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日暮黄昏话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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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谢世,追悼、评论的文字无数。是应该的。十八年前,为了响应北京写手王朔对金庸的批评,我发表《我也看金庸》,提到“说金庸作品畅销,不大正确。金庸是一个现象……总销量达一亿,今天看真的是破了:一个英语电台报道,查先生小说的总销量达三亿!

一位广州的同学说她没有看过金庸。我促她赶紧买些看。过了一天,她说新版有售,但旧版被抢购一空,问我何解。我说自己喜欢旧的,认为新的有些地方改得不好。我历来认为可能自己以先入为主,看到新版有异,就看不惯,但今天的市场抢旧弃新,可能真的是改差了。不能说最原始的完全不要改。例如《碧血剑》初出现时,袁承志的大师兄名为林大可,到后来却变作黄真。

一九五四年,《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出现,我和西湾河太宁街的朋友就开始跟进了。查老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深远。约十年前一位朋友要求我替他的马匹起个名字,我问他该马是怎么样子的。他说有灰白色的毛,我就建议用“雪山飞狐”这个名。不久前该友买了新马,再要求起名,指定要与航空有关,我想两分钟就建议用“天池怪侠”。建议与接受皆容易,可见查老小说的普及,自成一家。

说起来,我算不上是个受过正规中文教育的人。皇仁书院最低的第三级也没有过关。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林山木邀请我写专栏,我勉为其难地尝试,虽然初时有朋友代为修改一下,但过了不久就写成今天这个样子。来得那么容易,有三个原因。其一是抗日战争在广西逃难时,有一位跟着一起逃的是国文老师。他带着几本诗词古文的书,在夜间要我给他用树枝生火,他就着火光朗诵,我在听。年幼时过耳不忘是母亲传给我的。其二是开始用中文动笔时,先有林山木后有舒巷城替我修改一下文字。其三,最重要的,是当年多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是从香港读到加拿大读到美国那边去。

说金庸的中语文字上佳当然没有疑问。但他是浙江人,对平仄的音律处理得不够好。例如在《碧血剑》中有一个回目,起为“怀旧斗五老,仗义夺千金。”二四六分明,上下联的第二个字皆仄音,违反了中国的文字规格。不单是对联回目,文章内也往往有平仄规格的要求。这方面,浙江、上海一带的人是比不上广东或四川的了。

我见过金庸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九〇年的春夏之交,凌晨二时多,我正在睡,收到梁凤仪的电话,说查先生要见我。起初我以为是査济民,但听下去却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查良镛。我当然乐意,叫梁凤仪替我安排时间。殊不知凤仪说:“查先生要你现在去,在山顶道一号,他在家等你。”

那么奇怪。约凌晨三时我驾车到查宅,是一间独立房子,进门后见到一排一排的线装书,在书架上放得很整齐,彷佛没有人翻过。有女佣款待上佳的茶。我游目四顾,什么都很整齐,一尘不染,跟我自己的书桌历来乱七八糟,只余约两平方呎的空位写文章,要找什么则大声求救,差太远了。

查先生出现,给我看一封英文信,记得是《南华早报》的信笺,内容是说要购买《明报》,出价可观。查先生说,他老了,要退下来,因为见到我的中语文章写得生动可读,希望我能转到《明报》去替代他。这么突如其来,我不知怎样回应。他知道我是港大的经济系主任,不容易离职。大家倾谈了约一个小时,约好日后再谈。

大约过了两个月,我收到他的一封信,说他在比利时看牙医,回港后会再跟我讨论过档《明报》的事。后来遇到一位熟知比利时的人,问他该国是否精于牙术,他说不知道。

再过几个月,我邀请了刚来香港的刘诗昆到港大的一间音乐室演奏琴技,请了数十位知音人,查老也来了。诗昆演奏后我见到查老小心地扶着胡菊人下梯级,心想,外间传说查、胡两人有过节,应该不严重。前几天查老谢世后,想起故交,我挂个电话给蒋芸,问她菊人与戴天怎样了。蒋芸说,两位皆在加拿大,生活写意。我嘱蒋小姐向胡、戴二兄问好,也要说我常想念他们。

