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拜登政府执政八个月，在战略军事领域不断强化和升级对中国的戒备、威胁、围堵和反推。在战略军事阵线之外，拜登政府的对华态势和行为更加凸显竞争和对抗。它在贸易领域持续挑起涉华贸易争端和发动主要针对中国的供应链重组；在高新技术领域全面施行高技术“脱钩”和遏止；在外交领域推进旨在围堵和孤立中国的涉华盟友外交。在中美合作方面，可能的具体合作必然甚为有限，并且与两国间在世界威望、全球治理领导地位、意识形态影响和经济/技术方面的竞争复杂交织。拜登总统将中美之间愈发激烈的竞斗当成更广泛的全球意识形态竞斗，怀着一项自命的使命（“拜登主义”），即面对所谓“专制主义的威胁”和21世纪的其他挑战，要证明民主依然管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总纲正在浮现：中国是美国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近乎全面的“敌对威胁”和竞争对手，美国的相关目标不仅是对华竞而胜之，而且是对华完胜。中国既要不低估拜登政府的能力和已取得的效果，也要密切注意其客观困难和主观表现的上下波动，因而须对拜登治下的美国的综合实力和多方潜能进行经久的开放性观察。量力而行、量利而行、注重成本、提防风险应当是起码的和迫在眉睫的基本方针，以此为前提才可正确谋划长远的未来方向。

　　 【关键词】 拜登政府；中美关系；对华贸易政策；高技术脱钩；意识形态竞争；盟友外交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总纲正在浮现，且已相当明晰，那就是基于它反复宣告的中美关系最基本性质——中国是美国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近乎全面的“敌对威胁”和竞争对手，力求以几乎全面的、经久的政策系统和相应实践去赢得对华战略的对抗和竞争。可以概要地将美国言与行两方面的政策系统区分为彼此联系和交织的两大范畴：战略军事的和非战略军事的。在前一个大范畴内，拜登政府几近马不停蹄地强化和升级对中国的戒备、威胁、围堵和反推。其中，重大的战略动向还包括旨在备战的军备建设以及军事规划与部署，其中心内涵为针对中国陆基中程/中远程常规战略导弹攻击优势，或曰“航母杀手”和“关岛杀手”优势，构建和施行若干基本应对方式和多项辅助应对手段。

　　 本文将集中考察后一个大范畴，它涵盖的重大问题领域包括“新疆问题”和“香港问题”、中美贸易争端、高技术“脱钩”和遏止、意识形态竞争和涉华盟友外交。本文还将考察拜登政府对华合作问题，它与世界威望、全球治理领导地位、意识形态影响和经济/技术竞争方面的对华竞争复杂交织。

　　 关于拜登政府在“新疆问题”和“香港问题”上的强烈反华态势和行为，本文不予详述，只在此扼要地指出：拜登政府从上台执政起，就一直坚持抨击中国政府“在新疆犯有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并联合尽可能多的其他发达国家就“新疆问题”抨击、制裁和孤立中国，同时着力就所指称的新疆“强迫劳动”问题进行对华抨击和制裁；拜登政府的香港政策除继承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以外，还集中于抨击和制裁旨在保证爱国者治港的香港选举制度改革。

一  持续挑起涉华贸易争端和发动供应链重组

　　 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是部分呼应特朗普的基本理念，亦即部分逆反民主党中派本身的经济自由主义信仰，这在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2021年3月3日的首次演讲中宣告得很清楚。他说：“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先前争辩要自由贸易协议，因为我们相信美国人会广泛分享经济得益，相信那些协议会以我们希望的方式塑造全球经济”；“我们现在的方针将与此不同，我们将为每个美国工作岗位而斗争，为所有美国工人的权利、保护和利益而斗争。” 用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Katherine Tai）的话说更简单：“以（美国）工人为中心”。

