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震远:两岸国家认同的特色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3 次 更新时间:2014-02-17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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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震远  

 

两岸国家认同,是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前提和基础。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国家认同是特定区域内的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形成的高端认同。两岸国家认同是在两岸几百年的共同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又经历了最近二十多年的冲击,具有了鲜明的两岸关系特色。认识和把握这些特色,将有效促进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强化,从而为实现两岸国家认同,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奠定坚实基础、创造必须前提。

 

国家认同是建立在共同命运基础上的最高认同

近年来,在关于两岸认同问题的大量探讨中,多数人很强调两岸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及它们的影响。他们实际上把两岸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视为两岸国家认同的决定性因素,进而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决定性因素。但这种认识并不符合两岸认同问题的现实。事实表明,两岸是否存在共同命运,即两岸是否构成巩固的命运共同体,才是两岸国家认同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台湾具有强烈的表现,可以说在台湾社会和民众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渗透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以至于初次赴台的大陆人士会感叹,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台湾比在大陆保存得还好。尽管一些极端的“台独”分子宣称,由于“多元文化融合”,形成了以“海洋文化”为主干的“台湾文化”,完全不同于以“大陆文化”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但他们的论述完全不符合台湾的现实,因此在岛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在强烈的中国文化认同气氛中,台湾存在普遍的汉民族认同,甚至陈水扁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华人”。一些极端的“台独”分子宣称的,所谓“多民族融合形成的台湾民族”,则从未被台湾民众认同。在台湾强烈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普遍存在的汉民族认同,清楚显示了两岸之间不可割裂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但是,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台湾民调资料显示,在二十多年中,民调对象中自认为是“台湾人”的人数明显增多,而自认为“中国人”的人数则明显减少;更重要的是自认为是“台湾人”的人数,已大为超过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人数。以2013年台湾政治大学选举中心的民调资料为例:自认为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的为57.5%;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为3.6%;自认为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为36.1%。民调数据只有参考意义,但仍然可以看到台湾民众对于“中国人”的认同,已明显少于对只是“台湾人”认同的变化趋势。显然,在台湾一直保持浓烈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影响,以及广泛存在的汉民族认同的同时,台湾民众对“中国人”的认同却已减少到惊人程度,即两岸的国家认同明显减少。这一现象清楚表明,两岸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并不是两岸国家认同的决定性因素。

实际上,世界历史上早已发生过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不能决定国家认同的事例。1776年的美国独立和1822年的巴西独立,就是十分典型的事例。独立前的北美十三州和巴西,作为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都分别与英国和葡萄牙有着十分相近的文化,至今仍然如此;同时,美国和巴西的主体民族分别来自英国和葡萄牙。但是,美国和巴西最终都实现了独立,对英国和葡萄牙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对此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阻挡影响。做进一步的分析可知,在分别经历了英国和葡萄牙近二百年的殖民统治后,北美十三州和巴西分别形成了各自的命运共同体,即各自内部紧密的政治、经济共同利益,以及对此的强烈认同意识,并且与英国和葡萄牙的政治、经济利益发生严重对抗,最终与之完全分离而独立。显然,形成了巩固的,并且与英国和葡萄牙严重对抗的命运共同体,才是北美十三州和巴西争取并实现独立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因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出现了撕裂。

事实表明,作为一种政治、社会现象的认同问题,具有多层结构,包括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等等。其中,国家认同是位于最高端的认同,决定了国家的稳定或动荡、统一或分裂;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以及政治认同等,则分处于认同问题的不同层次。包括最高端的国家认同在内,各个层次的认同都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又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如前所述,各层次的认同对于国家认同都有不同重要程度的部分支撑作用,但都不是决定性因素,而只有是否具有巩固的共同命运,才是国家认同的决定性因素。作为国家认同决定性因素的共同命运,首先是实际存在的,其基础是特定区域的特定人群,在长期中形成的,紧密的共同政治、经济利益;但同时,共同命运也是意识层面的,是特定区域中的特定人群,对于共同利益的认识的集中表现。显然,时间因素对于共同命运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即共同利益,以及对此的认识,都是在足够长时期中形成的。对于时间因素的影响,也可以从另一侧面做出表述,即已形成的共同命运的破坏、消失,必然也需要经历足够长时间。实际上,新的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往往就孕育在已形成的共同命运体的破坏、消失之中,都是长时间的过程。所以,国家认同的形成或破坏,就是共同命运的形成或破坏,即共同利益及其意识的形成或破坏。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但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其具体表现当然各有特色。

