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理论唤魂:审视“现代”的社会科学眼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27 次 更新时间:2023-05-11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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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摘要:审视“现代”,存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基本进路。人文科学不仅与“现代”同时发生或出场,也成为论及“现代”蔚为大观的学术体系。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理论视野中的“现代”,是一种倾向于事实描述、比较分析、总体肯定的进路;社会科学中的实证方法,一方面力图给人们展示一幅真实且准确的现代画面,另一方面则仿照自然科学对现代进行数学化或数字化的描述分析。两者相依而立,分别促成了社会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大理论与小理论传统。“现代”的实证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的利弊相伴而生。仅就审视“现代”的社会科学眼光来看,需要合理校正与反思超越。藉此,审视“现代”的社会科学眼光,不仅促使社会理论与社会科学视界融合,而且促使社会科学再次与人文科学进路接榫。

作者: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3年第4期。

目 次

一、打量“现代”:与人文科学争胜

二、社会科学的解释张力

三、聚焦量化

四、理论唤魂:社会科学的归位

 

“现代”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一个辞藻。“现代”既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也是一场逐渐与“传统”疏离开来的自觉的思想运动。前者是社会的自然史演化结果,后者是社会的精神史演变结晶。社会的现代变迁与“现代”的精神成长,是高度关联、内在嵌合在一起的。审视“现代”,自然是面对“现代”展开的反思性活动。审视“现代”的社会科学进路,建立在人文科学、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基于实证性、科学化的眼光。其中,关于“现代”的量化社会科学研究,尤为引人瞩目。这一研究进路,因其全力提供关于“现代”的数量化、明确性知识,获得了类似于科学的知识属性和类似尊重。但因为这样的研究进路愈来愈疏离关于“现代”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理论传统,表现出无视现代基本价值与基本结构的倾向。基于此,有必要唤魂社会理论,将打量“现代”的社会科学眼光重新聚焦于宏大主题之上。

一、打量“现代”:与人文科学争胜

从现代的兴起、发展、兴盛的历程来看,社会的现代变迁既先于“现代”的学理分疏,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现代变迁,自然无所谓现代的学理探究;没有现代的学理辨析,人类对现代的自觉推动,也就不可能出现。“现代”这一概念,需要被理解为一组相关概念的集合性概念:在观念构成上,它以“现代性”(modernity)呈现其复杂含义;在社会变迁上,它以“现代化”(modernization)展现其丰富内涵;在社会总体结构上,它与“传统”(the tradition)相对而呈现其基本特质。而在这三大概念之下,还存在一系列子概念,由此更体现出“现代”概念的集合性质。对“现代”进行社会史描述与学科性分析的著作,汗牛充栋,切入的具体视角和得出的分析结论,就更是让人望之兴叹。

考察现代变迁与学理探究的关系,可以从三个角度切入:一是相对独立的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二是自有渊源的现代学术历程,三是现代变迁与现代学术交错作用的机制。这里试图尝试描述与分析的是,关于现代的学术发展及由此促成的学术传统。且将这样的审视主要落在社会科学尤其是量化社会科学对现代的理解这一主题上。不过,为了清晰地凸显这一主题的内涵,这样的描述与分析,需要由大到小地收束主题,才可望分辨清楚量化社会科学对人们理解现代究竟有何得失,从而既保证人们更为积极地有效地展开量化社会科学的“现代”研究,又敦促人们意识到这样的现代解释进路的限度,让人们保有理解“现代”的多元路向,尤其是保有从宏观、总体上理解“现代”的人文与社会理论视角。

一般而言,理解“现代”的学术进路,可以区分为“人文科学”(the humanities)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两类。前者先发,后者后发。两者在自己的学术传统上,对“现代”做出了学术风格明显不同的解释。从学科类型上讲,人文科学并不属于日常语言中的科学范畴,人们习惯于将之称为“人文学、人文研究”(humanistic study)。这一学科跟“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并无直接关联,远则跟西方的古典学术直接联系在一起,近者与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学习希腊语与拉丁语,以期回归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运动相关。人文学也就与“以复古为解放”,掀动“现代”思想学术的巨大帷幕的尝试,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社会科学,倒是全力模仿现代自然科学,竭力以科学的理念、方式与方法去研究已经开启并大致完成现代转变的人类社会的结果。不过,两者存在一个同心圆:那就是从不同侧面与相异进路,关注并介入“现代”的发展,展开对“现代”的描述与阐释。因此,两者都对人们理解“现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打量的“现代”,是一个存在极大争议的现代整体结构。姑不论在“现代”具体构成要素上浮现的尖锐对立的看法,仅从总体上讲,对“现代”做出肯定与否定的两种判断,一直存在于两种学术传统之中。在两种对“现代”的基本评价之下,催生了数不胜数的对立性判词。这是受不同学科的学者们价值立场、切入视角、研究目的驱使的结果。不过,一般而言,“现代”之为现代,一些基本构成因素是存在超出对立诸方的共识的。譬如,“现代”是与“传统”相对而言的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起源于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成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现代”在物质生产方式上由资本主义推动、在制度上以立宪民主为规范政体、在文化发展上呈现出多元共生态势,在政治社会建制上表现为民族国家形态,在知识创制上以科学研究为主要动力,在发展动力上主要依赖技术革命,如此等等。

