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立俊:皇帝是个好东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90 次 更新时间:2014-01-23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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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立俊  

1、检点平生未尽心

去年暑期去台湾,一天晚上饭后,抽空去逛诚品书店。诚品书店是台湾的文化重镇,去那里是感受一下中国一息尚存的文化品味。在诚品我买了一本汪精卫的书:《双照楼词选》。汪精卫是个汉奸,这是千古定案,但是就文化品位和精神深度而言,汪精卫身上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纯正”的血统。汪精卫诗词除了用词精到外,其沉郁、悲痛的风格真有感动天地的魅力。汪氏其人附逆,可谓大伪,但其情至诚,可谓大真。他在1939年有一首七律: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柁楼欹仄风仍恶,镫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这是汪精卫从日本回天津的船上写的,是写他偕周佛海等人去日本“成功”卖国,即将建立政权之时的心境。此时的汪精卫不但没有半点兴奋的情绪,而有“神州重见百年沉。检点平生未尽心”的沉痛和自责。汪精卫还有一首更早的词,《忆旧游•落叶》: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慽慽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螀夜月愁秣陵。(按:末句改作“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这是汪精卫发表《艳电》(1938年),逃亡河内,准备投降日本时的作品。以我个人的浅见,这是一首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品”。词中既有对落叶被弃的留恋和悲悼,又有去意已决的毅然和不悔。如果联想他早年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此时是否仍然深信,他与日本人的“议和”,和他刺杀摄政王载沣一样,是一个决绝的爱国行动?不同的只是后者“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等待以后的结果来评判。

汪精卫的卖国理论,表面上似乎很好解释,即:根据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和”虽然暂时屈辱,但可以保国,“战”则必然就死而亡国。但我是直到读了胡兰成的几本书才间接知道,汪精卫的卖国理论背后曲折地接续的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

2、亡国,非亡天下

据说胡兰成被汪精卫赏识,主要是他的一本书,《战难,和亦不易》,汪氏亲自作序,可见推崇之至。《战难,和亦不易》我没有读过。我是从胡兰成的《山河岁月》里读到了汪氏卖国的“历史渊源”的。胡兰成说:中国换朝易代……惟亡国而无亡天下。文明是天下人的,而非汉族所私有,成就文明,即舜是东夷亦可,文王是西夷亦可。乃至殷人满人入主华夏亦可。胡兰成甚至说:日本军曾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当时并不觉得失去了,只不过沦陷而已,照常有着它。以为中国民间要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仍旧有着,照旧很大方。如此,胡兰成把自己的附逆与中国的“文明传统”接续起来了。

胡兰成是一个才情并茂的奸佞。他认为“亡国”无罪,又认为“国君”(皇帝)的时代,堂堂天下,美不胜收。他在《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中对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小农经济以及帝王礼乐做了至和、唯美的描写。在胡兰成笔下,中国传统的民间生活,恰好可以用他和张爱玲的婚约词形容:岁月静好,现实安稳。他这样描写四月的乡村:在堂前新竹下,几个做针线的少妇,像水里画里一样明媚。堂前走后一人,其中一个瞥见了,满心喜欢,对女伴说:“啊,他回来了”,于是,迎接上去,一同走进现世无限的亲情中。即使兵荒马乱的年代,在胡兰成的笔下也洋溢着“实现的喜乐”,刀兵相加也是“荡然秋气”的豪放。

后来读许倬云的书发现,所谓“亡天下之说”不是胡兰成首创。这个说法是明朝的顾炎武提出的。顾炎武说,亡国和亡天下不是一回事。国是一姓的统治,天下是仁义秩序代表的文化。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的“天下”不是一国君主,而是指支撑天下的那个文化、道德秩序。胡兰成的所谓“只要成就文明”和顾炎武的所谓“仁义”,在逻辑上很有“暗通曲款”的关联。这让我想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论及东方文明时曾说过的话:东方国家,只要征服了统治者,就征服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很快就会顺从新主。因为这个国家不是人民的,人民拥有谁也夺不走的天下。顾炎武的天下论本意反皇权,但被胡兰成引申,为其附逆正名,大概大出顾氏的义表之外。

