们中国到现在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国家政权的去意识形态化。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精神力量来支撑,这是我们要遇到的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做《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是一个西方的青年托克维尔,他二十五岁的时候拿到了一笔考察经费。我就觉得做调研真的可能做出世界水平的,所以,我们民主党派的人也不要讨厌调研。实际上主要是我们水平不高,这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人,人家给了他一笔经费,让他到美国去了几个月,结果他回来就写了一本传世之作,就是《论美国的民主》,他就是到美国看了几个月,回来就写了一本书,到现在也是人类的经典之作。他在里面讨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说,为什么跑到美国的这些英国人为什么一下子就成功了呢?最主要的是在美国社会的背后有信仰的支撑,就是,这是一个有信仰的社会。如果没有信仰,就没有现代的美国。我对托克维尔的这个结论是特别的关注的。我特别希望你们也能关注。就是:一个国家的崛起不是偶然的,我们不能说我只要努力了我就能成功。你努力了你要看你的必备要素是不是都具备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在国家的去意识形态这样一个现代化运动当中,我们的精神力量没有。我们没有控制这个国家政权的力量。国家政权它是绝对腐败的,凯撒的归了凯撒,上帝的归谁呢?精神的归谁呢?我们中国始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美国有六百万个牧师,到了星期天,美国人自觉地上教堂。一亿多人,自觉地去教堂。我觉得这种力量,我们过去的政治学习是起到了,但是我们现在的政治学习起不到这个力量了。那么,我们用什么来约束人类身上的兽性,那个动物本能呢?我们用什么来约束呢?

我经常说,我是被美国人的一个微笑唤醒的。我去旧金山,早上在旧金山转转,然后,我就看到所有跟我迎面跑过的,早上锻炼身体的美国人,都是非常开心地祝福我:早上好!我就觉得美国人的那个笑容不是我们所可以模仿的。我们中国人的笑总是有一点儿莫测高深,总是有一点儿皮笑肉不笑。而他那个笑是非常信任你的笑,非常坦诚的。后来我跟我的一个朋友讲,我说我就是被美国人的这个“笑”笑醒了,我觉得我一定要向他们学习,为什么我就不能这样真诚的相信别人呢?为什么我就不能这样真诚的去爱护别人呢?为什么美国人就全民族都能做到呢?后来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你这个还不精彩,说我告诉你,我的一个朋友,夫妇两个,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回来以后,他说他们最大的变化就是——会笑了。他说他们过去在中国也会笑,但是那个是随机应变的笑。但是自从他们去了美国,待了几年以后,他们总是有那种很谦卑、很真诚的笑。我顺便再讲一个,我的一个朋友,过去在南大是个“淘气包”,整天捅娄子,后来辞职下海了,后来到了加拿大,到了加拿大,过了八年,第一次回南京,我们几个昔日的朋友就请他吃饭。然后他西装革履地坐在那儿,我一看:哟,这“小子”成绅士了嘛,坐在那个样子特别文明,特别绅士。然后我们有时候开点儿玩笑,有时候说两句粗话,他就吃惊地眼睛往这儿看一下,往那儿看一下,后来,突然他想起来:哦,过去我比他们还坏,顿时西装一脱,把过去那个痞子相又拿出来了。后来我说,完了,加拿大改造了你八年,又失败了。回来一天就被我们又给污染了。真的,他八年回来以后,整个儿就是一个很循规蹈矩,很遵循爱恶情仇的规律的善良的人。它这个文化就是这样的。但我们这个民族没有这个文化包裹。我们都是裸体。我们都是为所欲为的。我们失败了就说“倒霉”、“运气不好”。没有一个人说我这个失败怪我,都是说“太倒霉了,我这个运气怎么这么不好!”成功了就赶紧庙里烧香说,我要再塑金身,我们都是这样想的。

我这几年经常讲,我们对西方的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理解误区。我们一直以为西方的现代化是靠两个东西支撑的,科学和民主。但是现在我才逐渐弄懂了,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是一个长长的杠杆,这个“杠杆”在撬动西半球的时候,在杠杆的顶端写了四个字“科学”和“民主”,西方确实是用科学和民主撬动了世界,但是,它的杠杆的手柄还写了两个字,我们没有看见——“信仰”。那是一个有信仰的西方。那是一个有爱的西方。我们中国能说是一个有信仰的中国,有爱的中国吗?所以,我们拿民主和科学撬地球,撬了一百年也没撬成,道理就在这儿。为什么我们弄来弄去,我们总是不能获得加速度,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杠杆”后面没有字。我们是一帮痞子去撬地球,我们没有看见西方人手里握着“信仰”两个字。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失败。

我还想给大家提供一个基本的常识的讨论。在座的如果有中学老师的话,我觉得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可以更客观一点儿。让我们的学生学习得更好一点儿。西方的现代化,它的支点不是来自于文艺复兴。我们中国人特别一厢情愿,总觉得西方人的现代化是来源于文艺复兴,结果我们就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金瓶梅》时代,每一个人都在《十日谈》时代,你看他们走向现代化不也是靠“裸奔”嘛,也是靠裸体上阵嘛,也是靠情欲泛滥嘛,不是说什么“情欲冲毁了修道院的高墙”嘛。今天我要很正式地做一个更正,中国人如果这样向西方人学习的话,什么都学不到。实际上,西方的现代化是来自于两个动力,文艺复兴是在南部欧洲,文艺复兴根本就没有影响到西方的皮毛,只是我们的文学家这样讲,我们中国人又不了解,我们就以为是文艺复兴影响了欧洲,实际上是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新教的出现是在北部欧洲,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是三大改革,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英国路易八世的宗教改革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北部欧洲的三大改革,导致了西方现代化的出现。我这样说是有史为证的。我们的导师恩格斯就说过,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是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第一块铺路石是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他可没说是文艺复兴啊。黑格尔,我们中国人也比较推崇吧。黑格尔说,只有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才是光照万物的太阳。所以,我们才知道了,当西方学会了把凯撒的物归还给凯撒之后,他同时也学会了把上帝的物归还给上帝。这就是西方北部欧洲的改革。我们呢?凯撒的物现在还给凯撒了。但是上帝的物在谁手里呢?我到今天还要问,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在谁的手里。

