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轶事之外的辜鸿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80 次 更新时间:2013-11-08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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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进入专栏)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诵,是一大遗憾。因为,几句隽语或一件雅事,其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苦心经营的专门著述。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因为,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无暇阅读著作,更不要说努力理解其精神。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可悲。书斋里的著述,虽说不被大众所赞赏,毕竟还有召唤知音的能力。餐桌上的轶事,由于被过度消费,甚至成了阅读的巨大障碍——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辜鸿铭(1857—1928)。

近代以来的读书人,对于辜氏奇特的身世以及非凡的语言能力,还有诸多妙语,比如辫子、茶壶、三寸金莲等,不乏拍案叫绝者。可一句“文坛怪杰”,就基本上将其“消费”掉了。对于奇谈怪论,“宽容大度”的国人历来的态度是:可以欣赏,但不必当真。这么一来,名满天下的辜鸿铭,其实没有多少及真正的听众。辜氏晚年自称京城一景,想来不无凄清落寞的感觉。满城争说辜鸿铭,这与西山看红叶或动物园里欣赏“国宝”大熊猫,差别不是太大。对于观赏者来说,有几人关心“观赏对象”的喜怒哀乐?

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一半缘于辜氏立意“惊世骇俗”的论述策略;另一半则只能归因于国人对于文人轶事持久不衰的强烈兴趣。另外,辜氏著述大都用英文写作,这也妨碍国人的真正了解。十年前,岳麓书社出版《辜鸿铭文集》,薄薄一册,收入其用中文写作的《读易草堂文集》和《张文襄幕府纪闻》,虽也有精彩之处,比如介绍西洋礼教习俗、批评国人之前倨后恭,以及品鉴人物分辨理势等,但远不及同时同社出版的轶事集《文坛怪杰辜鸿铭》行时。沉寂了半个世纪的“辜鸿铭”,终于重新引起大众的关注,历来被作为落伍者描述的形象,开始呈现某种亮色。但是,直到近两年,作为思想家的辜氏,方才逐渐浮出海面。这种公众阅读兴趣的转移,很大程度应归功于辜氏著述中译本的陆续问世。连载于《学术集林》的《中国札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牛津运动轶事》,海南出版社的《中国人的精神》,再加上黄兴涛所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国人对于辜氏的关注,开始超越“轶事”,转向“精神”。

用英文、法文向欧美介绍中国文化,辜氏前有陈季同,后有林语堂。有趣的是,被我扭到一起的“三剑客”,都是福建人——尽管辜氏只是祖籍福建。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辜氏也曾提及陈季同,但没有涉及其名满欧洲的《中国人自画像》等法文著述;至于林语堂30年代之喜欢谈论辜氏轶事,以及《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之追摹《中国人的精神》,足证辜、林之间的文化因缘。

辜鸿铭的学术生涯,以严厉批评西方汉学家起步,并非偶然。首先是充满民族歧视与文化偏见,其次则是缺乏对于中国人“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整体把握能力。前者衍化出一系列“抗议型”著述,最著名的莫过于1901年结集的《尊王篇》。谴责列强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八国联军的残暴与野蛮;与此同时,为中国政府以及中华文明辩护。作为受害者,辜氏的抗议确实“理直气壮”;可闭口不谈庚子事变中满清朝廷的责任,实在说不上公允。为了批驳列强作为侵略依据的“黄祸说”,辜氏重新分辨“文明与野蛮”:生活水平只是构成文明的条件,而不是文明本身;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培养彬彬有礼悠然自在的有教养者。在这个意义上,黄种文明并不构成对于白种文明的潜在威胁;而且,有其同样值得骄傲的存在价值。随着危机的缓解,辜氏对于中华文明的评价日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辜氏的立论更是由“争平等”转为“救世界”。借用《中国人的精神·导论》中一句话:“实际上,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

由辩护者转为传道者,辜鸿铭后期的著述,主要是赞美、推销儒家文化。不同于汉学家之注重枝节问题,辜氏以能“识大体”自傲。文章虽不长,却可以牵涉中西政体、法律、宗教、语言、文学等大题目。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较,学识外,更需要悟性、直觉以及整体把握能力。辜氏在这方面,确有所长。比如,关于儒家不是宗教却又扮演宗教职能、关于汉语简洁且适合于传情、以及“真正的中国人”拥有童心与智慧,故“永远有一种带诗意的宁静而具幸福感的精神状态”等,都并非无稽之谈。只是将这种对于理想中国的赞美,转化成为现实生存处境(包括小脚、辫子、太监、八股、纳妾等)辩护,则难避“自大”、“昏庸”之讥。

如何面对处于强势且咄咄逼人的西洋文明,是每个20世纪中国读书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辜氏出于民族自尊而抗议西方的“傲慢与偏见”,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探讨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其著述百年后仍有读者,可见此命题的严肃性。不过,在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辜氏所受到的非议最多,其“重新出土”面临的阻力也最大,除了语言(用英语写作)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其文体及论述策略。辜氏为人为文,语不惊人死不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采用箴言体、笔记体写作,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必论证,只求奇警,文章必然以气势而不是逻辑或学识取胜。常被论者提及的“旁征博引”,也只是相对于其时国人的西学水平而言。至于“国学”,更非辜氏所长。这就难怪“五四”以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以及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辜氏随意性很强的中西比较,不再被学界所赞赏。而其广泛传播的“妙语”,更加深了与新文化人的矛盾与隔阂。

相对于辜氏在国内的政治活动,我更欣赏其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绩。除了《论语》、《中庸》的英译,《中国人的精神》(英)、《呐喊》(德)、《辜鸿铭论集》(日)等的出版,毕竟为国外读者提供了与汉学家和传教士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中国”。在西方语境下谈论中国文化,自然是希望借东方文化补救西方文化的缺失。对这一论述策略不理解,无论是赞赏还是批判,我以为都是不得要领的。这种读者的锁定,决定了辜氏对东方文化的评价,必然与以改造中国、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为己任的知识者大相径庭。或者说,后者主要面对“现实的中国”,而前者谈论的则是“理想的中国”。在我看来,只要不越界发挥,二者各有其合理性。也就是说,当年新文化提倡者的批判锋芒,并不因辜氏的重新出土而黯然失色。

两年前,在东京的神保町淘旧书,与《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精神》)失之交臂,懊悔莫及,曾在文章中有所表示。友人以中译本相赠,意在让我“圆梦”。迫不及待翻阅一遍,更加强化了我当初的直觉:谈辜氏,不该只限于“轶事”,更有“精神”必须认真对待。

1996年4月22日于京西蔚秀园

来源: 《中华读书报》199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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