在“现代”处境中,比较公认的是,“诸神之争”难以调和。所谓“诸神之争”,就是在一神退场之后,秉持不同立场的大思想家扮演准神角色,相互攻讦,久决不下。因此,在重思围绕“现代”展开的学术分歧的时候,需要相对脱离价值立场之争,从比较容易取得一致看法的学科特点上切入,由此才可能找到凸显“现代”真相的适宜进路。就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学科而言,人文科学在“现代”的创制与阐释上均占据时间上的领先地位。社会科学完全是“现代”变迁的产物,它在“现代”的发展与解释上显现出明显的后发性。就前者即人文科学的先发性来讲,人文科学、或者说人文学,直接构成催生现代的思想学术基础。文艺复兴运动既是一场现代精神运动,也是现代社会变迁的先声。“欧洲的(文艺)复兴并没有停滞于对古代遗产的连连称奇和对祖先创造之物的模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用批判的眼光不断检视最著名的古代权威的学说——宇宙学、物理学、医学。未通过试炼的观点都被弃之不用,可以被驳斥的观点都失去了拥趸。经验、实验和逻辑思维征服了古代巨人。人们认识到,只有当旧事物退让,新事物才能出现,且新者往往优于旧者。”正是在古今思想的碰撞之中,文艺复兴运动掀起了哲学、宗教、文学、语言、艺术、科学、政治、战争诸领域的革命性变化。而从总体上讲,人文主义对神文主义的颠覆,确立了“现代”的世俗化精神特质。此时,关于“现代”的较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尚不见踪影。这一时期的人文学,直接构成了“现代”图景,形成了一幅催生与阐释“现代”相交织的画面。直到现代分科学术浮现以后,人文学才与社会变迁区隔开来,成为比较专门、自有传承的学术体系,而且与“现代”变迁错位运行。与成熟现代情况下的人文学科相比,可知这一时期的人文学,更接近于古代学问的理路,即分科学术的成长尚处在一个萌芽状态——人文学术与科学的分界尚不明显,人文理念的表述主要仰赖思想英雄们的洞见,思考主要还在神人关系的观念框架之中,历史因素在人文学的发展中还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相比于人文科学而言,审视“现代”的社会科学是晚到者。如果说现代人文科学起源于14世纪,那么社会科学的发端已经到了18世纪。按照复数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一词来看,出现时间更是晚到了19世纪。从学术宗旨上讲,社会科学的兴起,与自然科学获得了尊崇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假如将奥古斯特·孔德仿照自然科学进行社会学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肇始,以其1830年撰写的《实证哲学教程》为精神自觉的标志,那么,社会科学便是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挪移到社会领域的产物。它的现代属性的纯粹性,就此超过人文学术。但它相对于人文科学对“现代”的塑造以及阐释,就明显成为后发、晚进的学术研究进路。就学术研究的具体路径来讲,人文科学对“现代”的创制与解释,大致遵循的是一条泛哲学化的理路,这与源远流长的古代“科学概念与宽泛哲学理念相联系”的传统相关。尽管人文科学中的某些学科,甚至是显著疏离科学的、具有极为悠久传统的历史学,也开出了计量历史学这类子学科。但从总体上讲,人文科学整体上处在相比于社会科学更加疏离科学的位置上。而且,在体现两个学术体系怎么对待“现代”的学科特质上,人文科学自始就没有建立起研究者们基本认同的规范,因此其研究成果一直成为表现研究者个性的东西。这与科学所强调的研究者大致认同公认的科学规范,迥异其趣。

什么是科学?“科学是以我们所能看到。听到和触摸到的东西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个人的观点或推测性的想象为基础的。如果对世界的观察是通过细致和无偏见的方式进行的,那么,以这种方式确定的事实将为科学构建一个可靠的和客观的基础。”以此为判准,人文科学的价值性、主观性与不确定性比较明显,因此与科学的距离较远;社会科学的事实性、客观性与确定性相对较强,因此与科学的亲缘关系比较明显。这被认作是两者可靠性程度高低的标志。这就使得社会科学在理解“现代”时,相对于人文科学所呈现出的可靠性更高。或许这是哪怕最传统的人文科学学科如历史学,部分子学科如计量历史学也呈现出科学化取向的缘故。因为在一个科学全面取胜的时代,“科学得到了高度的尊敬。显然,人们普遍持有这样一种信念,即科学及其方法或某项研究是‘科学的’,就是想以某种方式暗示它们具有某种价值或某种特别的可靠性”。循此可以推知,在创制与解释“现代”上领先于社会科学的人文科学,很难守住自己的领先位置。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理解“现代”上的确存在相互争胜的互斥性。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是因为二者打量“现代”的眼光确实有着很大差异:前者以事实性、确定性为切入口,后者以价值性、洞察力为聚焦点。二是因为二者揭橥“现代”特质的目的很不相同:前者以描述和分析呈现出与“现代”的亲和关系,后者以反思与超越表现出与“现代”的紧张关系。三是因为二者在展现“现代”的方式与目的性上存在显著区别:前者借助类型划分与统计分析来呈现“现代”生机与活力,后者依靠批判工具与理想祈求来显现“现代”弊端与颓势。因此,仅就理解“现代”而言,人文科学、也就是偏向哲学一端的学术传统,与社会科学即偏向科学一端的学术传统,在争取理解“现代”的竞争性阐释中,逐渐从前者的优势向后者的胜算转移。

二、社会科学的解释张力

由上可知,面对“现代”,人们对其尝试展开解释活动,已经形成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传统。但这并不等于说,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其学科内部就是高度同质化、而没有任何内在张力的学理体系。情况恰恰相反,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在其不同的具体学科之间,存在着绝对不弱于两大学科之间的巨大张力。仅就社会科学而言,姑不论社会科学领域诸学科之间在理解“现代”时表现出的显著的差异,在社会科学的两大理论传统的视角看,也就是在社会理论与实证社会科学之间,就已经体现出理解与解释“现代”的重大差别。

