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后80年日本国家战略经历了探索期、论争期、焦虑期等发展阶段，呈现出从以“经济立国”为中心，到以“大国化”目标为导向，再到以“泛安全化”转型为趋势的流变特征。日本海洋战略在国家身份建构、战略思维转换、战略目标设定、战略资源配置、战略体系策定等方面与国家战略多维立体深度嵌合。日本海洋战略发展呈现突出的摇摆性特征，中国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建构和战略选择中最恒久、最重要的外部观照。冷战后，日本海洋战略的理论基础发生从主张多元共生、和平共处到突出海陆异质、对立对抗的方向性转变，战略目标的中国针对性日益明显，呈现出“去中国化”“与中国异质化”“将中国敌人化”的基本特征。日本战略转型的非理性化、非科学化发展趋势，已成为威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不可忽视的破坏性因素。

［关键词］国家战略；海洋战略；泛安全化；海洋安全；中日关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2VLS014）；国家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资助项目（GZB20230860）

［作者简介］陈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暨东海问题研究中心博士后；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暨东海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北京100007）

国家战略通常指一国为增进国家利益、实现国家目标，综合开发、合理配置、有效利用国家力量的总体方略。国家利益、国家目标、国家力量、国家政策是构成国家战略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国家战略一般由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分领域战略构成的综合性战略体系做支撑，可分为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两个层面，国际战略是国内战略的延伸，内外战略的统合构成整体国家战略。国家战略具有长期性、全局性、稳定性等特征，对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方向起到规定性、引领性作用。科学的国家战略需要正确评估国内外环境的实际情况，顺应历史发展大趋势和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维护和增进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契合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相协调的基本原则。［1］

海洋战略的核心在于如何认识和利用海洋。于四面环海的日本而言，如何认识和利用海洋深刻影响着其国家走向。江户时代末期，日本在应对海防危机中，形成海洋国家意识，对海洋的利用发生由守转攻的方向性变化。明治维新后，向海洋寻求生存空间成为日本扩张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二战后，国际形势变动不居，日本国家战略几经调整，“海洋国家”构想逐渐成为推动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内生力量。冷战后，日本国家走向呈现出国家战略安全化、安全战略海权化、地缘战略印太化趋势，海洋战略成为日本国家战略的中心和重点。

随着日本海洋战略重要性的提升，中外学界都予以重点关注。日本学界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7年以前，日本学者、智库的研究重点集中于日本的海洋文明属性、海洋国家身份认同、海洋战略构想以及涉海战略体制机制等，其目的是推动政府从国家层面确立集中统一的海洋战略。［2］2007年，“海洋立国”战略正式确立后，日本学界的研究开始转向海洋战略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海洋军事力量建设、中国海洋战略对日本海洋安全的影响、国际海洋秩序建构与日本的角色等问题。［3］中国学界的集中研究开始于21世纪初，彼时学界对日本国内海洋文明论中的消极民族主义倾向、排他性特征、对抗性特点进行了及时批判，对海洋文明论的政治化进程进行了跟踪研究。［4］2010年后，学界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日本海洋战略的政策体系、体制机制、基本计划及其对中日海洋关系的影响。［5］近年来，随着日本海洋战略安全化转型特征日益突出，学界研究重点也转向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发展、日本海洋战略的安全化转型等问题。［6］欧美学界的研究虽然不多，但在战后日本海军建设、海洋安全战略等问题上有重要研究成果，值得参考借鉴。［7］

整体而言，先行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在议题选择上有明显时代特征，不同时期侧重点各异，缺乏长时段、跨学科的综合性、贯通性研究，未能全景式呈现战后日本海洋战略的演进历程，对日本海洋战略同日本国家战略的关系亦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先行研究基础上，综合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在战后80年日本国家战略演进历程中，厘清日本海洋战略发展演变的多元面向，深入分析日本海洋战略与日本国家战略的关系，以期更加准确把握日本国家战略、海洋战略的基本走向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一、“经济立国”战略下的“海洋国家”构想

（一）国家战略探索期的“经济立国”战略

不同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分领域战略，日本海洋战略自形成之初便具有综合性特征，深刻影响着其整体国家战略走向。江户时代末期，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知识精英在应对海防危机中逐渐形成海洋国家意识，呼吁幕府重视海洋利用，主张仿效荷兰、英国等，强化海军力量，发展海外贸易，开拓海上航路，扩张海外领土，向海洋寻求生存空间。明治维新伊始，日本确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国家目标，知识界的“海国”构想转化为国家的系统性战略实践。自明治维新至二战战败的78年间，日本以军事战争为主要手段，举全国之力，北出向陆，南进向海，妄图构建横跨海陆的“大日本帝国”。期间，日本虽取得过短暂的局部性战术胜利，但因国家目标和国家力量的不匹配性、战略目的的非正义性、战略手段的残暴性，最终走向全局性战略溃败。

战败后，日本不得不根据内外形势变化，探索新的国家发展方向。彼时，日本国内经济衰败、物资匮乏、能源不足、通货膨胀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国外面临同盟国的战后处置，邻国对日本的敌视和仇恨难以短期消解，“残忍暴力”“好战民族”“军国主义”的国家形象根深蒂固。1946年5月，吉田茂成为战后日本第一位首相，在综合研判内外形势基础上，重新设定国家目标。吉田茂认识到战后不仅亚洲邻国，即使“盟国似乎都把日本看作破坏和平的好战民族”。

为改变日本国家形象，吉田茂支持在1946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中加入“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不承认国家交战权”等条款，以“和平宪法”形式塑造日本“和平国家”形象。国内政策上，吉田茂主张暂时放弃军事力量，专心发展经济，将实现“经济自立”确定为战后日本最优先的国家目标。

