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友良:胡适的巅峰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1 次 更新时间:2013-10-20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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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友良  

 

“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1917年3月18日在自美国学成归国之前四个月,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上面这句话。

归国之后,以英国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先贤为榜样、立志成为未来领袖的胡适践行着他的这一座右铭,不仅“想得认真(thinkhard),也做得认真(workhard)”。他引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引领公众舆论,参与思想、政治论争,争夺文化霸权,时刻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短短十年,胡适一跃成为“20世纪中国第一公共知识分子”,“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正是如此,在由铁葫芦图书与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一书中,美国印第安那州私立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勇振明确写道,“1917-1927年是青年胡适名满天下,如日中天的巅峰十年”。

 

畅销书作家胡适收入惊人

从美国回来的胡适是1917年9月10日到北京大学报到的。按照江勇振的考证,胡适对北大的钟情其来有自。因为,“他的宏图是要为中国培育出一个世界级的国之大学”。

直到1925年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访问团”访问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之前,十年当中胡适除了因病有过几次休假之外,都是在北大的哲学系和英文系任教—他还一直是北大英文系的主任。不仅如此,在蔡元培的领导之下,胡适还积极投身北大建设当中,他凭借自己在美国留学时期的经验,希冀蔡元培落实美国式的大学理念:大学只是通才教育,研究所才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所在。

不过,从1917年回国到1925年8月离开北京,8年之间,胡适的“造国之大学”之梦并未实现。1931年再度回到北大时,胡适就曾有言北大“以前‘大’,只是矮人国里出头,以后须十分努力”。

有意思的是,江勇振还对胡适的北大待遇有过一番研究。

据江勇振考证,胡适进北大的月薪是280元。而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甘博和步济时于1918年、1919年在北京的社会调查,换算出胡适一个月280元的薪资,足够养活当时北京五口之家的穷人三年。

要知道,当时美国联邦教育局的调查,1919学年度美国副教授的平均年薪是2486美元,正教授的平均年薪是2628美元。换句话说,胡适在北大的教授职称实际上等于是美国的副教授。他的月薪是280元,换算成年薪就是3360元。换算成美元,胡适的年薪相当于美元3300元,比美国正教授的平均待遇还超过将近700美元。

不过,“五四”以后,北洋政府开始拖欠教育经费。更加严重的是,不是暂时拖欠薪水,而是一年一年地持续下去。顾颉刚1923年12月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担任助教,他1925年的日记载,100元的月薪不但拖欠了半年以上,而且那千呼万唤始到来的欠薪,还是分次吐出的。这导致顾颉刚债台高筑,无奈之下只好向胡适借款60元。北大的教授只有纷纷南下,另求生路。

胡适不同于其他北大教授的地方,在于他有丰厚的版税和稿酬,也正因此,当其他教授以罢课的方式索薪,为三餐愁蹙,胡适却可以房子越租越大、越好。“从胡适1928年12月15日的日记里所附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开出的版税与稿费清单来看,胡适在版税上的收入大概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文人之冠。”江勇振指出。

按照江勇振的解释,胡适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作序稿费300元。而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从1923年4月起开始每月奉赠胡适100元的月费。“一是报他已往助我们的劳绩;一是托他以后介绍并审查各稿云云。”

至于版税,亚东给胡适几乎全是15%的版税。至1928年11月为止,《短篇小说》在9年之间印了11版,《尝试集》8年间印了10版,《胡适文存》初集7年间印了11版,《胡适文存》二集在4年间印了5版。印刷的数量从2万册到4万册。以《尝试集》为例,根据汪原放的统计,到1953年亚东结束为止,该书的总印数为4.7万册。

从数字上看,当时的胡适绝对是一个畅销书作家。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说,胡适版税收入,有些年份可达二三千元之数目。从亚东图书馆的这份版税稿酬清单来看,胡适在上世纪20年代的版税稿酬收入,光是以亚东付给他的来计算,平均是一年3300元,几乎等于他在北大一年的教授薪资。而这只是亚东图书馆一家而已。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1919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两个月内就再版了。光是这本书,到1923年第9版售尽为止,胡适就有6600元的版税收入。