在这个意义上,我现在就要来正面讲讲宗教了,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精神的最高追求是信仰。也就是说,人类社会要发展,他在精神上必须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力量支撑他,永远相信美好的东西必然诞生,永远相信丑恶的东西必然完蛋,永远相信做了坏事要受到公正的审判,他就不做坏事,他就会去呵护美好的事物。这些东西,人类是用信仰来支撑的。那么,信仰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在很多、很多的人没有文化追求的情况下,没有文化素质的情况下,它不得不通过教堂,它不得不通过宗教的形式来传播,它不得不通过牧师的方式来点化。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宗教里面包含的最好的东西,其实就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并不是说宗教是好的。我只是说宗教里包含的那个精神内核——信仰,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你说把信仰放在什么地方呢?都不要,放在政治里?放在经济里?放在学校里?谁都不要。结果人类就造了“教堂”。所以,我现在用一句话来提醒大家,宗教是可以灭亡的,信仰是不能灭亡的。

所以我并不是说西方靠了基督教,那就基督教是好的,不是。因为西方人用基督教这种方式维护了信仰的崇高,用基督教这种方式把信仰还给了信仰。也就是“把上帝的物还给上帝”。所以,他再怎么在现实社会作什么事,他也有一个很高的精神的雷池,他是不敢跨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有信仰的。所以,在宗教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信仰是高于宗教的。我们现在要向西方学习的不是基督教,而是我们要找一个地方去放我们的信仰。而这个信仰,我要提醒大家,不是指的我们所说的“信仰共产主义”,“信仰XXXX”。错了。这个“信仰”并不是指的所信,而是指的一种精神境界,一种精神态度,对一种美好东西的坚定不移的相信。哪怕这个美好的东西失败了一百次,从我开始,我也不做坏事,我还是相信它必然成功。这就叫做信仰。基督教里所揭示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马克思有一句话大家都熟悉,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各位很熟悉吧,但是你一定要知道,马克思说“人民的鸦片”的时候,并没有褒贬,他只是说人民在希望自己能够心安理得的时候,他要借助于宗教。所以,当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时候,他并不是说鸦片就是坏的东西。他并不是在这个含义上说的。因为马克思还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中国人从来不讲,但是我希望大家记住,他说基督教是“适应人性的宗教”。他说西方为什么有基督教呢?基督教是适应人性的宗教。什么叫“适应人性的宗教”呢?就是当人性需要把它对最美好的东西的坚定不移的相信把它保存起来的时候,西方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躯壳来保存它,就是基督教。西方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殿堂来安置它,就是教堂。西方找到了一些很有蛊惑能力的人来宣传它,就是那六百万的牧师。所以,马克思说,基督教是“适应人性的宗教”。我们要这样来理解。从这样的角度,我想我们就知道了基督教在西方为什么能够支撑它的现代化社会。

下面,我们看一看基督教所提供的三个最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基督教提倡不要从人的肉体来对人作价值判断,而从精神。也就是说,它不从“肉”的生命来评价一个人的成败和得失。它强调说一个人的精神生命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归属。那么,大家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精神力量。当我们都去在现实世界去你争我抢的时候,基督教开始把那个对美好东西的信仰,通过宗教的形式把它张扬起来,它强调说我们不要去争那些蝇头小利了。精神的生命才是最可珍贵的。这不是基督教给西方人最重要的教益嘛。为什么西方人赚了钱他要去捐?为什么他说富人进天国比从针眼儿过都难?意思就是:精神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西方人他很习惯的,这个钱我不要,我捐。而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强调精神生命高于物质生命啊,所以,我们赚了钱就要吃喝嫖赌。这是基督教的第一点。我们就看到了。我们不要一看到基督教我们就紧张。我们要知道西方文化的好东西,是通过它得以保留下来了,传承下来了。

第二个,基督教开始提倡无限的生命,生命都是有限的。结果我们就想,我怎么样在我的有生之年去拼命地抢,拼命地夺,确实,人的生命,现在侯耀文死了,给了我们一个告诫,什么告诫呢?生命随时都可能终止。并不是说你准备好了:啊,到八十岁,我现在还有三十年好好过吧。你明天就不一定了。所以,我最近带他们出去看那些历史古迹,我有时候跟他们开玩笑,我现在最喜欢看的是他们的生卒年月,凡是我活得比他长的我就觉得:哎,还行!嗯,他起码没活过我。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生命随时都可能终止。我们就要想,我怎么样让我的生命更有意义呢?中国人的想法就是,我手里要得到,而西方人开始把你的注意力转到了什么地方呢?开始让你把你的注意力转到了那些无限的东西。结果他就化解了你生命的焦虑,化解了现实社会的刀兵相见和血肉相搏。很多人就退出了竞争的战场。而且很多人浅尝辄止,得到了他生存的那一份以后,他就不再争,不再抢了。为什么呢?他认为,无限的东西更值得追求。什么是无限的东西呢?信仰不是更值得追求吗?美不是更值得追求吗?爱不是更值得追求吗?但是我们中国文化我现在忍不住要讲,有这样的“强调”吗?没有。我们顶多、顶多是强调“三不朽”,什么立德、立言、立功。我们顶多是强调这样的东西。

第三个我还希望大家注意,西方现代化社会和基督教关系很大,是因为基督教还强调一个东西,就是:在信仰中才能获救。然后我们猛一看看不懂,说你尽讲教堂里的东西。错了。各位,它讲的在信仰中才能获救,是要给你以坚定不移的信心的。什么叫“信心”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在现实生活看到的都是丑恶的事。我们在现实生活里看到的都是不舒服的事,所以我们中国人就会有一个想法,他那么坏,我干吗不坏?!他整天抢,我就不能抢一次吗?他整天害我,我就不能害他一次吗?我们中国人就往往会这样想,而西方的“在信仰中获救”就是告诉你一个办法来面对苦难的。那就是说你永远不面对黑暗,而是转过身去,面对光明。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再坏,我也相信美好的东西必将到来,而我相信美好的东西必将到来我只要做一件事,它就肯定到来,什么事情呢?我不坏。就是这么简单。基督徒讲来讲去,它讲来讲去,西方文化里最美好的东西,它讲出来了,其实就是讲的,这个社会再坏,从你开始,不要坏了。为什么呢?我们要拿生命去赌明天,所以,在信仰中获救,讲的就是,去赌美好的东西必然胜利,现在,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的都是坏人坏事。我怎么办呢?我就跟它赌一把,我就相信,将来肯定都是好人好事,那我现在就先做一个好人,先做好事。这就是它讲的“在信仰中获救”。

