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戊戌年的铡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2 次 更新时间:2014-09-30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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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帆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断想象一把锋利的铡刀。用力掀起刀把,锈住的刀轴咯咯地响,刀刃阴冷灼亮如同一道阴鸷的眼神。我一直以为,这把铡刀肯定在戊戌年的九月二十八日安放在北京城宣武门外菜市口的刑场上。现在看来,这种想象似乎存在疑点。

戊戌年的九月二十八日是慈禧太后诛杀戊戌六君子的日子。手执长枪的清兵将刑场密密匝匝地围住,几辆囚车辚辚地推过来了。披头散发的六君子身负枷锁,蹒跚地从囚车上鱼贯而下: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最为年轻的是福州乡亲林旭——他当时才二十三岁。

北京城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刑场。据说城门的吊桥西侧曾立一石碣,上刻“后悔迟”三字。这个丁字路口杀过文天祥,杀过袁崇焕,现在轮到六君子了。古代的刑场多半设立在闹市,行刑是一个动人心魄的景观。

戊戌年九月二十八日,菜市口人头攒动,诛杀六君子无疑是一个震撼朝野的大事件。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康有为振臂疾呼。一百零三天的紧锣密鼓。然而,历史仅仅是小小地拐了一个弯就回到了旧辙。帝党失败,光绪皇帝被囚。这一场事变既有天下大势,匹夫踊跃,也有宫廷政治,骨肉相残。总之,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是慈禧太后为这个历史事件画下的一个血腥的句号。由于震怒和恐惧,慈禧甚至没有心情详细审讯就下令杀人。九月二十八日上午,狱卒将六君子押出监狱推上囚车。囚车从西门出来,熟知刑部规矩的刘光第心知不妙。到了菜市口刑场,他大声质问监斩官刚毅:还没有审讯,怎么能判死刑?监斩官喝令刘光第跪下,刘光第倔强地挺直身子:即使盗贼刑场上喊冤,也应该复审。杀我们这些人算不了什么,这么做置国家体制于何地?监斩官不耐烦地回答:我只是奉命监斩,其他的事管不了!

一个世纪之后,还是有人对于刘光第略有微辞。他们认为,刘光第不断地左顾右盼,犹豫骑墙,缺少拍案而起的气概——一直到最后的时刻才真正豁出命来。这就不如谭嗣同了。谭嗣同始终是一个侠气十足的革命家,没有丝毫迟疑的时刻。形势危急的时候,梁启超劝他一起出走日本,谭嗣同决心以死“酬圣主”。他的名言是:“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清兵围住寓所,一批武功高超的侠客愿意挥刀相救,谭嗣同拱手谢绝。身陷牢狱,他的激越诗句墨迹飞溅地破壁而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之前,谭嗣同还在菜市口朗声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确,谭嗣同铭记在历史上的形象就是一个天神般的大英雄。

是不是因为谭嗣同的形象过于夺目,以至于六君子的其他人常常缩到了历史的暗影里?例如林旭。光绪被囚之前写了两封惊慌失措的密诏给康有为,最后都由林旭转交。他显然明白自己的处境,也想得到闽地多山——一间茅屋两丘水田就足以隐身避祸。然而,林旭没有离开北京城,而是坦然地将菜市口作为自己的归宿。据说他在临刑前曾经仰天长啸“君子死,正义尽”,可惜多数历史著作并没有记载。

当然,在福州乡亲的传说之中,林旭的形象就清晰了许多。人们传说林旭在京城被腰斩,一刀两断的尸体就缝合之后千里迢迢地运回。按照福州的风俗,这种尸体回不了家。林旭的棺柩只得寄存在福州东郊金鸡山的地藏寺,众多僧人日夜诵经超度。尽管如此,一些慈禧的拥戴者仍然恨得咬牙切齿。他们涌入寺庙,用烧红的铁钎捅穿棺材,戮尸泄恨。历史上的维新变法层出不穷,思想家的大部头论著或者众多签名的万言书宏论滔滔。但是,只有看到了隐在幕后的策划、告密、惊慌的眼神、围捕时的刀枪、酷刑和哀号,看到秘密的奔走打点、未遂的劫狱计划、亲友的回避与退缩和鞭尸还不足解恨的怒气,人们才能想象得出历史是由什么构成的。