 

事功第一,行乐及时

1917年回国后不久,胡适就依照母亲的愿望结婚了——不过据江勇振的考察,胡适结婚不完全是母亲之命,他那裹小脚的妻子江冬秀年轻时很漂亮。按照江勇振的理解,胡适既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人,也不是一个真正希冀举案齐眉的人。

有意思的是,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杜威的夫人曾在一封家信里,将胡适形容成一个对家事三不管的男人。杜威夫人的理由是:江冬秀生大儿子祖望的时候,胡适不在场。到了江冬秀要生女儿素斐的时候,胡适连预产期都搞错。

另一件事同样说明胡适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人。1931年1月,陈衡哲跟胡适到上海开会,胡适在日记里记下了他们的谈话:“与莎菲(注:即陈衡哲)谈,她说Love(爱)是人生唯一的事;我说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之一而已。她说:‘这是因为你是男子。’其实,今日许多少年人都误在轻信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

作为一个知识人,胡适的长处在于他不仅会读书,还会娱乐。更令人激赏的是,他懂得推己及人,希望普罗大众都能够享受到健康的娱乐。

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1925年5月17日北大哲学系师生联欢会的致辞里。当时,梁漱溟在致辞结尾告诫学生:“还有一句话要说的。就是替社会做事,享受总要薄一点才对。我从未走进真光电影场,从未看过梅兰芳的戏。总觉得到那些地方是甚可耻。”

胡适则告诉学生:“对于梁先生劝我们自奉俭约,是对的。不过他对于应有的娱乐觉为耻辱,我以为只能以之为立己之道,以之立人则不可。……我希望诸位同学以后都大阔特阔。社会娱乐场所愈多愈好,能使穷人都能看戏才好。……我们宁可起早一点工作,戏却不可不看。”这一阶段,胡适不仅中国戏、外国戏都看,而且“打球打牌,都是我的玩意儿”。

这一阶段胡适交友广泛,应酬颇多,以至于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徐志摩风趣地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一段时间,胡适还有嗜酒甚至是烂醉的习性,夫人江冬秀曾赠他戒指一枚,刻“止酒”二字。

当然,让胡适真正成功的显然在于他的事功。胡适自己曾在1921年9月16日的中秋赏月之后想起几年前在《四月二十五夜》里描写的月亮,插上了一句按语:“行乐尚需及时,何况事功!何况学问!”

这一阶段,胡适的日记中留下很多他“读书用功、教书认真”的印记。1920年春天,胡适曾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他在“中国哲学史”课里所要讲的王充。而为了完成《中国哲学史》下卷写作研究中古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胡适还曾报名参加北大在1919年秋天成立的梵文班,师从德国语言学雷兴(FerdinandLessing)。

1917年回国以后,胡适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其在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上世纪30年代。作为一代宗师,他订定了当时中国史学、哲学、文学研究的议题、方法和标准;作为白话文学的作者和评论家,他不只是推行了白话文,还从根本上规范了新文学的技巧、形式、体例与品味;作为一个政论性杂志的发行人、主编、撰稿者,他塑造了舆论;作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最具影响力的董事,他透过拨款资助,让某些特定的学科、机构和研究人员得以出类拔萃,站在顶尖的地位。

 

思想“右倾”之谜

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都是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的领袖,但是后来他们却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不过,诚如江勇振所言,这些人“令人敬佩的地方,在于他们能够主张不同,却不影响其友情”。胡适和李大钊在1919年“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有过短暂交锋;胡适和陈独秀争办《新青年》,用钱玄同写给周作人、鲁迅心上的话来说,“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然而,他们都能够继续保持朋友之义,甚至在朋友落难的时候出面相助。

