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八〇后”多有相似的童年记忆，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每天傍晚守在电视机旁看动画片《圣斗士星矢》。这部动画片混杂着世界各种文明因素，主线故事是古希腊的神话：天神宙斯将陆地的支配权交给女儿雅典娜后消失，宙斯的兄弟海神波塞冬、冥王哈得斯等都在觊觎着陆地，因此雅典娜和圣斗士们为了守护人类和陆地与他们展开战争。在一声声“天马流星拳”和“燃烧吧，我的小宇宙！”的孩童嬉戏中，希腊神话成为每个《圣斗士星矢》迷的虚拟平行世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动画片进入中国的还有各种日本品牌，有趣的是，很多品牌名字直接来自古希腊和罗马文明，比如奥林巴斯、松下、亚瑟士等等。这不免给人留下一种印象，那就是日本当代的文化和商品，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披着古希腊（罗马）的外衣。那么，日本和古代地中海究竟有什么关联？以及日本究竟有过怎样的经历，才使得它能够把经过转化的古希腊文明输出给世界？这背后的故事就是《希腊之日本：文化与占有》这本书试图要梳理和探究的内容。
作者吕康说：“古希腊- 罗马是现代日本社会的基石。”自明治时代以来，日本和十九世纪的德国一样，也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希腊神话”，这使得对古希腊文明的想象在日本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之所以说独特，是因为相较于其他非西方地区，日本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近代的历史造就了一种罕见的对西方文明发源地的想象。一方面，日本在文化和地缘位置上，与超大规模的近邻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而当西欧发端的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后，日本从明治时代大踏步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文化研习的对象从中国变成西方；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日本并没有被殖民的经历，这使得日本没有被西方殖民者强加一套古希腊文明叙事，而是发展出自己极其独特的和古希腊关系的构想。比如在二十世纪初，评论家木村鹰太郎提出日本民族的高加索血统论，并称日本人是古希腊人的祖先。这在今天听起来荒诞不经的言论，背后反映的是日本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所进行的自我文明定位。在作者看来，日本人是通过将自己想象为古希腊人而非中国人，才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现代以来的西化之路。
一、古希腊文化到日本
书中将日本接受古希腊文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十六世纪耶稣会士登陆日本一直持续到明治时代（一八六八至一九一二）中期。这个阶段，日本只是粗略而片段式地了解到古希腊的一些知识，尚未形成对古希腊文明及其地位的完整认知。第二个阶段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这个阶段是日本接受古希腊以及塑造自己文明叙事最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构建了自己和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文明的特殊关联。第三个阶段是“二战”之后，对古希腊文明的研究重心更多是知识性的，并对希腊文化进行了转化与改造。
西方思想对东亚的系统性传播最初大都依赖传教士，虽然是为了传播基督教，但无论从语言（古希腊语、拉丁语）和神学教义上，古希腊文明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十六世纪在日本传教的佩德罗·戈梅编写的《课程纲要》中就有大量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及古典宇宙论的内容。但是在十六世纪晚期和十七世纪初，日本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反基督教浪潮，导致绝大多数书籍被销毁，只有《伊索寓言》这种古希腊的寓言故事集才得以幸免，并逐步流传开来。