社会科学中的社会理论与实证科学,是不是可以纳入“社会科学”的同一范畴,是存在争议的。这与两者的科学属性存在的程度差异甚至是结构性差异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与哲学知识传统的亲和关系上讲,社会理论与之的亲缘关系较近,而与自然科学的亲缘关系较远;实证社会科学则与哲学知识传统的亲缘关系较远,而与自然科学的亲缘关系较近。但在解释现代“社会”的这个特定对象时,社会理论与实证社会科学所要处理的学术实体则是一致的。“现代”与“社会”的合成词“现代社会”(the modern society),是一个与“传统社会”(the tradition society)相对而言的宏观、总体社会结构,它不能在古代关于社会论述的基础上得到直接理解。但“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又不同于“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或关于“现代”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理论等等,“我们选择了‘社会理论’这个用语,而不是更专门地指称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或者是政治理论”,是因为“社会理论涵括了有关现代社会中社会范畴的性质的总体上关注”。由此可知,社会理论不仅在内容涵盖上容纳了社会学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而且给出了不同于这些社会科学具体学科的、关于现代“社会”的宏观与总体论断。这使之呈现出社会理论学科三个高度相关的特点:就涵盖力上讲,它似乎具有一种哲学的广泛包容力;就学术特质上讲,它以跟自然科学的亲和性展现其科学特性;就学术目标上讲,它尝试给出现代社会的总体理论。

审视“现代”的社会理论进路,大致分为两途:一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旨在揭示现代特质并推动人们正面认识现代发展的进路,因此对现代社会给予了正面的解释与辩护,可将之称为社会建构理论;二是以卡尔·马克思为代表的、旨在揭示现代根本弊端并推动人们寻求更为完美的社会机制,因此对“现代”构成颠覆作用的进路,可将之称为社会批判理论。两相比较,在创制各自社会理论的时序性上讲,马克思先起,且对韦伯发生了不小的影响;在理论的逻辑位置上讲,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本应后于韦伯的现代社会理论,因为得先有社会建构理论,然后才能合逻辑地出现社会批判理论;在两种理论的相倚性上讲,现代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不可或缺,否则就构不成完整的社会理论图景。

韦伯的社会理论体系非常庞杂,很难让人认同它是一个具有融贯性特点的理论构造。一方面,他以“理性祛除巫魅”概观现代社会的特质,认定一切神圣的东西都退隐到了公共生活的幕后,而人的社会行动都依据工具理性的引导而展开。另一方面,他对现代社会的行动模式进行了系统分析,不仅指出了从传统到现代的不同统治类型,也就是魅力型、传统型与法理型统治,而且明确强调经济行为背后的深刻伦理根据(这一点鲜明体现在他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分析上面),复加他对现代呈现出的物化取向的明确指认,以此将“现代”的结构性特点指示给人们。再一方面,韦伯对“现代”的基本构成要素,均持一种总体肯定、有所保留或间有批评的态度。他明确认定,议会民主制远比其他统治形式更能激发社会的能动性;较少人道主义成分的资本主义以其公开的竞争和私人企业造就了干劲十足的企业家和精力充沛的冒险者,并因此给社会带来极大的活力;有可能威胁伦理秩序的科学,则成为合理行动、理性决策、个人道德心的驱动力量。因此,即便韦伯并没有对工业社会做出明确肯定的评价,但“也许正是因为他试图界定现代西方社会的独特性并对其特有的历史发展做出因果解释才被今天的人们熟知”。可以说韦伯是正面地或建设性理解“现代”意味的社会理论家。

马克思对“现代”秉持一种肯定基础上的批判与重构立场。一方面,他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解放作用,认定它带来了远比之前一切社会形态加总还要多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他明确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面对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一定会发生结构性改变,从而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相应地,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国家权力体系,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准此,马克思以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发展秘密,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勾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建立起了推翻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秩序、建立最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秩序的社会理论体系。

面对同样一个“现代”社会,社会理论的建构,呈现为鲜明不同的两大理论传统。在这两大理论传统中,进一步呈现出价值取向、制度安排与生活方式迥异其趣的、体系相对较小的种种社会次级理论,这就是流行于现代社会科学界的种种论及社会运行机制的中层理论。社会理论对现代社会的解释,在现代社会思想史的不短时期,一时风头无两。但社会理论对“现代”“社会”的宏观总体建构与解构尝试,为其理论埋下了自我瓦解的伏笔:一者,由于社会理论对“现代”“社会”在理论类型上只存在正面论证与反面颠覆的两种进路,因此它限定了社会理论的作为空间,一旦两种基本表述大致实现了自足、自洽的理论建构任务之后,就意味着社会理论在理论上的无大作为甚至是无所作为。二者,“社会”理论既然由正面的论证与反面的颠覆共同构成,那么它就必然面对自己为自己设定的不可能完成的自证任务,即便正面论证遭遇一再翻新、反面颠覆出现畸变情形,“社会”理论之间的相互攻讦,却促使人们亟于跳出缺乏共识的“诸神之争”,致力寻求更多共识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其间,韦伯所揭橥的“诸神之争”处境、呼吁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秉持“价值中立”立场,构成一种自我瓦解的动力。三者,社会理论对“现代”的理解,总体上混杂着哲学洞察与科学研究的成分,因此其对“现代”“社会”的事实性重塑、可靠性观察、科学化研究,就会因为相互冲突而显出不足。在自然科学势不可挡、乘胜向前的情况下,以哲学洞察擅长、类型分析拿手,而又倾向于科学分析社会的社会理论,就无法与挟自然科学威势而显得势头很猛的实证社会科学媲美。