战后初期，吉田茂长期执掌日本政坛，至1954年12月，先后五次出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卸任后，其执政时期所形成的“重经济，轻军备”“军事依赖美国，外交追随美国，集中发展经济”等路线方针，被其门生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以及其他日本首相所继承，对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方向具有长期规定性作用。这一时期，和平主义是日本主流社会思潮，“陆权论”“海权论”等词语一度被视为对外侵略理论而受到贬斥。“战略”“地缘战略”“国家战略”等词语也一度被视作禁语而鲜有使用，自1947年5月日本第一次国会召开至1969年的23年间，“国家战略”一词也从未在国会讨论中出现过。［8］虽然吉田茂本人并未使用“战略”一词概括其政策主张，但其执政期间所形成的路线方针，因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全局性、引领性等国家战略特征，可视为战后日本第一个具有标识性的国家战略。日本国家战略得以从战前“军事立国”平稳转向“经济立国”。［9］

在“经济立国”战略下，日本对海洋的利用多为策略性而非战略性。吉田茂认为，“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需要通过海外贸易来养活九千万国民”。因此，他将发展海洋通商贸易作为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恢复日本经济的重要举措，将海洋贸易“重点放在最富裕、技术最先进，而且历史关系也很深的英美两国之上”。［10］这与战前吉田茂重视贸易利益，强调与英美协调的主张基本一致。对于保护海洋贸易所需要的海军建设和制海权掌控，吉田茂认为只要美国掌控了制海权和制空权，日本就不需要大量的军队。［11］在“吉田路线”下，日本对海洋认识和利用重点在发展海洋通商贸易，获取海外贸易利润，隐蔽了战前海洋国家理念中谋取制海权，扩张海洋疆域的侵略对抗成分。发展海洋贸易成为日本“经济立国”战略下的重要政策工具。

（二）拓展战略视野的“海洋国家”构想

“经济立国”战略使日本经济迅速恢复。195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为250亿美元，位居资本主义世界第7位，至1968年，日本GNP增长至1419亿美元，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2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12］“经济自立”目标达成后，“吉田路线”局限开始显现，日本政治和知识精英开始酝酿新的国家目标。

1964年，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在肯定吉田茂“经济立国主义”所取得经济成就和政治贡献同时，指出“吉田路线”战略缺陷。一是防卫和外交上对美国过度依赖和追随，阻碍了日本独立防卫政策和外交政策发展，对美从属扼杀了日本同其他价值体系国家交往的可能性，国际交往空间变得狭窄。二是国民精神上沉浸于经济复兴和高速发展成就，失去了向海外世界开拓发展空间的广阔视野和行动意愿，无论是国内精英，还是一般国民，都陷于锁国时代的岛国式狭隘思维，丧失了对日本未来发展目标的思考能力。［13］

高坂正尧在充分总结“海洋国家”英国的成功经验，系统反思战前日本的失败教训基础上，提出了日本的“海洋国家”构想，认为日本应该突破岛国式狭隘思维，以“海洋国家”的思维视野，积极发展自身独立力量以应对全球化趋势。对于具体国家发展政策，高坂正尧认为日本应降低对美国军事依赖，弱化同美国的军事联结，在维持最小限度军备同时，通过强化外交能力，增强军事抑制力和自主防卫力。明确自身既非东洋也非西洋的身份，增强在世界政治舞台的活跃度。鼓励国民、企业走向海外，发扬海洋通商国民特点，制定以援助形式开发“发展中国家”的中长期政策。积极开发海洋资源，开展大规模海洋资源科学考察，将自卫队预算三分之一用于海洋调查，以海上自卫队为中心展开对近海的调查，以参与国际科考合作为原则，展开对世界其他海域调查。积极参与海洋国际秩序建设，守护日本国民利益。［13］

整体而言，高坂正尧的“海洋国家”构想契合于当时日本的国家发展状况，准确把握了国际政治的多元化发展趋势。高坂从文明史高度，以“海洋国家”为基点，重新界定了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解决了战后日本关于自身身份认同和国际政治定位的困惑。高坂从理性务实的现实主义立场出发，回答了战后日本政界、学术界关于国家发展方向是实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片面媾和还是全面媾和、是修宪还是护宪、是再军备还是非武装、是日美同盟还是永久中立的路线论争。高坂的构想反映出其对经济高度成长后日本社会失去忧患意识，国民精神陷于空虚的担忧，以及对日本增强外交等战略自主性的期待。［13］

从战略实践看，高坂正尧的国家构想和政治理念对日本国家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高坂本人著作等身，学问深厚，他与卫藤沈吉、荻原延寿、永井阳之助等学者推动了现实主义思想在战后日本的发展，使其稳居日本政治思想界主流地位。作为政府的高级智囊团成员，高坂先后担任“冲绳返还与基地问题研究会”委员、“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研究会”干事、“环太平洋合作研究会”政策研究员、“和平问题研究会”主席、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等职务，深度参与日本政府的对外决策。同时高坂还在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等国际知名高校、智库交流访学，在欧美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不仅如此，高坂长期执教于京都大学，其门下弟子及受其思想影响者名人辈出，中西宽、五百旗头真等作为政府智囊直接影响日本对外政策，坂元一哉、户部良一、田所昌幸、中西辉政等在日本学界影响力较大，出身于高坂研究会的日本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也极其推崇高坂正尧思想，高度评价其“海洋国家”构想的影响。由是，高坂正尧的政治思想和国家构想得以在战后保持长久影响力和强大生命力。［13］

（三）追求独立自主国家战略的初期实践

受此影响，1960年代后半期，日本政府也开始在维持“吉田路线”基本战略方向基础上，增强战略自主性，拓展更广阔的战略空间。

在安全保障上，日本开始强化自主防卫能力。1967年，日本国防会议和内阁会议通过《第三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强调在日美安保体制内，根据内外形势变化、国力增长、国际地位提高等情况，充实加强“陆、海、空”三军，推进技术研发，适当实行装备国产化，培育自主化国防。［14］1970年3月，防卫厅长官中曾根康弘表示，日本要从过去单纯对美依赖和无原则依靠中摆脱出来，明确自身防卫责任，站在日美实质对等地位，推进以“自主防卫为主，日美安保体制为辅”的防卫战略。［15］

