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 世纪中叶以降，种族主义引发的争议和冲突成为美国社会秩序的严重顽疾。自诩为“移民国家”和自由灯塔的美式民主何以激化极端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呢？随着文化和价值观念上差异较大外来移民的大规模涌入，“聚众成族”的少数族裔寻求群体权利和亚文化认同，继而冲击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认同。美国独特的“反对式民主”片面强调对抗，“移民冲击”遂沦为党争的工具，选民与政党之间的交叠共识被打破，导致国家陷入深刻的认同危机。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整合机制，美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由国家认同危机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关键词】移民冲击；反对式民主；国家认同危机；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

种族主义是美国社会的顽疾。21世纪以来，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拉美移民及难民的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达到新的高度。2020年5月肇始的“黑命亦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迅速蔓延美国全境，引发了一连串的警民暴力冲突事件。同年，全美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案件飙升至万件。时任总统特朗普在移民政策上的极端保守态度，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批评。以欧洲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主流人口立国、强国的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所采取的“熔炉”同化政策，为何对于来自拉美、中东和亚洲的新移民丧失了吸引力？美式民主如何激化了像“白人至上主义”等极端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一言以蔽之，自诩为“自由灯塔”的美国在塑造国家认同问题上正面临严峻挑战。

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衍生物，国家认同是现代社会最核心的认同。国家认同是在国家制度和人民的相互塑造中建立起来的。当代美国社会崇尚自由、多元，代议制民主强调形式平等，有助于保护少数族群的权益。然而，语言、宗教、文化习俗和共同体历史记忆的高度同质性却体现出民族国家的一元性。随着在文化和价值观念上差异性较大的外来移民的大规模涌入，“聚众成族”的少数族裔寻求群体权利和亚文化认同，“多族化”继而冲击以主流族群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认同。既有研究认为，简单多数选举与两党制增强了中间选民的重要性，强化了共识，压缩了像族群政治、认同政治等极端政治与政策空间，然而这个理论却无力解释当代美国社会愈演愈烈的种族主义矛盾和认同危机。

一、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主义：当代美国国家认同的底色

民族国家建设催生公民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体现了公民的归属感。国家认同是区分自我和他者，明确自己核心价值、利益关切，即它是关乎“我们是谁”的根本问题。美国是一个由外来移民缔造的现代民族国家，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中，美国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国家认同体系。美国的国家认同建立在新英格兰地区英裔定居者的文化习俗和历史经验之上，是一种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和政治信念来包容和同化其他亚文化的价值认同体系。从18世纪中后期英裔定居者来到北美大陆到独立战争胜利，美利坚民族逐渐确立。1861—1865年内战之后，民族认同超过其他认同，美利坚国民认同形成。截至20世纪中期，美国的移民主要是来自欧洲，以白人基督教徒移民为主。20世纪60年代以降，拉美、中东和亚洲的移民大幅增加。尽管“聚众成族”亚文化的集体身份认同开始觉醒，美利坚国民认同的底色依然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主义。

美国民族认同的形成大致经历四个阶段。首先是在殖民地时期，居住在“新英格兰”的英裔定居者认为殖民地是母国英国的产业，“新英格兰”属于英国，他们的民族认同自然是英国。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认为，由于宗教因素，新教徒不得已离开祖国寻找避难所。但是自然环境的变迁没有改变他们的思想。这个时期美利坚认同就是新英格兰认同，就是认同母国英格兰。

其次是18世纪以后，随着“新英格兰”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美国人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比欧洲人优越。美国人的地方自治和家庭生活比欧洲更加自由和平等，而且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更小。北美定居者形成了自己的集体生活和公共文化民情。当英国一再侵犯他们的权利时，“新英格兰”人民认为母国的行为违背不列颠宪法的原则和精神，是对民主和自由的践踏。殖民地居民认为英国把“新英格兰”人民当作本民族的低等成员，以“无代表不纳税”为口号反抗“印花税法”，最终在1776年废除“印花税法”。《独立宣言》中明确宣称美国民众具有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英国宪法保障的，而是“自然法和上帝律法”所保障的。1783年北美英属殖民地取得独立战争胜利，标志着美利坚民族认同的雏形形成。

