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纯艳:宋代官员的公务旅行———以欧阳修《于役志》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5 次 更新时间:2013-01-22 1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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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纯艳  

  

  [内容提要]宋代官员的公务旅行主要有公差、出使、赴任或离职三类。欧阳修《于役志》是宋代第一部记录赴任旅程的日记体游记,受到后继官员的仿行。通过《于役志》及现存宋人赴任或离职旅行日记可见宋代官员此类公务旅行多携带家小,以水路交通为主,亦有水陆相接的行程。船舶是旅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轻便的小舟常用于途中的游览,轿子也常在旅行或游览中运用。官员们旅途中的主要活动有交游、观览、祭祀等。公务旅行是宋代官员交游酬答,积累阅历,验证知识的重要机会,“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也正是宋代士大夫知行风范养成的重要过程。

  [关键词]宋代; 官员; 公务旅行; 《于役志》

  

  《于役志》是欧阳修记录其景祐三年( 1036) 自开封赴夷陵令之任时的行程,是宋代第一篇除外交使节行程录外的官员旅行日记,开创了一个新的文体( 日记体) ,其后官僚纷纷效仿,今天仍留有多篇宋人旅行日记。这些旅行日记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记录了当时官员生活、交通、社情、环境等情况,为后人留下了第一手资料。目前对这些旅行日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学意义及旅游地理的讨论,对宋代官员旅行活动本身却缺乏关注。本文以欧阳修《于役志》为线索,参以其它旅行日记,探讨宋代官员赴任或离职时公务旅行中的活动和交通情况。

  

  一、《于役志》及其影响

  

  宋代文人官僚常见的长途公务旅行一是调换任所,如赴任、离职,二是职务行为的公差,如出巡、押纲等; 三是临时差遣,如出使境外等。现在文献中留存下多种宋代文人官僚调换任所和出使境外的旅行日记。出使官员必须撰写行程录( 又称语录),作为工作报告递交枢密院。外交出使是特种公务旅行,有路线和日程规定,特别是贺正旦、贺圣辰等常使,有具体时限,入出使国后又有对方伴使陪同,使臣身负外交使命和搜集境外情报的责任,现存的使臣行程录除楼钥《北行日录》外,几乎都是记载出境后的见闻,略记甚至不记本国境内的活动和见闻。公差和出使可使用驿站设施,且多为团队行动。外交使团使副三节人等往往达数十人。另如郑刚中绍兴九年( 1139) 作为从官,随签书枢密院事楼炤往陕西公差,宣谕德意,一众官员有 15人。官员赴任或离职的旅行与上述两种公务旅行有所不同。赴任或离职的官员行程相对宽松,且多拖家携口,他们的旅行反映的信息具有自身特点。本文仅讨论官员赴任或离职的旅行。

  宋代官员调换任所时的旅行日记始于欧阳修作《于役志》。《于役志》全稿 1774 字,不分卷,记录景祐三年( 1036) 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令的赴任行程。当时以范仲淹为首的中青年官员与宰相吕夷简政争,范仲淹、尹洙、欧阳修等多名官员被贬,欧阳修由馆阁校勘贬为夷陵令。《于役志》按时间顺序记事,记录了被贬谪前数日的活动,以及五月二十四日启程离京,九月十七日抵公安渡的行程。欧阳修“十月二十六日到( 夷陵) 县”,全程共用时五个月零两天。

  日记体游记的发端被追溯到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唐代有李翱的《来南录》,尚是日记体游记的雏形。前引王雨容《宋代日记体游记的文体特征》认为日记体内容自欧阳修《于役志》开始丰富起来,将《于役志》列为宋代第一部长篇日记体游记,但作者漏录了张舜民的《郴行录》。前引梅新林《张舜民〈郴行录〉考论》则认为《郴行录》对《入蜀记》等有导夫先路的作用,是日记体游记臻于成熟的奠基之作。明人贺复征称《于役志》是第一部日记,开创了新的文体: “日记者逐日所书,随意命笔,正以琐屑毕备为妙,始于欧公《于役志》、陆放翁《入蜀记》,至萧伯玉《诸录》而玄心远韵大似晋人,各录数段,以备一体。”大概认为《封禅仪记》和《来南录》皆偶出,且内容简单,而以《于役志》为日记体之始。四库馆臣说: “《郴行录》乃( 张舜民) 谪监( 郴州) 酒税时纪行之书,体例颇与欧阳修《于役志》相似。”《郴行录》显然受了《于役志》的影响。不仅如此,作为宋代第一篇官员赴任旅行日记,加之欧阳修一代文宗的地位,《于役志》被后来的官员纷纷效仿,涌现了一批日记体游记,可知梅文为强调《郴行录》而降低了《于役志》的首倡地位。