福州乡亲的传说似乎有根有据,但是,一份史料使我对“腰斩”一说产生了怀疑。春秋战国的时候已经有腰斩的记载。清朝有一个主考官舞弊被判腰斩。据说他的上半截躯体痉挛地爬在地上,蘸着自己的血写了十三个“惨”字才死去,雍正因此废了这种死刑。既然如此,林旭似乎不可能死在铡刀之下。

考证菜市口铡刀的存在与否耗费了我不少精力,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一个人告诉我,当时的报纸用了“斩决并枭首示众”的字句,我就知难而退了。我经常使用“历史”这个字眼,但是并不喜欢蚯蚓似的在史料堆里钻来钻去。我对于历史的感叹,不是因为一个个具体的事例,而是总体的庞大与神秘。凡人与历史对弈,常常遭到莫名其妙的捉弄。一个人的命运是自己的能力乘以一个巨大的历史未知数,得数也是未知的。如果明白这一点,当初的林旭还会那么兴冲冲地赶到北京去吗?

戊戌年的京城报纸不一定到得了福州,腰斩或许是以讹传讹——当然也可能是别有用心的谣言。肯定有人会在这种残酷的谣言之中得到某种秘密的快慰。相对地说,后面这一则小消息不至于有什么误差:林旭的妻子沈鹊应写下了一副挽联之后服毒自尽。挽联曰:

伊何人,我何人,只凭六礼传成,惹得今朝烦恼;

生不见,死不见,但愿三生有幸,再结来世姻缘。

林旭有诗名,被视为“同光体”的闽派代表人物之一,存有《晚翠轩诗集》。林旭的不少诗友认为,他有宋诗遗风,有时未免艰涩了一些。奇怪的是,我更多地读到的是开朗和明白畅达,例如“落香不见花,暗里勾我诗。风浪一回首,既往亦勿思”;一些抒发胸臆的诗也是如此——“愿使江涛荡寇仇,啾啾故鬼哭荒邱。新仇旧恨相随续,举目真看麋鹿游。”这不是怀疑林旭的文采。我隐约地感到,林旭似乎没有将太多的精力放在字雕句琢之上,他的心思很大。相对地说,沈鹊应的诗词倒是精致。她的《崦楼遗稿》附于《晚翠轩诗集》之后。一首悲悼林旭的《浪淘沙》,既刚烈又哀婉:“报国志难酬,碧血谁收?箧中遗稿自千秋。肠断招魂魂不到,云暗江头。绣佛旧妆楼,我已君休,万千遗恨更何尤!拼得眼中无尽泪,共水长流。”

我猜想,沈鹊应的父亲沈瑜庆就是看上了林旭隐藏在笔墨之间的雄心大志,至于文章辞句还不是那么重要。他想为沈家找的女婿恐怕不仅仅是一个普通文人。

的确,林旭与沈鹊应的姻缘如同古代戏文里的传奇。

林旭出身贫寒。祖父中过举人,曾在安徽任县令;父亲不过一个秀才,收入微薄。更为糟糕的是,林旭的父母早早就过世了,他的生活是由叔叔接济。所谓“家贫子读书”,用功是贫寒子弟的共同特征。然而,微末的出身并没有局限林旭的开阔视野,这个穷小子胸中大气磅礴。这一切肯定会体现为奔放的少年文章。林旭被送进私塾读书,常常出语惊人,并且被目为“神童”。

恐怕谁也没有料到,林旭的小小名气竟然惊动了沈瑜庆。沈瑜庆是清朝重臣沈葆桢的四子。沈葆桢病殁于两江总督的职位上。朝廷念他功勋卓著,赏沈瑜庆为候补主事。不久之后,由沈葆桢的老友李鸿章推荐,沈瑜庆到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任职。这一年春天沈瑜庆回福州扫墓省亲,顺便到林旭的私塾老师那儿串门,读到林旭的一些诗文,不禁击节称赏。也许是蓄谋多时,也许是灵机一动,总之,沈瑜庆当即决定将大女儿沈鹊应嫁给林旭。沈瑜庆当然没有乃父沈葆桢的雄才大略,但是,他自信鉴定一个毛头小伙子的资质还不至于看走了眼。不知是事后的杜撰还是确有其事——据说当时就有人悄悄地议论,林旭有短命之相。沈瑜庆的确也犹豫了一下,然而,爱才之心终究占据了上风。我特地找到一张林旭的相片研究了一阵:一个浓眉大眼的英俊少年身著棉袍站在墙根。个子是矮了些,但这与短命不短命毫不相干。