在对外关系上，日本逐步突破意识形态对立，缓和与亚洲邻国关系。1972年9月，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1977年8月，福田赳夫访问东南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发表演讲，表示日本决心不做军事大国，将与东南亚建立心与心相互信赖关系，以对等合作者身份，积极协助东南亚发展。［16］1970年代，日本的独立自主多元外交，一定程度上修复了与亚洲邻国关系裂痕，极大拓展了日本国际交往空间。

在海洋开发上，日本制定了中长期海洋开发方案。1960年代，日本政府成立“海洋科学技术审议会”，旨在推动海洋资源开发和政策研究，日本智库、高校等机构纷纷提出海洋开发政策报告。1971年，日本政府将“海洋科学技术审议会”更名为“海洋开发审议会”。1973年，审议会向日本政府提交《我国海洋开发推进的基本构想及基本方案》，开始有序且有计划地开发海洋资源。

（四）主张多元共生的国际海洋合作理念

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以海洋为舞台推动跨区域海洋合作，提出“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太平洋经济文化圈”等海洋圈域合作构想，谋求在国际海洋秩序构建上的主导权。

1965年，一桥大学经济学部小岛清教授提出，太平洋地区经济发达国家应仿效欧洲共同体，建立太平洋经济圈。1968年，小岛清受外务大臣三木武夫委托，组织“太平洋自由贸易开发会议”（PAFTA），主张以美、加、日、澳、新五国为中心，组成民间协商机构，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17］1978年，首相大平正芳正式提出“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成立日本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高坂正尧等担任该小组政策研究员。1980年5月，该小组提交政策报告，主张建立包括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在内的合作关系，在亚太地区协调生产发展、合作开发资源等。［18］

1978年，中曾根康弘也在其《新保守理论》中将构建“太平洋经济文化圈”作为日本未来发展方向。中曾根指出，从世界史发展趋势看，文明逐渐向边境转移并形成新的文明圈。历史的指针从地中海文明转向大西洋文明，当前正在进入太平洋文明时代。从地缘政治看，日本是海洋国家，与中国、苏联等具有丰富资源的国家不同，日本和英国都是由于缺少资源必须向外利用海洋，通过通商贸易生存的海运国家，具有自由民主主义国家的特征。日本需要利用自身代表亚洲文明的海洋国家特性，发挥亚洲所孕育的精神文化，利用亚洲多元共生智慧，调和西方一元对抗的“原色文明”，以太平洋为中心促进东西方文明融合。［19］

这一时期，日本提出的海洋圈域合作构想秉持多元共生、和平共处基本理念。对于中国和苏联在“太平洋经济文化圈”中的位置，中曾根康弘认为，虽然当前中苏两国加入“太平洋经济文化圈”是困难的，但期望作为友邻，推进友好关系，通过经济文化交流，建立共存的长期稳定关系，并对未来中苏两国正式参与表示欢迎。［19］1980年，大平正芳首相在访问澳大利亚时也表明，环太平洋各国之间合作绝非为了建立排他性国家集团，其最终目的是造福于太平洋各国以及最大限度促进整个人类社会幸福和繁荣。［20］

自1946年吉田茂上台到1982年中曾根康弘就任日本首相，日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重经济，轻军备”“军事依赖美国，外交追随美国”的“吉田路线”，该路线对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方向起到长期规定性作用。1960年代，“经济立国”目标达成后，日本精英试图以“海洋国家”构想，突破“吉田路线”局限，寻求防卫、外交自主，拓展战略视野，开拓国际交往空间。在国际战略上，日本通过主动谋划海洋圈域合作构想，推动国际海洋合作，谋求在国际海洋秩序建构中的主导权，塑造有利于己的外部环境。整体而言，这一时期日本国家战略相对理性，其对自身国家力量的认知和国家目标的设定相对客观，对海洋的认识和利用以重视经济合作为重点，以和平共处、多元共生、开放包容为理念，对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二、“大国化”目标下的“海洋立国”战略

（一）国家战略论争期的“大国化”目标

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向好。1988年，日本GNP达到3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上升至15%，与美国和欧共体呈鼎立之势。经济的巨大成就让日本国民心理极度膨胀，谋求成为一流的“世界大国”成为日本朝野的普遍诉求。

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就任首相。1983年1月，中曾根在国会施政演讲提出“占世界经济10%的，自由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要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21］1983年9月，中曾根提出“国际国家”战略构想，要求日本发挥自身特点，在文化和政治上为世界做贡献。1984年6月，中曾根在英国发表演讲，称推进拥有自由民主共同价值观的“美日欧”三极政治经济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是日本的基本国策。［22］1990年，外务省事务次官栗山尚一提出日美欧应构建“三极体制”，共同领导世界。［23］在1991年11月《朝日新闻》针对普通国民进行的舆论调查中，有52%的受访者认为，今后日本不仅要在经济方面，还要在政治方面，在国际社会发挥领导世界的作用，有72%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应该成为亚洲领袖。［24］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内外环境却急剧恶化。经济上，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1993年，出现泡沫崩溃后的首次负增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加剧日本经济萧条，1998~1999年，日本经济连续两年负增长。［25］政治上，随着冷战结束，日美在战略和安全上暂失敌手，相互矛盾加剧，一度陷入“同盟漂流”状态，同盟关系面临比贸易摩擦时期更严峻的考验。［26］国际上，种族冲突多点爆发、安全热点轮番涌动，日本战略精英很快意识到，冷战后的世界远比预想的要更为艰险、复杂。［9］