诗昆演奏后,在香港大学特别为我们安排的自助餐晚宴中,我见不到查老,想来他是先行离去了。跟我同桌的当然有诗昆,也有我第一次见面的林燕妮。我这个人永远是本性难移,美人一定记得,何况燕妮是个才女。香港的确是奇人云集,以人口的比例算,内地输了几条街。才女是一回事,她的弟弟林振强是另一回事的天才了。若干年前在台湾跟振强同桌晚宴,我直对他说他是个天才。

查先生再没有跟我联络关于任职《明报》的事,而过了不久大家知道于品海接手了该报。二〇〇〇年一月,为了回应北京作家王朔写《我看金庸》对查先生的严厉文字批评,我发表了《我也看金庸》。《明报》的朋友说,查老当时在英国,读到我的文章很高兴。

大约二〇〇二年,在杭州的一次晚宴中,查老跟我坐在一起。他提到我写的《也看金庸》,要求我让他放进一本文章结集中。我当然同意。该文结尾时我写道:

我认为在多类小说中,新派武侠最难写得好。作者的学问不仅要博,而更重要的是要杂——博易杂难也。历史背景不可以乱来,但正史往往不够生动,秘史要补加一点情趣;五行八卦要说得头头是道;奇经穴道、神药怪症,要选名字古雅而又过瘾的;武术招数、风土人情,下笔要像个专家;诗词歌赋,作不出就要背他一千几百首。

杂学不容易,要加起来更困难。风马牛不相关的事,要有超凡的想象力才能合并得顺理成章。武功本身多是虚构,并之以杂学是另一重虚构了。一般小说的虚构可信,但武侠小说是不可信的。事实上,可信的武侠不好看。但太离谱的——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的——也不好看。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功之处,就是读者明知是假,但被吸引着而用自己的想象力,暂作为真地读下去。

打打杀杀的故事,像美国的牛仔片那样,是不容易有变化的。引进旁门左道的杂学,加之以想象力,而又把故事人物放在一个有经典为凭的历史背景中,从而增加变化,是一项重要的小说发展。然而,能如此这般地写得可以一读再读的作者不多。梁羽生在《白发魔女传》之后的变化就越来越少了。

金庸舞罢歌台;我自己日暮黄昏。回想二十八年前跟他的简短交谈,感受上是在跟他对弈,因为他感染着我要推敲他是在想什么。不是舒适的感受。我平生遇到过的学问高人无数,查先生是其中一个。只他一个给我那样要推敲的不舒适的奇异感。从我的视名头如粪土的个性选择,查先生是个不容易交为朋友的人。

张五常:我也看金庸

北京作家王朔,於去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我看金庸》一文,痛罵「老金」,稱其武俠小說為「四大俗」之一(其他三俗為成龍、瓊瑤、四大天王)。文壇謾罵歷來無足輕重,但查大俠竟然下筆回應,而且是兩次。戴天等高手群起而出,拳打腳踢,文壇一下子熱鬧起來了。

查先生的兩篇回應寫得好——我是寫不出來的——但我還是同意朋友的觀點,認為查先生不應該回應。他應該像自己所說的:「八風不動。」王朔的文章沒有什麼內容——「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我翻為:胡說八道的話,不足深究。)查老在文壇上的地位,比我這個「大教授」高一輩。但他顯然六根未淨,忍不住出了手。前輩既然出了手,作為後輩的就大可湊湊熱鬧,趁機表現一下自己在武俠小說上的真功夫!