一个县令的孙子娶到了两江总督的孙女,林旭的确高攀了。如此奇异的运气简直有些不真实。只不过会诌几句诗文的寒酸书生进入名门望族的深宅大院做女婿,林旭有些什么感想?兢兢业业大约是起码的标准。他跟随沈瑜庆到了南京,不久之后又前往武昌。林旭很快做出了证明:沈瑜庆并没有看错人。他在沈瑜庆身边两年之后回乡应试,先是考取秀才,随后又高中举人第一名。林旭迅速进入了众多名流的社交圈子,福州的小巷子和私塾院落里子曰诗云的琅琅书声一下子退得很远了。可以想象,林旭肯定不是一个猥琐的小男人,高攀之后立即装出仰人鼻息的奴才相,口口声声只有沈家。但是,他一定时常惦记着沈瑜庆知遇之恩。必要的时候,他愿意舍命报答。

超出常人的才智,愿意舍命报答的心劲,林旭比很多人走得快。当时没有任何人料想得到,林旭脚下这条路的尽头竟然是宣武门外的菜市口。菜市口的利刃截断了二十三岁的匆匆步履,至今人们还是长吁短叹天道不公。堂堂正正的历史著作一般不纠缠怪力乱神这些无稽之谈,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躲在历史之外感叹一个人命运莫测。有些时候,太好的运气的确令人不安,特别是少年得志。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太早将一生的福分挥霍殆尽,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厄运当头了?

梁启超曾经为戊戍六君子作传,传记之中如此形容林旭:“……自童龀颖绝秀出,负意气,天才特达,如竹箭标举,干云而上。冠岁,乡试冠全省,读其文奥雅奇伟,莫不惊之,长老名宿,皆与折节为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时闻人。其于诗词骈散文皆天授,文如汉、魏人,诗如宋人,波澜老成,環奥深秾,流行京师,名动一时……”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六君子被杀,骨干分子梁启超却亡命日本。有人分析,梁启超心里多少有些抱愧,因此,他的六君子传多有溢美之辞——这大约是一种聊以自慰的补偿。当然,梁启超对于林旭的赞誉算不上夸张,可是,他隐去了某些重要的情节。林旭高中举人的第二年进京会试,竟然名落孙山;次年再考,又一次落第。这的确有些丢人。于是,林旭干脆留在京城,捐了一个内阁候补中书。如果说,林旭考取了什么状元榜眼探花,日后封了一个什么官,他会不会从另一条歧路平步青云,从而避开了菜市口的杀身之祸?

梁启超在戊戍六君子传之中说,他始终把林旭当成了弟弟——林旭小一岁。林旭素来喜好吟诗作赋,他曾经做出了诚恳的规劝:“词章乃娱魂调性之具,偶一为之可也。若以为业,则玩物丧志,与声色之累无异。方今世变日亟,以君之才,岂可溺于是。”这似乎是夺人所爱,然而,林旭听进去了。他断然戒诗,转身跟随康有为,“治义理经世之学”。如果说,林旭专攻词章之学,哪怕成为游历边塞、出入青楼的浪荡文人,是不是反而有机会尽享天年?