 

两岸国家认同的特色

实现两岸国家认同的前提是,认识和把握两岸国家认同的两岸关系特色,即认识和把握在两岸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两岸命运共同体形成和发展变化过程的特点、两岸命运共同体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发展前景。1895年以来,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即两岸关系,无论形式还是内涵,都表现出一系列特点,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两岸关系的独特性,是两岸关系最基本、最重要的特色。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对于两岸关系中的任何问题,特别是两岸国家认同这样重大的根本性问题,不仅需要重视它们具有的普遍性特点,更必须重视它们的特色。但在迄今为止的关于两岸国家认同问题的探讨中,对其两岸特色的重视明显不足,未来必须对之大力加强。

两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以及地理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而形成的。两岸命运共同体具有明显的相对稳定性,虽然两度受到严重冲击,但不仅都得以保持,而且都在经历冲击后得到进一步巩固,并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两岸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内涵丰富的共同利益,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明朝末期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大陆沿海居民成规模地移居台湾,两岸之间逐渐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初期的两岸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但随台湾经济的发展,两岸经济关系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互补性,从而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同经济利益。清朝初期康熙皇帝实现了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台湾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由此,以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的方式,建立了两岸紧密的政治关系,而1885年清朝在台湾设省,更强化了这一关系,从而形成了巩固的两岸共同的政治利益。在两岸紧密的政治、经济利益形成的基础上,关于两岸具有共同命运的强烈意识也已形成。清朝初年,大批大陆沿海居民移居台湾后,始终与移出地保持着密切而频繁的联系,即使已在台湾居留几代,甚至十几代,与移出地仍然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几百年来,台湾居民始终关注、参与大陆的科举考试、赈灾及其它公益事业,特别是积极支持、投入大陆的历次重大政治事件,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台湾人士的参加和牺牲。显然,台湾人士从来就没有自外于大陆,而大陆也从来没有排斥台湾人士,充分显示了对于两岸具有共同命运的强烈认同。两岸密切的共同利益和强烈的共同命运意识,形成并巩固了两岸命运共同体。必须看到的是,在近现代以来,两岸命运共同体曾两度被严重冲击,都遭到了重大损害。但更须强调的是,不仅在受到严重冲击时,两岸命运共同体并没有消失,而继续存在;而且在冲击结束后,两岸命运共同体还得到新发展。1895年至1945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残酷镇压台湾的抗日活动、贪婪掠夺台湾经济,而且强力推行“皇民化”,企图“同化”台湾。但是,五十年中台湾岛内的抗日行动此起彼伏从未停止,而且台湾的精英人士始终把两岸的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台湾抗日先烈蒋渭水喊出“要救台湾,先救祖国”的口号,清楚表现了在更高层次上的对两岸共同命运的认同。大陆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台湾精英人士赴大陆参加抗日,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这一认同。

1945年10月光复后,台湾岛内一度出现的热烈欢庆,更是显示了台湾民众广泛的祖国认同。1949年以后,由于中国的内战,在长达四十年中,两岸一直处于严重的军事对抗中,经济交流、人员往来中断,但在岛内执政的蒋氏父子在坚持与大陆敌对的同时,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并在政治、教育、文化领域,全面地贯彻了这一立场。所以,尽管两岸隔绝四十年,但台湾民众一直保持着高度的中国认同。两岸共同的文化、民族,对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有重要的积极影响,而地理因素更有独特的重大积极影响。平均宽度150公里至180公里的台湾海峡,在帆船航海时代就已不是难以克服的两岸交流、交往障碍,相反还成为了两岸交流、交往的通道。可以设想,如果台湾海峡的宽度十倍于其实际宽度,两岸之间肯定将非常难以保持紧密、频繁的交流、交往,从而难以形成密切、巩固的共同利益,以及强烈的共同命运意识。