这样,简单地说,西方就是通过上述的东西,获得了一个最根本的文化的力量。这个文化的力量就是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的,爱的力量。

西方文化说来说去,我们不得不叹为观止,西方人发明了一个最伟大的东西:爱。我在很多地方说,中国人总是吹嘘自己发明了四大什么、什么,但是,西方的一大发明就超过了我们的四大发明。

西方文化就是一个认为爱最有力量的文化。在爱的面前,无往而不胜。我觉得这就是西方社会当凯撒的物还给凯撒以后,西方人能够永远地固守自己的精神王国的最重要的力量的支持。把爱的东西还给爱。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了。我现在不讲基督教,如果我们中国人有本事,能够不通过基督教而获得爱,我要那个基督教干什么呢?如果我们中国人可以不通过佛教就获得爱,我们还要佛教干什么呢?把爱的东西还给爱,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做到。结果我们就导致了无穷无尽的困惑。

具体来说,爱的文化有三大力量。

第一大力量,爱是无限资源。西方坚持了爱以后,它就使得西方人把他的价值追求、把他的生命导向转向了无限资源。我们知道,物质财富是有限资源。这个东西你有了我就没有。但是,信仰、美和爱这样的三个东西,基督教叫做“信、望、爱”,这样的三个东西是无限资源,你有我也有,你有得多不影响我有得多,我还可以更多,结果西方人的眼睛,虽然他也去致富,但是他致富是为了证明他有能力,他不是为了享受。他在什么地方证明他是一个人呢?不是在他的事业当中,不像我们中国人动不动讲事业要成功,甚至要先立业,后立家,他那个事业好像重要得不得了。西方人不是这样的,在西方文化里,他更推崇的是那些爱心英雄。有爱的人才是值得推崇的。有爱的人生才值得一过。结果他们就转向了对爱的资源,信仰的资源,美的资源的创造,他不在乎这些物质资源的创造,这样就使得西方文化脱离了我们中国那种倾轧不已的那种人与人之间敌对的状态。我们中国人没有爱的资源,我们就只有有限资源,你有我就没有,结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变“成熟”,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变冷漠的。一开始我也愿意让,结果让到最后发现没有人让我没,结果我就不能再让了。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东西证明我的存在。如果我们这个文化也宣传说,爱是最重要的,美是最重要的,信仰是最重要的。凡是获得了这三者,我们就说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楷模和英雄,我们还会去争那些蝇头小利吗?

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泰坦尼克号,我看泰坦尼克号,我不太喜欢我们现在电影演的那个角度,我觉得那个角度实在是现代好莱坞的创造,是没有什么文化品位的。实际上,在泰坦尼克号上所发生的真实的事件比那个要深刻得多和美好得多。大家知道泰坦尼克号在上个世纪是最重大的科学事件,它相当于今天俄罗斯的富人要上宇宙飞船,上天去转一圈儿,当时泰坦尼克号造了以后,全欧洲的富人交钱去泰坦尼克号上去走一趟,没想到,船沉了。但是很有意思,船沉的时候,所有的欧洲富人,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记录,他们的表现都是合格的。我们中国新疆的克拉玛依,大家知道吧,中学教师、小学教师都很知道的。小学开会,什么教育局局长、副局长来了一大片,坐前面作一排,学生坐后面。结果幕布着火,老师就喊:都不能动。没事,这不错嘛。老师维持纪律都是要这样喊的。不动不动,结果烧着、烧着火烧大了。烧大以后怎么办呢?某领导又喊了一声,像列宁在1917那样的让我们恨不能理解的声音“请领导先走!”结果三十多个领导就鱼贯而出,结果小孩儿烧死了很多,后来他们发现,小孩儿的尸体,两个例子我来告诉大家,一个例子是,他们发现的小孩儿尸体,身上踩的都是那么大的皮鞋印。结果有一个区委副书记刚出去惊魂未定,还没想到上帝当还给上帝,他一讲讲顺嘴了,他一出去跟人说,我是怎么逃生的?你们都没经验,我有经验。我就是一看着火,我就跑到卫生间,把门关住了,我就逃了命。后来他后悔不已,他这个“经验”讲得太丑陋了,被全国人民痛斥。你一个主管教育的区委副书记,着火以后,让你先走也罢了,你逃到卫生间把门关注,所有的小孩儿,因为你关注门,多死三十多个。一个卫生间,三十多个小孩儿肯定能躲。他把门关住了 。出来还到处讲。这是我们的克拉玛依事件,我经常说这是我们教育史上的耻辱。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没有更高的东西了,但是我们来看一看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上欧洲的巨富很多都在上面,但是当泰坦尼克号失事的时候,船长一声令下,妇女和儿童,上救生艇,没有一个富人,提出非分要求。没有一个富人掏出他的钞票说,哎,我给你一个亿,让我上去吧。起码在历史记录上一个没有。欧洲有一个巨富,他的钱富可敌国,他的钱可以造11艘泰坦尼克号。很厉害了吧。结果他提出来,我能不能跟我太太一起上,说不能上。你即使是欧洲这么大的名人,你也不能上。结果他就回去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上帝管着他呢。他不能为所欲为。这就是一个文化的制约,他知道有更值得尊重的人性的尊严,他不能放弃这个尊严。结果,大家去过纽约都知道,纽约梅西百货公司是纽约像我们新街口百货公司一样非常出名的百货公司。他的百货公司老总,刚娶了一个18岁的太太,还怀孕了,我能不能上呢?我都七十岁了,我太太才18岁,得有人管啊,说,不能走,你太太可以上,你不能上。他马上就回去了。然后我们就说,当然,欧洲也有坏人,西方也有坏人,我不否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西方人遇到这样的事件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价值尺度在管着他,在约束着他。这是作为无限资源。他要这个小命不重要,丢了那个精神的生命太重要了。但是我们中国没有。我们中国人经常讲,好死不如赖活。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强调,西方爱的文化,我刚才讲的从基督教里生产出来的爱的文化,它进入全社会以后,就不是一个基督教的问题了。他成为西方当代文化建设的成果了。它的第一个标志就是,爱给了我们无限资源,结果我们就不去勾心斗角了。第二个,爱给了我们绝对责任。什么叫绝对责任呢?就是对那些“敌人”的同情。我一定要跟大家说,我们中国人如果过不了这一关,我们中国的和谐社会就狗屁都不是。我们中国人到现在过不了这一关。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的那个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赵承熙枪击事件。大家还记得吧。我们所有中国人目瞪口呆,1个凶手,打死了32个人,然后自杀。如果在我们中国,我们很多、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要上提案了,要千刀万剐了,我们中国人就会说,一定要剐三十二刀啊,一人一刀啊。但是我告诉你,美国人始终悼念的是33个人。这就是一个民族文化成熟的标志。这个赵承熙也有罪,但是美国人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在他没罪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没帮他呢?他太可怜了。我们都这么可爱了,我们都知道不杀人比杀人要更可贵,我们都知道生活的美好,为什么他不知道呢?显然是因为我们没有帮他。如果我们不站在这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们中国人就永远只能培养仇恨。结果我们看一看他们在守夜的仪式上点的是33支蜡烛,他们祈祷的是33个生命的安息,他们放飞的是33个气球,他们敲响的是33声丧钟。丧钟为谁而鸣?为所有人而鸣。所以,当我们看到,在和谐社会的建设当中,有些人犯罪、有些人失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观念来处理。如果简单说,他是坏人,把他灭掉,我告诉你,下一个被灭掉的,就是你。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是不是?我们认为,这个是我假想的敌人。那个是我假想的敌人。结果整个儿社会就变得冷漠,变得对立,变得没有安全感。而我们在西方社会里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一个很成熟的社会。没有天生的坏人,也没有天生的好人。我们和坏人之间也无非就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吧。也无非就是他受到这些歧视和困难以后,他没挺住,我挺住了,而已。并不是说社会就没有这个歧视了。在他动手之前,是我们社会首先给了他不公正。我一会儿还要讲,我们中国的马家爵,他是杀了人,但是,谁杀了马家爵呢?不是我们吗?我们不是从这个事情里才得到了教训,我们对农民子弟,对农民工要如何、如何地尊重他们吗?我们什么时候尊重过这些人呢?他们是为我们这个社会转型所剥夺、所掠夺的一代人。结果我们还去歧视他们。就是因为我们是凶手,我们先杀死了马家爵,马家爵才杀死了自己。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文化观念,我们就会简单地从社会治安的角度讲“他是坏人”、“他是好人”。这是没有道理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这要是不成熟,这个民族就没有办法进入和谐社会,一天都不行。

