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谈一下三中全会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经济增长有哪些重要的影响和一些重大的理论和政策突破。
一、全会《决定》的五个要点
三中全会《决定》文件两万多字，16个部分，改革措施有300多条。在这么一个非常丰富的内容中间，对我们经济改革来讲，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我理了一下，大概有这么五个方面。
第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句话大家以前听过吗？没有，这是一句新话，这个不是管理，是治理，含义是有区别的。因为不是一个企业的治理，不是一个社区的治理，也不是一个村的治理，是整个国家的治理。所以，这个概念有些人听了以后感觉到挺新鲜，说这个概念本身就很现代化，是能够和国际接轨，能够对话的一个新的概念。
我们过去讲的比较多的是技术的现代化，产业的现代化。比如说农业、工业的现代化，还有经济方面的现代化，比如说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现代企业制度等等，这次提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果说以前讲的现代化主要是经济基础、生产力或者技术这个层次的现代化的话，这次讲的是上层建筑的现代化。
这个事情是相当的重要，从历史经验来看，仅有技术的现代化、产业的现代化，甚至是经济基础的现代化，而没有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现代化要么很难出来，要么等你出来以后也不具有可持续性。当然了，现在怎么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我们需要研究借鉴国际上一些成功的经验，也需要研究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来相当多的成功经验，当然也包括我们不成功甚至失败的教训，这个方面仅仅只是一个破题，下一步对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思考的容量还是很大的：可扩展性还是很大的。
第二，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这次全会文件应该说影响最大的，大家认为最重要的一项突破。我看很多同志说全会的《决定》公布以后，感觉到出乎意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句话改了两个字，由基础性作用改成了决定性作用，有同志讲，改两个字有这么大的作用吗？这个分量是有的。因为市场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它这个作用一直是在变化的。改革开放以前，市场是一个坏东西，是经常被批判被排斥的，和资本主义挂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后，承认了它的作用，但是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经常讲一句话，叫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只是到了十四大以后，当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后，市场经济才登堂入室，开始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这一眨眼20多年过去了，这一次又来了一个升级，变成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些同志问，这个决定性的作用理论突破上有什么新东西吗？还是有新东西的，大家注意三个关键词，市场规则、市场信号和市场竞争。市场规则最重要的就是公平竞争；市场信号，我们不是讲资源配置吗，通过市场通过价格来提供一个信号；市场竞争才能优胜劣汰，转型升级。
当然，《决定》中间改这么两个字，并不仅仅是满足理论上的偏好，主要不是搞研究的，它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那么解决什么现实问题呢？就是这么多年我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共有两只手，一个是政府的手，一个是市场的手，这两个角色都在起作用，但也经常打架。市场起基础性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东西，这个就是政府，它的力量还是很大的，经常要出来说话，说话往往要算数，所以，到底谁服从于谁，谁决定于谁，这是经常会面对的，几乎每天都会面对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次这个《决定》应该说强调得很清楚，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当然，我想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提法上的改变，释放了一个中央的信号，就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个问题上是坚定不移的，不动摇、不后退、不停步，后来要有新突破，迈上新台阶，这对国内外增强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信心，稳定预期至关重要。我们经常讲信心问题，在中国现阶段改革开放这样的大的方向、大的政策不变，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信心的来源。
第三，就是提出两个“都是”、两个“不可侵犯”。两个“都是”是什么呢？就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么多年，非公经济虽然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从道理上讲和公有制经济也是平等的，但是一出门，在现实生活中间它是不平等的。可能在座的还有很多非公经济的企业家，你们会有切身的感受，所谓的弹簧门、玻璃门，现在还有一个旋转门，国家工商联搞了一个调研，中央搞了非公的新旧36条，国家工商联就新旧36条落实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和国家有关部委得的结论差距比较大的，而且发现还有一个旋转门，什么叫做旋转门呢？就是今天把民营企业家请进去，明天又把你轰出来。但是非公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现在这个作用越来越大，所以，这次中央的《决定》非常明确的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一样的，“都是”，这就对非公经济做出了重新的定位，没有老大、老二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它们都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竞争。
