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正如卢卡斯（Robert E. Lucas）在谈到增长问题时所说的， “这类问题所涉及的人类福利是如此惊人，一旦你开始思考这类问题，就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过去四十余年，中国经济的增长超出了包括改革开放设计者在内的所有人的预料，可以用奇迹来形容。“反常”的自然现象往往会带来自然科学的进步甚至革命，经济上的“反常”也应如此。中国当下的经济政策之所以陷入迷茫，说不清中国的增长动力是一个重要原因。不理解经济为何增长，就解释不了经济为何停滞。而一旦对问题做出错误的解读，就更看不到中国增长未来可能面对的机会和风险。

经济学解释的失败

迄今为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大多被装在“改革”和“开放”两个概念黑箱里。隐含的意思就是，中国的增长不过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没什么特别之处。加入WTO 后，中国不过是在更大尺度上复制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而已。这种解释初听起来很合理，但却无法说明为什么那些比中国更早推行市场经济、更早加入 WTO 的经济体（比如印度）没有取得和中国相同的经济绩效。于是，有人又开始猜测中国的“大崛起” 只不过是历史的偶然，甚至是所谓“低人权”逐底竞争的结果。似是而非的答案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增长背后的原因要么是常识，要么是运气。

理论上的懒惰必然导致认识上的无知。针对中国经济增长问题，遵循错误增长理论给出的解释，结果也必然是谬误百出。一个一直被学术界故意视而不见和避而不谈的事实，就是整个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几乎完全失败。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到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 2000 年翻两番”，即经济总量达到 35.76 万亿元的发展目标。根据设想，到 2020 年人均 GDP 达到 3000美元以上。结果才到 2019 年，中国的 GDP 已经接近 100 万亿元，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当初参与提出这一目标的很多经济学家今天依然在世，迄今没有一个人出来反思一下为什么当年的预测会错得如此离谱。

2009 年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张五常之问”——中国一定做对了什么？他给出的解释是“ 县际竞争”与“合约结构改革”。该理论与钱颖一和许成钢、温加斯特等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 市场维护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周黎安提出的晋升与经济绩效挂钩的“政治锦标主义”等微观理论类似，只能解释为何一个地区比另一个地区发展得快，却不能解释宏观经济的增长。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主要驱动轮。如果要正确解释中国的增长，就必须把城市化作为推动增长的一个主要变量。没有城市化，破解中国增长的难题就会缺少最关键的一张“拼图”。

公共产品与城市化

假设一个由三个需要不同生产要素（a、b、c 和 gp）的企业（A、B 和 C）组成的市场，如果其中一种要素（gp）是所有企业都需要的，那么这种要素就会成为公共产品，而专门提供这种要素的市场主体就是政府。公共产品可以极大地减少其他市场主体的初始成本。比如，所有企业都需要用电，但每个企业自己建设发电厂显然是不可能的；所有家庭都需要学校，但独自建设学校却是单个家庭无法负担的……如果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那么其他市场主体就可以实现轻资产；而政府则通过税收，覆盖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公共产品的市场模型如下图所示。

公共产品市场模型图解

由于公共产品的一次性固定成本很高，因而其生产高度依赖规模经济。作为公共产品消费者的市场主体（企业和居民）必须在空间上集中，才能确保公共产品被低成本提供。从消费侧来看，这个人口集聚的空间就是城市；从生产侧来看，城市则可被定义为“交易公共产品的场所”。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城市化常被视为工业化的结果。但从公共产品的视角来看，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前提——没有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任何企业的大规模生产都不可能实现。我们甚至可以说，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出现， 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化的赐福。

既然城市化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至今仍有很多国家没有实现大规模的城市化？这是因为城市是所有商业模式中最重资产要素的集合，城市化需要巨大的一次性投资。如此一来，城市化的启动资本也就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最核心的问题。在传统增长模式下，所有资本都源于过去剩余的积累——要么压缩自身的消费，要么掠夺别人的剩余。消费压缩的下限，就是城市化的上限。这就是为什么前现代社会的城市化一直维持在很低的水平。根据赵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水平长期维持在 20% 以下，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化水平如下表所示。

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化水平

而在现代增长模式下，所有资本都源于未来收益的贴现，这就需要强大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为金融提供信用（ 抵押品），极大地扩大了资本的总规模。可以说，资本市场的出现是经济增长从传统增长转向现代增长的关键。没有强大的资本市场，就不可能有城市化。没有城市化，也就没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