下面我讲第三个。爱的文化还给了我们什么呢?永恒的动力。爱不是一个道德要求,它是一个精神态度。它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赌博,它赌什么呢?赌爱必胜。有爱的文化,凡是爱存在的文化,凡是有爱的文化,它都是在赌,赌爱必胜。所以,我在跟我的学生讲课的时候我经常会举一些例子,我说,比如说一个成熟的文化,像农夫与蛇的故事,在一个成熟的文化下,他对那条被冻僵的蛇,他会怎么做呢?会前赴后继地去捂它。一个不成熟的文化会怎么做呢?在第一个人被咬了之后,第二个人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杀死。那个成熟的文化为什么要前赴后继地捂它呢?因为它要证明:爱必胜。所以,爱给了我们永恒动力。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事情。

下面,我就要转过来讲中国。第三个问题我要讲一讲中国。回顾一下,第一个问题我讲的是和谐社会给我们提出了什么新的文化要求,第二个问题我讲的是西方是怎么去适应了这个要求的,西方文化是成功的。第三个我要讲一讲中国。

现在大家会问:我们中国有没有可能也做到当凯撒的物还给凯撒以后,上帝的物就还给上帝呢?爱的物就还给爱呢?我坦率地说,我没有信心。因为,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中国文化是一个爱的赤字,爱的空白。中国文化很博大、很灿烂。但是,我真是要说:中国文化里最缺的是爱。你们不要看那个孔夫子讲的那个“仁者爱人”,那个“爱”是爱革命同志,它和我们今天和谐社会讲的爱所有人是不一样的概念。我们中国文化没有对所有人的爱。我们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知道了,鲁迅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我讲到这个时候,我就要用最简单的办法了,我为了让大家不生怀疑,我就要引鲁迅的话了。鲁迅说,中国是一个——“无爱的人间”。中国社会是一个冷漠的社会,是一个无爱的人间。我有时候说,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大国梦想,小国心态”。我们现在中国做大国梦,动不动还什么“大国崛起”。但是我很想送我们当代中国八个字,就是“大国梦想,小国心态”。我们确实是想在全世界崛起,但是我们没有那种崛起的气魄,崛起的气魄,它的力量来自于爱,我们什么都有,只有在爱的文化建设上,我们到现在还是个空白。这使得我们中国没有推动力量。

然而,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我们根本就不熟悉的星球。我们按这个星球的所有的运行轨迹在行事,可惜,我们不是来自这个星球的。我们所有的文化密码,我们所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这个星球都不吻合。这个星球就叫做“和谐社会”。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这么难办。

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一无所有。我们也有传统文化。我们说中国不是有文化传统嘛,我们想办法发扬我们的传统就可以了嘛。但是我们的传统里有多少东西呢?我经常说,我们经常讲的一个词叫“国粹”。我经常讲,我们中国有的最多的不是“国粹”,而是“国渣”。就是那些废渣。有的最多的不是“国粹”,而是“国废”。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现在站得住的,在我看来,京剧、武术、中国菜、中医中药,现在中医药也被很多人开始攻击了,我们能够固守的边界越来越小了。但是,“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学者,批判“孔家店”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不要从这个基点上再倒退。我们不要幻想说,中国的儒释道还能够拯救中国,它曾经拯救过中国,但是它在未来真的不行。因为它是“小国心态”,我最简单地说,它是“小国心态”。如果我们中国回到一个封闭的王国,它肯定可以,如果我们中国走向一个开放的和谐社会,它肯定不行。如果我们中国不需要爱,它肯定可以,如果我们中国需要爱,它肯定不行。所以,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国”,不是“粹”,我们看到的“粹”,都不“国”。

比如说爱的文化,是西方基督教文化送进来的,它是跨海而来的。西方人经常说,我们的宗教,基督教,我们的佛教是什么呢?是“陆路交通”。而西方的基督教是“跨海而来”,它是海洋宗教。所以,当它跨海而来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只有西方爱的文化才是“粹”,可惜,它不“国”。我们中国人接受不了,觉得这个东西是舶来品,我们就从情感上接受不了。但是我现在要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如果我们不接受,如果我们不想办法在中国造一个符合现代和谐社会要求的爱的文化,我们和谐社会就会崩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和它相匹配的精神基础。没有一个和它相匹配的文化理想。没有一个和它相匹配的文化精神。这一点,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中国文化的“老毛病”。

