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阳:范式转换与传统“近代”“现代”概念检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6 次 更新时间:2005-05-13 01: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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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阳  

  

  摘要 历史研究范式目前正在从“局部史范式”向“总体史范式”转换,或者说从“小历史范式”向“大历史范式”变更。这种范式转换在近史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大体就是人们所说的从“革命(史)范式”转向“现代化(史)范式”。范式转换不仅要求我们反思旧范式的理论、价值、逻辑和方法,对旧范式概念的检讨也不可避免。作为旧范式的基本概念,传统“近代”、“现代”概念内涵偏狭,未能深刻揭示近世历史的本质。随着新范式取代旧范式,传统“近代”概念无论作为历史时代概念、还是历史时间概念,都宜退出历史舞台;而传统“现代”概念只有更新概念内涵,才能作为一个历史时代概念继续存在下去。

  

  关键词 范式转换 “近代” “现代”

  

  一

  

  当下中国的历史研究乃至整个历史学科无疑正在发生重大变革。这种变革的集中体现和最大成果,就是历史研究范式的转换。“范式”(paradigm,或译为“规范”、“范型”等)概念源于自然科学,意指科学研究中一种公认的研究模型或模式。一种研究模型或模式就是一种研究范式。在这个模型或模式中,人们拥有共同的科学研究世界观、信念、价值、逻辑、理论、方法、标准、定律、范例、语言、概念、符号、仪器乃至团体组合等。所谓范式就是上述各种科学研究要素的集合或整体。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和“科学革命”的发生,必然导致科学研究范式的改变和转换,于是新范式取代旧范式。①这就是范式转换。实际上,范式和范式转换概念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因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同样存在范式和范式转换现象。当今中国几个主要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就正在经历或已然发生重大的范式转换。历史科学或历史学科亦不例外。

  

  对于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科而言,范式转换不是一个是否发生和有无必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已然发生并正在进行的既有事实,只是这一过程目前尚未全部完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界定、概括和评价这种范式转换。就是说,现下中国历史学科所发生的范式转换究竟是从什么范式向什么范式转化,这种范式转换属于什么性质,具有什么意义。对此,人们各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当下中国的历史研究乃至整个历史学科的范式转换尽管存在各种不同的具体表现,概括起来就是从以阶级斗争史、革命史、政治史或政权史等局部史为主要内涵的旧范式向以总体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为主要内涵的新范式的转变,即从“局部史范式”转向“总体史范式”。也可以说是从“小历史范式”向“大历史范式”转换。具体而言,就是传统的以阶级斗争、政治(政权)问题和暴力革命为核心的历史和史学理论、概念、范畴、价值、逻辑、方法以及组织、体制等作为一个整体正在逐步解体和淡出,而以总体、综合、系统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问题为核心的历史和史学理论、概念、范畴、价值、逻辑、方法以及组织、体制等作为一个整体则正在逐步成型和成熟。两相比较,不难看出,“总体史范式”较之于“局部史范式”,无论研究对象、范围、视角、方法和心理等,都更加广阔、综合、包容、客观和理性。正因为如此,现下无论是古史研究还是近史研究,无论是中国史研究还是世界史研究,无论是专门史研究还是通史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从“局部史范式”向“总体史范式”转换和变革的趋向。这无疑是一个必然和可喜的趋势。

  

  不过,“局部史范式”这个旧范式作为整体虽然正在淡出,但并非旧范式中的所有要素和内容都要被否定。其中的某些要素和内容还可以继续保留,只是需要在“总体史范式”这一新的和更合理的分析平台上重新定位、重新解释或重新调整其地位和关系。比如,旧范式中的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在新的“总体史范式”中仍有其某种合理性,仍是我们进行社会历史分析的一个重要视角,但已不是最主要的理论和方法,更不是唯一和绝对的理论和方法。可见“总体史范式”中的阶级分析与“局部史范式”中的阶级分析已不可同日而语;又如有关革命问题的概念、理论、方法和价值等问题在“总体史范式”中也将被重新解释、认识和定位。

  

  在中国近史研究领域,这种范式转换表现得尤为鲜明和突出。近二十多年来有关近世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无论是微观研究、中观研究还是宏观研究,无论是史料搜集、实证研究还是理论研究,都是在史学研究范式转换这一宏阔的背景下展开的,都与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具体表现。如对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等晚清和民国时期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及其相互关系的重新评价和进一步深入研究,对于近世中国社会发展基本线索和根本趋向问题的重新认识,对于近世中国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问题的重新探讨,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日常生活史等专门史研究的日趋活跃,技术史、组织史、制度史研究的开始出现,晚清史、民国史与传统“近代史”、“现代史”的相对分离和独立等,其背后大多折射出范式转换的影子,都表现了不同范式之间的矛盾、冲突、转化和重新整合,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史学研究和近史研究理论、概念、范畴、价值、逻辑、方法以及组织、体制等方面的某种变革和转化,其基本趋向概括起来就是从以革命史、阶级斗争史和政治史为主要内涵的“局部史范式”转变和更新为以总体、综合、系统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为主要内涵的“总体史范式”。或者说从“小历史范式”转变为“大历史范式”。当下人们常说的从“革命(史)范式”向“现代化(史)范式”的转换和变革,大体上可以说反映和代表了这一过程。或者说,从“革命(史)范式”到“现代化(史)范式”,就是目前从“局部史范式”到“总体史范式”这种范式转换在近史研究领域的主要表现。对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持认同和肯定态度。只是人们大多没有注意“革命(史)范式”、“现代化(史)范式”与“局部史范式”、“总体史范式”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是一种具体范式与一般范式的关系,没有把具体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史)范式”进一步上升到一般意义的“局部史范式”和“总体史范式”层次。

