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先生是我的大师兄，1960年我进复旦历史系，他于同年毕业。读书期间，周予同教授给我们上中国历史文选课，他是我们的辅导教师、助教。不过在报刊上看到过他发表的学术文章。1963年原中共中央华东局办了一个批修内刊，成立一个专门写作班子，下属的历史组，其笔名为“罗思鼎”，组长原为金冲及，后为朱永嘉，成员有王知常、吴瑞武和朱维铮，他们都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
“文革”初期，朱维铮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副组长。1967年3月间被派往《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公开身份是《文汇报》记者，北办主任艾玲的副手。
继1967年上海发生了“一·二八”炮打中央文革张春桥、姚文元事件之后，1968年4月12日又发生了炮打张春桥事件。炮打事件过后，张春桥曾高姿态说“没事”，但他内心里恨之入骨，伺机报复。1970年乘“一打三反”之机，对艾玲隔离审查，朱维铮等北办工作人员，包括勤杂人员被统统关在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地下室办“学习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次在历史系办公室我和他一起值班，谈起这件事，我说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因祸得福”。如果你还在“罗思鼎”组与朱永嘉他们捆在一起，说不定会落得与朱永嘉、王知常一样的下场，坐个十年八年的监狱。他并不否认，点头称是。
一、起草《还罗思鼎的反动真面目》
我和朱维铮较多的接触、交往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1977年3月，我和邹万春、吴维国、李华兴、汪瑞祥、鲍怀崇被“四人帮”及其余党打成的“六指导员反革命集团”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其后，在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反革命罪行的过程中，市委筹备召开第四次全市性的揭批大会，指定要由复旦大学历史系遭受“四人帮”及其余党迫害的“六指导员”中的一位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复旦党委和历史系党总支研究决定我为发言人。党委书记王零指派党委宣传部长徐震、历史系教师朱维铮和我三人组成发言稿起草小组。王零提出，既然是历史系的代表发言，理应扣住历史问题。经过几次研究讨论，最初确定的题目为《还罗思鼎的反动真面目》，下分五个层次，即：用笔杀人的帮先锋；刺探情报的帮耳目；诡计多端的帮智囊；法西斯专政的帮打手；顽固不化的帮小丑。初稿由朱维铮起草，写了近一万两千字。大家认为，题目含义太宽泛，主题不突出，大会发言限二十分钟，一万多字很难通过。还是朱维铮提出要缩小范围、突出主题，最后确定发言的题目定为《罗思鼎的影射史学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发言稿仍由朱维铮执笔。朱维铮凭着他对罗思鼎和中国古代史的熟悉，治学精神严谨、文笔犀利，很快拟出提纲。提纲分三大部分：一、三批吕不韦，恶毒攻击周总理；二、两吹吕后，为江青“组阁”吹喇叭；三、批所谓“代理宰相”，诬陷邓副主席，疯狂攻击华主席。初稿写就后，经过小组讨论同意送校党委审核。校党委常委讨论通过，后送市委审定。一天晚上，王零带我去康平路市委所在地审核过堂。我记得那天出席市委审定会的是市委书记和常委，有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严佑民、陈锦华、车文仪、杨富珍等。我读完发言稿后，在场的市委领导没提什么修改意见，一致称赞发言稿写得好，主题鲜明、言简意赅，顺利通过。1977年11月14日的上午，我在上海万体馆召开的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罪行大会上，作了揭发、批判发言，博得热烈掌声。
二、评职称的风波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上海市开展了数年的“揭、批、查”运动。但是，朱维铮直至1979年三年多的时间，对其参加“罗思鼎”写作组以及“文革”初期在市革会和《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工作时所发生的种种“问题”，校清查办公室长期搁置不问，朱的学术职称评定也得不到解决，朱维铮心情苦闷很不理解，也不知其因。
当时我是历史系党总支副书记，分管学生工作。一次在校、系研究清查工作的会议上，我提出关于朱维铮的问题不能长期搁置，要查查清楚，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校、系有关领导顺水推舟，说那就请你老刘参加对朱维铮的清查工作吧！我这个人性格爽直、办事果断，随之答应下来。1979年末，我同杨立强先到大场警备区关押徐景贤、朱永嘉的地方，亲自找徐、朱两人调查了解朱维铮在“罗思鼎”写作组，“文革”初期在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市革会调查组以及《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等部门和单位的工作情况，并要徐、朱写出书面材料。后来我又同孟伯衡（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去北京找《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艾玲，调查了解朱维铮在《文汇报》“北办”的情况，并写出书面材料。经过多方面调查了解，1968年“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后，朱维铮已脱离“罗思鼎”写作组，之后“罗思鼎”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所写的多篇黑文都和朱维铮无关。至于“文革”初期在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市革会调查组以及《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所做的种种工作，处于那种内乱的年代、无法无天的环境下，很难区分是非、对错，清查的结果不属于“政治错误”，不做结论。
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查，总算搞清了问题，朱维铮得以解脱，直至1979年才由助教补评为讲师。后来，在评审副教授时，又发生了一场风波，当时校、系两级学术职称评审委员会，根据朱维铮的学术业务水平和政治表现，一致通过为副教授，并报送市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可是，复旦校系二级评审意见，被市历史学职称评审委员会否决。据了解，市历史学职称评审委员会由五人组成，规定1979年补评的讲师提升为副教授，必须评审委员会全票通过。可是，在投票表决时，朱维铮只得四票，副教授职称未获通过。消息传来，复旦的许多名教授忿忿不平。经过四年多的折腾，直至1985年朱维铮方才补评为副教授。当时我的老同学施宣圆写信向他表示祝贺时，他苦不堪言回信说“做了四年‘待批’副教授，至今才将‘待批’二字拿掉，在我早已无所谓，而且感到不比做‘终身讲师’好受”。正因为他的学术成果累累、学术成就突出，众望所归，后来又升为教授。
