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安:曾国藩的幕府与幕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06 次 更新时间:2014-01-04 19: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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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安  

    

   曾国藩幕府之盛自古罕见,近世无匹。近20年间,他为了办理军政、粮饷及军工科技诸务,所设机构不下数十,招聘幕僚近于400,一则治事,一则育人,从中产生出一大批各类人才,其中不少人属于曾国藩集团的骨干成员,对该集团的发展壮大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不仅助成曾国藩一时之功,且于其死后将他的思想政治路线传递下去,使之影响沛然,长期延续。故研究曾国藩幕府和幕僚一题,对于进一步了解曾国藩集团乃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皆有助益。然而,长期以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光绪年间始有其门人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问世。然其所列幕僚不过83人,尚不及实有人数的四分之一,曾在幕中担任要职而后又官至一、二品大员者,如沈葆桢、庞际云、勒方錡、厉云官、孙长绂、万启琛等均未提及,而一些过往游客,如吴敏树、俞樾、王闿运等却被拉入名单。民国年间出版的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不过依照薛福成开列的名录略增数人[1],摘录有关传记编排成书。建国以来,亦少有关注曾国藩幕府和幕僚问题者,至今未见有人发表新的专门论著。前不久偶见台北出版的《曾国藩的幕僚群》一书,虽字数略有可观,但其有关幕府和幕僚部分,却基本上是李书的翻版。对于曾国藩幕府的基本情况,诸如它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及时代特征;它设有哪些办事机构,各自有哪些主要职能和办事人员;它有哪些主要特点,其幕主和幕僚间是一种什么关系等等,人们仍无从全面了解。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增进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和研究。

   一

   曾国藩幕府在近代史上的出现是不奇怪的。早在汉、唐甚至更早的年代,中国就已经有了幕府和幕僚制度。降及清代幕僚制度仍是经久不衰,六部九卿以至州县,主管官员无不聘有幕僚协助处理钱粮、刑名、文案等务。这些人或精通政务,笔下流畅,或善理钱财,熟悉律令,正好弥补科甲出身的官员不习政务的短处。所以,他们凭借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办事能力,包揽钱粮,代办词讼,掌握很大一部分实权,在封建政权体系中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主管官员对他们必须敬之以师,待之以宾,修资丰厚,礼仪周全,称之为幕宾、幕客、幕友、师爷之类,不得以属员视之。幕僚亦往往自恃其才,与主管官员分庭抗礼,稍不随意,即拂袖而去。幕僚之间则师徒相承,自成体系,平日声息相通,有事死力相护,盘根错节,牢不可破。有清以来幕僚暗中操纵把持的情形更为严重。有的官员懒于政务,养尊处优,把经管钱粮、办理诉讼、草拟文稿、清理帐目诸务一概交幕僚处理,甚至用人大权也由幕友家丁包揽。这就使本已腐败的吏治更加腐败。雍正帝即位之初,曾下令将六部的幕僚逐出京城,移往涿州一带,并相应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经过这番整顿虽取得一定成效,但种种积弊没有根本改变,直到曾国藩生活的时代仍然如此。不过另一方面,对于未入政坛的士人来说,充任幕僚可以收到历练政务、增长才干的效果。不少人曾在青年时期充任幕僚,其后成为名臣,显示出幕僚制度在培养人才方面的柞用。总之,幕府和幕僚制度虽有种种弊端,但在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中,又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当然,曾国藩幕僚能够不断发展,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战争的需要和督抚权力的膨胀。若在平时,督抚所要承办的公务毕竟有限,聘请几个幕僚,至多是十个八个,也就足可应付,绰绰有余了。然而,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的清代咸同年间,并不是什么太平盛世,而是多事之秋,不是例行一般公事,而是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当时,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各族起义已经遍及全国,不仅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和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而且相继击溃清王朝所赖以生存的八旗、绿营国家常备武装,清政府无兵无饷,只得依靠各地督抚征厘募勇同太平军、捻军等人民起义军作战。这样,清朝的安危存亡就主要系在这些统兵大员身上。他们为了扭转战局,适应独立作战的需要,包揽把持,独断专行,将昔日用以束缚他们手脚的各项制度一一破坏,把过去与之比肩而立、三宪并称的布政使、按察使,贬为自己的属员,遂使兵、政、财、人大权集于一身,本属中央的权力落入地方督抚手中。清政府深知此弊,而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与此同时,各地督抚既要带兵打仗,又要兼理地方,所要承办的事务和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也大大地增长起来。他们勇要自募,饷要自筹,粮台要自办,劝捐、征厘,办理盐务处处需要人手,原有属员不敷分配,实缺官员本有定额,只好多多招聘幕僚,一再扩大幕府,将幕府作为自己的参谋和后勤机关,依靠幕僚解决战争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于是,地方分权和幕府制度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在办理军务、赢得战争的旗号下迅速膨胀,—时形成地方拥兵、督抚专政的局面,幕府制度亦随之兴盛起来。其时,用兵各省普遍如此,最早建立幕府、征厘募勇者也并非湘、淮各军,曾、胡、左、李各帅,只不过他们办理最著成效,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军事上成为主力,其幕府亦最为突出、最为典型而已。