与此同时，讲了一个产权问题。这个产权问题就是说公有制经济的财产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的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实际上就是以党的文件的方式给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公共产品，就是产权保护的这样一个公共产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对非公经济的发展能够提供新的信息，同时能够稳定预期。
当然，这次在《决定》中间也提了一些像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有一些新的内容，最重要的大家很关注的一条就是过去是国有资产的管理是以管企业、管资产为主，以后要转向以管资本为主，这是第一次提出来的。国有资本干什么呢？这么多年经常在讨论，说国有资本到底要不要进入竞争性领域，这次《决定》并没有直接讲这个问题，但其实它涉及到这个问题。它说国有资本要干什么呢？重点是要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证国家安全，这么一些领域，国有资本主要去干这些事，实际上对国有资本的作用范围也做了重新的界定。
还有一条就是强调要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就是国有的、非国有的，公有的，非公有的，大家在同一个企业里面搞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个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前也提过，但是这次再次强调，而且把它作为将来公有制经济实现的一种重要的，可能在很多领域它是一个主要的实现方式，而且提出非公有制资本也可以在混合所有制企业里面控股。
应该说现在企业制度其实股权是开放的，是可以流动的，公有、非公有本来是可以在一个企业里共存的，而且可以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所以我们过去很多年以所有制来划分企业，本身就是我们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不到位，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还比较低的一个表现，所以下一步如果混合所有制搞得比较多的话，最近一些年，老在讨论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我听到的说法是比较多的，听起来还都有点道理，但是这一次应该说如果混合所有制这种企业发展多的话，这种争论就会很少了，为什么呢？在同一个企业里面，将来是国资、民资同进同退这种情况可能更多。
第四，就是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什么叫做负面清单？这是一个新词，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以后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以后政府的审批只是管禁止的和限制的，就是什么不能干由你管，除此之外我都能干，就是这个意思。简单的说，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这个确实是审批制度一个重大的改革，但是我想更重要的还是我们政府管理经济思维方式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因为你只管企业不能做什么，企业能做什么呢？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比如说企业到底能干什么，我相信今天你们脑子里面想的能干的事比昨天想的要多，因为昨天晚上一晚上你又有很多新的想法出来，这个东西是不能限制的，如果一定要通过政府审批才能干，很多新想法、很多创新的东西就没有机会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只管企业不能做什么，与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为了我们下一步创新的驱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再一条，就是大幅度的收缩了政府的审批范围，减少了自由裁量权和相应的寻租腐败的空间。最近大家知道，负面清单是在上海自贸区开始搞的，搞了以后，我看到一些评论，有表扬的，但是很多也在批评。批评什么呢？说是你看你那个负面清单说起来是个改革，咱们过去政府审核的时候有允许类、鼓励类和禁止限制类，你只是把禁止限制类搬过来变成了一个负面清单，说你这个东西也没看出来什么改革，所以不大满意。我倒感觉到还是应该表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毕竟把允许和鼓励的部分去掉了，所以政府审批的单子还是短了很多，短了以后，他的自由裁量权就比较小了。比如说允许干什么，鼓励干什么，这个里面某个审批的人，他自己到底行不行，就看他在那怎么想了，他是怎么样一个尺度。而且往往是让你干也行，让他干也行，就看你们谁把工作做得到位，这里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的空间，同时也是寻租腐败空间，这次单子毕竟还是缩短了，当然我们希望这个负面清单还要进一步缩短。
再一个，不再提出“鼓励类项目”。最近一段时间产能过剩问题比较突破，其实相当多的产能过剩，比如像现在的光伏发电，包括钢铁现在也是过剩的，并不仅仅限于低端产品，很多高端产品也过剩。前几年都是鼓励发展的。一些企业觉得政府一审批，发了一个批条，就拿着这个东西去找贷款，很容易，而且能要到优惠政策。其实政府鼓励的产业一定就要大力发展，这个推论是有前提的，政府部门所规定的，或者认为要发展的产业一定是正确的，如果这个前提能够成立的话，那30多年的改革就是多余的了，因为我们以前搞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是国家在那搞一个产业发展规划，你照着办就行了，最后搞不下去，国民经济也失调，才会改革。这个事政府解决不了的，还是要市场来解决，所以这么多年政府鼓励类的产业其实和现在所谓产能过剩是有关系的，更重要的它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