3、皇帝是个好东西

按照胡兰成的说法,不论谁做皇帝,天下都是陌上花开,巷里人语,住在深宫里的也必然是个简约、清静的好皇帝。其实,皇帝是个好东西,在胡兰成的书外(包括顾炎武的时代)大约也是成立的。翻翻历史上的民间纪事,或者按照胡兰成的描摹,想象一下秦汉隋唐,散落在山间、水边的世上人家,除非改朝换代之际,哪里不是紫陌红尘,远树炊烟,一幅与世隔离、与人无争的桃园景象。皇帝是个好东西,贵在天高皇帝远,鞭长莫能及。鞭长莫及,也就放任民间,地方百姓自有、自享、自治,民间清明无扰,和靖安顺,皇帝和百姓“同在天底下,两小无猜”。好皇帝在后宫和宫娥们捉迷藏,而百姓则在房前屋后汲水浇园。民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偶尔抱怨几句,也成千古流传的诗经。

皇帝无为而治,人间岁月静好。即使宫廷火并,也不过是皇城斗方之地的血雨腥风。京畿百里之外即是世外,宫廷的血污玷污不到那里的清平景象。千里之外消息闭塞,更是一如既往的太平世界。那里家庭男耕女织,其乐融融,不知有汉,遑论魏晋。村社宗法维系,人文敦厚,礼法谨严,百代子孙,一脉香火,延绵不绝。乡里绅士治理,井然有序,市声鼎沸,童叟无欺,人人尽得商业之利,但不斤斤计较。王侯之家深藏其间,也不显豪奢之气。皇帝是个好东西的时期,皇帝或有或无,其功用就是供万民百姓年节下聊以跪拜,以显示人间万象的庄严,因此,皇帝离得越远,管得越少,越能久长。好皇帝必然和民间有一个契约,互相信守合约,绝不僭越。大凡揭竿而起之时,就是皇帝违约,逼反民间,最后的结局是一场兵灾血拼之后,百姓迎来另一位文静的好皇帝。于是,四方安定,一元更始,天下又是四月荼蘼,山歌烂漫。

好皇帝的天下为什么萎了,这一点胡兰成适可而止,没有说透。如果胡兰成断言皇帝永远是个好东西,就和他的主子汪精卫“饮刀成一快”的悲壮便成了对头。汪精卫彼时不就是要推翻中国的“好皇帝”吗?看来汉奸终究还是汉奸,他美文里面的逻辑不过是为自己的身后捞些清白。皇帝是个好东西,一不能“小国寡民”,天下要大,才能“山高皇帝远”,民间的空间才能够大,皇帝和民间才能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小国寡民,“天下”都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民间何处藏身。二要按老子所说:“绝圣弃智”。没有小聪明,百姓才能无争,皇帝也才能够克制、仁慈,天下于是至简、至宁。让皇帝是个好东西的时代渐行渐远的最主因不单单是“文化启蒙”,而是交通发展、信息流动、知识普及的技术因素。交通信息发达带来的统治技术的发展导致皇帝权力和财富的欲望膨胀,从节制、寡欲的好皇帝不可逆地蜕变成贪婪、嗜杀的集权者,信息流动和知识普及也让懵懂无识的百姓对皇帝制度的合理性发生动摇。

