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一九八○年代的台湾开展知识追寻的青少年来说，那个十年，是段喜乐和惊奇交织的成长岁月。一九八○年，还只是高中一年级学生的自己，懵懵懂懂地开始在文史哲的天地里随意翻书。待得一九八九年，已然成为历史研究所研究生的我，此等旧习，依然如故，不愿稍易。在这十年里，台北重庆南路与台湾大学对面的新生南路上的书店与书摊，则是找书时始终不变的“朝圣”所在。“朝圣”之举不变，见识大大不同。当一九八○年代初期在重庆南路商务印书馆找到的许多收进《人人文库》的书，到了一九八○年代末期，已经知道那些书的作者根本是“子虚乌有”之人，乃是出版商为了躲避国民党党国威权体制的“文网”而创造出来的名字。因为这些书的作者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统统没有来台湾，依官方的说法，他们都是“附匪学人”,他们的著作，当然都是查禁的对象。可是，“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出版商改其名易其讳，重版问世，固是利己益人，却骗蒙了初入知识殿堂而不能辨南北的青年读者。其中让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群经概论》的作者原来不是“周大同”而是“周予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也不是“陈寅”而是“陈寅恪”的作品。所以，当一九八○年代末期可以在台湾买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出版品(当时官方对这些书还冠以“匪书”的名号),找觅这些大家作品的“原版”,成为自己的“第一志愿”。究竟是在哪家书店找到《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的第一版，不复记忆(日后我又买到这书的增订本时，就将它送人了);却忘不了与一堆同好在书堆里寻寻觅觅时，“眼尖”的我，可以“抢到”它的“快乐”(只是，我却没丢掉《人人文库》版的“周大同”的《群经概论》,毕竟，那可是自己打开知识窗口的见证)。十年之间，我的阅读世界的边界，可以扩张如斯；再过十年的二O○一年，更居然有缘拜见这部书的编者，亲闻夫子警效，其乐无穷。凡此诸端，无疑正是台湾转变的象征。

这部《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是我收集朱维铮先生或撰或编的各等堂皇名著的第一部。可怜的是，当时我还不知道维铮先生的其他名著。即便我也翻阅过《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这部书，甚至于不能将这书的校注者与《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的编者联想在一起。直至一九九五年，承杜正胜与王泛森教授的厚爱，自己有幸进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工作，主要承担协助该所珍藏“傅斯年档案”的整理业务。俟这项工作初步告一段落，又承黄宽重教授之命，负责整理王韬手稿《蘅华馆杂录》,迄二O○一年的夏日，亦告峻事。在这些年里，我得以自由饱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傅图)书库里的名山珍藏(当年傅图的书库不对外开放，只有史语所研究人员才可以自由进出),就是在那里，自己才有机缘读到了维铮先生的《走出中世纪》这部书，记得在当时还是昏暗一片的傅图书库里，一口气读完了述说《三国演义》的那篇，即为其史料之缜密，识见之卓越，视野之开阔，惊异无已，欲纳是书为己藏，遍寻四方而全无所获，不得已，只好取影印方式来满足自己的癖嗜。从此，维铮先生的名字，永志不忘。紧接着，维铮先生的《音调未定的传统》与《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陆续问世，我都有幸买到，受益无穷。特别是在那段日子里，白天同“傅斯年档案”和《蘅华馆杂录》“奋斗”,晚上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而苦恼，精神力气，分为两橛，无所调适。工作之余，再三捧读维铮先生的这几部书，居然藉而悟“道”:身为史学工作者，广泛地占有材料，论从史出，才是通衢正途。得到整理“傅斯年档案”与《蘅华馆杂录》手稿的机会，实为同辈所无之机缘，如何摒弃既存的历史知识之成见，将整理这两份史料得到的训练，转化为自己治学习史的技艺基础?自己在史语所参与这两项工作，正与少林寺的幼稚沙弥练习“蹲马步”的过程，没有两样。这等体会的因缘之一，实在来自于研读维铮先生的著作。

所以，当二O○一年八月，方甫有幸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找到专职工作的自己，得到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参与研讨会的机会，事先从议程表上得知维铮先生也将与其盛会，兴奋莫名，特意带着《音调未定的传统》一书前往与会，一心只想请维铮先生签名留念(本来也想将《求索真文明》一书带去的，一时之间找不到书，只好放弃)。在这场研讨会上，初涉学术江湖的自己，还贾“新生之犊”之勇，就与会前辈对于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诠释，大放厥辞，以为他的言说，完全不注意历史脉络，是在搞“陈寅恪造神运动”。会毕，维铮先生和与会的另一耆宿袁伟时先生，都特意前来告诫我这后生晚辈，千万得注意某种历史论说的问世与现实环境的关系，其实这位前辈之所为，意在假陈寅恪之言而“藉古讽今”,应该要有同情之理解。自己如何回应这番谆谆之语，不可忆矣，只记得维铮先生与自己言及于此时，那一片烟尘袅绕的场景，盖我们两位都是“烟枪”之故也。