面对国内外形势剧变，日本国内围绕未来国家发展方向展开激烈战略论争，出现“大中小”三类国家战略构想。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认为，日本要想成为真正的“国际国家”，必须先成为“正常国家”，摆脱战后体制和“和平宪法”束缚，不仅作为经济大国，更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在东亚发挥更积极的领导作用。［27］政治评论家船桥洋一认为，日本应从传统经济大国或军事大国思维转向“民生大国”思维，将国家发展核心目标放在提升国民福祉上，摆脱对美过度依赖，积极发展地区外交，参与国际合作。［28］先驱新党党魁武村正义认为，日本应该认清自身国家力量减弱的事实，将“小而闪光”作为国家目标，提高政府效能和国民生活质量，集中解决环境问题，通过多边合作和提升软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反对过度依赖军事力量。［29］庆应大学教授添谷秀芳认为，日本属于“中等国家”而非能主导国际秩序的大国，应采取多边主义而非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做国际事务协调者，推动地区合作，避免走军事化道路。［30］

应该说，船桥洋一、武村正义等人对冷战后日本国家力量的认识和国家目标的设定是理性的，更有利于日本长期稳定发展，但日本国家走向却并未沿着这条理性路线展开。随着经济的长期低迷，日本国内弥漫着对未来失去希望的悲情自危氛围，苦闷压抑的国民情绪急需找到宣泄出口。在高昂自负与悲情自危的民族情绪相互缠绕中，在极度膨胀又高度敏感的国民心理刺激下，日本社会思潮发生重大转向，和平主义结构性回落，新民族主义逆势高涨。［31］日本政治家也敏锐察觉到，“让日本成为一个国民能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的、正常的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已成为选民对统治层的最大期待。［32］由是，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中，理性的国家战略构想被淹没，日本统治阶层在日趋右倾化的社会氛围中，坚定又执拗地追求着日益与国家力量不相匹配的“大国化”目标。

（二）构建大国身份的“海国日本”思想

在“大国化”目标战略酝酿转型阶段，“海洋国家日本”思想再次成为日本知识和政治精英关注的焦点，成为日本构建“大国”身份认同的重要理论来源。

1997年，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川胜平太出版《文明的海洋史观》，认为“大陆世界”代表“农业文明”，是“过去了的时代”，“近代国家”则是从“海域世界”产生。正如世界的近代是从欧洲海洋航行开始，亚洲的近代也是从海域世界产生，海域世界是亚洲近代文明引路者，处于亚洲海域世界的日本文明是亚洲近代文明的起源地和“标尺”。川胜平太提出了21世纪日本的国土构想，将从日本列岛出发，跨越朝鲜半岛、环中国海至东南亚、澳大利亚北端的半月形大圈，称为“丰饶的半月弧”，认为21世纪的日本是浮现在西太平洋“丰饶半月弧”上的“庭园之岛”，是太平洋文明的主要担当者，未来的亚洲也将是以日本为轴心的亚洲。［33］

2000年，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副校长白石隆在《海的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中提出“日本究竟是不是属于亚洲”“究竟是亚洲中的日本，还是与亚洲并列的日本”问题。白石隆将亚洲分为“海洋亚洲”和“大陆亚洲”，认为“海洋亚洲”是对外开放的亚洲，是由交易网络联结起来的资本主义的亚洲，“大陆亚洲”则是乡绅和农民的亚洲，是农本主义的亚洲。“海洋的日本”不在亚洲，“大陆的中国”当然在亚洲。两千年来，“海洋日本”与“大陆中国”的关系就是“不在亚洲的日本”一直在摆脱一个“在亚洲的中国的殖民化”过程。［34］

1998~2001年，日本国际论坛在日本财团支持下，联合政界、学界、经济界、媒体界人士组成“海洋国家”研究小组，以“日本的认同：既不是西洋也不是东洋的日本”“日本的战略：从岛国到海洋国家”“日本的战略：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海洋国家日本：其文明和战略”为主题，对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身份认同、战略选择、战略路径、战略目标等进行为期四年的系统研究。研究小组强调日本应突破岛国的局限，以“海洋国家”身份，谋划21世纪日本的大战略，积极参与世界秩序和地区秩序的构建。在“海洋国家”研究出版物的封面上，研究小组以“日本主导人类文明的未来”为宣传口号。［35］

从理论主张看，这一时期的“海洋国家日本”思想出现许多非理性成分。正如国内学者严绍璗所批判的那样，所谓“海洋的日本文明论”是用虚构的“纯粹的日本文明”，制造日本是亚洲近代的“灯塔”的神话，是一个针对“中国文明”的宣言，是一种完全的“反中国文明”论说。“海洋的日本文明论”的鼓吹者缺少文化的知识和教养，丧失了学术理性和学术良知，从学术层面堕落为“政治的玩偶”。这种异化的“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理论，是近代日本“脱亚入欧”观念和“大东亚共荣圈”“日本轴心论”等军国主义思想的复活，包含着封建的“大和魂”精髓，对东亚、东南亚和平具有极为严重的挑战性和进攻性。［36］

（三）支撑大国目标的“海洋立国”战略

21世纪后，这一包含封建“大和魂”，潜藏军国时代余毒的“海洋国家日本”思想，在日本政治和知识精英推动下，完成政治化、战略化转型，上升为“海洋立国”战略，成为日本“大国化”目标的重要战略支撑。

2002年5月，日本财团向政府提出《21世纪日本海洋政策建言》，建议制定《海洋基本法》，确定海洋国家的基本理念、政策体系，整合海洋相关行政机构，推动政策施行。［37］2004年，海洋政策研究财团主任研究员今井义久建议政府尽早成立国家综合海洋政策机构，以更好将海洋立国确立为国家发展目标。［38］2005年11月，海洋政策研究财团理事长秋山昌广将智库建言《面向21世纪的海洋政策提案》呈送给时任官房长官的安倍晋三，建议政府尽快制定《海洋基本法》以及完善与海洋相关的行政机构，实现“海洋立国”的基本理念。［39］2006年4月，日本成立以石破茂为主席的超党派“海洋基本法研究会”，研究制定《海洋政策大纲》和《海洋基本法概要》。［40］2007年4月，日本众、参两院先后审议通过《海洋基本法》，并于7月正式生效。［41］《海洋基本法》的颁行标志着“海洋立国”战略正式被纳入日本的国家战略体系。

