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科时期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大三那年，一位学长向我推荐了先生的《求索真文明》。借回来后连夜通读，为其中细密的考证、精彩的推断、深邃的思想深深吸引，欲罢不能，掩卷而起的时候，已是东方拂晓。那段时间我正在准备考研，几乎每天要到学校图书馆四楼的期刊室去翻各种各样的研究生招生目录。从积累的信息来看，多数名师不招硕士研究生。后来通过打听、确证，知道朱先生还在招收硕士生，兴奋不已，再加上自己最感兴趣的方向是思想文化史，报考复旦历史系思想文化史专业的目标就在心中确定下来了。
但想到报考名师，心里总有些不安，时而担心竞争激烈，时而担心自己程度不够。那时候年纪小，喜欢耍小聪明。于是拿起毛笔，给先生写了一封信，想用这种方式引起先生的注意。从信寄出去那一刻起，就在焦急地等待。大概等了个把月，收到廖梅老师用最平实的语言写的回信，告知先生已看过我的信。顿觉心里踏实多了。
九九年暑假，我来了趟上海，原本只是打算来买些书，借宿在华东师大的学生宿舍里。另一位想报考复旦法学系的同学，硬拽着我要来趟复旦，说是想来找老师。我说暑假里哪找得到老师，他说找不到逛逛校园也好。于是两个傻小子，蹬着自行车，花了将近两小时斜穿大半个上海市，从华师大到了复旦。
那时候法学系和历史系都在邯郸路南边的文科楼，法学系就在一楼。正如所料，那位同学在走廊上游荡了半天，除了被满怀戒心的值班人员盘问来意之外，没有任何收获。正当我想离开的时候，他又撺掇着我说，既然来了就去九楼历史系看看吧。于是我俩聊胜于无地进了电梯。正当电梯门快阖上的时候，门厅里走进一位长者，喊了声“等等”。我们揿着按钮等待。长者进了电梯后发现我们摁的是九楼，就默默站立在一边。到了九楼，三个人一起下电梯。正好在走廊上的一位中年女性(后来我知道这是系文印室的吴蕾老师)跟长者打招呼，喊他“朱老师”。
听到“朱老师”这三个字，我的神经顿时敏感起来。那位同学照例在走廊上一通乱逛，被吴蕾老师训斥了一通。我看到电梯对面就是老师们的信箱，就一动不动站在前面研究起来，发现当时的历史系只有一位朱老师，那就是朱维铮先生。巧的是，下楼的时候，朱先生也和我们乘的同一趟电梯。电梯里，我凝视了先生数秒，一个乡下小孩儿第一次和名师面对面的感觉，难以名状。些许踌躇之后，鼓足勇气问道：“请问您是朱维铮先生吗?”先生回答了两个字：“我是。”数秒钟的迟疑之后，我开始语无伦次地讲述自己报考研究生的打算，电梯达到底层时还没说完。先生静静地听着，最后说了句“我刚从香港回来”,就匆匆走了。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的场景。这么多年记忆犹新，仿佛就在眼前。那年暑假的一个午后，还去逛过福州路的书城。翻到一本第五十八辑《中华文史论丛》,第一篇文章是先生的《维新旧梦已成烟》(后来先生出版《维新旧梦录》,用这篇文章作为导言)。我找了个地方席地而坐，把这篇文章看完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先生的文章就是这样吸引人。
零零年秋季，我正式入学，正好赶上先生重新开设“中国经学史”课程。上课地点是文科楼九楼会议室。听课的同学每次都把这个地方挤得进出颇为不便。先生每堂课结束之后，都会预告下一讲的内容，要求同学们预先准备，并会在下次正式上课前请两位同学作读书报告。作为新生，第二次就被先生点到了，报告题目是“孔子和原始儒学的关系”。在准备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先生曾在课堂上讲过，甲骨文中没有“儒”字。但有不少研究成果提到，甲骨文中是有“儒”字的，最初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徐中舒先生。七十年代，徐先生曾以《甲骨文中所见的“儒”》为题，在《四川大学学报》上发表过论文。在报告中我谈了这个话题。之前，我心里还稍有些不安，不知道这样合不合适。谁知先生听完之后非常高兴，要我把徐中舒先生的文章复印给他看。之后，先生还给《文汇读书周报》写了篇文章，专谈这个问题。个把月后，先生开始着手编辑《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点了我这个新生和其他几位师兄、师姐一起参与，应该和这次发言有关。这对先生来说，或许并不算一件太大的事情，于我来说，却是莫大的鼓励。
先生平时不苟言笑，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严师的形象。平时谈话的机会不多，内容也主要是围绕学习。总觉得很难把握先生的想法。倒是和同门师兄弟们帮先生一起搬家的时候，才深刻地感受到平时威严的先生，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有一次搬书搬到天黑，先生说要请我们几个吃饭，但看了看银行卡，里面只剩五百块钱了。我们都推辞，说不吃饭了。
