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日本战后新日本主义叙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8 次 更新时间:2013-07-26 19: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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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邦和 (进入专栏)  

  

  日本主义最早产生于明治维新,直至19与20世纪之交形成高潮。1945年的战败是日本现代历史的分水岭,从这时开始,日本又出现新一轮的日本主义思潮。可以把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出现的“日本主义”称为旧日本主义,而把日本战败后出现的日本主义称为新日本主义。本文没有过多地展开新旧日本主义的比较,而是基于对旧日本主义的认识,思考新日本主义形成的原因、历史分期、特点与实质,及对日本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新日本主义产生原因及历史分期

  

  “日本主义”不是“新词汇”。1897年井上哲次郎组建“大日本协会”,创刊机关杂志《日本主义》。同年,高山樗牛著《赞日本主义》。这是日本正式提出“日本主义”的记载。在此期间国粹学派创办的《日本》、《日本人》杂志,以后又合刊为《日本及日本人》,成为“日本主义”的重要喉舌。战后,日本新日本主义时兴。据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调查,仅在1946年到1978年间,有关“日本特质”的书就有700 余册。其中58%是1970年以后出版的,25%是1976到1978年期间出版的。调查过程中,只计算书名中有“日本”,或明确使用“日本”概念的著作,因此实际数字要远远超过于此。

  

  所谓“日本主义”,就是日本人自己的“日本论”、“日本人论”与“日本前途论”,表现为日本知识界对本国社会特质、文化传统、国民素质的历史反思与对社会认同、文明定位、国民性改造的前瞻思考。

  

  人们发现,因战败而反省是新日本主义兴起的最初原因。1945年之后日本遇到的大事件,这就是战败与“降伏”。战争是怎样发动起来的,可不可避免,战争的责任在谁,一连串问题摆在日本人面前,不得不加思考。同时,以战败为契机,日本应该把自己塑造成怎样的国家,日本的民族性在哪里出现问题,也成为知识界热议的话题,新日本主义由此而起。回顾旧日本主义也有大体相同的经历,日本步入近代,遭遇西方的挑战而失败,以失败而反思,成为旧日本主义兴起的发端。当然前者是被侵略者失败的反思,后者是侵略者败降后的反省,未可同日而语,但都是战败前提下的民族范围内的自我检讨,检讨的又都是日本的民族性与国民性,这一点是相同的。

  

  讨论日本经济“成功”的原因是新日本主义发生的又一原因。战败让日本处在“破产”状态之中。1945年8月,日本工矿产量与战前1934年至1936年相比,只是那时的10%,而此时又增加700万海外归来者,增添巨大的人口压力,有人估计日本将有1000万人饿死。然而日本最后竟如“不死鸟”般“复活”过来,个中原因值得探讨。因此新日本主义又成为探讨日本“复活”之因的“主义”。这就是说,“随着日本经济上的存在对众多国家变得不能坐而无视,人们对日本的高速增长要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从而也就要填埋(与在此之前的日本印象之间的)缝隙。为了解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在这一状态下就出现了许多有关日本独特性的论述。” 1

  

  新日本主义思潮源自知识阶层,而政府推波助澜也是一大成因。1979年,由当时的日本首相发起,成立“文化的时代研究组”。作为这个研究组的成果,1980年发表了报告书《文化的时代》。报告书说:“现代化”与“工业化”是日本以往的目标,这样的目标已经实现,日本要从经济的时代跨向“文化的时代”。否定与无视传统,把自己定位为后进与低水准,丧失精神目标的时代已经终结。日本必须重新评价自我价值。报告书认为:“在现代日本,既没有资本家与工薪劳动者阶级的对立,也没有各自一方的阶级性团结,有的只是靠上下纵向关系结成的长辈小辈的集团,只能如此是取决于日本文化的特质、日本人的民族性格。”

  

