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中美大国关系的前景想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5 次 更新时间:2013-04-22 2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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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进入专栏)  

  

  关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大国关系的基本前景,可以先着重谈论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然后谈论与此大相径庭的另一种可能性——其可能程度目前来看显然非同小可。

  就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言,首先需要分辨其中理应包含的最基本的概念内涵:我们考虑或设想的是何种新型大国关系?它会有多“新”?它能有多大真实的可能性或现实性?还有,如果它要成为可能,那么中美双方应当做什么,或采取何种根本立场?就此,不要忘记寻常经验性的一点:不那么非常新颖的,往往是较易追求甚或较易实现的,换言之,是较为可行的。

  与此相关,应当吸取中美双方前几年的一个重要教训——主要由于美方的倡导和反复宣扬而来的教训,即将较抽象甚或浪漫地哲学化的“建立战略互信”当作对待中美关系问题的中心概念,从而至少有损于更多地集中关注尊重对方的具体的紧要利益和紧要关切,更切实地磋商和处理具体的重大歧异和重大抵牾。

  在此,应当非常认真地设想如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前景,它从“现实政治”的视野来看较为传统,因而较有可能实现,虽然它与侧重于别种范式的“新型大国关系”相比,多少不那么新颖。

  这前景就是,在一个根本前提——巨型中国的和平崛起在未来仍将长久持续——之下,美国将更加认真地考虑中国不但在经济甚而金融世界、也在外交甚而战略世界的一流地位,并且可能最终采取一种和平的“最终解决”。这将要求均衡地理解不同的功能领域和地理区域内的不同的实力对比和影响力对比,并且采取一种“选择性优势”而非全面优势、“优势分配”而非优势垄断的理念。

  这不仅意味着美国接受中国未来可能在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总量和在亚洲的外交/经济影响这几大方面的领先地位,还接受中美之间互相的战略威慑——既在核威慑也在常规威慑方面——连同作为相邻两强的和平并存,它们由某些军备控制和地缘战略利益互认互尊协议得到正式规制。这将包括中国在本国近岸地区拥有对美军事等势甚或边际优势(以台湾东部海岸外邻近海域为大致的战略“分界线”),并且意味着台海两岸和平的或基本和平的重新统一;这也将包括中国在西太平洋的一个较为狭窄但仍非同小可的洋域“战略空间”,并且相应地钳制美国在东北亚的同盟体系(特别是美日同盟),使之不那么军事化,不那么以中国为钳制和对抗目标。

  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的接受下,将保持它在世界的总的军事优势和(特别地说)在冲绳和关岛以西的西太平洋西部及中太平洋的军事优势。美国还将确信,中国将坚持排除用战争作为工具去解决与邻国之间的重大争端,从而保证美国的两项紧要利益——亚太的基本和平和美国亚太盟国的安全。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的接受下,还将拥有在某些地理区域的相对于中国的外交优势。在世界金融和安全的体制性安排中,中美两大国的正式影响或权势的分配,将大致符合这两大国在相关功能领域内各自拥有的实力和各自作出的贡献,这在其他之外,意味着中国的贡献必须相应于中国增长了的实力而增进。

  这一切,将使中美之间的权势分享、密切协商与合作成为必要和必然,也将要求(1)美国接受一个和平和建设性的中国为世界强国(World Power);(2)中国尊重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或许仍是头号世界强国)的紧要利益和正当国际关切。

  为了争取基于“选择性优势”或“优势分配”理念的、中美之间作为两大强国的和平的“最终解决”,中美两国的政治领导或最高决策者(尤其是中国方面的)应当改变过去数年在彼此间交往中常有的几种外交国务做法,即少索取少给予、少索取不给予甚或(在美国方面较多见)多索取不给予,反之,尽可能排除国内外多种干扰,积极尝试践行战略性的多索取多给予(Big gives, big takes),放眼历史,强国之间要达成颇长历史时期内基本稳定的“最终解决”,这是多半要采取的。这样的战略性尝试当然有其限度,即不仅不倾覆本国的真正的核心利益,并且获得国内各主要力量的大致允许或基本支持,连同国外相关的紧要盟国或友国的起码接受或“首肯”,以防国内外的往往强有力的制约性力量消极抵制或积极损坏两大强国的有关磋商和安排尝试。最后,必须指出,这“最终解决”很少有可能是某种战略性的“一蹴而就”的结果,但也不可能通过完全累积性的许多零碎安排去实现。

  另一种中美大国关系

  然而,必须指出中美大国关系的另一种可能前景——不祥的或甚为危险的前景。如果鉴于目前的形势,并且假设今后缺乏很大力度和甚为经久的争取两国间“新型大国关系”的多种努力,那么它大概较易成为未来的现实。

  中美之间的大国“结构性对立”正在变得更为广泛、深刻和显著。特别是,中国经久持续的急速军力建设(尤其是经海洋、空中甚而外层空间的战略力量投射能力建设)正在愈益成为美国的战略精英甚而颇大部分美国公众的显要忧惧,何况他们似乎已经明白,这急速的军力建设在中国大得人心,至少与愈益高扬的“大众民族主义”要求、广泛的军事大强国诉求和从最高决策者到民间大众的民族伟大复兴理想高度契合。

  另一方面,美国的地缘战略“再平衡”,加上因为减抑人员伤亡、减少军事开支和应对更大“威胁”的强制性必需而力度加剧的“军事革命”(诸如“海空一体战”之类),再加上美国通过非常积极和灵巧的努力在中国周边的外交竞争得益和地缘政治添乱,已经使中国更为不满美国及其战略伙伴,更加决心加速推进自身的军力建设和军事反制努力,并且,新近以来愈益考虑在东亚对美国的某些战略盟友或伙伴作武装较量。自多年前的里根政府以来,美国一直决心维持无可置疑的军事优势,将它视作美国作为超级强国的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同时,反复证明在它认为必要和可行时不惜发动武力干涉甚而战争。反之,中国近20年来为了自身的国家安全、民族自尊、发展权利和呼应国内要求,始终决心将军事现代化和拥有战胜能力。中美之间的这一最根本矛盾,当然并非没有可能毁坏未来的中美关系。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试图阻绝这一可能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 《文化纵横》2013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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