深入分析近二十年来台湾民众中国认同明显减少的现象可以发现,中国认同的明显减少与两岸共同经济利益的持续、较快强化几乎同步进行。这表明,近二十年来两岸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命运意识出现了明显反差。实际上,这表明两岸的共同经济利益与共同政治利益出现了明显反差。这一现象对于两岸国家认同,既有重大现实影响,又有重大深远影响,是两岸国家认同又一个重要的特色。一般而论,共同的利益与共同命运的认同、共同的经济利益与共同的政治利益,都是一致的、相辅相成的。上述反常现象的出现,反映了两岸关系的独特性,是1895年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两岸关系独特的发展变化的结果。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蒋氏父子在台湾执政四十年,虽然都没能消除两岸命运共同体,但都留下了不可忽视的隐患。日本殖民统治形成的最严重隐患,就是豢养了以李登辉为代表的一批“皇民”情结严重的亲日分子。这些人只有日本认同,而完全没有中国认同。他们人数不多,但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却有很强大影响,一直是“台独”势力的核心和最坚决的支持力量。

蒋氏父子执政留下的最严重隐患是,他们长期坚持的反共立场和与大陆敌对,导致了台湾民众中长期存在着对大陆的敌视、恐惧,进而导致了台湾民众只有“中华民国”认同,而缺乏中国认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中国的国际代表的形势下,很容易就在台湾民众中形成了“中华民国”认同与中国认同的对立。

上述两大隐患在1988年以后,李登辉、陈水扁相继执政的二十年中,不仅充分暴露,而且恶性发展,从而成为台湾民众中国认同明显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导致台湾民众中国认同明显减少的最重要、最直接原因是,1988年以来的近二十年中,李登辉、陈水扁利用执政地位,在台湾大肆推行“台独”政策,不仅导致两岸以统独斗争为核心的政治对抗严重激化,而且导致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陷入空前混乱,中国认同的明显减少。其中,强行推进“去中国化”,以及大肆宣扬“台湾主体意识”,具有最恶劣的重大影响。这两项最重要的“台独”政策共同的目的是,制造与台湾民众传统的中国认同对立、对抗的所谓“台湾认同”。李登辉的“两国论”和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就是这两项“台独”政策目标的集中表现。

必须看到,无论是历史遗留的隐患,还是推行“台独”政策、“台独”思潮泛滥,都为台湾民众中国认同的明显减少,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而这一减少与两岸共同经济利益的强化同步进行,则还有其直接原因。两岸共同经济利益的强化,是两岸经济发展,特别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结果。两岸对抗的明显缓解,以及两岸交流、交往的正常化,是两岸共同经济利益强化的必需条件,而两岸的国家认同减少,主要是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减少,虽然可能引发两岸对抗,但在当前的两岸关系上,只要不搞“法理台独”,不以制造“台独”公然与大陆对抗,就不会引发两岸直接对抗,从而不会、实际上也没有对两岸共同经济利益的强化,带来明显不利影响。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士意识到两岸关系的上述状况,并作出了各自的不同反应。其中的很多人试图在两岸共同经济利益强化,与共同的政治利益减少,即国家认同减少之间维持脆弱的平衡。他们实际上是认为,尽可以继续在台湾“去中国化”、宣扬“台湾主体意识”,以强化“台湾认同”,减少乃至消除“中国认同”,但只要守住不公然制造“台独”与大陆对抗的“底线”,就可以维持两岸的和平,就可以维持两岸的经贸往来、人员交流,从而保证台湾在两岸共同经济利益的强化中获取最大利益。在当前民进党关于大陆政策调整的争论中,有人提出的调整标准之一是所谓“大陆可以忍受”,就是上述认识的集中表现。两岸共同经济利益强化,与台湾民众中国认同明显减少同步进行,目前还没有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形成明显不利影响,但却是一个严重隐患,将对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带来严重的,甚至是颠覆性的不利影响。

两岸国家认同的相对稳定性,是历史形成的重要的两岸国家认同的两岸关系特色,迄今一直是实现中国完全统一,首先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两岸共同经济利益强化、与台湾民众中国认同的明显减少同步进行,则是现实的台湾岛内局势和两岸关系影响下,形成的又一个重要的两岸国家认同的两岸关系特色。这两个特色之间存在重要而复杂的相互影响。前者对后者及其影响,有重要的抑制作用,而后者对前者形成重大的冲击。这两个特色的同时存在和它们之间的复杂影响,实际上是两岸国家认同的又一个重要的特色。这些特色显示了两岸国家认同的高度复杂性,只有认识和把握这些特色,才能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进程中,不断强化两岸的国家认同。

 