“海洋立国”战略确立后，日本开始重新配置国家力量，整合国家资源，完善国家政策，推动战略实践。2007年7月，首相安倍晋三下令成立直属于内阁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由首相亲自担任本部长，全面统筹海洋战略的实施，负责制定《海洋基本计划》，统合中央各省厅涉海部门的协调协作，综合推进各项海洋政策的顺利实施。［42］“综合海洋政策本部”内设“参与会议”，由首相任命的智库、高校等机构专家组成，负责审议海洋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情况，并向首相陈述政策建议。［43］2008年3月，日本正式公布第1期《海洋基本计划》，该计划阐明了“海洋立国”战略的宗旨目标、基本理念、政策方向、权责归属。［44］在第1期《海洋基本计划》执行期，日本通过完善海洋法律体系、推动海洋资源开发、设定海洋环保区、强化领海安全保障。通过综合开发、集中配置、有效运用国家力量全面推动海洋战略的实施。［45］

扩大海洋疆域是日本“海洋立国”战略的重要目标。2008年第1期《海洋基本计划》实施后，日本通过向联合国提交大陆架延长申请、离岛调查、无名岛命名与保护、低潮线保全等措施，不断扩大海洋疆域范围。日本单方面扩大海洋领土的行为严重侵害周边邻国的国家利益。2012年1月16日，日本宣布正在对划定“专属经济区”基点的39个无名离岛命名，其中包括7座钓鱼岛附属岛屿。［46］此举严重侵犯我国领土主权。1月30日，我国外交部对日本的命名行为提出严正交涉，称日方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采取任何单方面举措都是非法和无效的。［47］3月2日，日本公布包括钓鱼岛在内的39个无名岛名称。同日，我国国家海洋局、民政部联合公布钓鱼岛及其70座附属岛屿名称。［48］3月3日，我国外交部再次重申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49］日本“海洋立国”战略内含的激进举措给中日关系带来严峻挑战。

（四）转向对立对抗的国际海洋秩序构想

冷战后，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海洋国家日本”思想也发生方向性转变。不再强调多元共存、和平共处而是突出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异质性和对抗性，主张通过加强海洋国家联合，共同应对所谓“大陆国家”挑战。以海陆对立、遏制中国为核心的“海洋国家”思想，深刻影响了21世纪后日本的国际战略选择。

对于21世纪国际海洋秩序，白石隆曾指出，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至50年代初，美国在亚洲构筑的新秩序，将“大陆亚洲”的农本主义秩序封锁在中国大陆之内，在“海洋亚洲”领域内把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东南亚与美国联结起来，该新秩序对日本来说十分安泰。对日本而言，未来要加强与“海洋亚洲”联合，确保现有亚洲秩序稳定，扩大日本行动自由。［34］日本国际论坛“海洋国家”研究小组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随着美国权力的衰落和中国实力的增长，日本将被迫在臣服美国或中国之间做选择，面对这种两难，日本除了增强自身实力别无他途，日本首先要确定其独立于西方（美国）和东方（中国）的独一无二的身份，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国家目标。在“海洋国家日本”的战略目标上，研究小组认为，日本应该积极探索强化海洋同盟，以日美同盟为基轴，遏制中国，如果能做到这一步，日本就实现了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历史使命。［35］2006年9月，安倍晋三首次当选首相，上述秩序构想逐渐转化为战略实践。安倍晋三在上台后的首次国会施政演说中表示，“现在是日本外交转向基于新思维的主动外交的时候了”。［50］同年11月，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在166届国会上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目标是在欧亚大陆外围形成一个弧形的，基于民主、基本人权、市场经济、法治等“普世价值”的富裕且稳定地区。［51］2007年8月，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两洋交汇”概念，宣称“太平洋与印度洋正成为自由与繁荣之海，一个打破原先地理疆域后扩大的亚洲轮廓正在呈现”。安倍晋三呼吁作为印度洋大国的印度和太平洋大国的日本携手应对挑战，积极倡导日、美、印、澳应联合成为海洋安全的稳定器。［52］可见，此时日本将海洋国家身份与自由民主价值观捆绑，以构建跨区域海洋联盟为抓手，遏制所谓“大陆国家”的战略图谋已初步显现。2007年9月，安倍晋三辞职下台，这一构想也被暂时搁置。

自1982年中曾根康弘上台至2007年安倍晋三首次下台，日本经历内外形势剧变，国民心理急剧起伏、社会思潮急遽转向，国家战略在长期论争中，逐渐确立“大国化”目标导向型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海洋国家日本”思想成为冷战后日本构建大国身份认同的重要理论来源，“海洋立国”战略成为支撑日本大国目标的重要政策载体。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刺激下，日本国家战略呈现出诸多非理性倾向，主导亚洲的国家目标与日益弱化的国家力量之间的落差逐渐加大。海陆对立的地缘政治思维、遏制中国的海洋战略目标，不仅让日本国家资源力量配置失衡，更给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严峻挑战。

