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是当代史学界和思想史界一位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他之所以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我想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内外远近原因的。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他；是上海这个海纳百川，中外各种文化流派、各类思潮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培育了他；是复旦大学这所名师荟萃的高等学府哺育了他。但是，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观察，我感到最为重要的，是朱维铮自身的良好素质和长期努力的结果使然。朱维铮追求真理、追求卓越的人生理念。他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坚韧不拔、克难攻坚、孜孜以求的奋斗精神；在经历惊涛骇浪、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练后，他勇敢地对现实和历史进行理性的反思，终于实现思想上、学术上的升华，才使他胜过同辈、超越前辈。
有人说他的天赋特别出众。我长期同他接触，感到他个人的禀赋确实与众不同，这点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后天的努力。正像鲁迅先生讲过的，他说人家说我是一个天才，其实我哪里是天才，我是把人家喝咖啡、喝牛奶这种休闲的时间，都扑在工作上面了。我觉得，朱维铮尽管他的禀赋超群，但是正像鲁迅所讲的那样，他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一心一意地都投入到学术事业、教育事业当中去了。他的努力，是造就他不朽业绩的根本原因。
我与朱维铮相识、相交，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朱维铮生前经常有一句话：我们应当从历史来说明历史。我想我们也应当按照朱维铮提倡的这个历史方法论，历史地来了解朱维铮。他是当代中国经历过艰难曲折，历经风云变幻，经过刻骨铭心的反思，融通古今中外历史，最后登上了学术高峰的一个人物。他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杰出的学者，我个人对他的一些感想，一些简单的概括，也可以说是从历史的过程当中得出的。
在这里，我想简单地说到他青年时代的一些往事。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事情可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认识朱维铮。
我第一次同朱维铮直接的接触、交谈是在1958年的夏天。当时，中东发生了黎巴嫩事件，同时台湾海峡爆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人民解放军发动了炮击金门之战。就在那个夏季，复旦大学学生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的游行示威。在我们历史系学生的游行队伍当中，有一个演出队，二年级学生朱维铮是演出队的一位主角。当时，他扮演一个反派角色——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演出时，他进入角色非常快，演得惟妙惟肖。在南京西路泰兴路演出的这场活报剧，吸引了几百人的驻足观看，效果非常好。我发现，他有非常丰富的文艺细胞，有如此文艺才能的学生在历史系是不多见的。这是我与他直接交往的开始。
后来，我从他们班上其他几个同学当中了解到，朱维铮数理化各科的成绩也是非常优良。在中学时代数理化的考绩在班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他对历史学更加感兴趣，所以他考到历史系来了。我一想，数理化的成绩那么好，还对历史这么感兴趣，又有艺术细胞，他是文史理艺皆可造就的一个青年。我当时就说，这个人可以说人才难得，大有发展前途。这是我最初接触朱维铮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到了第二学年，我读到朱维铮写的一篇不算长的文章，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59年上半年，我担任朱维铮所在这个班级中国现代史课程的讲授。学期结束的时候，每个学生都要自择题目写出一篇文章，作为学习心得，也可算是课程论文。课代表送来一大沓班上同学们写的学习小结。我批了之后发现，朱维铮学习小结的题目是《略论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眼睛为之一亮，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写的文章，我被他的文章所吸引。读过中国现代史这门课的历届学生也不下几百人了，我看过很多学习心得，但写到他这篇文章水平的却是很少的，我感到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他的思路清晰，言之成理，文笔流畅，确实是一篇好文章。可以看出，他有深厚的文字功底，也有写作理论文章的必要素养。他很有潜力，很有发展前途。为此，我曾在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里，做过专门介绍，我说班上一位同学朱维铮，他的文章你们看过吗?我看了以后感到，他的文章是很优秀的。这篇文章，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了解。
1960年上半年，朱维铮作为毕业班学生参加了历史系教育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当时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和复旦大学党委确定历史系和数学系，作为文科和理科教育改革的重点。在广泛地发动师生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历史学和数学专业的改革方案和教育计划。教卫部长杨西光指定金冲及和谷超豪分别担任历史系和数学系教育改革方案的主笔。历史系成立了一个起草小组，由金冲及、余子道、胡绳武等几位同志组成。小组成立以后，我想到我们几人都是教师，需要一名大学生来参加我们这个小组，而且应当在毕业班里选择。因为他们经过五年的大学学习和生活，应该有经验有体会，对于教育改革，对历史系的办学方向、途径和目标应该有实际的发言权。我在小组里提出，可以请朱维铮来参加我们这个小组。我说他是我们历史系五年制本科生第一届的，学习成绩特别拔尖，作为我们小组的成员，对于起草改革方案和计划是会有帮助的。大家一致同意朱维铮来参加我们这个小组。
起草小组的工作大概经历了近一个月左右。在讨论方案期间，朱维铮的思路很开阔，视野很广泛，对历史学专业改革方案和五年制教学计划的不少问题都有相当中肯的认识。所以在起草过程当中，他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他还曾经执笔起草方案的一部分初稿。这可算是我第三次同朱维铮的接触。