不同的资本市场服务于不同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国债贴现的是中央政府未来的收益，服务于中央政府；股票贴现的是企业未来的收益，服务于企业；信用卡贴现的是个人未来的收益，服务于个人；房地产贴现的是地方政府和家庭部门未来的收益，服务于地方政府和家庭部门。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可以依托未来的税收发债，但由于税收原则上遵循“以支定收”的平衡预算规则，能用来还本付息的财政收入有限，无法成为有效的抵押品； 而道路、公园、学校大多是“免费”的，流动性很差，也难以成为合格的抵押品。

20 世纪 70 年代末才开始改革的中国，既没有发达的股票市场，也没有强大的国债市场，更不能对外掠夺……而独特的土地所有制，意外地使房地产市场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资本来源。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化也因此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力量。城市化之所以具备这样的功能，是因为公共产品配套好的住房和土地有着很好的流动性，特别是由于中国没有财产税，容积率本质上可以视作地方政府的“权益”，相当于其发行的“股票”。房地产也就成为地方政府为城市化融资的最主要工具。正是因为强大的房地产市场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贴现未来收益的资本市场， 几乎每个城市都在大兴土木，中国城市因此日新月异。可以说， 正是因为有了土地金融，中国才有了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地方政府才能通过招商引资推动工业化，中国制造才可能席卷全球。

除了通过土地进行“股权融资”，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和家庭部门通过将土地和住房作为抵押品向银行贷款，推动货币完成了从实物货币向信用货币的转型，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信用货币内生的大型经济体之一。在传统的理论看来，土地收益是地方财政的自由现金流，殊不知土地运营的重点其实并不是“土地财政”（land fiscal），而是“土地金融”（land finance），也就是通过土地撬动的各种借贷。由此募集的大量资金，才是中国经济增长最直接的动力。房地产的相关权益构成了中国地方政府和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主要部分。

中国城市几乎所有的公共产品，都是依赖土地金融提供的。没有土地金融，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也就没有随之而来的工业化；没有城市化和工业化，也没有中国的经济增长。基于土地收益的“金融联邦主义”（financial federalism）相较于“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的增长。在这一框架里，县际竞争、行政发包制以及政治锦标赛都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而是被增长解释的变量。

可以说，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造就了独特的“土地金融”。而“土地金融”就是中国比其他更早实行市场经济、更早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能更快实现经济崛起的真正奥秘所在，也是“中国增长”不同于“其他增长”的差异所在。与其他增长解释不同，应用这一理论不仅能解释中国经济过去的增长，也能解释现在的停滞。

解释中国的增长

为使前面的分析更具说服力，下面我们从城市化的视角来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加以复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年的经济增速如下图所示。从中可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解读有三个主要的节点：第一个是 1978 年举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二个是 1992 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第三个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中国历年的经济增速 资料来源：CEIC 数据库。

在第一个节点到第二个节点期间（1979—1990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相当平缓的，并没有显示出相较改革开放之前显著加速的迹象（见下图）。鉴于 1978 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差距最大的一年，这一时期的增长仅仅维持在与世界的差距没有继续扩大的状态。但从土地制度演进来看，这一时期有两个重要的事件为未来的高速增长埋下了伏笔。一个是 1982 年推出的“八二宪法”，其中第十条第一次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另一个是 1987 年，深圳特区第一次以拍卖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增长的制度准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前者作为中国独创的制度，使得中国地方政府垄断一级土地市场成为可能；后者引发 1988 年宪法修正案正式确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使用。两者为城市土地资本化奠定了基础，通过土地出让获取土地收益使得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金融属性远超通过财产税获取土地收益的其他国家。可以说宪法差异是导致中国发展模式不同于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最底层制度，也是其他国家无法复制中国增长模式的重要原因。

中国第一个显著的增长拐点出现在 1992 年（见下图）。现在对此的解释是 1992 年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让中国走出了由 1989 年政治风波引发的危机，并最终突破了美国的封锁。这个说法在政治上没错，但仔细分析却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增速早在 1991 年就已经从 1990 年 3.91% 的谷底猛增到9.29%，到 1992 年，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达到 14.23%。考虑到当时的苏联东欧剧变和美国针对中国的严厉制裁，中国的这一轮增长肯定不是由外部原因造成的。