1921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和蔡元培等人通过不同的管道设法营救。1925年2月5日陈独秀给胡适的信,更令人感慨万千。信曰:“久不通信了,听孟翁说你问我果已北上否,我现在回答你,我如果到京,无论怎样秘密,焉有不去看适之的道理。”

一直以来,胡适都被视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然而在江勇振看来,1926-1927年间胡适却有过一段“右倾”、“法西斯蒂”的时期。

从五卅惨案到北伐开始,是胡适呼喊“中国受列强欺负”、“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最多也最激烈的时候。他不但在中国呼喊,甚至在英国、美国充当国民党的义务宣传员。他承认苏联顾问在国民党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但坚决否认国民党“左倾”。他称赞国民党从苏联顾问那儿学到了组织的方法,并认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学会用政党来组织政府和军队。

“党成为军队和政府的大脑与灵魂,党与军队成为一体。”1926年11月9日,胡适在他的演讲中说这是他为中国额手称庆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有意思的是,在这之前,胡适还曾苦口婆心地劝诫青年学生要向费希特、歌德、巴斯德学习,要闭门造车,不要跟着世界一起“陆沉”、“堕落”,要懂得“救出”自己。

更令人震惊的是,1917年5月17日,写信给韦莲司说国民党在上海政变“屠共”做得很对之外,胡适竟然还给另外一个留学时期的朋友葛内特写信再次表明了看法:

中国发生政变的时候,我还在海上。看来国民党开始找到自己了(4·12政变)。但是情况仍然不稳。我在上海的朋友都打电报或写信叫我不要回去,所以我在东京和京都停留了23天。但是,我的一颗心都在南方政府身上,所以我不顾所有劝告,在两个钟头以后就要搭船回上海。……附:我仍然乐观。我认为我在上海的朋友都没有从正确的角度来看事情。

在江勇振看来,这段话绝对是胡适一生中鲜为人知的“以杀止杀”、“以暴治暴”的言论。不过,江勇振也强调,很快胡适就“浪子回头”了。

 

江勇振:研究胡适要摆脱“资料热”、“观点盲”

时代周报:这部胡适传记,算是一个另类。一方面,这部著作并不同于传统的传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你基本上都是从自己的研究出发,完全没有被传主胡适牵着鼻子走。

江勇振:在我看来,当前胡适研究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迷信只有在新资料出现的情况之下,才可能会有胡适研究的新典范出现。其实,殊不知现有的胡适资料,已经浩瀚到没有一个人可以全盘掌握的地步。研究胡适要面对着浩瀚的资料,固然是一大难题。然而,要突破当前胡适研究的瓶颈,要开创出新的典范,我以为新的观点才是法门。资料诚然是多多益善,然而,徒有资料,没有新的方法和观点,绝对不足以窥胡适的堂奥,更别提为胡适研究画龙点睛了。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一句至理名言,这种对资料的迷信,套用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战里所说的“目的热”和“方法盲”的话来说,就是“资料热”、“观点盲”。

研究胡适需要摆脱“资料热”、“观点盲”的弊病。看一下现在汗牛充栋的胡适研究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在炒冷饭。还有一点,对胡适一生关键性的观点、重要性的议题,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是跟着胡适起舞—譬如胡适的《日记》和《四十自述》,甚至是亦步亦趋。殊不知,胡适又是谨守个人隐私的人。他知道自己的日记会被人传阅甚至是公开出版,所以在日记和书信里面不写那些他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东西。记得有一次,胡适一位朋友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和胡适往来书信中的内容,胡适就告诉这位朋友,这个书信是他们之间的秘密,如果没有得到另外一个人的许可是不应该公开的。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有一点点胡适提倡的“怀疑精神”,不能胡适说过就算—我把他称之为“胡适说过就算主义”。相当讽刺的是,胡适一直都教导大家不要被别人、被孔丘和马克思牵着鼻子走,可是他一辈子都牵着别人的鼻子走。

时代周报:那如何才能破解这种局面,而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呢?