简单地说,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全世界只有一个民族是“旁门左道”的。全世界的民族进入文明社会,也就是说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都是一条路,有信仰。就是都是先建立了宗教,然后进入了阶级社会。很有意思。西方从一有国家开始,它就首先建立了信仰。所以,西方你不要说现代社会。古代社会它都是凯撒的还给凯撒,上帝的还给上帝。我们国家不是,我们国家,大家要注意孔夫子的立国“吾从周”,文革时候我们经常说,孔子要学周朝,什么叫“吾从周”呢?大家一定要知道,中国社会两大拐点,中国都没有走好,一个就是“周”,一个就是“秦”。周王朝和秦王朝把中国拖到了几千年的文化的颓败和不发展的状态里。因为中国的商朝宗教气息很浓的,到了周朝是不信天命的。是信人事,远天命的。结果我们中国是从信人事的文化传统里发展起来的。但是我刚才跟大家讲过了,一个民族如果要固守那些崇高的东西,固守的美的东西和爱的东西,没有宗教是固守不了的。你只有在那种宗教式的迷狂当中,你才能无意中坚持了那些美好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宗教呢?美好的东西你就坚持不住。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碰到的最主要的问题。我们在历史上就没有走这条路。而我们到了今天,这条路,我们也走不下去。

下面我简单做个分析,我们来简单看一下中国现在的情况,我们中国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凯撒的物已经成功地还给了凯撒,但是上帝的物没有还给上帝。或者叫做爱的物没有还给爱。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来给大家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我们现在讲和谐社会,大家争来争去的没有无限资源,谁都不会认为爱值钱,谁都不会认为美值钱。谁都不会认为信仰值钱。我们的中国领导甚至说了一句话,说得我们很头疼,说:民主能当饭吃吗?我这个搞美学的最惨了,到哪儿他们就说,美能当饭吃吗?我顿时就哑口无言,这在全世界没有人会说出来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就很自然地会说:美能当饭吃吗?我顿时就消失了。确实,在他眼睛里,不能当饭吃。为什么呢?失爱的文化,或者说,对于一个没有爱的民族来说,信仰的东西、爱的东西、美好的东西,是不值钱的。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转过来追求那些既得利益。我们中国人就会转过来追求来、追求去,就是追求既得利益。

我最近看到了中国一些著名学者的发言,让我们很头疼。我上次说过,我说我们改革开放有一个很不好的兆头,就是,很多著名学者都不再帮老百姓说话了。北大的著名学者有一个提法,他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他就公然说我们必须牺牲一代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值观念呢?我们如果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我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提案呢?我告诉你,他错误的关键就在于,他认为我们中国就是只能争这个有限资源的。既然只能争这个有限资源,不是你得就是我得,那我怎么办呢?我让精英人士得,把老百姓牺牲掉。这是很容易产生的一种社会观念嘛。所以,厉以宁竟然提出来这样的口号。为了达到改革目标,要牺牲一代人,他说得很明确,这一代人就是“三千万老工人”。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如果有爱的文化出发,我们是不允许提出这样的社会目标的。

然后,厉以宁的接班人张维迎提了一个什么口号呢?他比厉以宁说得还要含蓄一点儿,他说:我们国家只要抓总量增加,不要抓分配。什么意思呢?只要国家这个“锅”里有这么多钱,被谁得了,我们不要管。这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说出来的话吗?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有爱的文化,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社会变成这样的社会嘛。反正有那么多钱,国家只要富了,至于谁有钱没钱我不管。结果我们就看到了20%的人控制了国家80%的钱嘛,80%的人控制了国家20%的钱嘛。你北大光华学院前后两任院长说出这种话来,这是很荒诞的。

还有一个何祚庥,他提了一个问题呢?他说: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究竟应该以人为本还是应该以环境为本?然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要以人为本。这种文化素养,我们怎么去搞和谐社会呢?他说我们人要先吃饱饭嘛,管什么环境呢?提出这种观念,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没有一个爱的文化支撑。所以,我们看问题总是:我得,你就不能得;你得,我就没有了。所以我和自然的关系只有一个:我得你就不得,你得我就不得的问题。而我刚才已经说了,在没有一个现代的、健康的文化准备的条件下,我们肯定是这样想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因为没有爱去支撑,上帝的东西没有还给上帝,我们这个民族的精英,竟然都是这样看问题的。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梁漱溟讲中国人的时候,举了一个有意思的例子,他说你看见猴子怎么吃花生米了没有?他说怎么吃呢?他说给猴子一个里面放有花生米的瓶子,猴子永远是乱摇,把花生米摇出来吃的。猴子永远学不会把瓶子一倒,倒下来,把花生米拿出来。它永远是乱摇。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所有的人永远是浮躁、永远是急功近利、永远是你争我抢的原因,因为我们都是猴子啊。猴性太多,虎性太少,神性没有。所以,只要有一点儿既得利益,永远是乱摇。所以,梁漱溟说得很幽默。

我还看到一个动物学家举的例子也蛮好。他讲牛,他说牛那么大,为什么怕人呢?因为在牛的眼睛里,所有的物体都比它大。各位,如果一个民族他眼睛里所有的物质利益都比精神利益大,他不是牛还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文化,我们就没有那个心胸,我们就是大国的梦想,小国的心态。我们永远就是摇瓶子的猴子,永远就是看谁都比自己大的牛。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所碰到的第一个问题。

说到这里,我要讲一下山西黑煤窑了。我总觉得,这是当代中国最典型的“特区”。我们以创造改革开放的特区著称,但是没想到,中国文化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奴隶制的“特区”。我们想到了吗?我们改革开放,深圳搞特区,珠海搞特区,厦门搞特区,但是中国老百姓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不要国家一分钱的“特区”——奴隶制。中国人学猴子的时候,他真是急躁,一下子就退了两千年就退到了奴隶制。所以,我有时候忽发奇想,我觉得文革时候弄一个刘文彩,结果时候我们发现是假的,人家刘文彩根本就没有那么剥夺老百姓,这回我们终于看见了奴隶制的“特区”了,我建议,把那个黑煤窑留着,弄个博物馆,让中国人都知道,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有爱的文化”去支撑,我们将给自己带来多大的耻辱。