从邦联发展到统一联邦国家是美利坚民族认同发展的第三阶段。独立以后，北美盛行的个人主义与地方自治是美利坚走向统一主权民族国家的障碍。1787年在乔治·华盛顿支持下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了《联邦条例》，但是各州能否顺利通过和推行这个新宪法，仍然存在很大争议。“要么接受新宪法，要么分裂联邦。”联邦党人认为统一的联邦政府是保障个人自由不可缺少的，“美国的繁荣取决于自己的联合”。北美的十三个州是“一个团结的人民——这个人民是同一祖先的后裔，语言相同，宗教信仰相同，隶属于政府的同样原则，风俗习惯非常相似：他们用自己共同的计划、军队和努力，在一次长期的流血战争中并肩作战，光荣地建立了全体的自由和独立”。联邦党人强调，联邦制度相对于松散的以州权为核心的邦联制度诸多优势。最后妥协产生的美国宪法既保障各州的权利，又确立了联邦政府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基本政治框架。一方面，美国宪法没有提到“nation”，只是合众国，即“United States”。参议院和三权的复合制衡保障了州权。另一方面，联邦体制标志着美国成为统一的主权国家。按照汉密尔顿的观点，联邦政府成立的主要目的包括共同国防，维护国家内部稳定与防御外敌入侵，管理国际和州际贸易，以及外交政策。新宪法体现了美国政治主权的一体化，同时以英裔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主义为核心的国家认同正式确立。

第四个阶段是美国通过内战统一南北。内战的直接目的是废除奴隶制，但是最高目标却是拯救联邦。北方在取得内战胜利后，确定了民族忠诚锚定的政治边界。内战之后的美利坚成为一个民族的联合而不是州的联合，它是基于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基础上的公民联合体。“到20世纪中期，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人种的社会，拥有将多种亚文化包含于其中的盎格鲁—新教主流文化以及根植于这一主流文化的共同政治信念。”历经两百多年的发展，美国国家认同的底色就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概而言之，美国国家认同包括四个要素：一是英裔美国人为主流族群；二是北美大陆各州组成的疆域，统一的联邦制国家；三是文化上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新教基督教为主流宗教；四是意识形态强调平等主义与个人主义。

二、从一致到分疏：移民人口结构变迁挑战美国国家认同

经历了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国家认同的种族特征逐渐淡化。然而，美国是建立在“社会文化”（societal culture）之上的民族国家。以共享的语言、宗教信仰、习俗和政治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国家认同更加凸显。20世纪中叶之前美国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主义的国家认同一体化过程较为顺利。二战以后，随着拉美和亚洲等非欧洲移民的大量到来，美国铸就的共同文化和共同价值观受到冲击。在以主流文化为国家认同基础的多民族现代民族国家中，诸种族社群与主流群体在文化与价值观上的相似程度决定了国民共享的共同文化、共同价值观念的广泛性与深厚程度，最终影响国家认同的根基稳固性。

根据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研究，1783—2019年，超过8600万人口通过合法手段移民美国。依据移民政策和移民群体的变迁，美国社会大致经历了三次主要的移民浪潮。

（一）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主义奠定主流（1607—1776年）

首批来美定居的是英国新教徒。1630—1640年间，大约2万清教徒来到马萨诸塞州。大部分第一代移民是出于躲避宗教迫害和寻找工作机会的目的。从英国到北美的轮船价格不菲，超过一半的移民是通过契约佣工（indentured servants）身份来到北美大陆。此外，还有成千上万英国囚犯通过同样的身份来到美国大陆。1717年的驱逐法案（Transportation Act）赋予英国法院权限将判罪的公民驱逐，加速此进程。美国独立革命之前，大约有5万人被驱逐到北美殖民地。除了英裔移民，还有超过20万被贩卖到美洲的西非奴隶。

16—18世纪晚期，欧洲盛行重商主义。英国政府严格区分殖民地居住者和本土公民的政治与经济地位。1740年英国议会通过《种植园法案》（The Plantation Act），然后统一《入籍方案》（Naturalization Act）。这个方案要求殖民地居住者超过7年的居住时间，通过宗教测试（基督教徒），发誓效忠英王且拥有财产。独立革命之前，北美居住人口突破220万。人口中占据绝大多数的是近35万英裔欧洲移民和他们的后裔。美国社会几乎是由17到18世纪的英裔北美定居者创建的。他们主要聚居在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也包括大西洋中部各州。第一批移民创建了美国的“核心地区”和主流文化。社会文化主要包括“基督教信仰，新教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英语，英国式的法律、司法和限制政府的传统，以及欧洲文学、艺术、哲学和音乐”。自此，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主义奠定美国国家认同。