这些可能性仅仅是臆想和感慨的材料,历史只能吝啬地拣出一种可能给予实现。历史给林旭的角色是,投入康有为的阵营,成为维新的活跃分子。当然,林旭欣然接受。戊戌年的六月份,光绪皇帝召见名声在外的康有为,晤谈十分投机;八月末,林旭得到召见。光绪皇帝肯定相当欣赏这个锋芒毕露的小伙子。没过几天,林旭和杨锐、刘光第、谭嗣同一起被授予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至少在当时,林旭的内心一定涌出一阵春风得意的自豪。

林旭很快就成为光绪皇帝的心腹。这肯定是因为他的不凡见识。光绪第一次召见林旭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交谈几乎无法进行。林旭从小生长在温润的福州盆地。无论是买米、招呼邻居还是在私塾老师那里朗读“人之初”,一律用的是福州方言。福州方言音韵丰富,古意悠悠,一些老先生伸长脖子吟诵唐诗宋词,摇头晃脑令人神往。如果不是跟随沈瑜庆离开福州,林旭很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还有另一套所谓的“官话”。从南京到北京几年的工夫,林旭的官话好不到哪里。那一天召见的时候光绪皇帝满口京片子,林旭答得磕磕巴巴,许多话根本无法听懂。光绪皇帝皱了一阵眉头突然灵机一动,吩咐太监摆上笔墨。每当林旭的福州式官话荒腔走板得太厉害,光绪皇帝就命他将奏对之言写在纸上。往后的日子里,笔墨的辅助竟然成为他们君臣对话的基本模式。如果不是得到光绪的特殊器重,如此费神的交谈不可能再有第二次。

林旭频频进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成了光绪与康有为之间的使者。康有为的激进思想引起许多大臣的忌恨。为了掩人耳目,光绪皇帝不再召见他而命林旭传话。那一天光绪正在与林旭促膝密议,小方桌上照例放置一副笔墨和一沓纸。太监突然报告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返回宫中,现在已经抵达宫门。突如其来的造访引起了一片惊慌,脸色苍白的光绪急忙起身相迎。林旭手忙脚乱地收拾桌上的纸片,匆匆登轿而去。如同鬼使神差似的,林旭的一张纸片不慎遗落在宫里,竟然被李莲英的亲信拾到,上面写的恰恰是康有为的一系列密谋。于是,“新党死机,遂定于此矣”。某些关键时刻,历史的重量的确只像薄薄的一张纸,轻轻一翻就过去了。

戊戌六君子想必是一个事后的命名。这几个人共同倾向于维新变法,但并非一个坚定的小团体,信仰一致,并且明确地约定时刻共进退。例如,康广仁多半是一个不明就里的屈死鬼——因为康有为出逃而揪住他顶账。据说康广仁平时常常奉劝康有为不要惹祸,充当了替罪羊之后痛悔不已。他在狱中急得以头撞壁,啼哭不止。六君子之中他第一个行刑就戮,因为刀钝而砍了好几下才死,挣扎得衣裤全都撕裂了。杨锐来自张之洞派系,事态紧急的时候有些不知所措。光绪皇帝给康有为的第一道求救密诏在他那里压了几天才转手由林旭递交。总之,种种迹象表明,林旭完全可能在乱哄哄的局势里找到一个机会出走。山高皇帝远,保得下一条命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然而,林旭留下来了。

的确,林旭不如谭嗣同那么壮烈,然而,这仅仅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所有的历史人物都是凝固的前辈,以至于人们不再设身处地地想象他们的真实年龄。回到二十三岁的时候,我们做出了什么吗?胡子茬刚刚开始发硬,揣一张学历证书四处求职,空闲的时刻给女友发几则不咸不淡的短信,然后呆头呆脑地坐在沙发上看周杰伦演唱和超级女声。二十三岁的林旭有胸襟,有抱负,诗文行世,遐尔闻名,然后又转身在政治领域经历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短命则短命矣,然而还是比许多凡夫俗子多活出好几辈子。也许,做出了什么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二十三岁时已经有了不凡的定力:得意的时候没有轻狂之态,事到临头不会惊惶失措。许多人一直到耄耋之年还无法做到这一点。有人传说,林旭被捕之前曾经到一个传教士那里哭诉。即使这是事实,林旭的名声仍然毫发无损。一根手指头放在菜刀之下,多数人已经开始全身战栗;一颗头颅即将落地,瞬间的迷乱又算什么?几天之后,人们在监狱里看到林旭时,他已经镇静如常。这个浓眉大眼的小个子“秀美如处子”,脸上时时浮出安详的微笑。这时的林旭已经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人生的全部账目盘点清楚之后,这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正在铁窗下心若止水地等待最后的结局。

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叙述似乎过多地聚焦于琐碎的细节,例如菜市口的铡刀,谭嗣同的神态,林旭的诗风,沈家择婿的来龙去脉或者慈禧太后的神出鬼没……这是文学而不是历史。历史叙述的是巨型景观,只有文学才会没有出息地打扫细节。既然如此,我没有必要挖空心思地还原林旭生活在北京的每一个日子,考虑他如何挨过大雪纷飞的冬天,或者会不会思念福州的螃蟹、海蛎和清香扑鼻的鱼丸?掠开种种日常的碎屑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个尖锐的问题如同一柄匕首刺穿了我的稿纸——林旭能不能算死得其所?