日本真正对古希腊文明有更为完整的认知始于江户时代晚期的兰学，所谓“兰学”就是通过荷兰人接触学习西方知识，兰学虽然直接含义为荷兰学术，但实为西洋总体的知识。可以说，荷兰只是一个西方知识的窗口，透过这扇窗，接受兰学教育的日本学者得以更为全面地了解西方的科学、医学以及更为全面的文明系统。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在与欧洲几个军事强国签订贸易条约后，日本与西方的交流更为深入，各种欧洲语言的译著引入。于是在日本开始出现了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学与西方学术融合的思想现象。与此同时，在对欧洲文明有了较为完整的认知后，日本学界就对古希腊文明的重要性有了准确认知。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既有欧美传教士和学者在日本教学，同时还有更多的日本学生去西洋留学。吕康在书中总结了几个令人惊异的事实：从十九世纪末出国留学的日本学生中，有两万五千人曾不同程度学习过古希腊文化知识；一八八〇至一九二〇年间，在日本活跃的科学家、军官、高级官员和企业主中，一大部分都有学习古希腊文化的经历；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日本出版的古希腊- 罗马相关的书籍呈井喷式增长，从之前每年个位数的出版量猛增到每年数百部，到“二战”结束前，日本有关古希腊罗马世界的书籍和文章有近两万四千种。对古希腊（罗马）的狂热兴趣与日本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以及军国主义崛起是同步的，这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逻辑和动机。
“二战”之后，日本对古希腊的兴趣仍然浓厚，但因为之前阶段对古希腊的利用与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有密切关联，这导致战后一段时间的古希腊研究偏向文献学与一些当代关心的议题，同时古希腊也更多地以戏剧和前卫舞蹈、文学与影视作品等方式出现。尽管如此，吕康统计的一九五〇到二〇一〇年间日本出版的古希腊研究作品的数量仍然有九百余种，日本高等教育中古希腊语的教师人数超过了英国。从学术传统上看，“二战”后的日本学界对古希腊的关注和欧美学界基本同步，结构主义、性别研究以及哲学后现代思潮也都实现了同步，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研究课题。
总体来看，吕康在书中区分的这三个阶段主要还是聚焦在古希腊语和古希腊的著作直接来到日本的时段。但如果离开这个框架，将人类文明放在全球视角下来看，就会发现古希腊与日本的关系远早于十六世纪，并且这个事实在十九世纪就已经被美国东方学家发现了。一八七八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前往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担任政治哲学与美学教授。一八八四年，费诺罗萨在奈良法隆寺看到一座尘封两个多世纪的观音像，他被观音像的精美震撼，并将其和古希腊的雕像进行比较：“从正面看，观音像并不显得特别高贵，但从侧面看它达到了希腊古风艺术的巅峰高度。”当看完法隆寺内的壁画后，费诺罗萨更加确定地断言：“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壁画）与希腊有着真实、虽然遥远的联系。”费诺罗萨在佛教艺术中看到与希腊艺术的相似性，如面部的造型、佛像发型中的螺旋形曲线等等，进而他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设想从古希腊到日本的文明传播路线：亚历山大大帝在西亚播下希腊艺术的种子，后经过巴克特里亚又将艺术传到犍陀罗，在那里与佛教艺术融合。希腊-印度艺术结合后在汉唐时期传入中国，最后到达日本。所以，日本艺术是希腊化影响的东方终点站。当时费诺罗萨还没有能力证明这一推测，而时至今日学界已经完成对希腊穿过亚洲大陆来到日本的线索的绘制。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费诺罗萨的助手和朋友冈仓天心也接受了他的观点，认为日本是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保存了最好的希腊化艺术。
如果将这一段故事放在十九世纪日本思想史中，就会发现当时的学者不仅会强调日本保存了最完整的希腊化艺术要素，还会将日本提升到和古希腊一样的文明史位置上。吕康在书中做过一个总结：“在日本人看来，古希腊更像亚洲文明，而非欧洲文明，它是酒神式的而非日神式的，古希腊人信仰的是泛神教而不是基督教，古希腊文化属于岛屿文化而非大陆文化。”也就是说，日本人会觉得自己和古希腊人更近，要理解其中的逻辑，就要看日本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如何借用希腊来塑造自己的世界历史定位。
二、希腊想象与日本民族国家神话
对于日本来说，在明治维新之后，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日本如何才能与西方列强比肩而立？日本在亚洲是什么位置？如果超出中国文明的视域，日本该如何在世界格局中拥有自己的地位？对于这些问题的方向性问答，我们比较熟悉福泽谕吉在一八八五年给出的具体回答：脱亚。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在日本人心中进一步丧失威信，一个现代的日本不仅需要有强大的国力，更需要在文明更迭之时创造一种不同于模仿者和学习者的意识形态。当日本开始构想自己在世界文明中的核心位置时，就必然要处理和西方文明发源地希腊的关联。