首先要說的,是王朔之文大有「葡萄是酸的」味道。「四大俗」暢銷,賺大錢——王先生說是資產階級的腐朽。批評賺錢作品不容易自圓其說:收入多少與歡迎程度之間是有一個等號的。「俗」有數解,其中「通俗」這一解是好的。說金庸作品通俗,是對的。王先生所說的「俗」不知何解,但肯定大有貶意。另一方面,要找到四個大受市場歡迎的「不是好東西」,絕不容易。

說金庸作品暢銷,不大正確。金庸是一個現象。他的小說平均每本超過一千版(最多是二千一百二十四版),總銷量(連收不到錢的)達一億!然而,金庸現象的重點,不單是一億這個數字,而是他的作品幾歷半個世紀而不衰。有好事之徒作過統計。

我對王朔先生的主要批評,是他不懂武俠小說。他捧出一本《水滸》,但看來不知道還珠樓主那類作品,評武俠小說就不免少了一點基本功。

說金庸,我們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說起。「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當時是一個無可奈何的社會,今天不論明天事,過得一天算一天。市場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點刺激。黃色刊物大行其道。廣州出了一個雷雨田,其漫畫刻劃時代,也因為夠「抵死」而銷得。

還珠樓主亂放飛劍,牙擦蘇與黃飛鴻鬥個不休,而寫到外國,我們有《陳查禮大戰黑手黨》。老外當時的文化也差不多。從美國運到香港的電影,要不是《原子飛天俠》,就是《銅錘俠大戰鐵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環境中,好些到香港來的外江佬要寫稿為生。其中兩個比較特別:一個是梁羽生,另一個是金庸。他們談歷史,說藝術,論詩詞;為了生計他們發明了「新派」武俠小說。

大概是一九五二年,梁羽生在報章上連載《龍虎鬥京華》,跟是《草莽龍蛇傳》。一九五四年左右,當梁羽生推出他最好的《七劍下天山》的同時,一個叫金庸的在《新晚報》連載《書劍恩仇錄》。《七劍》與《書劍》各擅勝場,打個平手,而又因為面目全新,有故事,我們就不再看還珠樓主或黃飛鴻了。

想當年,金庸為了餬口下筆,爭取讀者是重要的。但一九五八年我在多倫多追讀他的《射鵰英雄傳》時,就對文學專家王子春說:「如果《水滸》是好文學,那麼金庸的作品也是好文學了。」

我認為在多類小說中,新派武俠最難寫得好。作者的學問不僅要博,而更重要的是要雜——博易雜難也。歷史背景不可以亂來,但正史往往不夠生動,秘史要補加一點情趣;五行八卦要說得頭頭是道;奇經穴道、神藥怪症,要選名字古雅而又過癮的;武術招數、風土人情,下筆要像個專家;詩詞歌賦,作不出就要背他一千幾百首。

是的,像金庸那類武俠小說,高人如錢鐘書是寫不出來的。你可能說錢大師不屑寫武俠,但「不屑」是一回事,要寫也寫不出來是另一回事了。

雜學不容易,要加起來更困難。風馬牛不相關的事,要有超凡的想像力才能合併得順理成章。武功本身多是虛構,並之以雜學是另一重虛構了。一般小說的虛構可信,但武俠小說是不可信的。事實上,可信的武俠不好看。但太離譜的——取人首級於千里之外的——也不好看。新派武俠小說的成功之處,就是讀者明知是假,但被吸引而用自己的想像力,暫作為真地讀下去。

打打殺殺的故事,像美國的牛仔片那樣,是不容易有變化的。引進旁門左道的雜學,加之以想像力,而又把故事人物放在一個有經典為憑的歷史背景中,從而增加變化,是一項重要的小說發展。然而,能如此這般地寫得可以一讀再讀的作者不多。梁羽生在《白髮魔女傳》之後的變化就越來越少了。

王朔大事抨擊金庸的文字,使我莫名其妙:「老金大約也是無奈,無論是浙江話還是廣東話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這就限制了他的語言資源,說是白話文,其實等同於文言文。」

古今並用的文字是最好的文字,中外皆然。我認為查先生的中語文字,當世無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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