三、“泛安全化”转型中的“联海遏华”行动

（一）国家战略焦虑期的“泛安全化”转型

2008年后，国际形势继续朝着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并蔓延至全球，日本经济深受其害，受挫程度甚至超过危机震源地的欧美国家，陷入二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53］与之相对，中国则较快摆脱危机影响，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日实力对比逆转，让试图主导亚洲，同时对自身外部环境变化高度敏感的日本陷入长期战略焦虑状态。日本逐渐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家战略呈“泛安全化”转型趋势，对华政策日益极端化。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开始近8年长期执政。在任期间，安倍全方位、多议题交叠推动国家战略安全化转型，其中强化国家安全保障力量，遏制中国复兴发展成为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突出特征。2013年12月，安倍内阁正式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及其常设事务机构“国家安全保障局”，通过日本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组织和战略规划上加强首相官邸对国家安全问题的统筹决策权。2014年4月，安倍内阁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全面放宽日本武器出口限制。同年7月，以“武力行使三条件”取代“自卫权行使三条件”，扩大使用武力解释空间。2015年7月，国会审议通过安倍内阁提交的《自卫队修正案》《武力攻击事态法修正案》《周边事态法》《国际和平支援法案》等安保相关法案，实质性突破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国内法律限制。2018年12月，日本发表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加快推进日美军事一体化进程。2022年12月，岸田文雄继承安倍遗志，推出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简称“安保三文件”），强调通过提升综合国力维护日本安全利益，加强“对敌基地反击能力建设”，提高防卫预算占GDP比重，将经济安保纳入国家安保体系，将中国确定为日本“迄今为止最大战略挑战”。“安保三文件”的发布标志着日本已实质性摆脱了战后“和平宪法”对其军事发展限制，实现了安全战略由“守”转“攻”的根本性质转变。［54］

（二）作为安全化转型综合性载体的海洋战略

在安倍晋三推动的国家战略转型中，海洋战略成为追求大国目标、整塑国家力量、强化军事防卫最重要的综合性战略载体。安倍时代日本对海洋的综合性、战略性利用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强化“海洋国家”身份认同，扩大国家利益范围。2013年，安倍内阁在日本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将自身定位为“四面环海，拥有广阔专属经济区，海岸线漫长，通过海上贸易和海洋资源开发实现经济发展，追求‘开放稳定的海洋’”的“海洋国家”，将海洋战略作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年，日本颁布第2期《海洋基本计划》，在该计划中日本已经显露出扩大国家利益范围、推动海洋战略安全化迹象，主张在推进海洋战略同时，着重应对中国压力。2014年，日本将280个离岛收归国有，［55］增加命名158个无名岛屿，［56］谋求海洋疆域扩张，激化与邻国海上争端。

二是渲染海洋威胁，推动社会整体右倾化。2018年5月，日本颁布第3期《海洋基本计划》，如表1所示，从第3期开始，计划中海洋安全保障的内容大幅增加，对海洋安全威胁的渲染不断加大。第3期计划从前言部分开始，便强化对日本海洋安全威胁的渲染，称“外国公船侵入日本领海”“海洋中一方尝试改变现状”“有关国家违反国际法”“外国渔船违法作业”等，使日本海洋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57］2023年4月，日本颁布第4期《海洋基本计划》，对日本海洋安全威胁的渲染更加升级，对“威胁”来源渲染的中国指向性更加明确，称“中国海警局所属船舶侵入日本领海”“中俄舰艇联合航行的对日示威活动”，使日本在领海等国家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深刻威胁和危机”；“中国在东海尝试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在南海以武力为背景改变现状及其既成事实化”，使日本航路安全威胁日益凸显；“国际社会力量平衡变化加速化、复杂化，特别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中国军事力量增强，使军事平衡急速变化，安全保障上的课题广泛化、多样化，仅靠一国力量已难以应对”。［58］将海洋安全困境从周边海域泛化到国际海洋秩序，将中国塑造为最大的威胁来源。

三是构筑“综合海洋安全保障”体系，整塑有限国家力量，集中强化海洋安保。在第3期《海洋基本计划》中，日本正式提出“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概念，并将其置于海洋政策基本方针的首要位置。如表2所示，“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政策体系包括“海洋安全保障政策”和“对海洋安全保障强化有贡献的政策”两大类。“海洋安全保障政策”根据其政策目标分为“确保领海国家利益”“确保重要航路安全”“强化国际海洋秩序”三类。“对海洋安全保障强化有贡献的政策”又分为“基础政策”和“辅助政策”两类，“基础政策”包括：确立海洋状况把握（MDA）体制，国境离岛保全、管理，海洋调查、海洋观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人才育成、理解增进；“辅助政策”包括：经济安全保障和海洋环境保全。在政策执行上，“综合海洋安全保障”体系更强调内阁府、防卫省、外务省、国土交通省、农林水产省、文部科学省、警察厅等不同部门间的横向合作，旨在打破条块分割的体制弊端，整合、重塑国家力量，构建高效海洋安保战略执行体制，使有限国家资源得到最大化发挥利用。

四是强化琉球海域军事力量部署，构建基地攻击能力，增强对华战略威慑。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日本加速在琉球群岛等环中国海域的军事部署。2017年，在冲绳岛部署航空自卫队西南航空方面部队。2019年，在奄美大岛、宫古岛新编多支陆上自卫队地空导弹部队、岸舰导弹部队和航空自卫队警戒部队，推动多域立体综合作战能力建设。［59］2023年3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石垣岛的首个军事基地正式启用，该基地作为日本在琉球海域的军事前哨，常态化部署570余名自卫队员，部署先进岸基反舰导弹和中程防空导弹，日本称将致力于把包括石垣岛在内的一连串岛屿基地，打造成其在琉球海域的“不沉航母”。［60］2022年底，日本发布《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明确将中国定为“迄今为止最大战略挑战”，计划加强“对敌基地反击能力建设”，以应对所谓中国挑战。这意味着，日本将继续强化在琉球海域军事能力建设，此举必将加剧中日两国海洋军事对抗性，给亚太海洋安全带来严峻挑战。