再一个大家注意，负面清单从逻辑上来讲和对外投资有关，在对外谈判的时候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这次我们把负面清单的制度直接推广到国内，应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情况不多，确实反映了我们国家中央这次以开放促改革，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勇气和决心。
第五，就是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这句话很短，但说得很直，这是非常硬的一个判断，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判断。因为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市场怎么配置资源呢？它主要通过价格，价格能够由市场来决定的，都应该交给市场，最大限度的发挥市场决定价格的作用。当然，我们现在政府还在管一部分价格，这次《决定》还提出对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领域的价格要推进这个改革，其中有一些环节是竞争性的，价格是要放开的。那些处于自然垄断的环节和重要的公共事业、公益性服务，政府还要定价，但是要提高定价过程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讲了五个方面，总结一下，最上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下面经济这一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然后作为经济主体，公有制、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平等的。然后准入、负面清单，除了不能干的之外，其他的都能干，最后价格能由市场决定的都由市场决定，那就把下一步经济体制大的框架和改革的方向应讲得比较清楚了。
二、较大的改革举措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就是基础设施投资。这里面就提出了推进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包括网运分离，放开竞争性业务，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性垄断，加快基础产业领域的价格改革，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允许社会资本特许经营，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这都是一些比较大的改革举措，通过这些举措以后，应该说我们下一步投资的增长潜力还是有的，不会像过去增长速度那么高了，但是潜力还相当大，但是他们感觉到我们重复操作的问题也比较多，主要是效率比较低、风险比较大、结构也不合理，所以通过换机制、调结构、控风险，在此基础上来扩大投资，而扩大投资对下一步经济稳定增长还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就是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在我们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是很大的。这次《决定》中间讲了这么几条，第一就是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将可能改变城市建设用地供给模式和供给结构，提高住宅和商业用地比重，相应减少工业用地比重。这些改革搞了以后，对供地模式会有影响，现在发达国家比如说纽约、伦敦、首尔这些城市，它的住宅用地占整个建设用地的比重最低也在45%以上，像首尔达到65%。而我们国家这个比重普遍比较低，像北、上、广、深，住宅用地占整个建设用地的比重不到24%，就是23%左右。大家可以想象，住宅用地的比重过低也是现在高房价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这个改革搞了以后，对房价会有什么影响，大家可以考虑。
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敏感的就是小产权房的问题，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公布以后，对小产权房的发声是有反应的，舆论有反应、社会上都有反应，咱们有关部委也发出了通知说，推进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并不意味着小产权房具有合法性，但是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而且这个问题对未来需求的预期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房地产税，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点，这次决定提出要立法，然后进行试点，在全国推广。
应该说这几项改革搞了以后，将有利于稳定房价，特别是现在一线大城市房价上涨的压力还是有的，对稳房价、增加有效供给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里面我们想说一个，房地产的市场从来不是真正的全国性的市场，它是区域性很强的市场，现在房价上涨压力比较大的主要是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相当多的二三线城市，房价水平总体上可能还是比较合理的，或者说接近合理水平。但是，也有一些城市现在已经出现了供给超过需求的现象，所谓鬼城、空城现象都有，所以人们也在讨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到底什么时候到来，泡沫能不能戳破，怎么来戳破。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通过改革，使我们的房地产这样一个对国民经济发展很重要的行业，能够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最终还是要建立新的制度架构。
但是我是想强调，无论是调控也罢，还是下一步改革也罢，应该给地方还是有比较大的自主权。因为很多人反映，有时候某几个城市出点问题，所谓他们有病然后让全国一块吃药。比如说针对北京房价的政策拿到鄂尔多斯去肯定是不行的，反过来鄂尔多斯的房价政策拿到北京肯定也不行。所以，将来房地产相关的一些改革调控，给这个地方还是有比较大的自主权。