第二回得和维铮先生一起处于烟尘袅绕的环境里，是那年十二月的事。是时维铮先生来台，担任台北市的驻市学者，于是得再拜见其大驾，抽烟论学，品评月旦，意趣无限。尝几度与维铮先生在我的研究室里“吞云吐雾”,其间一边翻箱倒柜找出“周大同”的《群经概论》“献宝”于其前，一边还说这等《某某概论》、《某某ABC》之类的书，少看为妙。维铮先生见此书，仅止莞尔一笑，却以其法眼见告，话虽如此，却不该小看周先生等大家的“概论”之作，言简意赅，提纲挈领，吾辈无此等“功力”成此书，只有多多努力读书才行。闻得此番警语，当下汗颜，不敢再置一词。又一度与维铮先生言及，自己正在苦读《汪康年师友书札》,为其间系年不详而苦，幸有当年整理“傅斯年档案”等史料的基础，编年系时之工作，始略可为。维铮先生即谓，其弟子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一书已然问世，当即嘱其寄赠。没过多久，即获廖梅博士惠赐大著。捧读是著之时，怀想先生情谊如此，感念之至。期间又曾随维铮先生自台北前往南投暨南大学参与一场研讨会，来回共行逾十小时，沿途听他畅言追随周予同、陈守实两位问学的故史往事，回首调入“写作班”乃至于身隶“牛棚”的折腾经历，他老人家固是言似平常，我辈闻之则实惊魂动魄。当时一再鼓动维铮先生做口述历史，以自己在这方面略有经验为言，且以过往所为之《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为证，任教授为任鸿隽长女，故维铮先生对这部书甚有兴趣，对于要他亲与口述历史一事，则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未几，闻维铮先生竟已返国，尚以未可亲自呈送《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为憾；突得维铮先生一信，字里行间，勉励有加，并附赐《走出中世纪》原著一册，惊喜莫名，知先生关爱后生之意，实有出人意料者。

此后十年，或在上海，或在台北，与维铮先生屡有往来，其关爱之情，稍无或减。某年响应章清教授之邀，在复旦大学举行讲座。由于来去匆匆，也不好意思惊动，完全未与维铮先生联络。不料，维铮先生见到讲座海报，竟亲来相责：怎么来了复旦，竟连通电话也不打，似略动怒。这才知道在前辈心中，竟如此重视彼此交情，实在惭愧至极。

维铮先生于二O○六年春夏之间来台，任教于台湾大学，欲拜见大驾，他在电话里淡淡一句朱师母“也一起来了”。闻而大惊，始知先生已然开展一段新生岁月。这回有缘与先生及师母一起共游台北，实为乐事，尤其和两位至淡水红毛城古迹一行，见得户外展览的大炮一尊，遂谈起《走出中世纪》里“红夷大炮”一章，越谈越起劲，两人一时兴起，还不顾禁令规矩，一起按手在其上合影留念。我已经忘记维铮先生是否说过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古炮；却清楚记得，当我肆无忌惮地说军火武器对人类竞争历史的影响，军事在现代中国的影响等等是过去大家不注意的问题，还说戴蒙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这部书值得一看，维铮先生却答了一句“有些洋学问不值得花时间”,让我愣了一下。维铮先生的睿见，往往表露于这等不经意言语之间。

再见到维铮先生，则是二○一○年初的事了。那回他应台北国际书展之邀，与师母再度来台。当时我已受命负责台北胡适纪念馆的行政工作，得以更进一步深入清理胡适的相关史料。此回相见，向维铮先生报告心得，自是应有之义。席间谈到，新近发现胡适阅读钱宾四《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眉批，以研究清学史为看家本领之一的他老人家，当然对这项材料兴致勃勃，并再三提示，既负这等行政职务，就应该因势乘便，多多开发胡适藏书里的眉批史料。事后寄呈这项材料给他，却已无缘得再拜见，未知其卓见所在，遗憾之至。这回言谈之间，偶及于顾颉刚，维铮先生对他不甚以为然，以为朱家骅向蒋介石进献“九鼎”,顾颉刚尝与其役，此举便不足列士林之列。当场告以此事之相关资料，以为或有奥妙曲折。没想到，维铮先生竟言曰，蒋介石就是地痞流氓，没得说。尔后自己竟参与蒋介石的研究，与黄自进教授编出《蒋中正总统五记》问世，本想呈送维铮先生指教，突地想起他老人家那时的“金刚之怒”,恐怕“讨骂”,遂未为之。现在想来，实为不智，盖维铮先生编辑整理过的史料，不知凡几，以他厚爱晚辈之情谊，顶多皱个眉头，说句“力气花在这上头干什么”而已。写到这里，维铮先生皱眉数落学林公道不存，士林是非乌有时分，一幅“义愤填膺”的面容，蓦然浮上心头。吾何人也，竟有此缘，闻其言笑，聆其慧见，得其点拨，怀想夫子风范，不觉悲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