（三）依托海洋安全盟伴网络的遏制中国行动

除国内战略外 ，日本的国际战略同样以“海洋 ”为载体展开 ，通过将“海洋国家 ”身份国际 政治化 ，将“海洋国家 ”认同与“ 自由民主 ”价值观捆绑 ，推动国际战略与海洋战略深度嵌合 ，以 实现其“联海遏华 ”的战略目标 。其战略实践主要有以下特点 。

一是以海洋安全威胁为噱头，推销“印太战略”，形成“联海遏华”国际联动效应。以“海洋国家”联合对抗“大陆国家”威胁的海陆二元对立观，是冷战后日本“海洋国家”思想异化的主要表现，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时期，便将该思想用于战略实践。2012年12月17日，安倍在第二次上台后次日便通过在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Syndicate）发表“亚洲安全民主菱形”署名文章，提出为应对中国对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自由的威胁和挑战，将优先考虑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民主国家”构建菱形“民主安全联盟”的国际海洋战略构想。［61］2015年，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受外务省委托对“印太构想”进行系统研究并形成政策报告，建议日本政府通过扩大与印度、印尼、澳大利亚等国在经济、安全、价值观方面的共识，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转向，共同应对中国崛起。［62］2016年8月，安倍在肯尼亚举办的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上发表主旨演讲，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FOIP），声称“日本对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与非洲的交汇负有责任，不允许以实力相威胁，要坚持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使连接亚非两大陆的海洋成为和平之海、基于规则之海”。［63］2018年，安倍晋三在国会施政演说中重点阐述了“印太战略”构想，表示不仅将与美国携手，还将与欧洲、东盟、澳大利亚和印度携手，牢固确立从环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64］在日本极力推销下，美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荷兰、韩国等也纷纷出台本国“印太战略”，使“印太战略”产生广泛国际联动效应。

二是强化海洋国家身份叙事，推动价值观外交安全化，制造亚太地区阵营对抗。将“海洋国家”身份认同与“自由民主”价值观深度捆绑，形成阵营对抗的意识形态基础。通过强化“海陆对立”“意识形态对立”话语建构，推动价值观外交安全化，制造亚太地区阵营对立。冷战后，日本“海洋国家”思想被嵌入意识形态对立取向，“印太战略”提出后，日本不断推动所谓“海洋民主国家联盟”，将中国定位为与其价值观迥异的“大陆国家”“异质国家”，以价值观外交拉拢所谓具有“自由民主”特质的“海洋国家”，以共同应对大陆国家“威权主义”挑战为借口，推动亚太地区的阵营对抗。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进一步加快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北约国家的军事合作，推动“北约亚太化”，将域外阵营对抗和军备竞赛引入亚洲，引导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与北约对接，实现“亚太北约化”，从而达到遏制中国发展，谋取阵营对抗“前沿红利”的战略目的。

三是构建“海洋安全盟伴体系”，试图在海洋形成对中国的安全围堵之势。日本在强化日美同盟海权属性同时，加强同英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菲律宾、韩国等双边安全合作，推动日美澳、日美印、日美韩、日澳印等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升级，强化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以大双边、小多边相互嵌合方式，构建跨区域、多层次、全方位的海洋盟伴体系。在日本鼓动诱导下，日美同盟在中日海洋问题上的适用范围被逐渐扩大，美国先后表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协防条款适用于钓鱼岛，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提升日美海上联合作战能力，同盟的海权属性愈发明显，中国针对性日益增强。［65］通过积极运筹其他双边、小三边及美日印澳四边等多层次安全机制，日本不断在国际舞台炒作东海、南海等海洋议题，积极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在应对所谓中国“攻击性”行为上的协同合作。与此同时，日本还在东南亚地区积极推进由日本主导的东南亚海洋安全联盟网络，与东盟及其成员国开展“体系化防卫合作”，将南海问题作为关键抓手，深化与东南亚的海洋安全合作。［66］

2024年4月，岸田文雄访问美国并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演讲中岸田继续将中国视为日本及世界和平、安全、稳定“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称日本将与美国并肩作战，并通过与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和菲律宾之间的三边和四边合作，以及与七国集团和东盟的合作，形成多层次的区域框架，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努力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67］岸田的演讲体现出日本一贯的“联海遏华”战略思维。

自2012年12月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至2024年9月岸田文雄下台，日本国家战略呈现全方位安全化转型趋势。在安倍晋三的强力领导下，日本已实质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对其军事发展的束缚，海洋战略成为国家战略转型最重要的综合性载体，中国被定为最重要的战略对手和战略挑战。国内层面，日本通过渲染中国海洋威胁，挑动民族主义情绪，泛化民众对华敌意，推动社会整体右倾化转向，为突破军事限制，扩张军备力量提供口实、制造舆论。通过构建综合海洋政策体系，有效配置国家资源，集中强化海军力量，实现对有限国家能力的最大化利用。国际层面，通过夸大海陆文明异质，鼓吹海陆二元对立，混同海洋国家身份与自由民主价值观，推动所谓价值观外交。以“印太战略”为抓手，推动海洋战略国际联动性，构建排他性“海洋安全盟伴体系”，制造亚太地区阵营对抗，以弥补自身综合国力相对下降与对华博弈战略劣势，维持其日益模糊的“大国化”残梦。安倍时代，日本国家战略非理性成分日益增强，国家目标和国家力量的错位匹配日趋显现，究其根源在对中国复兴的心理失衡，对自身国力下降的选择性无视、对主导亚洲目标的执拗坚持。日本国家战略安全化转型带动社会整体右倾化转向，激活军国主义历史传统，成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不可忽视的破坏性因素。