如同谭嗣同的“酬圣主”,林旭也在狱中写下了“慷慨难酬国士恩”的诗句。国士者,光绪皇帝的暗喻。换一句话说,林旭的短暂一生仍然是殉了光绪皇帝,殉了古老的大清王朝。林旭殉难的姿态如此壮烈,以至于我几乎不忍心这么想:如果林旭多活三四十年,他会不会另有选择?陈独秀仅仅比林旭小四岁,鲁迅仅仅比林旭小六岁,但是,他们已经是另一类型完全不同的现代知识分子了。

从福州的私塾到康有为的义理经世之学,二十三岁的林旭可能无法想象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现代知识分子活动的公共领域时常由报纸杂志组成。陈独秀活在《新青年》之中,鲁迅活在《新青年》、《东方杂志》、《晨报副刊》、《小说月报》和《语丝》之中,林旭则活在军机处的公文之中。他在军机处“陈奏甚多”,有时代拟“上谕”,内容广泛涉及废八股,改科举,设学堂,习西学,奖励发明创造,提倡创办报刊,鼓励开采矿产的修建铁路。的确,林旭就是大清王朝末代的杰出公务员,呕心沥血,恪尽职守。也许他已经看不上吟风弄月、平平仄仄那些雕虫小技了。林旭去世之后数年,放在一个箧子之中的《晚翠轩诗集》才由一个挚友偶然发现。林旭生前肯定想不到,他所草拟的那些公文只能埋在一大堆清史的档案资料里,现今人们愿意读一读的仍然是他的诗句。

这是在奚落林旭的短视吗?不,这是慨叹历史的神秘。众多的凡人只配打扫细节。多数人只识得人格、相貌、饮食癖好这些日常景象,他们不明白那个包容一切的历史将要驶向何方。尼采摆出一副先知的姿态宣布“上帝已死”,马克思激情澎湃地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有一些小理论家也竞相发表各种有趣的结论,譬如说第三次浪潮已经来临,或者说当今正进入后现代时期。人们将信将疑地对待各种观点,虚心聆听教授们头头是道同时又歧见百出的分析。然而,多少人——包括这些观点的发明者——敢于将身家性命绑在某一个结论之上,然后如同一支利箭呼地射出去?

我突然明白,历史是一座巨大的迷宫。对于林旭也是如此。他慨然把一条命押在了菜市口,仍然没有赢得历史。如果林旭拥有七十岁的寿命就肯定能找到出口吗?这个反问让我心虚了——因为我想起了另一个福州人,也姓林,才情决不在林旭之下,而且活到了七十多岁,然而他仍然执迷不悟。

我说的是林纾。

我是在《新文学大系》丛书之中初识林纾,当然是因为他写给蔡元培的那一封捍卫古文的著名公开信。陈独秀、胡适他们倡导白话文,气势如虹,遗老遗少望风披靡,偏偏有这么一个螳臂挡车式的人物跳出来自讨没趣。结果是脑门上挨了一阵暴栗。

