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8年10月进复旦历史系读书的，本科四年只听过朱维铮先生的一门课，即他给78级、79级开的“中国史学史”。而且这门课，也真的只是“听”,并没有敢正式选。当时我们班同学都知道朱先生学问好，口才佳，但考试极严格，特别是还要采取当面口试的形式，所以都有些害怕。我们班50名同学虽大多都慕名去听课，但真正选课的却很少。当时有考查和考试两种形式，考查是交一篇论文，成绩就打“合格”或“不合格”,考试则在交论文后还要口试，成绩是百分制，我们78级最后选考试的只有邹振环等三人。当时上课的教室是一教底楼靠西面的梯形大教室，除了78、79级两个班，还有其他系的同学，所以坐得满满的。朱先生讲课时挥洒自如的神态，至今仍历历在目。前些日子我们班同学毕业30周年返校聚会，谈起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都会提到朱先生和他的史学史课，不少同学还能准确无误地重复他在课堂上的精彩“语录”。

至今记得的本科时与朱维铮先生相关的还有一件事。1980年底法庭审判“四人帮”,那些天晚上都会看中央电视台关于审判的报道。某天电视中出现徐景贤在法庭上关于“文革”初上海“康平路事件”的陈述，其中提到了朱维铮的名字，因为他就在现场。之前已听说朱先生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的成员，但这次才知道朱先生当时不仅写大块文章，也卷入了“文革”初期上海的政治运动。我对朱先生“文革”经历的好奇就从此时开始。

但很长时间内，朱维铮先生在我眼中不仅学问高深，而且十分威严，因此不要说问他“文革”的经历，就是讨教学问，都自惭学识太浅陋而不敢开口。读研究生时，同级的马勇、苏勇是他的学生，从“两勇”那里听到的大都是朱先生对学生的严厉，更增加了对他的敬畏感。后来留校做了老师，与朱先生的接触和交谈才慢慢地多了起来。1995年7月，朱先生的《音调未定的传统》出版后不久，他签名送了我一本，使我感到与他的距离一下子近了许多，感到他威严的外表下充满对年轻人的关心。那时朱先生还住在复旦的第五宿舍，我也住在学校的宿舍区。傍晚去菜场买菜，常常见到他拿着一个饭盒，去小摊上买煎好的臭豆腐，他说喜欢吃，但又怕麻烦不愿自己做。

与朱先生接近后，对他“文革”经历的好奇又冒了出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起，我有好几次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方式向朱先生提出，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之余，需要放松一下喝上几口的时候，我可以带上酒陪他喝几口，听他聊聊“文革”时的故事。每次朱先生听了都一笑了之，并不接口。当时我正做民国外交史的研究，现在想来，因为此点，朱先生当然不会把我的话真当回事。他怎么会将自己的“文革”经历讲给一个做民国外交史的人听呢，当然不会。

2003年前后，我开始做“文革”时期的口述，而最初的对象就是“罗思鼎”的负责人，后来还有“罗思鼎”的其他成员。这都是因为在复旦历史系工作所具有的天时地利。这些口述让我从不同的侧面对朱维铮先生的“文革”经历有了一些了解。“罗思鼎”小组中朱维铮先生是唯一的非中共党员。“文革”前夕“罗思鼎”根据市委的布置写过批判乾嘉学派的文章，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吴泽教授不知底细，在上海历史学会上反对批乾嘉学派，结果那番话被朱维铮记下来写进了市委宣传部的简报。吴泽因此吃了苦头，也记住了朱维铮这个名字。“文革”初，北京红卫兵南下上海，开了用皮带打人的风气。市委写作组反对北京红卫兵打人，朱维铮与他人一起拎着浆糊桶，晚上到北京红卫兵在黄陂路体育宫的驻地外刷“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标语。这是件十分危险的事，若被北京红卫兵撞上，是肯定要挨皮带的。就是朱维铮先生在复旦宿舍的那间小屋也是上海“文革”的见证人。1966年12月13日，徐景贤到复旦来看大字报，下午就在屋前的院子中与写作组成员和复旦的一些教师交换对形势的看法，朱维铮尽地主之谊准备了茶水和点心。而徐景贤在此次交谈后当晚就下决心造反了，朱维铮也一起加入了造反的队伍。