　　 拜登政府不会急于去解决对华贸易争端。2021年1月19日，美国提名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表示，她会严正对待中国“肆虐性、不公平和不合法的（贸易）做法”。 1月26日，提名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计划“非常大力进取地”反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并会就此与美国的盟国协调；“不管是实体名单，还是关税，或是反制税，我打算尽可能最充分地使用所有这些工具，以便为美国工人铲平竞争场地”。

　　 2021年2月25日，提名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对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表示，中国是个“极可怕的竞争者，在那里，国家差不多能像指挥一个管弦乐团那样指挥经济”，“关税是我们的公平贸易纠正工具箱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她将力求保证中国如数履行在2020年1月15日中美贸易协议中作出的承诺。 3月底，凯瑟琳·戴告诉《华尔街日报》：没有计划在较近的未来撤销对华高关税；虽然有可能与中国重新开启贸易谈判，但高关税仍是一个在未来谈判中索取中国让步的“杠杆”。

　　 2021年3月3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2021年贸易预估报告》，与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一样抨击中国产业政策，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称“即使中国未能充分实现‘中国制造2025’树立的产业政策目标，它仍很可能在许多目标部门创造或加剧市场扭曲，造就严重的过剩能力”；“它也很可能经久地损害美国利益，因为中国支持的公司将以在这些部门运作的美国公司为代价增加它们的市场份额”。报告表示，美国正在与欧盟和日本一起，构建更有效的行动和潜在规则，以对付不符合现存国际责任的国家补贴。

　　 中美贸易争端在较长时间内的持续是可预料之事。2021年4月底，凯瑟琳·戴两次公开谈论2020年1月15日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她认为，虽然中国在该协议中承诺采取新措施改善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但这些走向改革的步骤需要有效贯彻，而且够不上改善在华知识产权保护所需的基本变化。” 美国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员办公室（IPEC）公布了2020年的《美国年度知识产权报告》，其中涉及100个美国贸易伙伴。凯瑟琳·戴称“中国依然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用的大多数假货的来源”，并称美国正在就中国执行中美贸易协议的表现“细查所有方面”，并将强制实施其规定，但“尚未安排协议要求的每六个月一次的中美高级磋商。” 5月17日，凯瑟琳·戴、雷蒙多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瓦尔迪·多姆布罗夫斯基（Valdis Dombrovskis）发表联合声明，称美国与欧盟是伙伴，“要问责中国之类支持扭曲贸易政策的国家”。

　　 中美经贸谈判中较积极的是以下两项事态。一是虽然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字计算，2020年中国只完成中美经贸协议规定的该年度购买美货量的58%（即1 731亿美元中的1 000亿美元），但在2021年2月下旬，美国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Tom Vilsack）和凯瑟琳·戴共同确认，“即使有新冠疫情的严重负面影响，中国看来在大力履行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的协议承诺”。 到6月间，中国依然在积极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 二是拜登政府坚持中美两国高层战略对话，安克雷奇外交高级会晤绝不意味恢复早就中止的规制性外交高级磋商，但两国高级别的沟通事实上已在经贸领域部分恢复，中国副总理刘鹤于2021年5月27日与凯瑟琳·戴通话、6月2日与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视频通话；6月10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通话，全都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拜登总统正在将维持、抢救或夺回对华经贸及技术竞争优势当成一个主要辩论依据，从国会共和党人那里争取亿万巨额国内投资。2021年5月6日，拜登表示，国会需要采纳他的2.3万亿美元的包括传统的以及电子网络和电动车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改造建议，以便保证美国在全球舞台的优势，因为“中国人正在吃掉我们的午餐。他们正在经济上吃掉我们的午餐。他们正在研发方面投放数千亿美元”。 拜登政府已宣布发动主要针对中国的供应链重组运动，这与新冠疫情的猛烈冲击和美国抗疫形势的大幅度好转密切相关，也与随着美国经济恢复的有力启动而芯片供应严重短缺的刺激相关。依据拜登总统2021年2月关于100天内审查四大领域——半导体、稀土等关键矿产和材料、医药品、电动车蓄电池——供应链的命令，美国行政当局有关部门联合认为美国存在严重的易受伤害性，既因为国内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在稀土、钕磁铁和医药品方面过分依赖中国供应，也因为中国等“一些国外政府”施行包括国家补贴和知识产权强制转移在内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为此，拜登政府于6月8日宣布成立两个专门组织，负责供应链重组运动，以减轻严重的安全风险和经济掣肘：（1）商务部长、运输部长和农业部长领导的特别工作组，应对较近期的供应链挑战，缓解“瓶颈”；（2）美国贸易代表领导的“贸易突击队”（trade strike force），负责拟订针对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强制性实施行动，以减抑对关键性供应链的侵蚀。