我稍微再多说一句，房地产从国际上，特别与发达国家相比，它是一个主要的地方税的来源。美国很多的县、镇里面，和房地产相关的税和费占到整个收入的70%、80%以上，而且这些地方税率的确定和其他相关政策的确定基本上放到县、镇这一地区的水平上，因为每个地方的差别比较大。所以，我们下一步的改革也会考虑这些方面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就是制造业转型升级。比如说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对外投资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其实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一般的制造业，有些行业还有一些限制的，比如像股权方面的限制或者其他方面的限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这些政策将有利于制造业加快结构调整和升级，增加对社会投资的需求。
服务业的发展。我们下一步对外开放有重点，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服务业，这次《决定》提出就是要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的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审计等领域的限制。我想请大家关注一下，最近7年，就是我们的经济结构将会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2013年前三季度，服务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服务业在以后经济发展中将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服务业很多体制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我们要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对内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所以服务业下一步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同时，服务业投资也会成为我们整个投资中间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最后一个方面，消费增长。提出农民工市民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社保、医疗、教育体制改革，促进就业；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这一系列政策都有利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
我再讲一个结构性的变化，2012年在GDP中间，消费的比重已经超过了投资，这也是很重要的地方。但是2013年上半年投资比重又上去一点，总的来讲，这个大的趋势现在已经形成了。所以，这些政策将会鼓励消费，使消费在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中间会起更重要的作用。
三、关于目前的经济形势
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的一个走势。总的判断，就是中国经济仍然处在一个由过去10%左右的高增长向中等速增长的一个转换期，这个是我们已经讲了好几年了。一个重要的判断，最近几年，特别是过去两年我们的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回调了，两年整个增长速度已经低于8%了。怎么来看这样一个变化？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但是中高速增长底在何处？两个阶段，一个是高速增长，再一个是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到底是多少呢？底在什么地方？现在应该说还没有探底，或者说均衡点还没有找到，目前还是处于探底的过程中，底到底在什么地方呢？看看国际经验，日本、韩国这些国家他们也经历了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下降的幅度接近50%。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可能会高些，但是我们估计比如在7%左右，或者在6%-7%之间，现在还不好下结论，还需要观察。
这是我们对中国今后十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预期，总体上是到2015年以后，这个速度会明显的下滑，大概是7%左右或者以下，到2020年左右会到6%左右。这是GDP、消费、资本总体的一个走势。大家不要被每年增长7%、8%、9%所迷惑，每一个百分点它所对应的产出是在变化的，因为经济增长的基数越来越大。2000年的时候，一个百分点对应是一千亿元人民币，现在一个百分点对应的就是五千多亿元人民币，虽然说现在增长7%点多，过去增长10%或者10%以上，但是现在每年的新增量比以前要大得多。
所以今后几年增长速度即使降到7%，甚至6%，但是每年的新增量仍然是非常大、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所以咱们在座的很多企业家不要以为增长速度下来了，我这个市场在什么地方，你的市场还很大，而且市场上每年都是在上升的，所以，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对中国市场增长的潜力应该说还是要抱有很强的信心。
但是，现在有一个判断，因为咱们的经济2012年到2013年是有些波动，有一段时间下行压力比较大，采取一些措施以后开始回升。特别2013年年中以后整个增长速度开始回升了，最近有些人又开始有比较乐观的估计了，2014年GDP增长8%以上等判断。总的看法，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过程中，这个过程还是没有结束的。目前的这样一个回升应该说是由存活调整和预期改善而引起的比较弱的回升，不一定能够稳得住，还可能有一个探底过程，所以2014年经济下行的压力不能低估。