社会理论的逐渐衰颓,不仅从社会理论的宏大话语体系建构空间收窄表现出来,也从成熟现代状态下浮现的、旨在解构“现代”的后现代社会理论上得到体现,更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具体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勃兴上反衬出来。尤其是在社会学理论勃然生长的情况下,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边界逐渐不清,社会理论直接下落为社会学理论,关于现代社会的首级理论体系(社会理论),便逐渐被关于现代社会的次级理论(关注社会运行的社会理论,以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部门理论)遮蔽了理论光芒。这也许是社会科学乃是基于经验研究的知识特性所注定的结果:社会理论倾向于从总体上把握“现代”“社会”的经验事实,而实证社会科学则明确从具体经验或领域性经验出发理解“现代”“社会”,这就让社会理论在经验的实在性、事实性与具体性上输给了实证社会科学。种种关于“现代”“社会”的层级结构,限制了社会理论的作为空间:从元理论到分析框架、形式命题、中层理论,最后落到经验概括和观察。唯有最后一个方面,才充分体现出社会“科学”的特质,它的勃然生机可想而知。

对“现代”进行社会理论概观的热潮退却以后,取而代之的是对“现代”进行实证社会科学研究的进路。换言之,曾经高居社会科学王位的社会理论,被更近似于自然科学的实证社会科学理论取而代之。何以实证社会科学会遮蔽社会理论的光芒,成为独放异彩的社会科学知识建构进路呢?稍作分析,可以归纳出三个基本理由:一是社会理论尝试对“现代”“社会”做出科学解释,但其科学性受到哲学洞察力的助推与限制,因此科学性很难充分发挥出来。其理论建构不得不在哲学性与科学性之间游移,故无论是哲学性更强的理论或科学性更充足的理论,都会形成一种理论明晰性与倾向性更为鲜明、更具吸引力的理论成果。二是社会理论对“现代”“社会”做出了宏观总体的概括,以韦伯进路对现代结构特征、以马克思进路对现代发展前景进行了概观,在现代结构没有出现全局性改变的情况下,人们很难再开拓出不同于两种社会理论断言的理论空间。简言之,社会建构理论与社会批判理论,几乎穷尽了社会理论的建言空间。三是如前所言,实证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胜于社会理论的科学性,在一个“科学的”即是客观的、可靠的、可信的精神氛围中,社会理论的科学性简直无法与之抗衡,而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欲求,也就顺势推动实证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兴盛。

三、聚焦量化

实证社会科学自有其理论基础与方法进路的分化。从理论上讲,实证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因此,它体现出社会科学一般都会呈现而出的总体特征:更为直接地展现出依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及其概念化的模式来进行研究,并将自然科学的学科模式(物理学、生物学、化学、数学等等)较为直接地挪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并且它们对人文科学的取向采取一种源自自然科学的轻蔑态度。可见,实证社会科学在基础理论上,也同社会建构理论一样,依循一些共同的自然科学理论观念,比如进化论、科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只不过实证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援引更为直接、依从更为明显、理论挪用更为显著。而其中由数学思维所引导的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最典型地体现出实证社会科学的根本特征。其间,统计学成为实证社会科学展现其科学性的不二之选。对实证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讲,“统计学是一个不容替代的审慎的方法……概率与统计学已经与‘科学方法’的理想化联系起来,人们猜想这种科学方法将代替易犯错误的人为判断……科学是让人的兴趣服从对于全人类都有效的东西……社会科学已把统计学解释为某种统一的东西,而且把它评价为对于产生客观性来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这样的研究理念,构成了实证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甚至是构成了实证社会科学的信念基础。作为显示实证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的统计学,在统计领域与统计手段上逐渐改进,从总体上显著推动了社会科学的数学化。一些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如经济学研究,更是以数量化的研究促成了明显疏离社会经济运作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以建模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任务。经济学几乎丧失了它早期具有的经济管理艺术的人文属性,成为较为纯粹的自足性知识积累活动。社会学、政治科学、心理学也明显朝着这一方向快速推进。

精确性意欲将“现代”研究的社会科学引向实证性与数字化的一端,而数学或统计数学对之的诱引作用十分显著。数学作为公认的、最严格的科学形式,一直是人类进行知识建构的高阶理想和取法范式。“在西方文明中,数学一直是一种主要的文化力量。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数学在工程设计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实用价值。但是却很少有人懂得它在科学推理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在重要的物理科学理论中所起的核心作用。至于数学决定了大部分哲学思想内容和研究方法,摧毁和构建了诸多宗教教义,为政治学说和经济理论提供了依据,塑造了众多流派的绘画、音乐、建筑和文学风格,创立了逻辑学,而且为我们必须回答的人和宇宙的基本问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这些就更加鲜为人知了。作为理性精神的化身,数学已经渗透到以前由习惯、权威、风俗所统治的领域,而且取代它们成为数学和行动的指南。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宝贵的、无可比拟的人类成就,数学在使人赏心悦目和提供审美价值方面,至少可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门类媲美。”可见,数学主导实证社会科学研究,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个在足以生成其知识传统的文化背景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一旦在数学思维本就非常发达的知识氛围中,出现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流,而社会科学自动自觉地到自然科学中去汲取思想观念与方法进路时,作为严格科学的数学,就会顺理成章地对社会科学发挥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于是,数学以统计数学的工具化作用力,贯穿到实证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分科学术中,政治科学、经济科学、法律科学、心理科学、社会学乃至于计量历史学,都呈现出数学化或数字化的趋同风格。如果从中选取一个极具典型性的个案来分析的话,那么,在经济学领域中,以重视经济统计尤其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来展现经济发展状态的研究努力,尤为值得分析。这是因为,在全球寻求经济增长的长期努力过程中,国内生产总值似乎已经成为人们衡量“国家实力”(national power)最重要的指标。“国家根据GDP进行排名;全球的‘权力’定义根据GDP为基础(如超级大国、新兴大国等);加入全球治理机构根据GDP的绩效获准(如G8和G20成员国是按照其GDP入选);发展政策也是由GDP公式来驱动。”人们之所以如此看重GDP的原因由此得到揭示。人们不仅习惯于以GDP排位的高低来衡量一个国家当前的实力或世界地位,而且将一个国家历史上的经济数据换算为GDP数值来衡量其历史地位与排定其世界位置。