当时部分日本学者是从地理要素及习俗出发，力图证明古希腊和日本的相似性。日本地理学家志贺重昂就曾写道：“古希腊的地貌简直就是日本的再现。”这一判断的确也不是空穴来风，日本与古希腊都是岛屿星罗棋布，岛上都有连绵起伏的山脉，平原地区则人口过剩。类似的地理环境会塑造相似的习俗，古希腊和日本都不是一神信仰，而是多神信仰，这与后来的欧洲基督教传统都不一样，甚至日本武士道精神也被与古希腊的斯多葛主义相类比。这种类比有几重目的，一是将古希腊和欧洲的联系切断，将现代欧洲国家塑造自己文明叙事的优越性消解；二是论证古希腊与日本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将日本提升到与古希腊同等的文明高度。
同样注意到日本与地中海世界相似性的还有《柏拉图全集》的译者木村鹰太郎，他甚至给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故事，他将日本文明、古希腊文明以及近代欧洲文明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简单来说，在木村鹰太郎的版本中，日本不能只满足于独立的文明地位叙事，而要将日本写入世界文明起源的历史叙事中。二十世纪之交，当西方文明遇到危机后，木村鹰太郎给出的方案是要复兴西方古代的思想，而日本是最有资格承担这一任务的，这是因为“日本民族是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的一支，我们的语言、历史、宗教、社会、组织架构都是一脉相承的”。为了将日本塑造为现代文明的源头，木村鹰太郎在《日本太古史》中拒斥了将日本人说成是南方诸岛的后代，或者中国东北或蒙古地区居民后代，以及将日本人说成是雅利安人后裔的讲法，转而提出日本人的祖先来自亚美尼亚、迦勒底和亚述，他们创造了伟大的地中海文明，后来又向东方迁徙，在迁徙途中又孕育了印度文明，最后才迁徙定居到日本。这个版本与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传播路线有类似之处，但根本性的区别在于，这条路线上的文化播散的主体是日本民族。所以，日本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创造者，日本天皇不仅能号令日本国民，也可以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听命于他。
木村鹰太郎对日本民族的人种学论述并没有什么根据，但讲述这个故事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到了二十世纪初，京都学派的哲学家高山岩男则从人类文明类型的角度，用黑格尔的方法赋予日本文明以崇高地位。高山岩男撰写过《文化类型学研究》一书，以宏阔的视野研究了世界上的七大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佛教文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高山岩男认为古希腊是人类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民族也是最完美的民族，追求存在，是积极向上的文明形态。古印度文明则着重于虚无，是一种消极的哲学形态，更为关注跳出轮回，获得“永恒的死亡”。佛教诞生于古印度，但在传播的过程中与古希腊文明相结合，这样一来，追求虚无的哲学思想就融入了积极的要素，也正是这种融合的思想最终传到了日本。对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高山岩男将二者视为另一对相反的文明形态，他认为中国重礼，始终无法摆脱仪式束缚，理性也不能占上风；而西方文明则充斥着机器和被异化的人，必将陷入危机。只有日本文明才是人类未来的代表，因为在高山岩男的分析中，古代日本民族是积极向上的，与古希腊民族天性最为符合，后来又受到其他文明成果的综合影响，最后使得日本文明成为最高级的文明形态。
需要说明的是，将日本与古希腊用各种方式联系在一起最初并不是日本学者的发明，最初是来自欧洲人。从十七世纪开始，欧洲人来到日本后便开始观察和思考日本人的来源。在基督教的语境中，人由上帝所造，最初都有同一个来源。在西方人看来，非基督教世界的人只是还不知道自己真实的由来，实际上世界上各个地区的民族都是亲缘关系。比如十七世纪末，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日本代表的坎普法就提出，日本人并不是来自中国，而是与欧洲人一样都来自两河流域，后来在大洪水后逐步迁移，最后来到日本。这样看来，无论西方还是日本，都面临着如何用自己认同的文化来理解和定位他者的任务，只不过，在面对现代文明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来完成自己的文化想象。
日本与古希腊关系的种种观点，今天看来能在学术上站得住脚的并不多，但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证据是否确凿，而在于这些说法所要发挥的真实功用。古希腊帮助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日本构建出一种文化叙事。这实际就将问题引向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现代国家同时是民族国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民族”并不是指少数民族意义的族群，而是由国家构建出来的政治性的“国族”。安德森曾经用“想象的共同体”来解释现代国家，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来说，古希腊文明对日本文化起源、民族来源的想象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个与希腊有关的日本现代化想象中，首先是摆脱中国叙事，进入到“西方- 现代”的话语体系中；继而通过建立与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文明的亲缘性，将日本与西方现代化国家并立，并作为在东亚推行殖民统治的依据；最后，通过区分完美的古希腊文明和趋于异化的现代西方文明，将与古希腊有亲缘关系的日本文明塑造为人类文明的未来。