从正面来讲，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是不小的，如果大的内外部环境没有很大的变化，保持基本稳定，同时改革措施能够推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将会有所提高，2014年经济实现7%，或者再高一些到7.5%这样的一个增长，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我们要看得远一点，应该争取比较快的找到中高速增长的点，实际上是要找到一个新的平台，经济能够比较稳定的再增长一段时间。我们给了一个学术上的名词，叫中高速稳定增长期，或者叫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是什么意思呢？中高速增长的底已经探明了，比如说7%左右，而且能够稳得住，能够稳个五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这个新常态它有什么特征呢？大概可以讲“六可”，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我特别强调企业可盈利这一条，这是很关键的一条，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以后，企业所面临的冲击是非常大的。过去我们经常讲，速度不一定搞那么高，关键把效益搞得好一点，实际上可能吗？中国经济是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经济，增长速度在10%甚至更高的时候，企业盈利很好，速度一旦往下走以后，企业的盈利状况就要下降，就是说我们过去是一个和10%的增长相适应的高速的企业增长盈利模式，曾经做过测算，如果这一套盈利模式不变的话，增长速度降到7%或者7%以下，企业的亏损额与盈利额的比重会达到40%。
美国的企业，经济增长速度2%、3%，日本的企业是在零左右徘徊，多数企业还都是可以盈利的。我们如果落到7%以下，相当多的企业都不盈利了，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企业盈利模式转不过来。所以，下一步关键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企业的盈利模式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要转向中高速增长，比如说7%甚至6%，这个阶段大多数企业能够稳定的盈利，这样的盈利模式要发生这样一个改变，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就很多了，我们也可以研究。比如说大企业可能规模会更大，中小企业可能会更专，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都找到了自己的盈利模式，因为过去高速增长主要是规模扩张，分摊成本，那个条件不存在的话，就要找到新的领域，通过专业化分工，通过创新。特别是企业的规模扩张以后，也会找到新的规模经济这个方面一些新的盈利问题。
但是也注意到现在有一些积极的变化，比如像2013年增长速度最低的时候已经到7.5%了，企业的盈利水平并没有明显的下滑，现在逐步趋于稳定，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迹象，但是还不够，仅仅是一个开始，还要进-飞步来通过改革，通过加强管理来推动盈利模式的转换，这是在转型期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以后，企业有了盈利，财政才可以增收，企业能够办下去才能够创造就业机会，风险才能够控制。
四、如何实现中高速稳定增长
第-个方面讲落实。讲了三中全会的《决定》，又讲了经济形势，这两个事是相关的，就是我们要深化改革来促进中高速的稳定增长。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很多人反映超出预期，但是有些同志担心能不能得到落实。
最近习总书记讲的一句话非常重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当改革的措施是比较多的，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讲，比如说2014年或者今后一段时间重点还是要推进短期有利于稳增长，中长期有利于促转型的改革举措。稳增长这个方面，比如说2014年如果下行压力比较大，在某个时候真会跌破心理的底线，这个时候政府还得采取措施，主要还是要稳投资。因为在中国目前这个阶段，有些人讲扩大消费，消费从来是很稳定的，消费不会大起大落的，要保持短期的增长稳定的话，还是要靠投资。但是，我们一定要换机制。我们做了个测算，2014年要实现7%的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要保持18%左右，但是要做这个也不容易，所以要稳投资一定要要换机制，换机制是为了提升效率。
举个例子，比如说铁路改革，中国还是有很大的潜力，包括高铁。但是铁道部改制以后成为铁路总公司，它的负债率已经很高了，投资者或者银行敢把钱给它吗？不放心，风险比较大。所以，要开放市场，能不能拿出一些区域或者一些大的项目单独去组建公司，这个股东既可以是民营资本，也可以是地方政府，还有其他一些国有资本都可以，就是行业外的投资者进入。像地方融资平台，这个事大家讨论也比较多，目前来看，应该说总体上风险是可控的，但是风险确实在上升，现在关键还是要进行规范的清理，在这个基础之上，开前门、关后门、堵歪门。这次三中全会《决定》里面讲要建立地方的资产负债表，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一些有能力的地方可以去发债，或者是使用其他一些融资工具，逐步形成一些新的融资能力。另外，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发展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增效益。我们做了一些调研，地方和企业反映，实际上还是刚才讲的这个盈利模式的转换，具体来讲现在是要降低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流通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准入成本，这几项成本要降低。这六项成本的降低都离不开改革的深入和突破，需要相应的加快土地治理、社会保障制度，投融资体系，金融体系，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改革。
第三个方面的政策就是要放开门路。刚才讲了负面清单制度应该落实，应该有标志性的大动作。重点就是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放进去一两个大的竞争者，能够产生有效竞争。最近一些人在讨论，大家对两三桶油的意见比较大，怎么进行改革？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说上海自贸区正在酝酿建立国际原油或者成品油的期货甚至是现货交易中心，将来国际国内市场是要打通的，要放开成品油的进口，把国际国内市场打通，让国内这些大的石油公司直接在国内市场和外面的公司竞争，同时国内也有一些企业比如说像地方炼油厂，能不能给它们一些发展空间。再一个，在上游像勘探市场，也应该逐步有序放开，包括页岩气、新能源勘探开发领域。