将当代社会中严格的数据统计及这一基础上的扩展性分析,延伸到古代与现代早期缺乏基本统计数据的社会科学研究上,且以GDP估算数据作为依据对古代东西社会进行分析与估价,是如今就“现代”主题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方向性选择。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三部著作所代表的正是这类社会科学研究进路。他所著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及其姊妹篇《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两部著作,旨在将世界经济的千年史以GDP的统计呈现出来。他对一国经济总量与人口、贸易与资本运动及技术与制度创新的关联分析,确实有助于解释发达与欠发达国家分化的既定事实。但其计量经济史的进路,在大多数情况下的计量之量,不是经过确切统计的结果,而是一种仰仗“估算”的产物。在后一本书的引言中,他明确指出:“本书对1950−2003年的人口估计值、1820−2001年的GDP和人均GDP估计值进行了修订和更新,尽可能将各年的数据向前追溯到1820年,并提供更全面的资料来源注释和对弥补数据缺口的替代方法的解释。对于1820年以前的估计值,尽管修订很少,但给出了更多国家的估计细节,并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发展轮廓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考察。”这是一个关于量化经济史,广而言之,关乎量化社会科学数量产出方式的重要道白:因为要将经济史以GDP数值通观,就必须借重很不可靠的估算数据来描述与评价现代早期与整个古代时期根本就没有统计过的GDP,那么也就只好依据先定的评价立场去估算相应数据。从世界经济史的宏观视野收缩到国别经济史的线索来看,以GDP书写世界经济史,不仅成为麦迪森撰著世界经济史的数量化理念的借重方式,也成为他审视具体国家的世界经济地位与经济表现的方法进路。

他正是以这一方法来估算中国古代史上的GDP数值,并将之作为评价中国古代经济实力与世界位置的依据。他所著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便是一部旨在为中国长期经济表现做正面的、积极的评价的量化经济史著作。他认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长期领先于世界,“从13世纪−18世纪,中国经济在长期大致保持人均收人稳定的同时,支持4倍的人口增长。然而,人口增长的过程远不是平稳的。在14和17世纪,人口下降了3000万以上,这些人口危机主要是因为朝代更替所带来的破坏,以及诸如腺鼠疫和天花等流行病的影响。中国在18世纪经历了特别巨大的人口扩张。同样在这个世纪,中国出现了最引人注目的外延式经济增长”。以此,他在中欧经济发展比较上,既拒绝“欧洲中心主义”,又拒斥“中国中心主义”,而以一种世界经济的眼光衡量中欧长期的经济表现。并由此认定,直到15−18世纪之前,中国经济是胜于欧洲经济的。按照他的估算,中国在1820年时占据世界GDP总量的领先位置,在这之后,“中国的经济领先地位让给了欧洲”,原因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欧洲产生了以科技带动的现代经济增长方式,而中国依然维持着传统农业经济模式。这并非中国遭遇了极为不利的发展条件,而是因为欧洲的发展条件变得极为有利。

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受到另一些经济史家研究成果的挑战。仲伟民等学者一方面指出中国古代GDP估算在技术上存在的误区,指出“GDP这个概念是现代国家为了‘数目字管理’的需要而创造的,而古代经济与现代经济之间无疑有着很多区别。然而,关于古代是否拥有市场经济且是否能进行一定的计量估算,却是可以讨论的。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各家或多或少都把未进入市场的那部分产值都计入了GDP当中,这对于整体数据的准确性而言无疑有所偏差”。另一方面则针对这一估算对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带来的误导而强调,由于宋以后中国经济的长期停滞,仅仅盯住GDP数据,除开徒然促成中国人的GDP自大症以外,反而无视中国发展的长期停滞。“在南宋以后漫长的四五百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停滞的;而此时欧洲的人均GDP则已攀升到927元,接近经济起飞的阶段。麦迪逊在肯定中国经济体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后,又明确指出:西欧在14世纪的时候人均生产水平已经超过中国,‘在15和18世纪之间,中国的经济领先地位让给了欧洲’;此后就人均GDP而言,直到20世纪下半叶以前,中国经济发展是停滞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麦迪森还批评了那种认为在1800年时中国还遥遥领先于欧洲的观点,指出有些学者所用数字是猜测甚至是伪造的。麦迪森从历史长时段解释了中国近代落后以及西方崛起的的原因,可我们却忽略了他的这些重要观点。这分明是民族虚荣心在作怪,或者说患上了GDP自大症!”这可以被认为是以麦迪森的逻辑限定或批评麦迪森。仲伟民等学者的分析,不仅指出了GDP统计的由今及古的推算在方法上是不可靠的,而且道出了这种不可靠的GDP估算对人们形成不当的国家实力判断所产生的误导作用。至于历史学者依照生活的真实状态,将GDP领先世界的康乾盛世称为“饥饿的盛世”,则是一个对依据GDP估算硬撑起来的“盛世”之名的冷峻剥夺。