中国经济的第一个拐点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那么 1991 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顺着土地制度这条逻辑链就可以发现，1990 年 5 月 19 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才是导致中国经济出现 V 形反弹的根本原因。正是这个条例使得巨量城市土地成为可以交易的资产，地方政府的权益急剧膨胀。回顾这一轮地方政府以各种开发区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多都是以土地作为抵押品，甚至直接作为支付手段。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这实际上相当于地方政府把土地作为货币在使用，并将其称为“土币”。可以说，如果没有土地的有偿使用，“南方谈话”对经济增长不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在这之后中国的第二个增长拐点出现在 1997 年，这一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见下图 ）。虽然相应的影响在中国的增长曲线上表现并不明显，但考虑到其他经济（特别是中国周边地区）出现了明显下滑，成功维持增长的中国经济就与衰退的世界经济在相对速度上迅速拉开距离。随后十年，中国经济开始了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大赶超”。现在对顶住亚洲金融危机的解释是中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努力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启动了以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但这些改革其实此前一直都在进行，并未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显著变量。

中国经济的第二个拐点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真正帮助中国顶住亚洲金融危机实现逆势扩张的，乃是“九八房改”。尽管正规的统计数据无法在资产端反映财富的膨胀，但地方政府和城市家庭部门债务端的迅速扩张，使得整个社会的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大量城市无产者一夜之间成为有产者。1998 年的房改相当于数以百计的城市一起 IPO，房地产自此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一直到今天。

第三个拐点现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但这一观点却无法解释为何比中国加入 WTO 的时间更早、条件更优惠的国家（比如印度），没有出现和中国一样的经济增长。但如果加入土地制度这个因素，就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其实出现在 2006 年前后（见下图）。

中国经济的第三个拐点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劳动价格和资本价格之比（L/C 指数）的变化。L/C 指数曲线是一条描述劳动力供给与资本增长的关系非常形象的曲线（见下图）。

中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劳动与资本价格比（L/C 指数） 资料来源：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APO Productivity Databook 2018. https://www.apo-tokyo.org/wp-content/uploads/2018/11/APO-Productivity-Databook-2018.pdf. 注：图中中国的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地区的数据。

根据刘易斯发展模式，在劳动力过剩条件下，劳动价格相对稳定，如果资本增加，资本价格下降就会导致 L/C 指数曲线变得陡峭。随着资本的增加，劳动力开始供不应求，劳动价格上升会导致 L/C 指数曲线变得平缓。从上图可以清晰地看出， 加入 WTO 后中国的外贸顺差虽然不断扩大，但劳动与资本价格比并没有显著变化。考虑到中国的劳动价格在 2014 年之前一直维持稳定，说明外来资本并未显著改变总资本的供给。

真正的变化出现在 2006 年前后。L/C 指数在 2005 年后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攀升。从工资水平来看，2000—2015 年，中国工人工资每年增幅为 11.4%，其间并没有急剧的变化，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的资本由于供给突然剧增导致价格显著下降。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长期紧缺的资本从 2006 年起突然变充裕呢？答案是 2004 年 8 月 31 日后强制推行国有土地“招拍挂”制度。大规模的出让活动使得 2005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快速增加，2006 年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可以说，正是土地“招拍挂”完成了土地市场资本化的最后一环，帮助中国解决了资本不足这一城市转向资本型增长面临的最大约束，中国所有城市几乎同步进入资本型增长阶段。

中国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权益项猛烈扩张，拉动了中国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同步扩张，造就了 2005—2022年中国经济“辉煌的 18 年”。沿着城市化的逻辑链，我们就会很容易理解前文的疑问——为什么 2002 年时，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会错得如此离谱？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促进国内土地资本爆发的制度一直到 2004 年才完成。此后，中国经济连续超过法国、英国和德国，并在 2010 年一举超过日本。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也是在这一年历史性地超过美国，如今已经占到世界制造业的三分之一，超过 G7 国家的总和。

同样是“开放”，为什么中国能在与其他劳动强国的竞争中胜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固定成本，使投资中国的所有企业得以轻资产运营，高水平的物流和通信设施极大地降低了整条产业链上每个企业的运营成本，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中国高水平的城市化极大地降低了资本门槛，使企业可以用轻得多的资产运营同样的商业活动。这一优势远远大于廉价劳动力给中国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

兴于斯，也挫于斯。既然城市化能够解释中国经济过去的成功，也就可以解释疫情之后中国经济的困境。这意味着此次经济衰退并非疫情所致，2021 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突然崩盘，导致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突然熄火，才是导致中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沿着城市化的路径解释中国的增长，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的增长和外部环境常常是相逆的，这也说明中国增长减速的原因主要是内生的，即使是 1989 年、1997 年、2008 年那样严重的外部冲击，中国也一样可以实现逆势增长。