三、“占有”关系背后的文明多样性
在讲述了日本与古希腊在近代的文化纠葛后，作者对这段关系又是什么态度呢？这可以从书的副标题中窥探一二。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文化与占有”，其中的“文化”一词无须过多解释，重点在“占有”上面，这个词的含义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作者在书中也重点澄清了法语中“占有”的意思。法语中的“占有”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主体支配客体、占有客体，将其同化直至二者融为一体。这种占有的例子就是猎人捕获猎物，然后把猎物吃掉。第二种占有的动作和第一种相反，是指主体受到外力控制，被迫遵循后者的行为逻辑。比如，人被饥饿、欲望或魔鬼占有，是一种被动性的体验。在作者看来，日本对古希腊的占有就是兼有这两重意涵，既有了解古希腊文化的主观意愿，也被古希腊的魅力吸引。
通过区分“占有”的这两层含义，吕康实际上将希腊- 日本的故事普遍化了。任何两种不同的文化或文明在接触后都会发生这双重意义的占有关系，并且在占有之后，也并不会将自己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模样。对于日本来说，无论是先前对于儒学、佛教的接受，还是对现代西方以及古希腊文明的接受，都有着自己的遴选标准和独特的旨趣。日本战后著名的思想史家丸山真男就曾对日本接受外来思想有过精辟的论断，他说外来思想一旦传入日本，就会受到修正，而不是其原本文献的内容。
丸山真男的这个观察非常精准。举一个艺术史方面的例子，徐小虎在《南画的形成》一书中注意到，镰仓时代的日本进口了大量的中国水墨画，但是当时日本人的审美旨趣与中国文人大相径庭。中国人认为的逸品风格已变成干的和线性的，而日本所认定的崇高放逸的逸格则是潮湿、非线性渲染的简化水墨，这就导致日本人当时最喜爱的画家是牧溪和梁楷，而这二人在中国难入主流，甚至梁楷还被称为“梁疯子”。在对古希腊的接受上，吕康也有类似的观察。在全书的最后，吕康提到二〇一六年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一次规模宏大的古希腊文化展，他注意到这个展的展品选择和卢浮宫能看到的古希腊完全不同，东京展览上的展品普遍小巧、形状不规则但做工精细，人的要素在展品中不明显，展品中多蔬菜和动物样式的浮雕。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展品也都是真实的古希腊，只不过是经过日本修正挑选过后的古希腊。由此，我们不免会想到，对于不同文化的交融和接受，恰恰是在这种修正中才能看出文化内部较为稳定的部分以及文化间的差异。
如果说日本人眼中的古希腊和法国人眼中的古希腊是不同的，那么古希腊自身就是充满差异的，并没有唯一的古希腊。但是日本从十九世纪开始与古希腊的纠葛却一直在塑造承担着大写的文明地位的古希腊。吕康清醒地诊断出这种独一性的原因，即日本人在学习古希腊知识时，一方面在与西方国家斗争，一方面在与中国和韩国斗争。这种斗争背后的精神动机就是：“他们渴望与‘文明’建立联系，渴望与唯一的精神始祖建立联系。想象自己占有‘一’（Un），这是人类思想的一种历史形态。”通过将“文明”唯一化，不同的政治体就在历史中争夺那唯一文明的现实担当者，而这恰恰是二十世纪人类文明灾难的深层原因。
毫无疑问，日本与古希腊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参照案例，日本最初通过现代西方的文本和资源接触到古希腊文化，但从十九世纪开始，日本与西方的和谐关系很快就转成了对抗关系，现代西方文明不再被奉为圭臬，“二战”后的日本学界心态更为平和，能自主地进行西洋古典学研究并成为世界学术共同体的一部分。经过几个世纪的曲折历程，日本的古今中西问题已经不再急迫。而在经历了对西方文明的漫长认知后，中国开始出现西方古典学热潮，不过，中国和古希腊如何建立“占有”关系仍待观察。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应该注意吕康的提醒：“在占有关系中，分裂先于统一，‘二’在‘一’之前。尽管人们强烈地、殷切地追求统一，但这一追求并不会掩盖最初的多样性。”因为，不仅两种主体之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隔阂，每种主体自己也是多样而不可化约的。将任何一种具体文明确立为“唯一真正的文明”的努力都包含着对“文明”的双重暴政，那既消除该文明内部的多样性，也将其他文明打上野蛮的标签。
（《希腊之日本：文化与占有》，［法］米夏埃尔·吕康著，刘成富、姜燕、陈茗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二四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