在积累了一些做“文革”口述的经验后，我又向朱先生提出要做他的“文革”口述。其时，朱先生已知道我在做“文革”口述的事，于是不再避而不答，而是说自己手头要做的事实在太多，抽不出空来谈那些往事。不过，我感觉得到他对于“文革”尤其是上海“文革”的往事是十分关注的。《十年一梦》出版不久，与他谈起该书，他马上说该书中关于他被关在民兵指挥部内大吵大闹的记叙并不准确。后来，写作组文艺组负责人在香港出版了回忆录《生逢其时》,我告诉他这消息，他很感兴趣，问我手头是否有，我就给了他一本。这本书中也有关于他的记叙，如1966年12月18日写作班宣布集体造反的全市大会上，领呼口号的男的就是朱维铮，女的则是戴厚英，因为他们俩都有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朱先生虽没接受我要对他做“文革”口述的请求，但对我的口述工作不仅关注，而且给予很大的支持。2009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朱先生给我电话，说隔天有个饭局，客人中有一位“文革”的重要当事人，请我一起参加。那位“文革”当事人，曾权倾一时，我在其他场合见过，有初步的接触，并谈起过做口述一事。第二天晚上，朱先生在席间向他介绍我正在进行的口述。也正是那天晚上，那位“文革”的重要当事人同意由我来做他的口述，这令我十分兴奋，也很感激朱先生。可惜的是，此事最终还是受阻搁浅。后来我知道，那位当事人在“文革”年间最炙手可热时与朱先生就有来往，他们早就相识。

2010年夏朱先生生病后，我常去医院看望他，但不敢在他面前再提口述之事了，只是在心中默默地祝愿他早日康复。但朱先生却没有忘记我曾经提出过的要求。2011年4月2日上午，朱先生在出院回家的治疗间隙，忽然给我来电话，让我到他家里去做口述。在这之前不久，我去医院看望他时，曾提起我看到一些“文革”资料，涉及他在《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期间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送交的报告。因此，那天下午，朱先生就围绕他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接受了我的口述访谈。那时，他已动过手术，还做过化疗，但从下午两点，一直到四点多，两个多小时一气谈下来，中间没有休息，只是谈话不时地被他的咳嗽打断，使我的心头一阵阵抽紧。这次访谈，朱先生一如他平时上课那样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对往事的回忆有不少我所见过的资料中未涉及的，他的记忆很准确，事后整理核对时，只有一两个人的姓名需要补上。

1967年4月至该年底，朱先生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到《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文汇报》北办是张春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刚刚恢复的，毛泽东要恢复《文汇报》北办是想通过它来了解北京高校红卫兵特别是红卫兵五大领袖的情况。所以那半年多的时间里，朱维铮是直接在为中央高层工作，有时半夜也会接到中南海的电话，交办急事。那是朱维铮先生离高层政治最近的时期。也正因为在北京的这段经历，对高层政治有了较多的了解，1968年上海“四一二”炮打张春桥前夕，朱维铮也对张产生了怀疑。那天朱先生谈到这里，我要进一步追问他在“四一二”期间的具体活动，朱先生回答：“具体细节记不清了。”此时口述访谈已进行了二个多小时，我只能打住。后来我在我的研究生帮助下将口述整理成稿交给了朱先生，他未作改动，认可了我的整理稿。我问他稿子能否发表，他说现在不用发表，你存着吧。

2012年2月下旬，朱先生的学生们着手安排他就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人生经历做一系列口述，并安排我来负责“文革”那一段。朱先生有些担心我抽不出时间，可我再忙也愿意做这件有意义的事，就提出安排在每周的周末，朱先生同意了。于是就定在3月4日星期日下午开始他“文革”时期的口述。不幸的是，此计划刚要启动，朱先生的病情就发生变化，口述不得不取消了。3月4日原定口述的那天，我去医院看望朱先生，他气喘得很急，讲话已很困难了。不到一周，3月10日，朱维铮先生去世了。

朱先生的“文革”经历是十分丰富的，但他还没来得及讲出来就离开了我们，带走了不少非常重要的个人记忆，这也使得他关于《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口述更为珍贵。

朱先生对我“文革”口述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我将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