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对中国的影响远大于“开放”，只要中国坚持“改革”，中美贸易战无论是什么结果对中国增长的冲击都是有限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土地金融”向“土地财政”转型后，谁来填补房地产在权益项留下的巨大敞口。如果不能创造出替代房地产的权益市场，即使中美贸易战结束，衰退也不会因此消失。如果权益市场能维持不坠甚至继续扩张，中国自然会更加开放，哪个国家也无法阻止中国走向世界。

城市政策的系统性转型

理解了城市化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可知中国当下的衰退乃是城市化发展阶段转型的必然结果。由于城市的重资产（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必然从资本型增长转入运营型增长，城市的两阶段增长如下图所示。一旦城市进入运营型增长阶段，原来适应城市化资本型增长阶段的政策，就需要相应地转变，这种转变不是局部的政策调整，而是系统性转型。这种转变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城市的两阶段增长

第一，考核标准的转变。

首先，城市化转型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要让位于利润表，高速度要让位于高质量。按照原来的衡量标准，GDP 增长快的城市就是成功的城市；现在则要将以税收为核心的一般性收入作为评价城市经济好坏的重要指标，增加人均净税收成为比增加政府性基金收入更加重要的经济目标。经济增长不是靠更多的固投，而是靠更多的税收。追求地均税收增长，取代追求建成区面积扩大，成为城市扩张的主要模式。

其次，城市化转型意味着扩大增量资产规模要让位于维护存量资产价值。存量资产的价值由两个标准衡量：一个是流动性——能随时在资本市场上变现，比如房地产二级市场的交易规模和一级市场的去化周期；另一个是价格——不断上升的价格预期是资产具有流动性的基础，在运营型增长阶段，预期管理成为衡量城市管理者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房地产销售规模、房地产开工量这些衡量房地产增量的指标，要让位于去化周期和房价预期这样的存量指标。

最后，城市化转型意味着更大的非城市投资需求。城市公共产品投资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城市总投资的减少，因为投资带来的贷款是货币生成之源。货币是维持市场分工的工具，是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存量资产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分散于市场主体的权益是市场主体贷款信用的主要来源。城市化转型后，企业和家庭这两类市场主体取代政府成为货币创造活动的主角。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资本市场如果不能及时接替房地产市场参与货币创造，经济就会由于流动性不足而陷入通缩，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第二，城市体系的转变。

首先，不断扩大城市规模的政策需要调整。在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的空间政策简单来讲，就是“压大放小、均衡发展”， 限制大城市规模，鼓励中小城市发展，目的是使财富在空间上的分布更加平均。随着城市化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逐渐放缓，而在公共投资规模效应的作用下，劳动和资本从中小城市向（特）大城市集聚将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城市将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主战场，这一阶段的城市体系打造应从公平优先转向效率优先，将要素向大城市倾斜有利于提高整体经济效率。

其次，城市群将取代单一城市。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大城市将越来越大，而中小城市将变得更小、更专业。通过与区域内中心城市分工，以专业化的方式加入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 形成巨型“产业 - 消费”生态。城市化转型后，产能过剩、内需不足会长期化，城市群的消费能力将比生产能力更重要。在此背景下，城市的风貌特色和消费场景塑造，对城市转型至关重要， 要把城市“颜值”打造提升到决定城市生存的战略层次。

最后，实现有序的城市收缩。在高速增长阶段，几乎所有等级的城市都会扩张；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会出现分化—— 有的扩张、有的停滞、有的收缩。那些已经或将要转向收缩的城市，要通过加密、合并乃至撤销，减少公共产品运营成本，此时减少财政支出就是在增加财政收入。地方财政要聚焦政府的利润表，避免长期赤字运行。有一种胜利叫撤退，好的撤退比进攻更能考验城市的治理能力。

第三，债务创造的转变。

首先，要正确理解现代债务。所有现代增长，由于启动资本来自未来收益的贴现，因而必定是基于债务端（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增长。债务不仅决定了供给侧，而且决定了消费侧。这是因为对现代货币而言，是贷款生成货币，而非存款生成货币，因此只有通过银行信贷才能创造交易媒介——（ 流通中的） 货币。这些货币的其中一部分形成流动资产留在不同市场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其余都会进入他们的利润表——这部分货币就是消费的总和。可以说，银行创造的债务乃是消费的总开关。一旦市场主体开始追求债务最小化，经济就会由于“缺钱”而衰退。