　　 拜登政府还宣布，它将“经过印太四国联盟和七国集团（G7）之类志趣相投的盟友的并肩合作，就供应链易受伤害性扩展多边外交关系”。 2021年6月13日，经拜登着力推动，G7康沃尔峰会最后公报将剔除“所有形式的强制劳动，将包括国家主持的、易受伤害群体和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纳入供应链重组范围。 6月29日，既出于主动与美国配合，也由于被迫受美国驱动，日本经济产业省发表白皮书强调，日本应在中美竞斗加剧的情势下改善自身经济安全，其途径包括重组供应链、与美国等国合作保护供应链安全、防止敏感技术泄露以及促进半导体等战略上重要的高技术研发和投资，以加强国内生产和确保竞争优势，“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考虑”原材料来源地的劳动状况和环境污染状况，东京股票交易所入市企业须采取关于人权和气候变化的更高标准等。

　　 在拜登政府治下，“新疆问题”与贸易压制愈益互为“抓手”。2021年6月23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新疆地区生产太阳能电池板及其核心材料多晶硅的五家单位列入被严厉限制从美国进口和获取投资的“实体名单”，其主要理由是，使用“强迫劳动”等“侵犯人权行为”。 7月9日，又有14家中国企业被美国指称涉及“在新疆侵犯人权和进行高科技监控”，因而被添入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四天后，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警告“没有退出与新疆相联的供应链、经营项目和（或）投资的企业和个人，可能冒违背美国法律的高风险”，即使是“间接地”与之相联亦如此。 这一警告可谓空前广泛，预示未来有关对内对外的制裁势必变本加厉。

　　 总之，在对华贸易领域，拜登政府不仅持续加大贸易摩擦，而且某种意义上更重要的是发动主要针对中国的供应链重组运动，并且力求在其中囊括其余发达国家。“新疆问题”与贸易压制愈益互为“抓手”，构成对华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新特点，它对中美乃至中国与多个发达国家之间的正常贸易的伤害很可能愈益严重。

二  全面施行高技术“脱钩”和遏止

　　 从2019年5月15日特朗普打击华为公司的行政命令开始，高技术对华“脱钩”便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不仅如此，美国还努力说服和施压其他发达国家也这么做。美国政府内外的主流势力宁愿承受美国经济因这类“脱钩”而遭受的巨大损失，也要阻绝中国获得战略性的军事优势、经济优势和意识形态影响优势。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强烈影响下，这种有选择的“脱钩”迅速加剧，越来越多的领域被美国政府蓄意定为关键领域，因而必须“脱钩”。与其前任相比，拜登政府在这方面可谓变本加厉。不仅如此，在中国政府针对这种严峻形势决定加速和拓宽自主高技术创新之后，拜登政府还着力对中国自主创新施压，从而在“脱钩”之外添上了遏止。

2021年1月27日，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Jen Psaki）宣布，“不被信赖的卖主，包括华为制造的电信装备，是对美国与其盟国的安全的威胁”；“我们将保证美国电信网络……不使用来自不被信赖的卖主的装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