朱维铮是一位非常重情讲义的人。1979年当得知我为他的问题，向领导提议并亲自跑腿多方调查、最终查清了问题，使他得以解脱，他多次向我表示感谢。2012年3月8日，就在他去世的前两天，我因身体不适住进新华医院干部病房15楼，得知他住在16楼。我上楼去看他，他坐在轮椅上，拉着我的手，对他的夫人说：“是老刘在1979年向领导提议并亲自跑腿，查清了我的问题，使我得以解脱，非常感谢他。”我说这是一桩小事，不必客气。这件事他念念不忘，可见他重情讲义，使我非常感动。
三、乐于助人
朱维铮不仅重情讲义，而且乐于助人。有两件事我难以忘怀。上世纪80年代，复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以“汪伪政权兴亡”作为科研的重点课题，教研室成员每人承包一个专题进行研究，我分工研究“汪伪汉奸文化”。1984年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史所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和复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共同创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复旦历史系主要由朱维铮负责。这时，我们教研室正在编写《汪伪汉奸政权的兴亡》，准备出版一本论文集。他得知我正在写“汪伪汉奸文化”专题，主动找我联系，要我文章写好后在《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上发表。1986年上半年，我的文章写好，题为《汪伪汉奸文化概述》。因为是全面论述汪伪汉奸文化，内容包括文化理论、宣传、教育、新闻、出版、文艺等方面，行文有三万多字，还有若干附表。他看了我写就的文章，觉得太长，“集刊”上不能全文照发，只能选取一部分。后来确定只发“新闻、出版”内容，定题为《汪伪时期的新闻出版事业述评》。改写后有一万多字，另附有沦陷区的报纸和刊物表格15页。1986年11月，文章在《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三集上发表。该刊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待发稿费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有一天他问我，稿费多少？我说出版社只按文字量一万多字发，附表15页不发稿酬。他一听，觉得不对劲，去找总编辑李龙牧交涉，后来又补了一些钱。其实，我并不在乎那几个钱，给多少拿多少，从不计较，也不过问。可是这位朱维铮师兄却不这样看，他认为文章的附表也是作者的劳动成果，15页报纸、刊物的名称、地址、总编、日期、版面张数等都要列出，要耗费作者的大量心血，理应付酬。这件小事，使我不禁心存感激，更佩服他做事细心、周到、全面。
还有一件小事，也值得一提。1978年《复旦学报》“文革”十多年后才复刊。第二期筹备出版时，主编意图要批判林彪、“四人帮”目无法制、鼓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特开辟“小论坛”专栏，约我写一篇名曰《家长制小议》的短文。写家长制少不了要论述封建伦理道德。我是学中国近现代史的，这方面了解不多，怕难以写好。学报编辑余先予反复动员，让我接受下来。我根据编辑的意图，成文千余字。内容结构先写家长制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再写家长制作为一种习惯势力，在当今社会还严重存在，为害最烈的是我们某些干部身上的家长制作风，下面列举家长制作风在干部身上的六大表现。最后要求干部要树立科学民主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反对和抵制家长制残余势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文章写好后，我心里没底，要请教高手过目修改，于是我把初稿交给朱维铮改定。他很乐意地接受了，将稿子拿回家阅改。第二天，他将稿子交给我。千余字的短文，他认认真真地改了十多处。特别是家长制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关系他加写了一大段重要的话：“中国社会有其自身的历史特点。封建专制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封建家长制渗透到政治、经济、法律、礼教、习惯等各个方面，束缚着家庭成员，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实行专制主义的重要支柱。这种家族权力即家长制权力和另外三权（政权、神权、夫权）一起构成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封建家长制所要维护的是封建的土地制度和等级制度。我国封建统治阶级历来宣扬什么‘士无二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他们还竭力鼓吹‘三纲五常’、‘君臣父子有别’等说教，借以维护封建的等级特权。说到底，这种家长制所要维护的正是‘统天下为一尊’的‘家天下’统治。历代王朝的开国皇帝登基之后，自称为‘始皇’、‘高祖’、‘太祖’、‘太宗’，都是幻想自己的‘家天下’统治，能万世不变。”这段话堪称是点睛之笔，把家长制的形成、发展以及表现等种种特点都描述得鞭辟入里，使这篇“小议”有一定的深度、广度，大大增辉。我非常感激，当面向他致谢，他说“小事一桩，不足挂齿”。
1993年我调离复旦就任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与这位大师兄的见面机会很少。2008年复旦历史系82届同学进校30周年聚会，朱维铮和我受邀参加。那时他还没有生病，会后他向我提出，一位香港的朋友要了解上海修志情况，问我有什么资料可以寄送。我随即将几年前为中国地方志小组召开全国地方志会议所整理的一篇《上海修志概况》寄给他，后来他电告我收到并表示谢意。2011年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在复旦召开，应邀参加又见到他。这时他已生病，但见他精神很好，面孔红润，像健康人一样，他说每天吃一粒二百多元的进口药。我以为他没有什么大碍，可是到2012年3月8日，我在新华医院住院时去看他，他坐在轮椅上，拉着我的手，为我在“文革”中参加调查并查清他的问题，再次表示感谢。没想到，这一次竟是永别。3月10日我再去看他，人已推进太平间，永远地走了。
愿朱维铮师兄安息！
（作者为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教授）
来源: 《世纪》201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