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发了神经。只三年前他们公布的令鬼子佬目瞪口呆的建筑项目，今年十一月竣工，可以启用了。是怎样的项目呢？是一条六线行车、长达三十二点五公里的东海大桥，从浦东的南汇直伸大海茫茫的洋山岛，在那里建造据说是中国沿岸最大的货运海港。整体三年又五个月完工，动员六千多人，投资人民币一百四十三亿，大桥的本身占一半。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但这纪录只能保持三年：将于二○○八年竣工的、邻近的杭州湾大桥长达三十六公里，耗资一百一十八亿。

东海大桥的设计与算盘打了好几年，层层拍板拍得快，施工也快。这样的速度只有独裁决策才可以办到。年多前姊姊从多伦多飞访神州，读到正开始动工（数月前启用）的位于浦东的东方艺术中心，美轮美奂，有所感慨，说：「多伦多要兴建这样的文娱中心，规模没有那么大，说了十多年，还是遥遥无期，中国是搞什么鬼的？」

中国是搞独裁之鬼。当然不是一个人拍板，有专家，有委员，也要层层交代。没有的是民主投票，也没有征求民意。要建公路吗？中国给外人的印象，是政府拿出直尺，再拿起笔，在地图上划一下，然后动工去也。这当然不是实情，但印象如斯也。记得美国要建公路，单是吵闹、论经费就花上好几年，环保更头痛，征用土地也麻烦，而过了十年八载的议决，动工了，不半途要不是工会闹事，就是压力团体反对，或诉之于法，搞得成本上升逾倍，经费不足，最后要更改设计，或索性停工不干，使中断的悬空公路高架彷佛巨型新潮雕塑，默默无言地屹立数十载。

说独裁决策比民主决策快，竣工快，很少人不同意——阿康与何洋也是会同意的。问题是，独裁会作出错误的决策吗？这一点，阿康与何洋会立刻举出浦东机场的「磁悬浮列车」的例子，花了巨资建造，今天血本无归。该列车起于这里说的独裁决策，怎可以算错那么多不容易理解。从南京到上海的沪宁公路也算错：启用只几年就要加宽了。我当然不敢担保，东海大桥的算盘没有打错。独裁当然可以错，可以大错特错。但问题应该不是独裁可不可以错，而是错的机会会比民主投票高吗？从判断错误的概率看，像赌马那样下注，以较少错为赢，我的钱会押在独裁那一边。

写到这里，机缘巧合，读到阿康写《学券五十年》，说佛利民建议的教育学券制今天有起色。（也是写到这里，发觉一舟欠我版税，因为阿康的大文刊登的看来是一本书的封面的佛利民照片，以及学券建议五十周年大宴的入场券印上的佛老夫妇照片，皆为区区在下于一九八八年所摄。睹照思情，索版税是说笑了。）美国政府大事资助公立教育，使佛老提出的学券制成了名。但美国的公立教育是怎样搞起的呢？起于民主投票！说浪费，与美国的公立教育相比，浦东的磁悬浮列车是小巫见大巫了。

阿康的大文的确有点启发性：《学券五十年》！没有算错吧，五十年是半个世纪呀！学券制摆明是政府资助教育的上选办法，为什么五十年还不被广泛采用呢？又是因为民主投票！今天，美国采用学券制的实例不多，而在佛老定居的加州，以民主投票取舍此制起码两次，两次皆被否决，不是输几个马位，而是输几条街。压力团体奔走相告，广告不尽不实，连思想清晰绝伦与口才雄辩天下的佛利民，身在其中也输得面目无光。这是民主。

民主的问题不少，而关于决策出错这个话题，其困难在于投选票而不是投钞票。投钞票，投者入肉伤身，不能不慎重考虑切身代价与切身利益；投选票不需要从袋中拿出钱，只模糊地希望他人的钱可以投到自己的袋中去，或模糊地期望某些利益。没有明确的代价与肯定的回报，不会慎重考虑，容易受到煽动与误导。

我曾经说过，在某些公共事项上（例如大厦外墙要涂什么颜色），民主投票可以节省交易费用。我也说过，独裁的交易费用最低，但可以错估了公众的一般取舍。这里的问题是，建造东海大桥可不是大厦涂外墙，资金与效益远为庞大之外，这大桥的兴建不是品味那么简单。社会的整体经济收益要精打细算。大桥要涂上什么颜色大可民主投票，但应不应该建造是另一回事了。全不负责的政府，万事皆休，但受到适当约束而负责的政府，独裁除了可以避免上述的费时失事，其决策不会因为要讨好多方而右摇左摆，或要分饼仔而作出错误的判断。当然还可能错，可能大错，但错的机会比在有团体压力与影响下的投票为低。当然，官员上下其手时有所闻——这方面，我看不出独裁与民主有什么分别。

说到判断经济投资的准确性，独裁与民主皆远不及市场。市场也可能错，但投钞票的市场是直接的价值量度，其准确性考第一是毋庸置疑的了。这里的问题，是像东海大桥那样庞大的公共项目，交易费用的存在不容许市场处理。土地与大海的征用，私人发展商就是有政府的协助也不容易。政府如果处理了这些，可让发展商竞投，而事实上东海大桥的多项工程是由商人竞投处理的。问题是：东海大桥的兴建与否，怎可以由市场决定呢？如果交易费用是零，或够低，所有未来的大桥使用者可以预先出价，签订未来合约（forward contracts），私人发展商于是独资或合资地竞投，政府只协助征收土地与提供海域就是了。还可能出错，但错的机会甚少，因为所有未来使用者签上forward contracts，大桥的价值为何极为可靠。困难是交易费用存在，这些合约可想而不可求也。

我是四十年前在洛杉矶加大与芝加哥大学接受经济学训练的。这两处当时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圣殿。于今回顾，当年的师友差不多包括二十世纪的信奉市场的所有大师了。离开这两所圣殿一两年内，我在想，市场不能办到的，政府不要干。后来改变了主意，同意郭伯伟、夏鼎基等人的看法：市场可以办到的，政府不干。再后来的想法——今天的想法——是市场不能办到的，政府要考虑干不干，甚至考虑大干特干。这观点的转变，是经过多年在公司理论上的苦思而得到的结果。公司与政府的性质相同。既然市场不能办到的公司可能办到，政府也有类同的职责了。只要记着郭伯伟还是对：市场可以办到的，政府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