也许人们会说,将GDP这一当代通行的经济统计方式应用于经济史相关数据的换算或估算,可能确实存在高估或低估历史上的GDP数值的问题。但依托于强大技术支持的、当下的量化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大数据社会科学的研究,就能够克服GDP估算的弱点,而为量化社会科学提供无以撼动的支持,如此岂不是让量化社会科学自具其正当性。这就涉及一个量化社会科学的优势进路选择,以及量化社会科学的量化自身的可靠性问题。

就前者即量化的优化方法讲,GDP数值的精确统计确实是晚近的事情,像古代甚至是现代早期对GDP做出的估算,确实是不可靠的。但即使是精确的GDP统计,其对国家实力的呈现也是意义有限的。因为,其一,GDP本身的统计方式并非整齐划一的,一些学者重视一个国家的GDP总量,另一些学者则重视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数量,再一些学者重视的则是人均GDP与居民实际收入增减、生活水平的关系。这证明一个GDP数值的解读存在多个向度,这就无疑降低了GDP数值本身的科学价值。其二,GDP的替代数值,也就是GNP即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对于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居民生活水平,被认为是相对GDP更为客观与可靠的办法。因为GNP关注的是“长期居住在一个国家内的所有个体”,它与国民的生活状态与水平的关联性明显高于GDP数值。但因为全球化时代人们更易关注一个国家国境内的经济情况,GDP统计便比GNP统计更为流行。不过,GDP关注的重点在生产水平,是一个物质主义的概念。相反,GNP则是一个关注国民生活状态与大众福利变革的理念。就此而言,GDP更像政治算术,而GNP则像社会算术。看起来GNP的统计似乎比GDP的统计更为合理,尽管GDP统计仍然势不可挡地流行着。而我们在其间关心的问题是,不管是GDP还GNP这类关乎经济发展的统计在设计究竟谁更合理,其统计方案之间的利弊展示,提醒人们注意量化经济史研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解释限度,更驱使人们注意它承诺的预测未来趋势的失准。

就后者即量化自身的可靠性问题来讲,量化社会科学大致是依托于统计来呈现所谓既成事实与未来趋势的。而统计仅仅是在确定统计主题的情况下,对特定统计主题或对象进行的统计、计算或估算。因此,量化本身的有限性,不仅在统计的先天限度上表现出来,而且在限定主题上也无法借助统计展现统计主题的全貌。“鉴于社会科学的属性——比如社会态度,只能通过顺序展现——对社会科学家而言,根本性的科学议题是考察应用在这些属性之上的,顺序与量之间的差异。如果采纳一种开放思维的方法,在证据的支持下,我们或许也可以接受‘属性是不可测量的’这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我们千万不要要求自然调整它自身,以迎合对我们来说似乎最佳的倾向与顺序,而应当用我们的智力去适应它的安排。毫无疑问这才是唯一正确的最佳的方式。’”统计必须在不可统计与可统计之间维护其社会科学研究的有效性。这本身对社会统计已经是一个挑战。而对量化社会科学研究来讲,以数据呈现事实之余的另一个图谋,也就是预测未来趋势的尝试,尤其是预测类似于“黑天鹅”这类偶发性大事件的能力,就更是受到限制,甚至显得无能为力了。这是由黑天鹅事件所呈现的“稀有性、极大的冲击性和事后(而不是事前)可预测性”所注定的事情。换言之,量化社会科学研究对既成事实的描述所依循的科学方法也许是相对有效的,但对尚未浮现的意外事件缺乏预测能力。

四、理论唤魂:社会科学的归位

社会科学的实证化、数学化取向,是一个自然科学全面受到尊崇情况下的社会科学研究趋势。这本身是人类努力追求基于事实的社会科学客观化、确定性研究的必然体现。因此,必须高度肯定实证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一方面,实证、量化社会科学是矫正社会领域的研究活动长期处于价值争执、洞察力表现与研究者天分展示的偏失而出现的现代社会研究取向。它致力于呈现甚少价值争执的客观事实的实证与量化社会科学研究,这对于形成免于价值的“诸神之争”的社会科学认知,具有不可小视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实证社会科学有其源远流长的知识传统,因此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个行之久远的有用做法。柏拉图所讲的数学“对任何人都显而易见”的知识优势,表明数学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高度为人看重的最普遍的知识形式。运用数学方法认识社会事物,成为人们建立严格知识而非表明态度的一种可靠进路。自文艺复兴运动以降的一部现代知识史,证明了它是现代知识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再一方面,人们在知识分类学上逐渐接受了冥思的、观察的与计量的三类知识建构方式,计量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兴盛就在知识进步的意料范围之内,人们也就没有理由拒斥这样的知识积累方式,也相应没有理由不推动这种知识探究方式的发展与进步。如前所述,实证社会科学自具其持续发展的深厚动力。

对实证社会科学尤其是量化社会科学进行反思的焦点,不在承不承认它是否具有研究价值与继续推进的因由,而在于这样的研究方式趋向极端的某种病态趋势:社会科学不仅与它据以诞生的现代人文科学显著疏离开来,而且与它的孪生子社会理论即社会宏大结构的建构理论也明显自觉区隔,即便是与社会理论的中层理论、也就是关于社会运行的系统理论也显著疏远。实证社会科学尤其是量化社会科学以其依循的自然科学事实性、客观化、数字化的理论,为自己夯实了具体的研究操作程式理论。这确实也是必须承认的社会科学理论,但却是细小或微观理论,它拒斥一切试图给它所研究的社会问题提供宏观、总体、洞察性的社会蓝图,也拒绝对社会做整体性、全局化运行的理论概观。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式,确实为其开拓了极为广阔的研究天地、极其丰富的研究课题、极富腾挪余地的研究空间。这正是实证社会科学总是显出方兴未艾、蓬勃发展之态的理由之所在。但与社会理论拉开距离的实证社会科学,在自己兴盛发达的万丈光芒中,完全遮蔽了社会理论应有的光辉。