4、“好”皇帝一去不返

好皇帝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因为,那是一个简朴而悠然的盛世,天宽地远,万物自得。彼时,好皇帝的无为与民间的静安互相匹配,演绎了历史上最长的太平日月。但交通、信息和知识让权力的触角延长,刺激了皇帝的贪欲,也使皇权的神秘露出破绽,由此改变了民间的信仰寄托。肇始于西方的科技革命以及工业革命进一步颠覆了传统社会,不论好的,或者坏的皇帝赖以存在的前提统统丧失,淳朴无识的小农社会彻底终结。民间也持久地发出对权利的呼唤之声和对权力结构的改革诉求。此时,胡兰成笔下的“现实”“岁月”完全成了水月一般的美文,而非真实的人间景象。历史不可逆地进入了现代社会,与工业化结伴而来的商业化剥蚀着一切的传统观念,人类迎来了效率至上,物质第一,以及政治平庸化,民主化的时代。岁月静好,现实安稳的好皇帝随着陌上花开的诗意和万户捣衣的古老,隐入历史的眉眼深处,再不重现。

胡兰成大伪若真,把精致的文字与中国传统的人文之美融合在一起,塑造出了一幅好皇帝的天下晏乐图,让人产生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错觉。读胡兰成的文字,很容易迷失在文学的意象中,为错过了那个简约、敦厚的时代而叹息。但现实却远不及此。汪伪时期前后,正是民族国家在全世界兴起的时代。国家和天下由于信息和交通的发达,成为一体,新的国家的观念正在形成。彼时,虽然战乱频仍,政治腐败,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正在觉悟,民权意识也逐渐觉醒。当时对日态度,持议和之论的不在少数,但多主张忍辱负重,以图将来。以汪精卫的知识,也许熟知亡天下和亡国的“谬论”,但他没有以此为自己的附逆立论,可见他在这一点上胜过胡兰成,守住了中国文化人的底线。现实远不是胡兰成笔下男耕女织的温情社会,被汪精卫自己推翻了的(好)皇帝再也不可能重新登基。历史穿过长长的隧道,开始进入了一个世俗化、商业化,而且充满争论与批驳,又不得不商议与妥协的新时代。

但是,好皇帝的剧目作为“灰尘”,“照例”不会轻易退场。信息化时代,山高皇帝远的人间天下无迹可寻,好皇帝也像桃花源里的清平世界,杳无音信。但是,制造“好”皇帝的活剧仍然反复上演。不过皇帝(或者皇帝的变种——独裁者和集权者)虽然一次一次被造出来,却必然是个“坏”魔头。因为,现代社会,权力真正是无远弗届,加上财富急剧增长,如此这般,不可避免地首先腐化“皇帝”的人性,进而诱发“皇帝”的兽性,最后的报应则是引发一场一场耗费万千人头的革命。实际上,由于统治的工具手段随技术进步飞速发展,现代社会是一个极易走向极端的高危时代,多数人制衡因素“到场”(民主政治),以防止“好皇帝”蜕变成独裁者,把人类推向灾难,这是对文明进化的负面效应必不可少的解构力量(包括对效率的解构)。施密特等法西斯御用学者及其后辈,以精英加尖端技术的使命感和效率为招徕,为独裁统治模式反复招魂,其可怕之处即在于统治精英的道德品质一旦丧失(其实是必然丧失),结果便是整个社会陷入持续的灾难。

与精英政治相比,多数人制衡的民主政治,虽然世俗化、平庸化,有时效率低下,它也许会错过圣上英明的好时光,但也永远根绝了希特勒、斯大林等的乱世。用经济学的术语概括,民主政治是低风险下,稳态的收益最大化模式,而“好皇帝”则是高风险下,低收益与高收益之间剧烈波动的不稳定模式。比起或者失掉自由,甚至脑袋的乌托邦许诺,既然无法回到“露水汤汤”的好皇帝时代,那就不妨选择民主制度来保护我们的妻小和鸽子笼一般的家园。最坏的民主政治,也比最好的集权政治仁慈一万倍。至于汪精卫的诗词和胡兰成的散文,就权当是一去不返的好皇帝,不妨枕边消磨,隔岸赞赏,万万当不得吃饭的家伙。不然,就有像于丹之流一样,把中国的国粹读进驴肚子里的危险。

2014-1-21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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