   曾国藩幕府能以超越胡、左、李诸人,成天下一时之最,还有他个人方面的特殊原因。

   第一、 他地位最尊,权力最大,辖地最广,统兵最众,使其他三人望尘莫及。就个人资历而言,李鸿章是曾的门生,他刚刚入仕,曾国藩就已是二品大员。左宗棠中举之后,三试礼部而不中,长期充任馆师和幕僚。胡林翼入仕早于曾国藩两年,但其仕途坎坷,官运不佳,直到咸丰四年投靠曾国藩时,方刚刚被任命为贵州的一个实缺道员。就当时的实际地位而言,左、李出自曾国藩的幕府,胡亦曾是曾国藩的部下,三人位至封疆皆有曾国藩的奏荐之力,其高下之分是不言而喻的。就个人拥有的权力来说,胡得任封疆最早,但从未担任过钦差大臣,左、李担任钦差大臣则都是同治五年的事。而曾国藩自咸丰十年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之后,一再加任,迨至同治二年,已身兼五钦差大臣之职,过去由何桂清、和春、张芾、周天受、袁甲三、多隆阿六人分掌的权力,统统握在他一人手中。这在有清一代以至历朝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就所管辖的地域而论,胡林翼限于湖北,左、李亦至多两省,而曾国藩则统辖江西、江苏、安徽三省之地,节制四省(外加浙江)军事。这也是其他三人所无法相比的。就统兵而言,曾国藩统兵最多时达12万人,仅由他供饷的军队即近于10万之众。而其他三人一般只有四、五万,最多也不过六,七万,皆不能与他匹敌。毫无疑问,兵多则饷需亦多,地广方便于筹饷。战事最紧张时,曾国藩曾在江西、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六省设局征厘,厘金停解前后又在三江两湖遍设局、卡,征收盐课,先后敛银不下三千数百万两,所揽利权之广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这样,他既有需要,又有条件,其幕府规模最大,人员最众,也就全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 曾国藩在士林中的声誉和地位也是其他三人无法比拟的。胡、左、李三人虽有真才实学,堪称有清一代之大手笔,但若论治学根底和在土林中的名气,却远不如曾国藩。曾国藩学兼汉、宋,尤善词章,早在京师为官时,即已称誉士林,闻名全国,故能将钱泰吉、刘毓崧、罗汝怀等名儒宿学一一聘请入幕。这也是其他三人所不能及的。

   由于战争的需要和督抚权力的膨胀,曾国藩承办的事务已大大超过平时一个普通总督的职责,而这些事务又主要靠他的幕府去完成,所以,其幕府同平时一般督抚的幕府有了很大不同。首先,幕府和幕僚的范围不再限于“文事”及钱粮、刑名之类,实际上,曾国藩为办理军务而设置的各种临时性办事机构[2]都应归入他的幕府,在其中办事的各类招聘或委派人员都应算作他的幕僚。

   同时,由于上述条件的制约和变化,曾国藩幕府在其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 形成期,办事机构不多,幕僚人数较少;(二) 发展期,机构、人员日增,幕府初具规模,但幕僚时聚时散,人数仍不太多; (三) 鼎盛期,机构最多,人员最众,声望最隆,无论自古名臣抑或同时流辈,都无人能与之相比;(四) 萎缩期,军务告竣,机构、人员日益减少,各种规章渐复旧制,幕府的职能和规模也逐步由战时回归平时状态。另外,其幕僚的来源主要是至亲好友,亲朋子弟、门生故吏及其他征调、候补、降革人员,与平时师徒相承,以师荐徒的绍兴师爷之类也大不相同。