在当下审视“现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中,社会理论隐匿于实证社会科学的背后。在社会理论几乎已经成为社会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情况下,可以说它大致消逝而成为思想遗产亦不为过。社会科学研究共同体、以及关心社会科学进展的人们,似乎还没有醒觉社会科学宏大理论的消逝及其后果。这是一个需要自觉面对的大问题。从总体上讲,在量化社会科学研究中,由于研究对象几乎全盘数字化,研究内容也展现为数字之间的比对或比较,研究目的便也在数字化之间展开,因此,“人”的消失成为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与此同时,由人建构起来的“社会”也有消失无踪之虞。这不仅让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人与社会彻底物化了,相应地也让社会科学研究丧失了它的灵魂。

从量化社会科学可能诱导的具体后果上看,这样的研究方法会导致一系列问题:一是社会失去方向关注,人们仅仅关注由数量显示出来的现状,以及由此推导出的未来。人们不再以社会的积极行动者去介入、观察、互动并塑造社会发展趋向。二是社会科学研究会失去价值基础。这是一个需要限定的说法。因为量化社会科学谨行的可能恰恰是韦伯式社会理论倡导的“价值中立”,以此来不偏不倚地呈现社会真实状态。这本身其实就一种在诸价值之间不加决断的价值立场。但这样的立场让善性价值与恶性价值的判断问题被悬搁起来,久而久之,便让人们对社会科学必须做出的价值决断完全抛诸脑后,让“人”彻底数字化,让“社会”完全数字化。人们会对“人”与“社会”像对物一样冷漠相待、泰然处之:遇善不动心、遇恶不惊心、见义不勇为。三是这样的研究会让研究者在提出社会对策时失去改良宗旨。因为实证或量化社会科学乃是受数字驱动的研究实践,因此研究者也必须隐匿在数字的背后,甚至完全受数字的支配。故而冰凉的数字逻辑,会让研究者克制自己对数字直接显示的人与社会现状做出自己的判断,一切改良社会的对策取向,就会因其表现出研究者的主观取向而趋于消失。四是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秩序供给上会失于强势控制。社会科学研究担负着为社会供给秩序的使命,尽管这样的供给会受到社会科学研究规则的限制,但并不影响社会科学供给社会秩序的使命担当。一旦实证、量化社会科学仅仅关注数字及其研究预设着的数字用以呈现的先期目的,那么,其所供给的社会秩序就会像数字一样缺乏人性、情感与认同,而成为干瘪的“为秩序而秩序”的刚性控制机制,这就会让研究社会蜕变成控制社会,社会生机便被窒息。五是实证、量化社会科学会让它所寻求的社会整合变成对公众生存空间的全方位挤压。在不同主题上从事的同样的量化社会科学研究,会自然浮现一种趋向于社会整合,也就是让分散个体与多元样态的社会被纳入一个有机状态之中。这就很容易将研究者醉心的数字转换成一个依其功能被固定在某个位置的社会整合机制中。这就会让社会整合从社会自身灵动而自然浮现的状态,转变为数字驱动的挤压社会行为。

实证、量化社会科学研究,就此变成愈来愈彻底的数字化游戏。这与社会科学的初心相悖。从社会科学的原初与应然目的上讲,社会科学的根本宗旨,应当是社会科学发源阶段所确立的根本价值,那就是“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是社会科学的灵魂。社会科学兴起于“社会”浮现之际。这个社会,不是在自然化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存在的那个聚集性机制,而是依照契约建立起来的人工性机制。建立这个“社会”之前,人类处在一种要么处于一种霍布斯式“人对所有人战争”的自然状态,要么处于一种洛克式的自由、和平相待的自然状态。经由所有人向主权者交付权力,而自我保持生命、财产、自由的权利,主权者负责对内保护、对外御敌的政治立约,社会尤其是政治社会即国家才规范地建构起来。取决于“社会”的这一根本属性,“社会”科学就被规定为测量、解释、维护与做强社会机制的学问。这是社会科学最根本的学科规定性所在:遵循这一规定性的学术研究,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不遵循这一规定性的学术研究,就是“反社会”科学研究。而康德的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将社会科学的这一本质规定性以朗朗上口的方式表达而出:“在全部被造物中,人所愿欲的和他能够支配的一切东西都只能被用作手段;唯有人,以及与他一起,每一个理性的创造物,才是目的本身。”简言之,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能须臾忘记的学科宗旨,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与人文科学重新联手的深层动力。

在实证社会科学尤其是量化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人”日益成为一个个统计“数字”,这是社会科学严重异化的表现,是其失魂落魄的标志。需要为社会科学唤魂与还魂。唤魂,就是要让失去灵魂的社会科学之魂被召唤出来;还魂,就是要让发源阶段的社会科学魂魄回归。社会科学既不能成为“目中无人”的学术研究活动,也不能成为将人转变成数字的智力游戏,更不能成为想方设法全方位控制人的对策设计。社会科学目中无人的话,那么它审视的就不是人,而是物;就不是社会,而是“动物农庄”;其研究成果就不属于科学,而属于反科学。因为科学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良社会的,而不是蒙蔽世界、控制社会。为社会科学唤魂与还魂,需要从两个方向同时着手。