（四）当前日本战略理性复归端倪与审慎研判

2024年10月，石破茂当选为日本新任首相。石破上台后，日本对华认知有理性回归趋势。2024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石破茂，重申“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重要共识，双方表示将共同努力全面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和构建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68］12月25日，日本外相岩屋毅应邀访华，在访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日本过去曾实施了错误的国策，不能再重蹈覆辙，要坚持走和平国家道路。［69］此后，两国各层级展开了一系列密集互动，重启多个高级别对话机制，两国关系回归正常轨道。与此同时，石桥湛山等政治家的“小国日本”思想再次被当前日本政界、知识界所关注。［70］日本国内政治精英对自身国家力量认知、国家目标设定似乎出现理性复归倾向。这种对国家战略理性回调端倪，不仅对日本自身长远发展，对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及亚太地区和平发展都是有益的。

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当前日本已实质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对其军事发展束缚，社会整体右倾化局面并未有效改善。日本对中国“迄今为止最大战略挑战”定位没有改变，扩张军备的步伐不会停止，“联海遏华”的战略思维和行动仍在继续。2025年1月9~12日，石破茂访问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1月14~15日，岩屋毅访问菲律宾，强化海洋安全保障合作“应对共同的海洋安全挑战”，仍是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主要议题。日本表示将继续在“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框架下，强化对东南亚国家军事援助，以增强其在南海的军事存在。［71］1月21日，日美印澳在华盛顿召开“四边机制”外长会议，四国外长在会后联合声明中表示“强烈反对凭借力量和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再次确认将加强合作应对中国，致力于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72］2月7日，石破茂访问美国，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会谈。双方在联合声明里确认《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继续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无端指责。关于台海问题，声明提到“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这是日美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首次出现类似表述。［73］

总之，当前中日关系虽有缓和迹象，但也需要认识到，日本国家战略安全化转型的基本方向难以根本性改变。日本在军事安全上的动向，尤其是海洋安全动向仍需动态跟踪、高度警惕。我国需对运筹中日关系的长期性、反复性、艰巨性有充分认知，对日本国家战略、海洋战略转型的破坏性做充分准备。

四、结语

战后80年日本国家战略经历了探索期、论争期、焦虑期等发展阶段，呈现出从以“经济立国”为中心，到以“大国化”目标为导向，再到以“泛安全化”转型为趋势的流变特征。在此期间，日本对海洋的认识和利用发生了方向性转变。“经济立国”战略下，日本以海洋国家身份发展海外贸易，拓展战略思维，追求战略自主，推进以多元共生、和平共处为理念，以经济开发为重点的国际海洋合作。“大国化”目标导向战略下，日本以“海洋国家”思想论证自身文明特殊性、优越性，构建大国身份认同，依托“海洋立国”战略，推动“大国化”进程。这一时期，日本“海洋国家”思想中的保守民族主义色彩日益突出，鼓吹海陆对立，主张联海制陆的对抗性战略思维沉渣泛起。“泛安全化”战略转型期，日本将战略重心移至海洋，将战略对手定为中国，多维度、全要素开发“海洋”的战略价值，提升综合战略活跃度。通过将“海洋国家”身份认同价值观化、将价值观安全化，打造海洋安全盟伴体系，主导构建国际海洋秩序，谋求国际规则性权力，弥补自身对华战略博弈的国力劣势。

日本海洋战略在国家身份建构、战略思维转换、战略目标设定、战略资源配置、战略体系策定等方面与总体国家战略多维立体深度嵌合。“海洋国家”身份认同建构包含了对自身国际地位、文明特质、国民性格、历史经验的系统思考，以及对国家战略思维、战略目标、战略手段的深层次重构。“海洋立国”战略实施需要各部门的统合协作，以及对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科技等各领域国力的综合开发、合理配置、有效利用，实现了对国家力量的整合重塑。“印太战略”的提出和推广，是日本主导构建国际海洋秩序的重要尝试，通过对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全要素协调和一体化运用，有效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作为综合性战略载体，日本海洋战略的目标早已超越海洋权益维护、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等国内策略性利用层次，更拓展至对国际海洋秩序建构、国际规则性权力争夺、全球海洋安全格局形塑等国际战略性布局高度。

日本海洋战略从策定之初便具有突出的摇摆性特征。在身份认同上，始终伴随着是“东洋”还是“西洋”的迷思，是“岛国”还是“海国”的纠结，是“大陆文明”还是“海洋文明”的茫然，是“亚洲文明”还是“欧美文明”的徘徊。在战略选择上，延续了战前在“脱亚入欧”与“入亚兴亚”间反复横跳的传统，在“倚美抗中”与“脱美自立”“联海制陆”与“亚洲协调”间左右摇摆。冷战后，日本身份认同和战略选择在经历新一轮迷茫焦虑后，发生向西洋、向海国、向欧美、向对抗的方向性转变，其国家战略在高涨的保守民族主义刺激下，向非理性、非科学方向演进，成为威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主要破坏性因素。

中国是日本身份认同构建和国家战略选择中最恒久、最重要的外部观照。冷战后，日本无论是“海洋国家”文明特性论证、身份认同形塑，还是海洋战略安全化转型、海洋安全盟伴体系构建，都具有鲜明的中国指向性和中国针对性，呈现出“去中国化”“与中国异质化”“将中国敌人化”的基本特征。日本政治和知识精英通过对中日两国文明异质性、地缘对抗性的渲染，通过对“他者中国”的形象臆造，对“中国威胁”的话语利用，积极扩充军备，制造阵营对立，突破战后和平主义规范，妄图复活军国主义传统。尽管威胁叙事、对抗性话语在当今日本仍喧嚣未散，中日两国在政治传统和文化基因上存在“相对同”与“绝对异”，两国间仍有诸多纠葛难解的历史恩怨，但不能忽视两国交往“两千年友好，五十年不幸”的基本特征，两国文明双向互鉴、文化交融共生的基本底色。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日本政治精英需要保持战略理性，客观冷静反思与中国交往的经验教训，走出封闭狭隘的岛国对抗思维，以海纳百川的胸襟视野，回归多元共存、和平共处的“海洋国家”本义，为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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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北亚论坛》2025年第3期总第17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