当时我并不知道,林纾也是福州乡亲。

从许多张相片上看,林纾的相貌和我的想象十分接近。此人目深鼻高,两颊内陷,留一口长长的胡须。这种相貌往往固执暴躁,倔强起来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林纾相当自负,没有多少人在他眼里;同时又是有名的狂狷耿介,表扬自己或者辱骂他人都毫不含糊。当然,他有这种资格。林纾自幼嗜书如命,所有的零钱都捐到书店。十五岁就“积破书三橱,读之都尽”。三十来岁结识了藏书家李氏兄弟,伸手借了三四万卷的书,经史子集,小说家言,无不搜刮殆尽。他气不过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声势,专门写小说《荆生》、《妖梦》给予诽谤。小说在上海的《新申报》发表之后,一时舆论大哗。这显然有违君子之道。林纾心中惭愧,投书各家报馆表示歉意——这时他已经是一个六十八岁的老者了。不论林纾坚持什么观点,这肯定是一个率真的性情中人。这种性格多少与林纾的好侠尚武有关。他不仅写了许多武林秘闻的笔记小说,而且曾经拜师习拳。十九世纪末,福州市江滨苍霞洲或许有不少居民看到,林纾时常佩一柄长剑步出苍霞精舍的大门,昂昂然地招摇过市。

苍霞精舍是林纾中年之后的居所,现今福州的苍霞洲已经找不到苍霞精舍的痕迹。福州保存的林纾故居是他的出生之处。一幢白墙灰瓦,褚色大门的院落被一大圈七八层高的水泥楼房团团围住,相距不过两三米。据说这所院落曾经是小学,厅堂里堆放了一些杂物,其中有两样稀罕之物:一是绘有波浪日出的彩色屏风;一是“肃静”、“回避”的两面令牌。

多数人认识林纾,肯定是因为他的翻译。从《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林纾译了一百七八十种作品,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因为林纾翻译的启蒙,梁启超的论断“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才可能得到广泛的认同。当然,最为奇特的是,林纾是一个不谙外文的翻译家。妻子去世之后,林纾郁郁寡欢。在亲友的劝慰之下,林纾到福州旁边的马尾散心,寻访马尾船政局的老友魏瀚,同时结识了法文教习王寿昌。魏瀚告诉林纾法国小说精彩绝伦,请林纾出手翻译。林纾再三推托,最后提出的条件是“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魏瀚叫了一条船溯江而上,直抵福州东郊鼓山。王寿昌在船上现场口述《茶花女》故事,林纾挥笔急就。小说出版之后风行一时,世面上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之说。此后,林纾用这种独特的合作方式开始了他的翻译生涯。林纾的翻译显然有不少独到的过人之处,以至于心高气傲的钱钟书数十年之后仍然愿意撰写论文详细研究。

戊戌年三月,林纾入京会试,结识了林旭,乡音相通,情趣相投。五月底,北京风声鹤唳,林纾与林旭等几个友人乘船避到了杭州。杭州的五月风和日熙,有人给林纾介绍了一门亲事,续娶杨氏为妻。不知这门亲事是不是救了林纾一命?林旭重返北京之前肯定曾经和林纾煮酒论天下——恭亲王奕病死,变法的形势出现转机,光绪皇帝六月十一日颁布“明定国是”诏。据说林纾曾经劝林旭再留一阵,等待局面的明朗,然而,林旭义无反顾。逗留在杭州温柔乡里的林纾肯定伸长了脖子谛听北京的动静。他或许羡慕过林旭的机遇,激动的想象让周身的血液疾速流动;菜市口的噩耗传来,他在西湖畔深秋的月光里低回悲悼,并且暗暗地庆幸自己没有卷得太深。

林旭死后,林纾又活了二十六年。但是,这个固执的福州人从来没有像陈独秀或者鲁迅那样认识历史。辛亥革命之后,林纾很快开始失望,并且以清朝的遗老孤臣自居。大批刊物纷纷创立,众多的知识分子逐渐往北京和上海集聚;然而,林纾嗤之以鼻:凭什么要承认《新青年》或者《狂人日记》是历史的方向?他独自转过身来,佝偻着老迈之躯,风尘仆仆地前往河北易县,一次又一次地拜谒光绪皇帝的崇陵。林纾愿意将自己想象为一匹瘦骨伶仃的识途老马。在他看来,背离崇陵必将礼崩乐坏,不堪收拾。尽管这个乖张的老夫子孤立无援,但是,来自崇陵的沙哑哭声还是穿过了暮色进入紫禁城,传到了溥仪的耳边。于是,他们之间开始了热络的礼尚往来。溥仪给林纾写了“四季平安”、“烟云供养”、“有秩斯祜”、“贞不绝俗”的条幅和匾额,林纾则是殷勤地送书、送扇面、送镜屏。他甚至表示,死后要在自己的墓碑上注明是“清处士林纾之墓”。