  发扬民族固有文化,是新日本主义产生的又一原因。战后一个长时期内,日本失去自我认同的思想基础。“洋式”,即西方思考方式,在日本思想界占据绝对优势,“和式”,即本国传统文化,则降落为“劣等文化”。这样新日本主义又成为应对文化“危机”的“主义”。确立民族的文化自信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不要走过头,从文化的自信走到了自负。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出现过。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已经出现强劲的“日本人论”思潮,所反映的是“国粹保护主义的见解”,“而从日俄战争爆发前开始变为反映日本主义的论调”。1907年《日本及日本人》的出版,采用的编辑方针就是“强调日本精神的优秀性”。旧“日本主义”思潮曾一度表现出对外国思想及制度的“宽容态度”,随着时代的推移,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前期,在侵略战争背景下,“日本主义” 最终发生本质变化,表现为“日本人的独特性与优秀性的新的国民性论”,仅有的“宽容态度”就此丧失。 2 “失败”催动“自省”,“成功”培植“自信”。要注意的是,日本的“自信”时常会演化为民族的“自负”心理,给日本民族精神建设带来负面因素。日本民族精神中同时存在着“协同”与“冲突”元素。当民族处在反思状态中的时候,与亚洲乃至于世界的协同理念处在上风,而当一旦到达“自信”状态,总会出现民族意识的“顶端下滑”现象,从自信“滑”向自负。此后“冲突”理念膨胀,右翼势力也在这个时候急剧上升。

  

  新日本主义从其发生以来可以划分若干时期,杉田良夫与罗斯·摩尔(Ross Mouer)作以下的时间分段:1945-1955年,出现反思战争的“民主化理论”;1955-1975年,出现总结经济发展经验的“现代化论”(“日本社会论”)与“新国民性论”(“日本人论”);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出现“日本文化论”。 大宅壮一等学者还把日本主义高潮定位在1970年代“经济复兴期”。 3

  

  日本的政治经济状况大体每近20年一个大变化,从1945年至21世纪初叶已经出现三个转折,这就是1945年到1964年日本经济的恢复时期;1964年到1990年前后的快速发展时期;1990年前后至今的驻足停滞时期。本文把1945年定为第一时间节点显然是因为这一年日本因战败而揭开历史的新一页;1964年为第二时间节点是因为这一年举办东京奥运,标志日本经济已经恢复;1990年为第三时间节点是因为在此前后日本发展由快转慢,出现停滞局面。新日本主义思潮的流变走向大体与日本社会发展过程同步,同样表现为三个时期,并显示三个时期的不同思想特点。一,从1945年到1964年前后,是新日本主义的初生期。丸山真男、南博等人“对战争作反思”,对旧文化缺陷及其与战争的关系作省察,表现明显的“自省的日本”特点。二,1964年至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迅速发展,重新跻入发达国家行列。这时的新日本主义讨论日本成功原因,“自信的日本”成为这时期新日本主义的思想特点,同时民族自负的心理也在这个时候显露萌芽;三,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具体说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至今,日本经济陷入停滞,新日本主义发生变化,出现异变动向。“海洋联邦论”、“日本异质论”、“文明的新月弧论”体现这个时期的理论特征。这样,自省-自信-自负成为新日本主义的三个心路历程,而自省的日本论、自信的日本论、自负与“膨胀”的日本论则成为新日本主义的三个思想特点。

  

  二、对于战败的反思:自省的日本论

  

  岸田国土1947年发表《所谓日本》,将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认为在主张人的自由的方面,西方精神是正常的,而日本精神则属于“畸形”。笠信太郎的《关于事物的观察方法》也成为日本1951年的畅销书,同样对国民性进行反省,指出日本人缺乏独立性,日本要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必须培育与世界沟通的“国民自立性与独立性”。 4两本书透露以下的信息:新日本主义始于“反省”,“反省”引来对“国民性”的深刻检讨。发动侵华战争以至太平洋战争,形成日本历史上的最大罪恶。人们必须思考:罪因为何?罪责谁担?毫无意义,首要责任由军阀承担,然而软弱的“国民”与无“独立”的“国民性”,认可了不义之战,是不是形成日本罪错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底座?新日本主义最早体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倾向。思潮深层流动着明治以来或明或暗活跃着的自由主义潜流,带有明显的启蒙色彩。

  