（二）欧洲白人移民的“美国化”（1776—1950年）

1776年，随着《独立宣言》的发表，美利坚合众国宣布脱离英国，开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之路。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需要大量外来劳动力。第二波移民潮就发生在1815到1865年之间。这次移民主要来自西欧和北欧，可称为“欧洲移民浪潮”（European Immigration Wave）。

19世纪30年代起，躲避大饥荒来到美国的爱尔兰移民超过450万。爱尔兰人成为美国城市第一批“少数”族群。他们主要居住在新英格兰地区，生存条件差，从事体力工作，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盎格鲁—撒克逊人担心爱尔兰人会改变他们在北美大陆的经济地位、新教的影响力和美国的政治格局。但是爱尔兰人并不主张保持自身的种族特性，他们极力适应美国的生活。他们熟练掌握英语（爱尔兰土语在英国殖民爱尔兰期间已经消亡），也谙熟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与制度。语言和宗教信仰上的接近帮助爱尔兰人迅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爱尔兰人杰出的政治组织能力与奋斗精神使得他们在美国城市政治层面取得非凡成就。从族群关系来看，爱尔兰人选择与英裔美国人靠近，与美国黑人的关系糟糕。1960年，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民主党领袖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爱尔兰人完成了“美国白人化”过程。

同期还有大量的中欧、东欧和南欧的移民来到美国。大约有500万德国移民来到美国中西部城市购买农场，400万意大利移民和大约200万的欧洲犹太难民来到美国。此外，还有数量不等的北欧（主要是瑞典）和加拿大人口移民到美国。与爱尔兰人类似，相近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使得其他欧洲群体的同化与融合过程比较顺利。1790年出台的《规划法案》（the Naturalization Act）强调，入籍美国的核心条件包括种族特征（欧洲白人）、基督教信仰和具有一定数量的收入。法案里面还明文对宗教信仰和道德习俗的特殊要求作出规定。美国国会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且该法案的效力持续到1943年。在一份法院的议案里面，大法官斯蒂芬·菲尔德（Stephen Field）认为，包括中国移民在内的东方移民损害了美国文明和公共道德。1924年议会通过的《移民法》（The Immigration Act of 1924），又称《国籍法》（the National Origins Act）首次确立了移民限额制度（quota system），配额的82%分配给了来自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移民。这个时期美国的移民政策鼓励欧洲移民，对于亚洲和其他地区极具排斥性，打上了明显的“欧洲白人中心主义”烙印。根据美国移民局的历史移民数据显示，在二战之前欧洲白人是美国移民的主力军。

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相似，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主义较为顺畅地同化了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白人移民。作为美国国家认同文化基础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主义逐渐剥离了英国新教徒的种族和历史特征，美国国家认同通过“美国白人化”扩大了主流文化群体的规模。同时，“美国白人化”进一步强化了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与政治价值观体系的重要性。歧视和排挤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差异较大的非洲裔美国人、拉美和亚洲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充分彰显了美国国家认同的文化核心与边界。宁骚指出：“美国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族系的移民的统治阶级对其他族体的政策，这种政策从总体上来看是以最终把其他族体纳入‘主流社会’即对他们实行同化为目的的。”

（三）“移民冲击”与美国认同危机

二战后，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从避免结盟的美利坚合众国一跃成为全球霸主，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逐渐从保守主义走向了自由主义。

美国国会于1965年废除了具有种族歧视特质的《移民限额制度》，转而支持《亲属投奔移民制度》（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这项移民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移民群体的族群结构。1950年以后拉美和亚洲的移民开始激增，在移民人口数量上完全超越欧洲裔移民。尤其是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数量出现井喷的现象。仅2000年一年，通过移民政策合法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人口接近800万。总体来看，拉美国家和亚洲人口大国，比如印度、中国、菲律宾和越南完全取代欧洲成为移民美国的主要族群。拉美和亚洲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移民美国人口最多的地区。