第一个方向是肯定量化研究所得的同时,认识并指出实证、量化社会科学的局限性或缺陷性,在肯定基于事实性、客观化、普遍性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同时,确立起社会科学的自我规训。反思实证、量化社会科学,不等于抑制、贬斥或取消相关研究。恰恰相反,是为了实证、量化社会科学更为健康的发展。如前所述,实证、量化社会科学研究已经构成现代知识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便需要力度与之相称的实证、量化社会科学的反思与超越。其间,有两个核心问题需要强调,一是前面已经提及的数量化方法自身的局限性问题,一种绝对数量化的社会科学,最大的问题是会将富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挤压成高度同质的干瘪个体,进而会将活泼泼的、灵动的社会压扁为缺乏社会性与生机感的死气沉沉状态。这是由量化社会科学对对象(人与社会)的设定所注定的结果。“测量最大的社会功能即是‘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当它被限缩于一些属性上面,且被运用于‘关系’时,它则必然与‘类型’关联在一起,‘均值人’(average man)的概念也就得以浮现,且有了意义(即作为比较的判准)。但是归根结底地来看,即使如此,均值人实际指涉的还是以某一属性或至多某些属性所营造的指标为对象而已。这就意味着,不管测量多么精细或考虑多么周到,它本身所能触及的总是片面、部分的。”因此,测量终归只是对拆零方法的运用,无法凸显整体的状态。二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量化的可能性及其对社会科学带来的消极影响问题。前者关系到社会科学形成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贯通性问题,后者关联到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与自然科学的区隔问题。诚如叶启政所指出的,“行为与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是否有着不可共量的本质性差异?倘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对心理和社会现象施予的,不管是量化、测量,尤其是数学化的作为,就有再认真思考的必要了,因为这牵涉到适宜性(adeguacy)的问题”。同时,在社会科学的期待性上讲,“我们对社会学知识到底有着怎样的期待?假若我们期待的是行为和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意涵的话,那么,单凭量化、测量,尤其是数学化的‘实证’行为,是不足以让我们有挖掘到深层意义的可能的,因为这涉及的是隐藏在行为与社会现象背后的意义性(meanlingfulness)问题,绝非强调表象之量化研究策略所能触及。一句话,只为了期待把社会学推进以物理学为典范的‘科学’殿堂而向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倾斜,将只是一种东施效颦的作为,更是一种自我矮化与异化的行止”。这些分析有助于人们理性看待量化社会科学的科学功用及其消极影响。

第二个方向,需要着重强调重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分流前的学术互动机制,推动社会科学重建人文关怀,进而强调实证、量化社会科学与社会理论贯通的研究进路,以此为社会科学立心、立命。为此,有必要重视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努力目标。

首先,需要重建社会科学哲学,将社会科学所需要的价值信念、制度关怀与生活导向关联起来,从而将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特质凸现出来,在划分自己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边际界限时,保有社会科学的独特地盘。这是为社会科学之谓社会科学提供基本的理由。社会科学哲学,是对社会科学学科基本特性进行阐释的专门理论活动,它不同于社会理论对“社会”的整体刻画与宏观把握,也不同于实证、量化社会科学对社会问题的经验化、数量化描述与分析。“社会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或“社会科学理论”(theory of social science)为诸社会科学学科提供学科共同性规训,旨在促使社会科学研究者们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具有的人性、社会性、现代性与科学性,并在历史思维中凸显学科边际界限,进而在社会科学的理性化与数量化之间准确落定社会科学的学科定位。因此,不管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等社会科学是从规范性、理论化还是实证性、数量化的角度进行选定主题的研究,研究者都应当谨记社会科学的总体、基本特性。

其次,需要重述社会科学的人文精神。让社会科学重回“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人文主义立场,并以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宗旨,以便有效防止社会科学成为无视人性、无情无义的冷漠学问。这是为社会科学夯实价值根基的必要努力。如前所述,在现代社会发源处,人文科学引领了人们对人、社会与历史的关注,引导人们对人性尊严、人文关怀、限制权力、维护权利这些现代社会基本人文/人道价值的高度重视。这是对后起的社会科学的人文规训。惜乎社会科学尤其实证/量化社会科学或自觉、或不自觉地疏离了人文科学对社会科学所做的价值规训,逐渐将自己的关注焦点从研究的正当性转变为研究的科学性,并且将二者不恰当地对峙起来。有必要理顺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将两者的关联思考变成两类学者的共识,并有力维护两者对人性、人道的共同关注与相携维护。这不仅是克制社会科学“是一种科学的自我幻觉”的需要,也是社会科学不至于丧失它的人性与社会性预设的前提条件。

再次,需要将社会科学的“大理论”(grand theory)、“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与“小理论”(small theory)、“细小叙事”(small narrative)融贯起来,促使社会科学展现其宏观总体理论引导下的具体论题研究的兼容状态,塑造社会科学对社会领域诸论题巨细无遗加以探究的独特学术风格。这是让社会科学的两种叙事模式生动活泼、生机活现地展现学科力量的必须。防止出现社会科学研究中宏大叙事与细小叙事的双输局面,寻求两者的双赢结果,乃是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当社会科学研究者站在不同立场上,以社会理论的宏大视野而小视实证/量化社会科学的鸡零狗碎,反过来以实证/量化社会科学的准确精到而蔑视社会理论的闳大不经,都是对社会科学健康肌体的伤害,也都是对社会科学本不容易聚集的研究资源的白白耗损。社会科学在社会理论与实证研究上的双赢,不仅有利于社会科学保有对人与社会的宏观总体上的解释能力,也有利于社会科学保有细致入微的人与社会行为的研究机制,两类研究者应由相互蔑视走向相互尊重,共同促进社会科学的有机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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