其次，要正确创造好的债务。“还钱”是“借钱”的逆过程，债务扩张是在创造货币，债务收缩就是在消灭货币，货币总开关拧紧的结果就是需求萎缩。创造债务，就是创造货币；创造货币，就是创造需求。债务出问题不是因为“借”，而是因为“还”，能还的“债”是维持经济运转的发动机。如果说在城市资本型增长阶段，政府是负债主体，那么当城市进入运营型增长阶段，参与债务创造的就是所有市场主体。作为债务信用（抵押品）的主要来源，保护资产价值（流动性和价格）才能给债务创造提供“原料”。

城市投资停滞后，招商引资对地方政府变得极为重要——谁能把城市“卖给”需要的市场主体，谁就能收回前期庞大的投资。这时的城市规划就应当从建设城市的“蓝图”转变为驱动城市的 “操作系统”——“让每一块土地找到最佳的用途，为每一块土地寻找最优的使用者”。相应地，传统的土地政策、定价策略乃至规 划的表达方式，都必须系统性（而不是局部性）地改变。

第四，违约债务处理。

假设投资一个桥梁建设项目需要 30 亿元，桥梁寿命为 100 年，每年过桥费为 1 亿元，100 亿元的收入足以覆盖建设成本， 这无疑是一个“好的”投资项目。但如果 30 亿元贷款的年限是10 年，到第 10 年结束时，只能收回 10 亿元，这项投资就会违约。这意味着这个项目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都没出问题，而是因流动性约束导致现金流量表出了问题。城市资产大多具有长周期、低收益的特征，这也使得在城市化转型时期非常容易出现债务违约。

现代投资都是基于未来的收益，投资失败损失的也是虚拟财富。举例来说，两项都能带来 10 元现金流的资产，其中一项在一个资本市场估值 10 倍，融资 100 元，另一项在另一个资本市场估值 100 倍，融资 1 000 元，显然后者泡沫更大。如果融资100 元的投资形成 200 元资产，可以还本付息； 但融资 1 000 元的投资形成 800 元资产，亏损 200 元，可能违约破产。不同资产利润创造与资本创造的比较如下表所示，两项资产哪一项创造更多的财富？显然是泡沫大并出现违约的后者。

不同资产利润创造与资本创造的比较

这个例子说明，泡沫并不可怕。泡沫不过是动员闲置要素的工具，泡沫越大，动员的要素越多，形成的资产规模也越大。只要资产还在，就算债务因泡沫破裂被迫清算，投资也依然是有意义的。对于信用经济而言，投资使用的是未来的收益，投资失败不过是没有形成预期的资产，因而捅破泡沫在财务上没有任何意义。不理解泡沫的本质，就会在庞大的债务面前惊慌失措，进退失据，触发不必要的危机。

理解了现代增长的信用本质，就会知道宏观经济管理的重点不在于避免泡沫，而在于正确处理泡沫破裂后的财务后果。在城市化转型阶段，逼迫地方政府按期还债只能是强行触发金融危机。针对地方政府债务，正确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展期、置换、债转股等财务工具对债务进行重组，实现城市增长的平稳转型。债务清算并不是信用经济的末日，中国既然选择转向现代增长，就要接受经济周期将会是一个常态。美国的历次经济危机都有大量企业倒闭，但同时也留下了大量资产（ 如铁路、互联网等）。对中国而言，就算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子还在，基础设施也还在。泡沫破裂，只不过是账面上没有达到负债时的估值而已； 可如果没有泡沫，则根本就不会有投资，也不会有资产。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增长就是不断在破裂的泡沫废墟上，重新建立资产负债表的过程。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债务的可偿还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货币流动和循环。货币之于经济，犹如气候之于生态，企业在经济中，犹如植物在生态中。中央政府不能把自己的职能混同于地方政府，更不能在城市化转型中袖手旁观。在城市化转型的关键节点，管理好宏观的流动性才是中央政府的首要职责！只有以中央信用接手地方债，用国债的扩张抵消房地产的收缩，才能确保城市化转型不会触发宏观资产负债表衰退。

资料图

结语

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学术分支。2024 年、2025 年连续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都被授予增长研究者。但这些研究者的研究不仅很难直接用来解释中国的增长，甚至会得出与事实相反的结论。不止一位经济学家这样讲，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本身就说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在解释真实增长这一领域，仍然存在巨大盲区。城市化的视角可以填补增长理论的这一盲区。这一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中国的增长，也可以解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增长。特别是可以用城市化转型解释当下中国增长阶段的转型。可以说，没有对城市化的正确理解，就不能正确理解城市化与增长的关系，也就不可能避免增长转型中的决策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