强化两岸命运共同体 实现两岸国家认同

现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正在进入深水区。实现两岸的国家认同,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渡过深水区的标志,是渡过深水区必须完成的基本任务。认识、把握和运用两岸国家认同的两岸关系特色,将有力的促进这一任务的完成。如前所述,两岸国家认同是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不必讳言,近二十年来,由于李登辉、陈水扁大力推行“台独”政策,两岸国家认同和两岸命运共同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较大损害。所以,未来时期虽然不是重建、更不是新建两岸国家认同,但必须消除所受损害,并进一步强化之。这一任务仍然困难、复杂。

即使在李登辉、陈水扁大力推行“台独”政策,两岸以统独斗争为核心的政治对抗高度紧张的二十年中,两岸共同的经济利益始终持续、较快发展,是两岸关系中最不受干扰的部分。未来时期在继续加强两岸经贸关系,争取在已实现机制化的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应着重于促进两岸共同经济利益与两岸共同政治利益的协调和同步发展。为此,必须重视突出两岸经贸关系的“两岸”性质,从形式到内涵都坚决不允许有“两国”的表现。同时,也坚决不允许出现两岸的“政经分离”。在此基础上,还须高度重视,不断加强两岸共同命运的意识。主要是,在加强两岸经济、政治共同利益的同时,争取将共同利益的加强与两岸的共同命运紧密结合。当前,就是应突出两岸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奋斗,共同发展。不仅在舆论上强调两岸的共同奋斗,共同发展,而且在经贸、文化交流等实务方面,积极争取实现两岸的共同奋斗、共同发展。

清除“台独”政策和“台独”思潮的恶劣影响,努力遏制台湾民众中国认同明显减少的势头,是强化两岸命运共同体、实现两岸国家认同的最关键任务,也是最困难任务,但又是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水区必须完成的任务。为此,首先当然是不断强化两岸共同利益,尤其是如前所述,大力加强两岸共同经济利益与共同政治利益的协调和同步发展,这始终是强化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和前提。但两岸关系的现状,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台湾民众中国认同明显减少的现状,决定了进一步遏制、打击“台独”政策、批判“台独”思潮,是决不可有任何松懈的任务。

迫于两岸关系的现实、台湾民众期待保持台海和平与两岸交流合作的强烈愿望,以及国际环境的压力,民进党开始对其大陆政策做出调整的姿态。但各种迹象表明,民进党大陆政策的调整,只强调愿与大陆交流和保持台海和平,而决不涉及其“台独”立场和政策。他们明显地企图坚持大陆和台湾“一边一国”的立场,并且始终坚持“台湾主体意识”。这些表明,民进党所谓的大陆政策调整,只是为了实现重新执政的策略性调整,而决不是对于“台独”立场和政策的改弦更张。有民进党人士宣称,调整后的大陆政策应以“大陆可以忍受”为标准之一,清楚显示了其调整的策略性。实际上,大陆方面可以观察、瞭解民进党的大陆政策调整,但决不会“忍受”民进党以愿意开展两岸接触、交流之名,行“一边一国”之实。“台独史观”是“台独”思潮的理论基础,虽然迄今没有形成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但以民粹的语言和形式,在岛内形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应予以高度重视和有力批判。“台独史观”的核心观点是,几百年来,台湾与大陆“你是你,我是我,互不相干”,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的国家”,是所谓的“远亲近邻”。对此,不仅需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进行有力批判,更需要努力争取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和接受正确的台湾历史事实,从而不断强化两岸共同命运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就是强化两岸命运共同体,实现两岸国家认同。这一任务十分困难、复杂,但必须完成。

未来十年,既是大陆和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也是两岸国家认同发展变化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期间,大陆在坚持深化改革的基础上,经济、社会都将有更健康、持续的发展,必将对台湾的经济、社会转型产生更重大的积极影响。可以预料,两岸共同的经济利益必将更广泛、更深刻,从而成为两岸命运共同体更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强化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台湾民众对中国认同明显减少的趋势,还没有被有效遏制,还将继续损害两岸命运共同体。显然,在这一期间,两岸共同经济利益的强化,与台湾民众中国认同持续明显减少的反差将更加突出,成为两岸国家认同最尖锐的矛盾。但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未来十年将更加繁荣、稳定、强大,两岸共同利益将比之前任何时段都更具强大吸引力,从而很可能开创减少、消除两岸共同经济利益与两岸共同政治利益之间落差的新途径,促进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强化,进而实现两岸国家认同。与此同时,坚决批判“台独”思潮,对“台独”分裂活动时刻保持高压态势,必须坚定不移。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3年11月号,总第1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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