二战之后美国的难民政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52年底，根据《流离失所者法》的授权，美国接纳了大约40万人。20世纪70年代以后通过难民救助法案来到美国的移民主要是来自战乱频发和出现人道危机的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的国家。为了解决劳工短缺的问题，美国从1942年开始执行“布雷塞洛项目”（the Bracero Program）。每年从墨西哥招募一定数量的成年劳工，合同到期后，也有相当一部分墨西哥工人选择继续留在美国，成为第一批墨西哥裔的非法移民。该项目1964年停止以后，美国特有的“出生即获得公民身份”政策，吸引大量墨西哥人口铤而走险，通过非法渠道来到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墨西哥移民一跃成为美国移民人口中的最大群体。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数据，2010年遣返的非法移民总共约51.70万人 ，其中因为犯罪被遣返的人数有18万，墨西哥独占15万。

结合包刚升提出的移民政治冲击演绎公式和美国三次移民浪潮的数据，可以直观地发现：伴随着美国移民人口结构的变迁，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逐渐走向“主体民族少数化国家”（majority-minority nation）。表1清晰地展示了在移民文化上逐渐增强的异质率、较低的同化率和高出生率共同推高了移民的政治冲击力。

根据世界人口评论网站提供的信息，非西班牙裔白人（Non-Hispanic white）2022年占据美国人口总数的60.4%。但是随着欧洲白人基督徒总人口占比开始下降及文化上差异性较大群体的大量融入，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主义作为主流文化的美国国家认同开始受到冲击和挑战。移民人口的结构变迁对于美国国家认同的第一个重大冲击是亚非拉新移民，尤其是拉美裔移民抗拒融入美国主流的文化。其中，墨西哥移民尤为突出，其特点是具有特定的历史关系、人数众多、居住地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西南部，具有强烈的集体文化意识。西班牙语是美国第二语言。与之前的其他移民群体不同，他们归化率非常低（23%），对“母国”保持着强烈的认同。“墨西哥人，连同其他说西班牙语的人，正在制造美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分叉，几乎接近于民族分裂。”

移民人口的结构变迁对于美国国家认同的第二个重大冲击体现在美国主流人口对于少数族裔和移民的仇恨与敌视。既往的种族主义更多关注与经济利益相关的就业和竞争。20世纪后期甚嚣尘上的“白人种族主义”则与美国右翼基督教文化复兴主义和认同政治相挂钩。2008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上台反而激化了族群政治和白人种族主义。特朗普当选之后，“白人至上主义”再次抬头，支持特朗普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公开辱骂移民和少数族群，致使以少数族裔为攻击目标的犯罪急剧增加。

移民冲击导致的美国认同危机还体现在美国公民在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上的巨大分歧和极化。从移民政策、福利制度、医疗保险改革、最低工资、枪支毒品管制到女性生育权利等政策的博弈来看，背后都体现和渗透着移民冲击与族裔政治的烙印。

最后是分离主义运动的抬头。在特朗普2016年取得总统大选胜利之后，加利福尼亚州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居民认为有必要从美国独立出来。得克萨斯州和弗吉尼亚州的“白人保守主义者”则强烈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和民主党政治理念，希望迅速脱离美国。

三、反对式民主：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政治机制

（一）反对式民主的意涵

简·曼斯布里奇（Jean Mansbridge）认为，当代美国民主政体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方式更接近于反对式民主（adversary democracy），与强调共识和对话的共识民主模式（unitary democracy）存在明显差异。反对式民主以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石，它预设公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认为很难找到一个共识的原则来解决和协调这些差异，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形式上平等对待公民的利益，再将它们加权（weighting）起来，最后通过多数原则即投票来表达民主。从制度安排上来看，代议制结合多数人统治和一人一票的秘密投票方式被用来保护公民之间互相冲突的利益和价值偏好。

学界通常认为，美国的单一选区简单多数选举制度与两党制的制度安排导致“赢者通吃”（winner-takes-all）的政治结果。“赢者通吃”即在单一选区简单多数选举制度下，一个政党将赢得特定选区的所有选票。根据理性选民理论，“每一选民都将他的票投给他相信将比任何别的政党提供给他更多利益的政党”。而中间选民理论（the median voter theorem）假设，选民的价值偏好呈现单峰偏好（single-peak）排布，个人的偏好和效用排序以最佳选择为中心向两边呈现弱化和递减的趋势。从整体来看，中间选民的位置大约等同于多数选民最佳选择的平均数。为了赢得选举而制定政策的政党，就像是追求选票最大化的“企业家”，最佳的策略即以中间选民的偏好为抓手来制定其政党的施政纲领。