像电信和金融领域是不是可以允许以民营资本为主发起形成大的电信运营商和金融机构，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促进创新。当然，国有的有四五个，放进去一个民营为主的，让他们竞争一下。能不能在这些方面动作稍微大一点，力度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当然中小企业进入很重要，因为这些领域中间你得有一两个大的进去展开竞争以后，才会有积极效应。
刚才我讲的这几个方面，总的来讲就是要稳住一块、提高一块、放开一块，将有利于短期的增长稳定，也有利于中长期的结构调整，推动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期，进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程国强：谢谢著名经济学家刘世锦副主任的精彩演讲！请大家提问。
提问：政企分开的话，很多央企的老总都是由各个主管部门来参与轮换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保证政企分开？
刘世锦：搞企业和管干部还不一样，有的人提出，国企里面有一些人是搞政治的，他就是政府官员，走的就是官道，今天当董事长，明天当省长是可以的，但是在国有企业里面，你的工资就不能拿得太高，你可以比公务员稍微高一点。另外，你也不一定介入那些第一线的经营，不一定当总经理，当个董事长就行了，讨论过这些方面的问题。但是也有人说那些班子里面，与此同时总经理、管理层直接向社会招聘，走市场化路线。有些人说班子在一块开会，某人是正式任命的董事长，他拿的钱只是市场招聘来的那些人的小零头，心里也不舒服，能一块做事情吗？这也是问题。但是我感觉这些问题正在探讨，肯定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像上海最近正在探讨这方面的方案，还有其他省也在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国有资本肯定最终的所有者、管理者还是政府，怎么来解决市场化问题？这次三中全会我参加过起草，起草过程中这些问题都讨论过，但是这次我想三中全会文件对国企改革其实还有很多新的亮点，包括刚才讲的比如管资本的问题，包括国有资本作用的范围，包括治理结构的改善等等，这些问题都提到了，刚才提的那些问题我想下一步通过我们的改革试点，来逐步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也相信这个办法应该还是可以找到的。
比如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因为这一次提了一个具体的架构，就是搞一些国有资本的运营公司，有点类似于淡马锡的模式。其实你看看新加坡的政府官员，或者说政府和资本运营、和市场运作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应该说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提问：刚才您讲GDP增长要达到7%的话，那么投资要达到18%，依据是什么？过去我国的投资，就是四万亿元投资下去之后给经济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现在投资还有那么大必要吗？
刘世锦：有必要。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是起基础作用，投资起关键作用，政策是起支持作用，中国这么多年高速增长在什么地方呢？消费是高速增长吗，消费增长速度也不慢，但消费增长比较平稳。查查统计年鉴，哪年增长速度比较低的时候一定是消费比重比较高，哪年增长速度比较高的时候一定是消费比重比较低，投资比较高。中国经济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投资在增长。投资包括三块，中国第一项是基础设施，20%-25%；第二项房地产，25%左右，两个合起来占50%左右；第三是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三项合起来占到80%-85%，剩下15%主要是服务业的投资。中国这么多年不搞基础设施，我估计我们也不会到这儿来开会，另外也没有到这儿来开会的必要性。你知道这个地方开一个会，你接到一个电子邮件，是信息系统在起作用，全都是投资，所以你不要低估投资的作用。
我们看看很多发展中国家，我曾经看过埃及，消费占70%以上，投资只占10%几，比中国还穷，为什么？投资搞不起来。所以我在想投资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不好，需要的就是应该的，就是好的。问题是我们过去的投资机制有问题，有一部分浪费严重，风险很大，现在是在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中央为什么说还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呢？如果增长速度低于7%，甚至6%，有人说无所谓，低点就低点，如果你纯粹是个旁观者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是事中人的话，企业关闭了，很多人失业了，找不到工作了，财政收入上不去，给你发的养老金发不了，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中国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也是没问题的，其实这些问题都不需要太多的讨论，但是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保持过去10%以上的增长速度，2014年能搞10%的话搞10%很好，没有什么问题，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以后，现在已经进入增长速度转换期，它是符合规律的，所以速度下来是正常的，但是也不能过低，所以现在讲一个合理的区间，支撑这样一个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还是靠投资，投资本身中国还有相当大的空间，本身也没错。如果说一定有问题的话，包括四万亿元主要是投资机制上，操作效率上，结构上有问题，是要调这些东西。怎么调呢？三中全会提出很多改革的措施，就是要稳投资，换机制，在换机制的基础上稳投资，稳增长，来解决这些问题。
来源：《经济要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