但先生还是执意将这五百块钱从提款机里取出，请我们吃了一顿。在饭桌上听先生讲学林掌故，比上课还有趣。搬到后面几天，先生嘱咐我，请小区里看自行车棚的师傅来帮忙收拾废旧报纸、纸张。说这位师傅来自苏北，带着老婆孩子在这里谋生很不容易，请他来帮忙，既可以让他拿走这些我们用不着的废旧之物，增加收入，还可以让他感觉到这是自己用劳动换回来的，不用背负受人恩惠的惭愧。先生说这几句话时的形象，也一直深深印在我脑海中，让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平时针砭时弊、辞锋犀利的先生，有如此细致、温情的一面。
得知先生要留我在系里工作时，非常惊讶，因为之前先生从未透露过相关消息。工作之后，和先生的接触渐渐多起来。感觉中，先生还是严的一面多一些。直到先生病倒，才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先生慈的那一面。一零年秋，先生手术之后，身边不能缺人，师兄弟们轮流陪夜。轮到我的那个晚上，我居然在深夜睡着了。先生起夜，不忍叫醒我，就摸索着自己起来了。我听到声音后惊觉，先生说：“不碍事，你睡吧。”当时心里，有一丝莫名的感动，忽然觉得先生好像一名慈祥的老父亲。
去年年底，先生病情恶化，住进了新华医院，我们去陪伴的时间更多了。那时候，癌细胞已经扩散，由于背部疼痛，不能卧床太久，这导致先生睡眠质量很糟糕，略睡一会儿，必然被疼醒。我守护的那几个晚上，先生一般睡半个小时就要起来一次，略好一点的时候，最多一次也就睡一个小时左右。但即便在那个阶段，先生也从不将病痛表露在神情上。为了减缓疼痛，先生就到走廊上散步，值夜的学生就陪着先生一起走。师生闲步间，先生会找一个令人开心的话题来聊，比如说说他最近看过什么书，书里有哪些好玩的故事；有时候也会讲讲他以前的经历，和学界前辈的交往经过。说至兴致处，先生会哈哈大笑。听到先生这样的笑声，我却感到丝丝心酸。因为在先生身体健康时，很少这样。此时听上去爽朗的笑声，只不过是他想让气氛变得乐观些、活跃些，不愿意让我们为他的病痛担心、难过。一直以来，在我们心目中，无论是身体还是作风都如此硬朗的先生，就这样瞬间衰老了，我们甚至连一点准备都没有。原以为，先生还会一直这样硬朗下去。
先生即便在医院里，床头柜上也还会放很多书。去年上半年在中山医院的时候，先生床边的书基本都是关于辛亥革命主题的，可能和百年话题有关。至少说明，那个时候先生还能集中精力思考一个问题。但下半年到新华医院的时候，书的结构就变了。病房里的书，从古人笔记，到近代人物传奇，跨度很大。此时先生看书，可能完全只是消遣，不一定能集中思考问题了。
一二年的元旦，先生是在病房里度过的。我去看望的时候，先生和我长谈了一次，嘱咐我不要把过多的精力花在无谓的事情上，还是要把根牢牢地扎在学术界。先生知道我爱好广泛，社会活动很多，也知道我前阵子一直忙着拍百家讲坛。先生问我，这几年你都在干些什么?以前一直看着你，不说你，现在再不说，怕是来不及了。过了几天，德国汉堡大学的傅敏怡教授去探望先生。当时我不在场，事后师母告诉我，先生花了很长时间向傅先生推荐我，说要找机会让我到国外去学习一下，拓宽些眼界，提高学术水平。每次想起这件事，我都感到深深的愧疚，觉得自己辜负先生的教导良深。
先生的最后一个春节，也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节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我和研究室的高晞老师、邓志峰老师一起到先生病房，作了一次长谈，内容是关于一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那个下午，先生坚持在椅子上坐了两个多小时，期间不停地变换着坐姿。我们知道，他正在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但他依然从不把这些痛苦转移到脸色表情上，也不用语言来表达。我们之中，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和先生最后一次学术长谈。之前，先生迟迟不肯对自己的人生和学术作总结。但那段时间，先生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并嘱咐我们协助他一起完成这件事。这次病房谈话后不久，高晞老师特别拟定了一份名单，安排了不同的人帮助先生一起整理不同的内容。名单拟好后，我拿到医院给先生过目，先生说没问题，让他先思考一下，下个星期开始正式启动，由他口述，我们录音，事后整理成文字。谁知从第二天开始，先生的病情就急转直下。从第三天开始，我们就永远失去了和先生谈话的机会。
所有的人都没料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我们真的都没有准备好。……算了，就说到这儿吧。拉拉杂杂，不知所云。说再多，也说不尽，说不清。痛定思痛，该好好想想，如何少辜负些先生的教导。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作者简介：姜鹏，2000年至2006年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硕士生、博士生。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讲师。
来源《怀真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