江勇振:首先说明一点,我说很多胡适研究都被胡适牵着鼻子走,不是说胡适故意为之,而是说客观上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在我看来,若要不堕入“胡适说过就算主义”,还是前面说的那些话,若要不闭门造车,就必须学习胡适所说的,要有“一点点用功的习惯,一点点怀疑的态度”。除此之外,要研究胡适,还得先学一点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的防身本领。

这个“防身的本领”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好好地、老老实实地去读胡适读过的书。

胡适一生当中被人误解的地方不胜枚举。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误解的人没有去追寻胡适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他们抓住胡适一时一地所说的话,把它当作胡适对某个问题的定论。

譬如,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胡适曾经说过最有名的一句话是“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这句话充满了智慧,可是杜威如何教胡适去思想,赫胥黎又是怎样教胡适怀疑的?有多少人去考证过胡适如何诠释杜威的思想。考察这些东西也许就需要我们把胡适读过的书、写过的文章中的和杜威思想的比较一番。在书中我试图比较了一下,结果发现其实胡适对于民主的看法是接近于20世纪美国民主现实主义者的,而杜威的实验主义显然是不可能接受胡适这一观点的。

此外,每个人在研究胡适时不可避免地有个人的研究立场,我们无法摆脱,但是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多年来,大家研究胡适习惯于“立场”先行、“议题”主导。1949年前大家强调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包括美国也是强调这一立场;中国批胡的斗争之后,胡适成为了买办,这些立场决定了我们怎么来分析和研究胡适。有趣的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学者突然发现胡适在上世纪20、30年代提出的想法正是中国在80年代所需要的,一下子胡适又变成了改革先锋。可是,我们应该知道真正的胡适是一个多面向的人物,如果只强调胡适是自由主义者、改革先锋或者文化买办等其中的某一点的话,必然会不自觉地影响到研究方向。

时代周报:从领导新文化运动到中国革命中自由主义的旗帜,某种意义上讲,胡适已然成为了中国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你眼中的胡适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有的学者认为,“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认为他身上最大的精神特质恰恰是目前中国社会所缺少的。

江勇振:我一直都说,这个问题可能要到三部完结之后才能回答。但正如我在第一部的前言里提到的那样,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能带领一代风骚、叱咤风云、臧否进黜人物者,除了胡适以外,没有第二人。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扮演的是“龙头”的角色,他是新文化的领袖,他在政治上的发言,整理国故方面的成就,也表明他是当时中国思想、学术、舆论界的领袖、宗师与巨擘。

胡适这个人绝顶聪明,用功,而且善于抓住人们的心理。英国人韦利曾说胡适是当时世界六大天才之一。同时,他不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一定意义上讲,韦利是正确的。要想用胡适来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就仿佛把天才当作一个社会典型一样荒谬。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正是胡适的地位,使得胡适具有指标性、前瞻性和规范性,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他以及和他唱和的那些人物来管窥20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知识、舆论界的情况。鉴于此,我认为胡适是上个世纪少数必须重点研究的几个人之一。

今天崇拜胡适的人形容胡适为中国现代化的先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把他作为未来中国的指标—所谓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说法—则是把历史与未来混淆了。毫无疑问,不懂得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人,不愚即妄。所有想象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人,都必须先牢记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里所说的话:“凡是有生命的学说,都是时代的产儿。”所有的学说“都只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药方”。生吞活剥、盲目抓药,是一大忌。换句话说,胡适本人及其思想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活在20世纪前半叶的胡适,如何可以作为21世纪的领航人呢?这根本就与胡适—其实是杜威—处处对人循循善诱的道理是背道而驰的。在我看来,如果胡适的一些想法变成了21世纪中国社会的想法,那主要是因为他的思想中包含了一些正常、正当的人类共通所应有的东西。

来源: 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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