再如,最近大家知道中国有六家世界文化遗产被黄牌警告。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中国总发生这种事呢?我们都是猴子啊,拿了文化遗产我们就“摇”,要把里面的花生米摇出来吃,猴子嘛,就是坐不住嘛。所以,我们,你看看,三江并流、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布达拉宫,六个,现在被黄牌警告,要整改,否则就要拿掉。为什么会出这种事呢?太典型了。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我看到的几乎不能容忍的事。那个王选,是在日本的那个中国人王选,帮着中国人老百姓打官司的王选。有一次到江苏来,一起合作策划节目。当时我就问她,我说你做这个好人好事,你最痛心的是什么?她说我最痛心的事是,所有的中国记者见了我都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我开始还不吃惊,我觉得那也是记者的素质啊。她下面一句话就让我震惊了,她说所有的外国记者看见我都不问。那也就是说,中国人觉得你太奇怪了,你太雷锋了!所有的外国人就觉得你太像一个人了,是人你不这样做你还是人吗?结果我们中国人就觉得你太像雷锋了。你看出了这样一个怪物,替人家帮忙的。结果王选跟我说,我最痛心的是我去打官司,我背后旁听席上坐的支持我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从来都是,打个电话,我支持你,但是我下午要到超市买菜;我支持你,但是我下午要去实验室;我支持你,但是我下午要送小孩上学。结果日本人都不说,日本人就跑来坐在后面,日本人支持王选啊。王选说,这是我最痛心的事。我听到以后,我就觉得我要到处去讲,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我们就是这样的,猴子就是这样的。没有花生米,他去摇瓶子干什么呢?管那个事干什么呢?所以,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仇恨、陷害、猜忌、冷漠,这些才是我们的惯用手法,我们要有爱的东西干什么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我们真的离这个文化差的太远。过去还有政府约束你,你还能管得住,现在政府去意识形态化了,它成了一个服务机构了,那我们中国人就都成了齐天大圣孙悟空了。还不去巧取豪夺,明火执仗?!所以,这是最可怕的。

下面我们看第二点,我们中国没有一个有绝对责任的文化。

最简单地说,中国有一句话,叫“一失足成千古恨”。我要告诉各位,西方文化里没有这个东西。西方文化对“失足者”是特别同情的。他会觉得我们都是人,你怎么就会失足了呢?我一定要帮你。最有意思的是我看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就非常吃惊。有一个大学生杀了人。结果一个妓女听说以后,她就特别的精神振奋,觉得我终于知道我要为上帝做什么了,我就是要帮你。我就觉得西方人的精神境界真是很高,一个妓女,她已经是社会的最底层了。但是当她看到有人杀人的时候,她突然觉得,我比他强,我还是人,他已经不是人了,我要帮他。我们中国人哪有这种境界?根本就没有。我们中国人有这种文化吗?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钟南山,是抗SARS的英雄吧,他的文化课考试成绩怎么样呢?我个人认为,不太好。SARS的时候是让他撞上了,他也是一个“大国梦想,小国心态”的人。他有一次在广州车站,提着个电脑,被抢了。抢了以后他打了个电话到公安局,那公安局当然要当天字第一号的案来破了,第二天就把那个电脑给他送回去了。因为他是钟南山嘛。他说我这里面有SARS的一些研究资料,不能丢啊,那马上公安局就花了,我估计得花几百万、上千万的钱那么大的代价,全城搜索,给他弄回来了。这也就算了,中国这种特权事件也多了,我们也不稀罕了。但是钟南山事后发表的讲话,很糟糕。钟南山就开始发表感想说:我们在中国讲“以人为本”,那好人和坏人,我们应该以谁为本呢?我就发现他提了一个非常弱智的问题。我们的以人为本还要分“好人”、“坏人”,但是他真的聪明,是我们“文革”教育出来的很好的大学生,他说我们的“以人为本”是要以好人为本,所以,他说,广州街头这些流窜的这些游民,就是动乱的总根源,就是要遣返。我们不是把遣送站改成收容站了嘛。他说“不行”,要改回去。他发了这样一个言论。我坦率地说,这就是我要批评的“小国心态”。在这种心态下,没有办法建设和谐社会。

我还要讲另一个事。南京也是。上海最近碰到一件事,小商小贩在城市摆摊,然后,我前一段到某省会城市,它宣称我们要在全国争建无小商小贩的“无摊城市”。看得我哭笑不得。我说你们争了一个历史的耻辱记录啊,最好不要争这个,争了将来会被人家作为历史耻辱的象征去写的,就好像开发商将来会作为“房吃人”的那些人被历史念叨的,像潘石屹那些人就是“房吃人”的代表,将来会被说的。然后,他们就会说,我们禁止小商小贩有什么不对呢?我说,你把小商小贩当成坏人,当成这个城市卫生治安的破坏者,完全就是错误的。可是,我们再问一下,就会问出问题的实质了:小商小贩从哪儿来的?我们这些市容管理者,我们心目中的“坏人”是从哪儿来的?他们说,那不就是坏人嘛,这些人就坏嘛,破坏卫生嘛。我说,错了。我们改革开放,砸掉了两种人的饭碗,第一是失地者,也就是说我们造成了“失地者”,就是那些农民。我们的城市化运动使得很多农民的地变成了城市的郊区,把他的地收购了,不是盖了很多的开发区嘛,他就成了城市居民了,工作没给他找。他怎么办呢?第二是失岗者。我们很多企业倒闭了,倒闭以后我们就说:啊,你很光荣,你为国分忧。然后就不管他了。失地者和失岗者就是我们的小商小贩的主力军。所以,这些人的失地和失岗是我们造成的。我们有什么权力说他们呢?所以,我当时提了一个口号:是人权优先还是市容权优先?当然是人权优先,两害相权取其轻嘛。损害市容权是轻的,比损害了人权要轻得多,所以,像某省会那样做是完全错误的。上海,现在开始允许小商小贩摆摊,南京,我认为也应该允许摆,后来有些市容管理部门的人跟我抬杠,那市容弄乱了怎么办。我说弄乱了拿你工资去补偿啊,什么道理呢?小商小贩摆摊是必须允许的,这是他的人权,我们必须给他,否则他会变成坏人的。但是,市容还要保证,这就要检验我们执政能力了。他去摆个小摊儿,然后你还得能够保证市容的整洁,这才是你这个政府有能力的表现,你动不动就“禁”,这算什么能力呢?那我也会,那市长给我做算了。凡是我做不了的事,我就说“禁止!”那不就完了嘛。就像我开他们玩笑,放鞭炮的事,他们说“不行,一放全市就乱了”,我就说那你这个执政能力就太差了,去年他们搞的是定点儿放,结果谁都不去,结果他就出来抱怨说市民素质不好。我说不是,是你们执政能力水平太低。后来他们说为什么呢?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改成定点不让放呢?你把全市不让放的地方看起来,其他地方随便,不就完了嘛,这点儿执政能力都没有,你能怪谁呢?恍然大悟。后来,他们说“噢,原来还可以这样。”我说当然可以这样。所以,钟南山也是。其实我们的“以人为本”是没有“好人”、“坏人”概念的,越是坏人,越要以他为本,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越是坏人,我们越要同情他,越要悲悯他。我们不要用革命时代的观念,否则我们的文化就会把很多人“制造”成坏人。