翻译,为文,作画,教书,林纾的日历一直翻到了一九二四年的夏天。可是,有时我会突然觉得,时间早就凝固了——林纾并没有从林旭身边走出多远。当然,我说的是林纾的个人时间。历史从来没有停下来。林旭当时是令人恐惧的激进分子,而十六年后的林纾已经是蹦跳在历史外围的落伍者了。不过,林纾并没有后悔。这个执拗的家伙对于所谓的历史不屑一顾。他公然表示,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也许,在他心目中,大清就是历史的尽头。

福州有一句老话:陈林半天下。福州的陈姓和林姓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开始叙述第三个姓林的福州乡亲之前,我不得不抬出这句话作为掩护。这位福州乡亲叫林长民。林纾的学生,林徽因的父亲。当然,教师和女儿的名声肯定不是我把他从故纸堆里挖出来的原因。

林长民,字宗孟。父亲林孝恂在浙江为官,他出生于杭州。当年林纾即是在他家教授古文。二十世纪初,林长民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法律;若干年后回国到福建咨议局任职,随后创办福建私立法政学堂并且任校长。辛亥革命之后,林长民离开福建北上,支持共和政体,被新上任的民国政府总统徐世昌聘为顾问。林长民风度儒雅,西装革履,浓眉深目,几络长须,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的确,这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尽管如此,这仍然不是我一百年之后探访他的原因。

罗列林长民一生担任过的职务,人们一定会感到眼花缭乱。如果那一颗致命的流弹不是把他钉在五十岁的刻度上,林长民可能拥有更多的头衔。现在当然考证不出那一颗流弹出自何人之手。我只能清理出模糊的事件轮廓:那一年林长民受聘于驻京的奉军郭松龄部,任幕僚长,打算在反对张作霖的行动之中相助一臂。他秘密离京抵达锦州与郭松龄会晤,不久即在苏家屯白旗堡遭到伏击。枪声骤起,慌慌张张的轿车如同一只受惊的蟑螂团团乱转。林长民刚刚钻出车门,一发窥伺多时的子弹嘘地斜插过来,立时毙命。片刻之后,郭松龄夫妇束手就擒。出师未捷身先死,沙场马革裹尸还。

可是,如果绕开这么几句众所周知的成语,某些私密的问题或许隐藏了更多的故事。例如,夕阳西下之际,那一幢大瓦房里,谁在为林长民之死落泪伤悲?这时人们不能不了解到,林长民有三房妻子。据说大房妻子精神不正常,林长民从未和她一起生活。林徽因是林长民与第二房妻子生的。第二房妻子是嘉兴一个富商的女儿。这门亲事由家里出面操办,林长民并不如意——他倾心的是第三房妻子。当年,林徽因和母亲住在后院,第三房妻子住在前院。根据林徽因的回忆,父亲的足迹只到前院为止。孤灯寒窗,冷月霜瓦,母女相对无言。前院一阵阵喧笑传来,仿佛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温暖童话。一些人猜测,这种记忆甚至深刻地影响了林徽因与徐志摩的关系。徐志摩在英国认识林徽因的时候已经和张幼仪结婚。如果林徽因介入,张幼仪的下半辈子是不是只能拥有后院的日子?这或许是林徽因刻意回避徐志摩的一个重要原因。

遇到林徽因之前,徐志摩已经和林长民成了忘年交。林长民携带林徽因游历欧洲,徐志摩是伦敦寓所里的常客。两人不仅在客厅里谈天说地,而且还用情侣的口吻相互通信打趣。不知道他们的第一次晤面是在伦敦,还是先前在梁启超家里?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弟子,林长民是梁启超的老友,他们完全可能在梁府见过面。