  松本三之介写《天皇制国家与政治思想》,思考着以下的问题:日本“公的社会”(政治社会)建立在“灭私”,即消灭“个人”利益与个人自觉的价值体系之上。一旦战败,日本“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当务之急就是全力建立起与世界价值衔接的,独立与自由的“私的世界”。犹如新建筑的矗立,要有支撑它的新地基,现代社会的建立急迫等待新意义的“私的世界”的竣工。关于能否建立起这样的“私的世界”,松本三之介思想的深处存在着疑虑。从表面上看,战后日本人得到了“解放”,然而面对社会的激变,日本人“私”的世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育。长期的封建教育,使日本建构出牢固的“否定‘私’的‘私的世界’”。日本人思想的真正解放,有待时日。 5

  

  东京大学教授丸山真男认为,一个国家过于强调“民族道德”,就会出现时代的谬误。明治时代直至二战,人们鼓吹回归儒教、佛教与神道,以培植“帝国臣民应遵守的新道德”,建立日本的新国教体系。结果,这样的努力竟与“绝对主义”相连接,在思想史学上留下负面的记录。他认为,国家意志由三部分组成:第一意志:支配层意志。在日本体现为天皇、官僚与军阀的意志;第二意志:知识层意志,在日本表现为专家、教授与各类文化人的意志;第三意志:民众层意志,即普通国民的意志。发动侵略战争,主导意志产生于支配层。然而仅有支配层的意志,这样的意志孤立无援,战争机器无法开动。陷入战争狂想的支配层,需求全社会的精神动员,使战争意志成为统一的“民族意志”。反观历史,当日本的“第一意志”演化为“战争意志”的时候,第二意志与第三意志的“反战意志”明显单薄,居然从全体意义上“丧失个性”,卑屈地服从战争意志。战败是一场“社会悲剧”,而其根源则是民族的“精神悲剧”。

  

  丸山真男与松本三之介站在同一个立场,指出在长期的封建教育下,日本精神领域已成“无个性的世界”。传统的武士不是“个人主义者”,在他们的身上找不到个人的独立性。他们从外表看像是快活不羁,但太重“名誉心”而使内心分外的沉重。获得“名誉”的条件是全然的舍弃“自我”,对“主君、先祖与家名”无条件服从。“名誉心”游离于自身之外,迫使武士为外在的“存在”而失去本体。当封建武士的想事方法成为日本的主流意识时,全民族几乎一同失去“思考”的机制,对前进方向的认知纠错能力丧失殆尽。日本战败后丸山写了《超国家主义的论理与心理》,对日本与德国的战犯心理作“解剖”。他发现德国战犯在接受审判时一般都能直率地承担责任,而日本战犯总是心安理得地推卸责任。他以此得出日本精神系统“无责任构造”的结论。

  

  事实上,表现于战后的“无责任构造”原本是日本民族心理“无自我构造”的衍生。既然这个民族已经被教育成绝对的“无自我”,那么一切的历史的罪错都与每个国民的小“我”无关,而最后归咎于国家和天皇的大“我”。因为无“个性”,所以无“思考”,无“承担”,其结果对本国的历史罪恶出现整体性“无责任”推诿。加藤尚武撰《丸山真男氏思想的空白》,说了以下的道理:丸山的日本文化 “无责任构造”论,说明日本虽然在物质上进入了现代社会,然而由于没有实现如同西方那样的“自主性的确立”,因此还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

  

  丸山真男的思想也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与反对。到了近年,学术界对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提出许多“批评意见”,指责他的研究,包含许多“非学术的动机”,建立了“西方近代”的假象同一性,实质上为西方“排他的与自恋的自我建构”,提供东方式注释,对西方“自我建构”的建立起到“间接的协助作用”。 6

  

  著名的社会学家南博也加入了“反思”行列。在他看来,明治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显示出一个“大手腕”,这就是在民众中培植对权力无条件服从的精神。当时伊藤博文就强调:“政谈之徒过多,决非国民之福”,主张通过颁布专门的教育政策,对社会上的批评精神作有效“抑制”,因为日本近代以来决意养成的国民的“最高德目”就是“对天皇的忠诚”。 7南博把批判的矛头转向“武士道”,指出这样的“道”,不符合时代的精神方向。他认为《武道初心集》主张舍弃“我身我命”,时刻准备“主君的御用”;《续鸠翁道话》则主张“舍有私之心,即为至善”,“我等殚精竭力而奉公”,方可实现“生命之本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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