   二

   曾国藩幕府的办事机构,大体可以分为军政、粮饷两类。其军政办事机构有十余个,论其职能略分以下几种。

   (一) 秘书班子,包括曾国藩身边的谋士和各类文案人员。曾国藩称之为“幕府”,而笔者则为其取名秘书处。它不仅在军政办事机构中居于首要地位,且是整个幕府乃至曾系湘军的神经中枢.曾国藩对上级的报告,下级的指令,前后左右的联络协商,内部关系的调整,都通过这个机构进行。秘书处的具体工作主要是草拟咨、札、函、奏,管理文书档案,分工明确,各有专责。另外,有时还帮助曾国藩出谋划策和调查、处理重要事件。由于秘书人员工作性质重要,且与曾国藩最为接近,故在幕僚中地位最尊,待遇最厚。同其关系密切而后地位显赫的人物,如左宗棠、李鸿章、钱应溥、刘蓉、郭嵩焘等都曾担任是职。秘书处的任职条件,除“忠实可靠”外,还须通晓政务,文学优长,尤其草拟奏章者必须上上之选,殊难物色。而这些人也往往得保最易,得缺最早,其他人员望尘莫及。

   (二) 思想文化机构,包括编书局和忠义局。忠义局全名忠义采访局,也称忠义采访科,主要任务是采访在战争中为清王朝“阵亡殉难之官绅”,汇总事迹,由曾国藩奏请建立专祠、专坊,以扶持礼教,维持风化。实际上,这是曾国藩为封建地主阶级做的一件思想政治工作。该局工作人员主要有陈艾、方宗诚、汪翰等。编书局简称书局,主要任务是刊刻名籍。其中不少宿学名儒,如罗汝怀、莫友芝、汪士铎、李善兰、张文虎和刘毓崧父子,多入《清史稿》的《文苑》等传。

   (三) 军事和情报机构,包括营务处和采编所。营务处略似今日军中之参谋部,而职权略有不同,其任职条件是文武兼资,沈葆桢、李榕、李元度、罗萱等都曾任职其中。采编所主要有张德坚、邹汉章、程奉璜等人,其主要任务是通过降人、难民和侦察活动收集和整理太平天国的战略情报,后来据以编成《贼情汇纂》一书。

   (四) 司法机构。咸丰三年初曾国藩到长沙不久,就奏准在团练大臣衙内设立审案局,大肆捕杀有反清活动或嫌疑的湖南民众。审案局办案废除一切司法程序,定罪不要证据,只据团绅一言即可置人于死地。它是紧随秘书处之后设立的幕府机构,承办案件的刘建德、厉云官等人也成为最早的一批幕僚。曾国藩“东征”后审案局改名发审局,成为幕府中的常设机构,遇有案件,就交发审委员审理。这一时期大多审理军中犯案,如万瑞书抢粮台案,李金旸“通贼”案等。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期间,为清理历年积讼和办理天津教案,都曾设立发审局审理案件。在发审局任职的人员,主要有张丞实、李兴锐、庞际云、孙长绂、吴汝纶等。同治四年北上剿捻期间,曾国藩曾仿照湖南“清匪”办法,派遣大批查圩委员赴捻军老家蒙、亳一带查圩,以整顿和重建地方基层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割断当地绅民与捻军的联系。

   查圩委员握有生杀大权。他们按照曾国藩的条令,对一切靠拢湘军的士绅,不管过去是否从苗从捻,一律加以提拔、重用、奖励,对一切不愿为其所用的士绅,即使并未从苗从捻,也要加以撤任和惩办,对一些回乡捻众或同捻军有联系的人,更是大加捕—杀。曾国藩为了多捕多杀,对查圩委员以杀人多少定功过,多杀者大加鼓励,心慈手软者严厉斥责。不少人开始缩手缩脚,被斥后胆大妄为,滥捕滥杀,遂成“能员”。

   (五) 善后机构,包括善后总局及团练、保甲、田产、抚恤等局。湘军攻占安庆和江宁之后,曾国藩曾先后在两地设立善后总局,下设团练、保甲、田产、米粮、子弹、火药、抚恤等局,以维持秩序,清查田产,催收钱粮,供应军需,救济灾民等。负责这一机构的是万启琛、李榕等人。

曾国藩的粮饷筹办机构分为供应和筹款两个系统。供应系统包括粮台、报销局和军工企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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