如图1所示，单一维度议题下大多数选民位置靠近中间，单峰附近凝聚社会大多数选民。竞选政策更加靠近峰值的政党因为代表社会多数而获得选举胜利。中间选民理论以形象的方式展示了反对式民主的理想状态。由于代表了多数选民的意志，与比例代表—多党体制相比较，单一选区简单多数—两党制被认为是一种更具向心力的民主政体模式。它强调共识，弱化族群政治、认同政治等极端政治的生存空间。令人吊诡的是，为什么单一选区简单多数—两党政治在美国却和旷日持久、越陷越深的种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相伴随？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反对式民主在面临族群冲击的影响下何以加剧政治极化而非弥合国家认同呢？

首先，中间选民理论假设选民在所有议题的偏好上都是一致或者类似的。然而，社会议题是多元的，选民的政策偏好更是多维度的，不同群体对于不同政策具有不同的排序。唐斯认为，在确定性条件下政府的最佳策略是采纳多数选民赞同的选择，政府（执政党）必须在每一个问题上代表多数人的立场，否则反对党就会通过模仿执政党的所有其他政策，然后在另外一个政策或议题上通过更加靠近大多数选民而推翻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发现和制造更加具有突出社会影响力的议题就能够吸引更多选民的注意力。执政党与反对党进行政治斗争的关键在于议题设置。其次，反对式民主无法消除政治主体在政治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指在不确定情况下，政治主体“对事件的过程缺乏确定的知识”。政党与选民在政治过程中都存在不确定性。大多数选民对于纷繁复杂的政府政策不熟悉，甚至难以理解。选民在投票还是弃权，投他们所偏好的政党还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另投其他政党都是不确定的。由于无法准确搜集和预判选民和反对党（执政党）的偏好，政党的竞选策略和行为也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综上所述，以中间选民为理论基础的反对式民主模式在纷繁复杂的不确定性下并不总能够代表多数人意志。

现实世界的政治过程与政策议题烦冗复杂，根据意识形态来投票为大众选民与政党提供了一条捷径。意识形态是“对良好社会和建立这种社会的主要方法的语言描述”，它将一揽子、多维度的政策分类，投票人和政党则不必对每项政策逐一比较。以意识形态为导向，政党与选民之间就链接起来。故而，反对式民主的多数人意志在现实政治中常常体现为选民与政党意识形态的收敛居中。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由社会基本分歧（social cleavage）所构成和决定。社会基本分歧集中体现了大众和不同社会团体最基本的社会关切。它主要包括阶级（经济地位）、宗教文化、族群（主流群体和边缘群体）和地区（城市和乡村）四种类型。

（二）“反对式民主”诱发美国国家认同危机

西方民主国家的国家认同取决于政治意识形态光谱上的选民分布。当社会基本分歧呈现出交叠共识（cross-cutting）的状态，选民和政党的意识形态就会居中。当社会基本分歧呈现出清晰分割（clear-cut）和对抗的形态，选民与政党的意识形态则会走向极化。一旦选民与政党的意识形态走向极化与敌对，国家面临重大的认同危机。

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美国社会突出的社会基本分歧主要是文化和宗教上的。20世纪30年代，为了团结社会力量，加强共识和推动新政，罗斯福新政大联盟（New Deal Coalition）创造了一个以工薪阶层为基础的占据多数人口的民主党。这个联盟由南方保守的白人工人阶级（居住在郊区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城市移民、女性、非洲裔美国人、不同的族群、宗教团体、工人阶级和工会等组成。这个联盟通过相似的经济地位将社会成员的多重身份，即文化、宗教和城乡差异结合在一起，创造了民主党历史上的多数选民大联盟。依仗这个大联盟，民主党赢下了几乎从30年代到60年代末的所有总统选举。