1960年夏天，朱维铮大学毕业了。在统一分配中，围绕着他可以不可以作为师资留在复旦的问题，在历史系内外发生了分歧和争论。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党团员、一部分政工干部和组织人事部门的一些同志，认为朱维铮的父亲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他本人有着明显的白专道路倾向，还有所谓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生活情调。根据这三条，反对把他留在复旦大学。因而在原来的分配方案里，是把他分在外地一个省市的基层单位，很可能是去做一名中学教师。这个分配方案提交到系党总支，我看到这个方案以后，表示了不同意见，坚持要把他留在系里。我首先说服了总支负责组织工作的同志，并且得到党员副系主任的支持。大家达成共识：我们要振兴历史系，最关键的是要聚集人才。人才是最关键的关键，没有人才，历史系是没有希望振兴的。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在毕业生当中尽可能多地留住一批有培养前途的拔尖人物。像朱维铮这样的优秀人才，在多年来历史系的毕业生当中是很少见的，我们不能放过这样一个机会，一定要想尽办法把他留在系里。当时胡绳武同志非常同意我的意见。而且我们认为，那些不同意他留校的说法，其实并不真正符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人事政策。他父亲的历史问题并不影响他可以作为大学教师的人选。而所谓的“白专道路”问题，是不能成立的。至于说到他的个人的性格、脾气和行事作风，有不同于一般人的特殊性。可能有些同志对这种特殊性看不惯，有意见。我们的想法是对待特殊人物应该采取特殊的政策。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思想作风上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是不足为奇的，重要的是在于团结、爱护和积极引导，而不是排斥。对青年知识分子，我们要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不能只是求全责备。经过上下奔走，总算说服了系里一些同志，也说服了学校的人事部门。最后，朱维铮留在了历史系。
今天我说这件事，并不是说当时系总支有什么高明，而是说，朱维铮确实是一个优秀的人才。当初那些反对他留校的一些同志，对于他的学问和才能也是没有异议的。他留在高等学府里，是一个极为适宜的选择。并不是说，中学老师不需要优秀人才。但是像朱维铮这样的特殊人才，留在高等学府里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会更大。
朱维铮毕业以后，先是师从陈守实教授。陈守实教授是复旦大学老教授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比较深的一位，对马恩的经典读得很多。派朱维铮师从陈守实教授，首先是让他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方面下一番功夫。陈守实先生也是中国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的知名专家，这方面也需要一个青年教师作为助手，进行传承和发展。记得系里作出上述决定后，我与朱维铮作过一次深入的交谈。在那个年代，这件事是当作战斗任务来看待的。当时，我有临阵遣将的感觉，他有立下军令状的气概。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
1961年2月，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受中央书记处的委托，来上海调研和推进高等学校文科工作。期间在一次有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等校文史各系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初步确定了由上海各校承担的一批文科基本教材的编选任务。《中国历史文选》作为前批教材之一被列入编选计划，并确定由复旦历史系负责进行。不久，教育部正式向复旦下达了这项任务，学校确定请周予同教授担任主编。选择谁担任主编的助手呢?我记得系里商量了好几次，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派朱维铮去担当此项重任。因为他国学根基扎实，史学素养也好，又有古今汉语的深厚功底。这件事，我还去征得周予同教授的同意。这样，朱维铮除了继续担任陈守实教授的助教，又被指派为周予同教授的助手，参加了长达5年之久的选编、校注《中国历史文选》一书的工作。
最后，我想说一说朱维铮参加“罗思鼎小组”的经过。这件事，我可算是一个历史见证者。1963年冬，全国理论、学术和教育各界响应中央建设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和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队伍的号召，复旦历史系在党内组成了一个写作小组。这个小组最初是由系里的青年教师朱永嘉牵头组织起来的，参与的有青年教师吴瑞武、王知常，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朱永嘉向系党总支报告此事，我表示非常赞同和支持，并且提出要朱维铮来参加写作小组。考虑到朱维铮是一个党外的教师，我当时特意对朱永嘉说：不是党员也没有关系，我们应当吸收一些真正有才华的、有战斗力的、又有发展前途的党外青年教师参加工作，以利于扩大理论队伍。这件事，我向学校党委作过汇报，党委也明确表示赞同。
朱维铮就此参加了历史系写作小组。当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日益激烈，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地方各大区党委，特别是北京、上海要加强“反修”理论写作班的建设，举办“反修”内部理论刊物。上海内刊《未定文稿》编辑部需要组建一个历史组，经市委宣传部和教卫部的批准，借调复旦历史系写作小组全体成员作为内刊历史组的班底，并决定由金冲及担任组长。朱维铮随历史系写作小组转入华东局和上海市市委内刊编辑部。朱维铮加入市委写作组，是经过复旦大学党委和历史系总支审查决定的，并得到市委教卫部的同意的。可以说是党组织派他去的，并非是他个人行动，这同张春桥完全无关，也与姚文元毫无干系。
这个写作小组转到内刊编辑部后，朱维铮他们才开始采用“罗思鼎”的笔名发表文章，以此为笔名是与当时全国正在兴起的学雷锋的热潮直接相关。至于说，几年后，党与国家的政治局面发生大变动，全国陷入十年动乱。“罗思鼎”小组的命运也就从根本上变化了，这不是我们这些人当初能想得到的，也是朱维铮始料不及的。
此文根据余子道2012年4月22日在朱维铮追思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并经本人修改补充。
作者简介：余子道，复旦大学历史系退休教师，曾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校党委宣传部部长。
来源：《怀真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