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朱维铮先生相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像许多人一样，我一开始只知道朱先生学识渊博，对学生严厉得几近苛刻，严谨得让人心生敬畏。住在复旦第五宿舍时，我与他是多年的隔壁邻居，常去他那里借书。他出国讲学时还让我给他看了两次家。1990年，他又命我编译辜鸿铭先生的文集。随着了解的增多，我心目中的朱先生就不仅仅是一个不苟言笑的史学家，而且是一个懂得美并热爱美的人，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是一个在学术上比我想象的还要严格的人，总之，是一个可敬可爱的人。
朱先生热爱生活并懂得生活，你甚至可以说，他很新潮，新潮得就像研究高深的理论而又穿戴时髦的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朱先生不仅仪表堂堂，而且总是衣装得体。他不仅很早就有国外的驾照，而且在九十年代初许多单位还没有用复印机的时候他就在卧室兼书房里摆着复印机。在很多人家还没有多少家用电器的时候，他的家用电器已经很齐备了。他不仅能烧一手好菜，而且活出了几分洒脱。
1990年的夏天，一场暴雨过后，我与朱先生住的复旦第五宿舍的那栋日式小楼的底层都淹了。朱先生急召我前去将东西搬到楼上。搬完东西已经到了中午，外面的雨还是下个不停。朱先生说，“我们吃饭吧!”我心里直嘀咕，外面一片汪洋，厨房也淹了，我们上哪里吃饭?朱先生从冰箱里拿出牛肉说，我们就在浸水的厨房里烧饭。于是，我在一旁当看客，他则站在近膝盖深的水中烧了好几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中间他居然还不忘给我讲解烧菜的要领!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难忘的一顿午饭了。
我记得，在朱先生家的茶几上，你总能看到鲜花与绿意，他甚至为自家院子里长草找出了很有趣的理由。有一年，朱先生出国讲学，在他回国之前我把他家院子里的草统统铲光了。等他回来，我说，“我把你院子里的草铲光了不会有意见吧?”可他笑道，“我倒希望它们继续长下去。城里难得有几分绿色，野草生命力旺盛，又不需要人照看，留着它有什么不好呢?况且，野菜和家菜、野草和家草原本没有分别，只是后来人选择的结果”。我想，看来我是好心办坏事了。不过，我立即争辩说，“再继续长草的话，你这里就要成虫窝了。你知道，美国许多州法律规定，不修剪房前的草坪是要罚款的”。朱先生说，“我知道。他罚他的款，我养我的草”。他又补充说，“草拔掉了，客厅明亮多了。谢谢!”。这就是朱先生，一个思路特别而又非常有趣的朱先生。
我也记得，朱先生有一次请两个外宾吃饭，邀我同往。席间，大家谈起学习外语的困难。朱先生说，对外国人来说，汉语的量词很难掌握。比如，我们通常说“一头牛”、“两只苍蝇”,而福建一个地方的人却说“两头苍蝇”、“一只牛”。话音刚落，一个人笑得几乎噎着了。我说，“德语和法语的名词太烦人，还要有性和数的变化。汉语简单多了”。可朱先生说，“汉语名词的性对外国人来说也未必好掌握。比如，有个美国人刚在上海学了几个月的汉语，对公母、雌雄、男女分不清楚。一天他在饭店跟服务员说，他想吃‘nan鸡’,服务员以为他想吃南方的鸡。这个美国人摆摆手，拿出纸笔，写出‘男鸡’二字并捏着鼻子做出公鸡叫的样子”。众人莫不大笑。这就是朱先生，一个严肃中不乏幽默感的朱先生。
我还记得，住在复旦第五宿舍时，朱先生家门前有一棵不大不小的桑葚树，每到果实开始成熟的时节，总有一群左邻右舍的孩子在树下转悠。一天，我正要出门，看见朱先生手拿竹竿敲打着墙壁，几个年龄小的孩子吓得飞跑，几个年龄大的正在听朱先生训话。原来，那几个孩子想爬到树上采摘果实。朱先生说，现在果实没有成熟是不能摘的，万一你们爬到树上掉下来可就要头破血流了。我心想，朱先生也许以前不太爬树吧，他是不是有些多虑了，我小时候就常常爬树，倒没什么危险啊。但我看了看用水泥板铺成的路面，心中顿生凉意：谁能保证这群小家伙不会掉下来呢?过了一些日子，我又看到几个孩子拿着塑料袋站在树下，抬头一望，一根长长的竹竿从朱先生家那边伸到了树上，竹竿顶端还绑着一个剪刀。原来是朱先生在帮孩子们摘桑葚!朱先生说，现在果实成熟了，干脆把它们统统摘掉，免得这群小家伙爬树让人胆战心惊。这就是朱先生，一个威严的外表下有着一颗仁爱之心的朱先生，一个满腹学问而不乏童心的朱先生。
我更记得，朱先生是一个心细如发且对自己要求极高的人，这不仅体现在生活中，而且体现在学术上。他在一次出国讲学前曾细细告诉我，他的一些工具该放在什么位置，每样电器需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我每次借书他都欣然应允，但有一个条件：记得将借的书放回原处，以免打乱。他的水电费和煤气费账单总是按时间顺序理得井井有条。他如果觉得自己写成的稿子不够满意，就将它撕毁。所以，他常常撕了再写，写了再撕。我甚至多次看到他在门外烧掉自己的手稿。他对自己的苛求由此可见一斑。为应朱先生之命翻译辜鸿铭的几部作品，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来了解晚清的历史，特别是晚清学术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我每有问题向他讨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对他没有把握的事就建议我去查找资料或请教别人。稿子完成后，他审读非常细致，凡有疑问处他就打一个问号，直到我给出满意的解释为止。小到一个标点，大到一个繁体字的写法，他都不放过。不急于下结论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一种审慎的学术态度。他写字方方正正，但我从未见他写过潦草字。“字如其人”用在他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他对学生很严是出了名的。我虽不是他的学生，但从他的精神里受惠良多。大家都知道，他几乎不当面表扬自己的学生，但在我问起他的一些学生的学术工作时，他如数家珍，言语间没有夸耀，但免不了流露一点自豪，这就像一个严厉的父亲看到自己的子女在外取得了成绩自己躲在门后偷笑。这就是朱先生，一个不仅对别人严格，而且对自己严上加严的朱先生，一个以学术为生命、以育人为志业的朱先生。
我写到这里，漓漓泪眼已经很难睁开了。我脑海中不断浮现的是朱先生拿着笔记本出门的身影，是朱先生手指间夹着香烟在台灯下写作的身影，是朱先生76岁重病时仍在教室里给本科生上课的身影。他卓然独立的学术品格一如他苍松般挺拔的身姿。他的音容笑貌、学术理想和文化情怀，他对学生的拳拳爱心和对后学的绵绵惠泽永远留在了复旦园的三尺讲台，留在了中华文化的漫漫长廊，留在了这桃花泣血、细雨哀诉的季节，也留在了我们这些受惠者的心间。
2012年清明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