1965年美国国会宣布废除具有种族歧视特质的移民限额制度，支持《亲属投奔移民制度》（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同年，民主党总统翰逊通过了《选举权法》（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将投票权赋予南方黑人。美国移民群体的人口结构变迁与非洲裔美国人获得投票权彻底颠覆了美国选民的分布格局。美国特定的赢者通吃体制，加上总统初选采用的党内封闭初选制度（closed primary），使得政治家和选民必须隶属于民主共和两党。譬如，伯尼·桑德斯本来不属于民主党，支持社会主义，政策非常进步。他代表了在美国属于弱势群体的工人阶级、女性、少数性别群体和移民群体。在移民政策上，他主张给1100万的非法移民以合法身份。但是他的竞选最终不得不在民主党的旗帜下进行。也正因为如此，随着这些群体和精英力量的壮大，他们改变了美国政党的政策议题和立场。正如他所言：“我们的竞选深刻影响了民主党的竞选议题，本届民主党提出的议题是有史以来最为进步的。虽然我们是少数派，但我们的支持者深刻影响了民主党的主张。”根据美国投票数据，少数族裔和黑人支持民主党的比例远高于共和党（40%：8%）。正如图2所示，民主党急速扩张的政治优势使得右翼的共和党产生严重的保守党危机：既要维护精英特权，又要争取普罗大众的支持。

为了赢得大众选民的支持，解除保守党危机，共和党精英决心通过煽动种族情绪和排外主义激发白人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通过反对移民，煽动白人工人阶层的怨愤，分裂的认同政治打破了保守党的困境。1970年，尼克松为了谋求连任，将“蓝领工人问题”写入竞选重要的备忘录，认为如何把“白人工人阶级”，这个民主党长期的忠诚选民转变为支持共和党对于保守主义政治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备忘录强调：“这一阶层具有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和社会疏离感”，“面对自动化有强烈的受威胁感”，而且“蓝领工人们更容易将他们在社会经济上的受挫感转移到种族和民族偏见上”。共和党操盘的右翼媒体通过大肆宣扬种族主义和反移民的言论来明确白人工人阶级身份的危机和重要性。共和党“种族议题”的核心策略就是将暴力、犯罪等社会负面现象全部归咎到移民和少数族裔上，认为移民入侵是民主党为了窃取选举而实施的阴谋。因美国社会种族结构和文化冲击而感到不安的白人工人阶级选民，本就不满民权运动，愤恨非法移民对于美国福利的占用。1980年的里根时代，通过支持小政府、低税收和削弱福利项目，很多支持传统价值观的原民主党人转投共和党。20世纪末，保守基督教势力与经济身份解绑，在移民和堕胎问题上采取极端立场，加剧民众的意见分歧。在身份认同强烈的推动下，白人工人阶级最终打破罗斯福新政大联盟的选民交叠共识，选民结构走向两极化。大规模文化上迥异移民的到来导致了白人的文化恐惧与身份焦虑。共和党利用这个恐惧重新塑造了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如图3所示，“移民冲击”与反对式民主狭路相逢，加剧两党与选民的分裂，深化了美国的认同危机。

四、结论与启示

在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理论家看来，基督教信仰的公民社会是美国秩序的基石。20世纪中叶以降，随着在文化和价值观念上迥异的非欧洲白人移民大规模涌入美国，“聚众成族”的少数族裔寻求群体权利和亚文化认同，极大地冲击了以主流人群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认同。大量新移民被民主党的经济社会和移民政策所吸引而选择支持民主党，进而打破了美国两党政治的基本平衡。为了获得选举胜利，共和党将“移民冲击”转化成“认同政治”，粉碎了民主党以选民经济地位为交叠共识的政治结构。美国“赢者通吃”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强调“执政—反对”的反对式政党民主模式，“移民冲击”成为党争的工具，捣毁了政治共同体的社会文化基础，导致了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

移民融入问题引发的美国国家认同危机折射出当代西方在对待少数族裔群体问题上存在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困境。从理念上来看，与西方社会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泛滥密切相关。历史上，种族排外主义与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采用的殖民主义、奴隶制度和“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模式不可分割。竞争性选举的民主制度依赖于较高的社会同质正常运转，资本主义制度鼓励市场和政治竞争，文化差异较大移民进一步极化了社会主流群体与少数群体之间的裂痕，反对式民主模式最终演变成身份政治的“操盘手”。

郑立，政治学博士，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国际政治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

来源：《比较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2辑（总第27辑）；比较政治学研究集刊CSS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