  

  当然,也有学者“未敢苟同”“以‘现代化’作为更主要的视角来建构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进而“不认为有用‘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必要”。②这种观点颇具代表性。在范式转换和变革过程中出现不同观点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可惜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未能正常和自由地展开。任何范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任何人也都有坚持自己的研究范式的权利。当然,范式的新旧交替和多元并存,也存在一个学术“市场”选择、承认、包容和淘汰的问题。

  

  二

  

  我们注意到,随着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随着近史研究领域“总体史范式”或“大历史范式”(目前主要以现代化[史]范式为代表)的确立,那些在旧的“局部史范式”或“小历史范式”(以革命[史]范式为代表)中居于主导或核心地位的理论、价值、逻辑、方法以及许多概念等,不是被重新解释、调整或改造,就是被逐步淡化,有的甚至已退出历史舞台。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观点、价值逻辑和概念表述不仅在字面上已基本消失,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其影响也日渐式微,只是在教科书上似乎还余音未了。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虽然还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并将继续存在,但已不是绝对和唯一的理论和方法。可以说“唯阶级论”的理论和方法已逐步淡出;与此相适应,“唯革命论”观点也已大为淡化。③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不再是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的唯一标准和绝对标准。改革的历史实然性、逻辑必然性和价值合理性也开始受到人们的正视、理解和认同。

  

  然而,我们同样也注意到,旧范式中的某些概念尽管业已过时,更新在急,至今却依然故我,无所触动,并在新范式中继续延续其传统角色。它们几乎没有受到什么质疑和挑战。这一现象值得省思和玩味。如作为旧范式基本概念的“近代”、“现代”概念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近代史”和“现代史”、“近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等概念组合在当下的“涛声依旧”,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传统“近代”、“现代”概念及其概念群,其名称、基本涵义、适用范围及其相互关系在旧范式中是如此,在新范式中依然如此。这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把近世历史划分为“近代”、“现代”两个不同时代或两个不同阶段,于是就有了“近代史”、“现代史”两个先后相继的断“代”性通史。它们与位于此前的“古代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通史序列。如在中国史领域,以往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称为“近代”,这段历史称为“近代史”;把从五四运动到共和国成立乃至以后称为“现代”,这段历史称为“现代史”。近来,人们又把“近代”、“现代”的分界从五四运动往后移至1949年共和国成立。此前为“近代”,此后为“现代”。界标的改变,反映了划分“近代”、“现代”标准的某种变化,但把近世中国历史划分为“近代史”和“现代史”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两分法”依然没变。其理论依据和根本的划分标准也没有改变,这就是单一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五形态”历史阶段划分标准。显然,作为旧范式的两个基本概念,“近代”、“现代”概念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相关的概念群,是有其具体而独特的历史内涵的,其概念含义远非字面意义那样简单和随意。

  

  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尤其是伴随历史研究范式的转换,旧理论、旧价值、旧逻辑、旧方法以及其它旧概念都已受到质疑并被重新认识,作为其外在表征和集中体现的传统“近代”、“现代”概念及其概念群没有理由不受到质疑和反思。我们说,旧范式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传统“近代”、“现代”概念及其概念群乃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旧的理论、价值、逻辑和方法的高度浓缩和典型反映。继续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近代”、“现代”概念及其概念群,把它们不加反省和改造地完整带入新范式,必然会导致近史研究理论、价值、逻辑、方法的抵牾和混乱。而最为外在和直观的混乱就是概念本身的混乱。如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或听到诸如“近代现代化”、“近现代现代化”、“近代现代化史”、“近现代现代化史”、“现代化与近代中国”、“现代化与近现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等这样错乱的概念表述。诸如此类的概念表述和搭配不仅使人如坠雾中,更让人对历史研究的严肃性、科学性和规范性发生怀疑。历史学作为一门主要以时间和时代为研究特色的学科,在最基本的时间和时代概念问题上却表现得如此混乱,不能不令人遗憾和迷惑。眼下的近史研究之所以处在一种又旧又新、不旧不新的状态,概念混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要改变这种局面,为使近史研究范式转换不致半途而废,当务之急就是要重新检讨“近代”、“现代”等属于旧范式的旧概念及其概念群。就是说,有必要以“总体史范式”或“大历史范式”为观照,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展开对传统“近代”、“现代”概念及其概念群的反思和检讨。

  

  三

  

  如果单纯从语词角度看,“近代”、“现代”这样的语词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为不同的人们多所使用。如清末和民国时期,就出现了“近代”、“现代”语词,但同时也使用与“近代”、“现代”语词同义和近义的“近世”、“现世”语词。至于它们的含义及相互关系,并无确切和统一的界说。一方面,在时间含义上,它们与我们今天许多人所说的“近代”、“现代”不无相似和相通之处。另一方面,在实质含义上又存在明显的区别;又如日本也普遍使用“近代”、“现代”语词,其含义也多与我国现下流行的“近代”、“现代”概念形同而神不似。对此,已故著名现代化问题专家罗荣渠先生在比较“现代化”和“近代化”概念时,曾有过一段较为深入和细致的论述和评议。④我们这里所要讨论和批评的,不是这些所说不一、并无定见的“近代”和“现代”语词,而是指具有特定历史内涵,即以“唯阶级论”和“唯革命论”为绝对标准并用以指代近世以来宏观历史时代的“近代”、“现代”概念。这组概念是旧的“局部史范式”即革命(史)范式的基本概念,近几十年来一直占居绝对和排它的统治地位。我们暂且把它们称之为“传统‘近代’、‘现代’概念”。

  

  传统“近代”、“现代”概念的局限和短绌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传统“近代”、“现代”概念实际包容的内涵比较偏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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