  《于役志》以日叙事,记载内容主要包括交游宴饮、对沿途名胜古迹和社情风俗的观感,以及对名胜典故的考证。这一叙述方式成为此后官员旅行日记的基本体例,并不断得到丰富。陆游显然阅读过《于役志》,其《入蜀记》所记自两浙经长江入蜀行程,运河与长江交汇点以西至夷陵的行程与欧阳修赴夷陵任相同。《入蜀记》谈到长江有地名“大信口,欧阳文忠公《于役志》谓之带星口,未详孰是”。《入蜀记》按日叙事,记载交游会友,以及对名胜古迹和社情风俗的观感,显然仿行了《于役志》。范成大的《骖鸾录》和《吴船录》两书的体例和内容也仿行《于役志》。《骖鸾录》记录范成大乾道八年( 1172) 自平江府赴知静江府任的行程,历时三个月零七天。《吴船录》记录范成大于淳熙四年( 1177) 自四川制置使召还,取水程赴临安的行程,历时四月余。

  周必大的多篇旅行日记体例也同于《于役志》。《乾道庚寅奏事录》记录其乾道六年( 1170) 赴权发遣南剑州阙前,自家乡庐陵赴杭州奏事的行程,历时 83 日。《归庐陵日记》与《乾道壬辰南归录》记录其两次罢官归里,自杭州回庐陵的行程,体例皆与《于役志》一样,按日叙事,记录沿途交游观览情况。有些公差旅行日记和部分外交使节行程录也受到《于役志》的影响。如郑刚中的《西征道里记》就是按日记事,不记公务,只记观览。郑刚中称“其本末次序属吏不敢私录,至于所过道里则集而记之。虽搜览不能周尽,而耳目所及亦可以验遗踪而知往古。与夫兵火凋落之后人事兴衰,物情向背,时有可得而窥者”,“自吴逾淮,道京入洛,至关陕,其所经历得于闻见者靡不具载”,体例完全与《于役志》相同。外交使节行程录写作目的主要是记录境外信息和稽查使节言行,因而主要记录出境后的见闻和言行,但也有楼钥《北行日录》按日记录了宋朝境内的行程及见闻。王十朋《西征》诗中有“岁云莫矣却归来,捉笔书为《于役志》”之句,说明《于役志》已成为旅行日记的代名词,具有广泛影响。

  

  二、宋代官员公务旅行的交通方式

  

  ( 一) 《于役志》所记欧阳修赴夷陵行程

  夷陵与开封陆路直行相距 2600 里。自开封赴夷陵,最近的道路可开封西南陆行经颍昌府至唐州,顺汉水支流至襄州和郢州,再陆行至夷陵,或自襄州直接陆行至夷陵。与欧阳修前后被贬至郢州的尹洙走的就是这条路。欧阳修在鄂州“见家兄,言有人见师鲁( 即尹洙) 过襄州,计今在郢久矣”。此时是八月二十七日,尹洙抵郢州已久。欧阳修在荆州“问荆人,云去郢止两程”。而且郢州还可直达夷陵,“夷陵有一路,只数日可至郢”。嘉祐四年( 1059) 苏轼与苏洵、苏辙三人携家小赴京,取水路出川,“自荆门出陆,由宜城、襄、邓、唐、许、尉氏至京”。襄州以北所奏应与尹洙相同。苏轼自南而北,逆汉水而行,所以主要走陆路。欧阳修如果选择此路,自唐州即可改水路。但欧阳修选择了水路,“沿汴绝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才至荆南”。欧阳修取水路赴夷陵,经运河入长江,溯江而上,直抵夷陵,显然要比陆路废时。

  欧阳修给尹洙的信中说到他舍近取远,选择水路的原因: “始谋陆赴夷陵,以大暑,又无马,乃作此行。”信中还说“所幸者,老幼无恙。老母旧不饮酒,到此( 指夷陵) 来,日能饮五七杯,随时甘脆足以尽欢。”“老幼无恙”之幼是指他的第一个夫人胥氏明道二年( 1033) 所生之子。这是欧阳修第一个孩子,赴夷陵时,此子三岁,但宝元元年( 1038) 夭折了。胥氏生子未逾月即去世。他此行扶老携幼,除母亲和幼子外,应该还有照顾老幼的家人随行。陆路跋涉,时值盛暑,老幼随行无马当然不能陆行。水路虽然道里更远,但有舟船代步。