林徽因和徐志摩的绯闻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公案,至今议论不衰。这甚至成为众多人物关系的定位,例如梁启超是林徽因的公公,他与林长民是儿女亲家。人们纷纷为这一段未遂的爱情故事伤感唏嘘,林长民与梁启超共同创造的历史业绩却遭到了理直气壮的遗忘。的确,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福州乡亲林长民抛出的火炬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焰。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日本态度强硬。西方诸国商谈结果竟然是,这个岛国要从德国手里接过山东。四月三十日,林长民接到梁启超来自巴黎的电报,得知外交失败。他于五月一日写就《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当晚送到《晨报》报馆,五月二日刊出。“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这篇不足三百字的短文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五月三日晚,北京大学等校的学生代表集会法科大礼堂,决定五月四日举行学生界大示威,通电各省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游行。次日,火烧赵家楼曹汝霖宅,章宗祥被殴,军警逮捕学生,北京总罢课,举国舆论哗然,这一切迅速汇聚为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一种历史黯然终结,另一种历史开始了。

我的叙述如此频繁地使用“历史”一词。然而,许多时候,这仅仅是一个庄严而又空洞的大字眼,一旦抵近就会如同烟雾一般消散。其实,我看不见历史在哪里,我只看见一个个福州乡亲神气活现,快意人生。有些时候,机遇找了上来,无意地成全了他们;另一些时候,他们舍命搏杀,历史却默不作声地绕开了。多少人参得透玄机?据说林长民工书法,能诗擅文。然而,他一辈子写的文章都比不上这篇不足三百字的短文。勇不如林旭,才不如林纾,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伏案疾书的时候,林长民自己也料想不到,这篇区区短文竟然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就是机遇了。历史当然比绯闻伟大。由于这篇短文,林长民再也不是徘徊在林徽因与徐志摩故事之中的配角——他终于写出了自己的故事。

福州听得到种种有趣的传说,关于林旭,关于林纾、林长民以及其他人。我对于各种捕风捉影的轶闻深感兴趣,同时又半信半疑。许多时候,我会迂腐地希望补上过硬的证据,这时就能从渺小的作家变成可靠的历史学家。戊戌年菜市口的铡刀已经无从考证,金鸡山的地藏寺至今犹存。一个阳光灼亮的午后,我驱车抵达。

这个寺庙如今隐在两条小巷的交叉之处。“地藏寺”三字浑朴苍劲,是赵朴初的手迹;杏黄色的山墙内有大榕树横斜逸出。寺内有正殿,内藏一口光绪年间的铜钟;倚山而上又有藏经阁。当年林旭离开福州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不久之后这一座寺庙竟然成为他最后的栖息之处。问了三五个尼姑,没有人说得出寺庙建于何时。后来找到一块石碑。石碑上记载始建于唐朝,清朝重建。寺庙内正在大兴土木。工人裸着上身敲敲打打,锯开的木板清香四溢。我没有再问林旭的停棺之处,肯定没有答案。我隐隐地觉得,整个寺庙被漆得锃亮一新的那一天,历史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来只能和传说打交道了。我突然大彻大悟:没有必要把传说加工成历史著作。历史著作必须严谨持重,传说可以大胆地添油加醋——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情。许多著名的先辈冻结在历史著作之中,庄严肃穆,矜持而古板;只有在传说之中,他们才真正活起来。除了建功立业,他们还会谈恋爱,发脾气,争一些不大不小的名利,偶尔让妒嫉心发作一回,如此等等。譬如,传说之中,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曾经深深地打动北京八大胡同的名妓谢蝶仙。谢蝶仙猜测,林纾的文笔如此缠绵,想必是一个多情的种子。能够嫁给这种男人,不枉来风月场走了一遭。她买通了林纾家的使女,频繁送一些小礼物给林纾以示心意,例如咬了一口的柿饼,或者时鲜鲥鱼。林纾的确也考虑了一番,最终还是婉言谢绝。这时的林纾已是耄耋之年,依红偎翠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残梦了,勉强将梦想当成现实多半会自食苦果。这当然伤了谢蝶仙的心。一气之下,她胡乱嫁了个茶商,离开北京远走岭南,不久就郁郁而亡。尽管这个凄艳的故事可以挑出许多破绽,但是,我就是愿意看到另一个有些温情的林纾。没有必要用呆板的考据求证传说。传说不是证明细节,而是证明这些先辈没有退出生活。传说也是历史——这是盘旋在人们心中的另一种历史。

2005-11-11改于香港南洋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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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文学》,2006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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