比如说马家爵。刚才我说了,谁杀死了马家爵呢?我不客气地说——是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社会把我们这个社会中很多很多社会的公正我们都把它破坏掉了。结果我们对穷人,我们的看法是如此的糟糕。在这种情况下,你说马家爵还能做什么选择呢?马家爵实际上也就是为了赌一口气。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有爱心,对弱者我们去帮,而不是去嘲笑,对来自农村的,文化观念比较落后的人我们善意地给予帮助而不是去奚落他,我们就会避免很多很多马家爵的悲剧。最严重的是,马家爵死了以后,我坦率地说,凡是这样的事件我就很注意看,我想看看中国人的表现,马家爵的父亲很不错!马家爵家穷成那个样子,他带着他全家,不远千里到被马家爵杀的那几个同学家,到人家门口谢罪。他们都不见,说谢罪有什么用啊?啊呀,我就觉得:中国人怎么能这样想呢?谢罪比不谢罪还是强嘛,什么叫“谢罪有什么用”?马家爵犯了错误,他的全家不是觉醒了吗?你干吗不给他一个机会,什么叫“谢罪有什么用”?!中国人觉得你那个命都没有了,你做什么都没用了,除非你拿命来抵,这种观念就说明我们的“小国心态”太严重了。马家爵的姐姐,实在受不了了,她讲了一句话,她跟记者说:我们接受这一切事实,但是我们有一个请求,请善待我们。我们真的没有善待马家爵。赵承熙杀的不比马家爵人多吗?但是,始终是33支哀悼的蜡烛。马家爵现在魂归故里都不行。他的家乡不能允许他入土为安。他的魂在全世界,还在飘呢。他不敢回去。弄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社会很多人的境况都是我们造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首先检讨自己,而不要再一次谴责他们。他已经犯了那样的错误了,法律惩罚他,但是在人性上,我们一定要赶紧总结,为什么会这样呢?马家爵不是也曾经是能考到云南大学的吗?马家爵也是我们培养的专门学习生命科学的大学生啊。那么,怎么学习生命科学的人这么不尊重生命呢?我们的教育有没有过失呢?马家爵落网以后,为什么全云南大学举校欢庆呢?人家美国赵承熙那个地方怎么没有举校欢庆呢?我们不要看这里面的差距吗?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们再看中国文化的最后一个缺陷。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永恒的动力。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造假到处猖獗,然后我就经常想,造假问题我们怎么来认识呢?我觉得和我们所有中国人在精神上降低要求有关。我今天打击面儿大一点儿,可能在座的有些在单位当领导的你受不了。但是我们不妨客观地想一想。因为我跟很多领导、高级领导都吃过饭。我后来非常吃惊地得出一个结论,让我对我们这个社会没有信心。所有人吃饭时候讲的话和做报告时候都不一致。你们都有体会吧,我这样不算针对任何个人吧。所有人下来以后讲的话和他做报告的时候都不一致。哎,那良心到哪儿去了呢?尊严到哪儿去了呢?都没用了!责任心到哪儿去了呢?我们为什么私下这样讲,公开场合我们那样讲呢?那就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已经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们已经弄到这个底部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精神力量会约束我们自己。结果,假烟、假酒、假币、假什么、什么都会有,为什么呢?没有什么精神力量比我现在能够得人民币更高?我们现在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持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贪污腐败。贪污腐败现在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厉害到前赴后继。前面倒了,后面上来一个。我曾经工作过若干年的河南省,连续三任交通厅的厅长出问题。它就是前面的倒了,后面上来的说“我一定要不腐败”,结果没几天又被抓出来了。第三个上去就说“他们都腐败,所以派我来了”,第三个又接着腐败。然后我就突然想,为什么出这个问题呢?最关键的在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有问题了。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文化有问题以后,怎么弄都不行。我们这个民族,大家知道在南京这片土地上,朱元璋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人物。朱元璋在中国历代的皇帝里跟毛泽东是并驾齐驱地亲近老百姓的。这两个人都是一听说老百姓受欺负就暴跳如雷的。毛泽东就是这个性格,朱元璋只要听说谁欺负老百姓,他就会杀那个人。这个人是很不错的,我们坦率地说。但是朱元璋治理腐败,没有弄成。他是严苛到只要贪污一百块钱,他就剥皮,剥了以后放在市政府、县政府的门口,里面放上草 ,放一年。结果明朝是贪污腐败最多的。为什么呢?你想一想,这个人活着干什么?他也不追求美、也不追求信仰、也不追求爱,他就追求钱,你不让他得,他就“巧取”,巧取不行他就“豪夺”,如此而已呗。他没有别的追求了。而且他不相信追求美、追求信仰、追求爱比追求钱更高贵,他没有宁愿去赌。人类社会确实很龌龊,人类社会确实很黑暗,但是假如说我们去赌一把,我们说:光明在前!我就是不做坏事。这个社会就没事了。但是,假如说这个社会已经这么坏了,那我不如先下手为强,我先去抢!这个社会就完蛋了。朱元璋所碰到的就是“先下手为强”的一代又一代。我们现在所碰到的中国的那些腐败干部就是“先下手为强”。他想:反正都是抢,不抢白不抢。这种文化就没有救。

最后,我来给大家做一点儿简单的总结。我觉得我上面讲的这么多,我是特别想告诉大家,胡锦涛给和谐社会提了六大要素,我是很仔细看了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团结有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可是,这六大要素要靠什么来贯彻?这六大要素要靠什么来保证?我真的很关心这个问题。要我说,只能靠一个,就是要建设有爱的文化,有信仰的文化。只有有信仰的文化,有爱的文化,才能保证这六大要素的畅通无阻,才能够建设好这个社会。如果没有有爱的文化、有信仰的文化,刚才我已经跟大家分析过了,那就是——凯撒的归给了凯撒,上帝的没有归给上帝。我们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做几点结论,我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看看我这几年想的是不是对。我这几年想这几件事,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我们的文化里必须包含这些东西:

第一个,二十世纪,中国人作为民族已经站立起来了,这是毛泽东最聪明的地方,所以,我一直也说,毛泽东是一个很伟大的政治家。他在中国建国的时候,简单易一句话,就把这个民族一百年、五十年的奋斗,说得非常清楚了——“中华民族已经站立起来了”。但是我现在真的想告诉大家一个我们现在面临的考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已经站立起来了,但是作为一个个人,还没有站立起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还要站立起来。大家知道,五四的鲁迅这一代“愤青”,他们有两大发现,首先发现的是“国已不国”,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已经不是一个像样的国家了。其次发现的就是“人已不人”,没有现代人。我现在一定要说。我们的现代中国,作为一个个人也要站立起来。一个国家作为国家要站立起来 ,靠什么呢?靠把凯撒的还给凯撒,那一个民族,作为个人要站立起来,靠什么呢?靠把上帝的还给上帝。简单地说,靠把爱的东西还给爱。我们人与人之间打交道,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以爱相待。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呢?如果这个社会都没有爱心,这个社会就怎么也和谐不了,所以,第一个,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个民族作为民族站立起来,它靠的是革命。一个民族作为个人它要站立起来,它靠的是爱。这就是——凯撒的还给凯撒,上帝的还给上帝。这是第一个,我希望能够跟大家交流一下。

第二个我想跟大家交流的是:我们二十世纪的一百年取得了两大成功,还隐含了一大失败。我们到现在中国人的思考没有跟上世纪的最前沿,没有保持一个最先进的思考。我简单地讲我的想法。我们中国,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们引进了西方的科学,这是我们二十世纪的一大成功。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我们引进了西方的民主,这是我们的一大成功。但是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我们没有引进西方的信仰,这是我们的一大失败。我真的要呼吁,我们中国的二十一世纪,一定要是一个引进信仰的世纪。当然说引进基督教,大家受不了,但是,你不引进基督教也行。我们想办法创造一个爱的文化也行。但是如果你创造不了,那我们就要和西方文化对话。我想提醒各位,我这些年想来想去,我想清楚一个道理,中国文化就是两次对话,一次,我们的文化不行了,我们就像印度学习,那个时候,我们叫做“向西天取经”,那是陆陆文化的碰撞。在陆地上的碰撞。那时候,我们找到了“西天”,印度。那一次文化的对话,我们学了一千年,最终以我们的失败告终。因为中国的禅宗是全世界宗教里最不像宗教的宗教,它是个“可口可乐”的宗教。印度佛教的爱心、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到了禅宗里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第一次向“西天”学习,我认为是不成功的。但是现在命运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向西方文化学习。可惜的是,我们向西方文化学习,一直都找错了对象,我们是学科学和学民主,这当然都是要学的,但是,那是作为国家来说的。作为我们个人,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呢?西方的文化。我在这个地方不想用基督教这个词,大家会觉得:哟,你一说基督教,我们就受不了。因为我们义和团反基督教,弄得我们所有中国人看见基督教就恐慌。但是我告诉你,西方文化里,有爱心的东西是我们必须要学的,但是我们到现在都没去学。简单地说,中国文化的第一次涅磐是靠和“西天”的佛教的对话,第二次涅磐,肯定是靠和西方的基督教对话。你们可以不信,但是我不能不说。

所以,我要和大家说,我们现在要勇于接受西方基督教里的好东西。

我有一次在南大作报告,我说我们一定要记住,信仰,它现在不得不生存在教堂的躯壳里,它不得不生存在教会的躯壳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信仰是永恒的,教会是可以灭亡的。但是,现在它不得不和教会捆绑在一起。我们就一定要学会倒掉“洗澡水”,把“小孩儿”留下来,这是恩格斯经常讲的例子嘛。什么叫倒掉“洗澡水”,什么叫把“小孩儿”留下来呢?我当时讲了,后来在南大流传很广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认为是我这些年讲得最优秀的一句话:我们可以拒绝宗教,但是我们不能拒绝宗教精神;我们可以拒绝信教,但是我们不能拒绝信仰;我们可以拒绝神,但是我们不能拒绝神性。简单地说,我这么多年想来想去,我觉得我们跟西方文化对话是六个要素,就是“宗教”、“宗教精神”、“信教”、“信仰”、“神”和“神性”。我们把宗教、信教和神拿掉,基督教的教会性质就拿掉了,基督教的教堂就不复存在了。但是,有三个东西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宗教精神、信仰和神性。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三个东西,我们肯定就是坑蒙拐骗啊。我们肯定就是耍阴谋诡计啊。我们肯定就是跑到中央电视台去讲《论语》这样的心灵鸡汤。我们肯定就是把《三国》讲到阴谋诡计的地步。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把这六个东西区别开。

我在1990年的时候出过一本书,叫“生命美学”。那个时候我提了一个思路,叫什么呢?叫做“带着爱上路”。后来我很庆幸。因为很多人现在的学术道路已经走不下去了,但是,我没有,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件事我在很早以前就做对了。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在国内提出生命美学的时候我就说:没有爱的文化不是文化,没有爱的美学不是美学。所以,我当时提出的了一个口号叫“带着爱上路”。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走在和谐社会的路上,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要“带着爱上路”。

最后我跟大家发一个最小的感想。

中国有一句话叫“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真是很聪明。它就是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些作为偶像、作为精神楷模的人诞生,这个民族在精神上就永远是暗无天日的黑夜。那个清朝时候有一个顾炎武,他就很蠢,他是个唯物主义者。他就说:啊呀,这句话太笨了,孔子之前我们就打着灯笼走路吗?什么叫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呢?实际上错了,宋代的无名氏说的这句话,它指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就是:一个民族,一定要有一个能够照耀自己的精神天空的发现。一定要为自己确立一个精神的“太阳”。如果没有,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所以,我就总觉得,天不生孔子,万古长如夜,而我们现在,一定要说“天如不生爱,万古长如夜”,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一定要建立有爱的文化,否则我们的和谐社会不可能走到尽头。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上,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爱是万万不能的!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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