  苏轼《赴英州乞舟行状》也谈到携带家小,特别有身体孱弱的老幼同行,陆行较水行更为艰难。绍圣元年( 1094) ,苏轼年近六十,被贬往英州,“带家属数人前去”,本人已“忧悸成疾,两目昏障,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缓弱”。而且“若强衰病之余生,犯三伏之毒暑,陆走灾荒四千余里,则僵仆中途,死于逆旅之下理在不疑”。只有“辄为舟行之计”,才能“尚延晷刻于舟中,毕余生于治所”。苏轼嘉祐元年( 1056) 和嘉祐四年( 1059) 两次出川的路线选择也说明携带家小选择水路为主。第一次苏轼父子三人赴京赶考,由陆路出剑门,经关中到开封。第二次携带家小赴京时选择了水路,“自蜀至于楚,舟行六十日”。

  范成大赴广西静江府任时也携带家小,自苏州、湖州、德清县至余杭县皆水行。余杭取捷径入浙江只能陆行到富阳,其间仅一日程。但“乳母徐自登舟,病喘甚,气息绵惙,若以登陆行,则速其绝”。范成大在余杭滞留五日,“达晓不寐”,“计无所出”,最后还是把乳母留给在当地做官的亲属,然后陆行。这也说明对携带家小的长途旅行而言,水路是最安全的选择。水路可能也是更省钱的交通方式。苏轼说到“本作陆行,日夜奔驰,速于赴任,而疾病若此,资用不继,英州接人卒未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雇人买马之资无所从出”。欧阳修选择水路,既因扶老携幼,水行更轻松,也因“临行,台吏催苛百端”,“使人惶迫不知所为”,贬谪令下三日内即被催促启程,无充分时间置换财产,雇人买马。欧阳修家境贫寒,自幼而孤,天圣八年( 1030) 中进士,次年任西京推官,进入仕途,到景祐三年( 1036) 被贬,为官不过五年,家庭屡遭变故,两任夫人先后去世,此时官品又低,手头一定不宽裕。

  隆兴元年( 1163) 周必大自杭州回庐陵,因要到宁都看望姐姐,自贵溪南下金溪、南城、南丰、广昌、宁都,再经赣水北行,迂回数百里,多选择行程更快的陆行。他先把妻孥送至宜兴的外舅家,然后率诸仆南行。他也说到陆行之艰难,本计划自余杭“欲便道趋桐庐”,“值盛暑,雇夫懦弱,数步一息,急改涂之富阳县,少休于接待院,为舟行计”。在寿昌县“终日冒大雨,皆告惫”。在南丰县“极暑,疲惫,几不能出语”。乾道六年( 1170) 周必大自庐陵赴杭州,“挈家泛舟入浙”,就选择了顺赣水入鄱阳,经长江转运河的水路。

  ( 二) 宋代官员公务旅行的交通工具

  欧阳修此行的交通工具就是船只。他未说及船只大小。在宿州,“舟失水道,败柂”。船有舵,应属中等船。且欧阳修曾“见安道于舟中”、“小饮舟中”、“与元均小饮仓北门舟中”、“具酒为寿于舟中”、而且偶有来客“遂宿舟中”,船中还可置酒摆宴,办生日宴席,甚至能留宿客人,也说明这艘船只不小。

  到真州,欧阳修移“入客舟”。客舟即商船。北宋前期汴船多止于真州,官府漕运“汴船不入江,江船不入汴”,因船形水情各异。看来真州官府并未为这位贬谪官员配发官船,他只能搭乘商船西行。行至岳州,“夷陵县吏来接,泊城外”。“假舟于邵暧”。这位邵暧别无记载,不得其详,大概是岳州的一位官员。欧阳修一行成功地借到了官船,乃“入官舟”。曹家齐的研究表明宋代官员出行,非公差或出行者地位显赫,一般多雇民船,北宋汴河段往来船多,或可借官船,南方则普遍雇民船。欧阳修搭乘商船亦是正常状况。

  陆游自杭州赴夔州通判任时,逆长江而上,初入长江,“江面浩渺,白浪如山,所乘二千斛舟揺兀掀舞才如一叶”。这样的船“檣高五丈六尺,帆二十六幅”。船上有仓室,开窗可观景,陆游在途中“开南窗观溪”,“晚晴,开船窗观月”。进入川江后,换了更小的船只,“所乘千六百斛舟,凡用樯六枝、百丈两车”。“百丈以巨竹四破为之,大如人臂”,( 百里荒) “无挽路舟人,以小舟引百丈”。可见百丈就是竹制缆绳。

  从官员旅行日记可见,在长江及运河等河道航行的船只,顺风则扬帆,逆行无风、逆风或遇滩头则拉纤。陆游“离瓜洲,便风,挂帆,晚至真州……风便,解缆挂帆,发真州……早出建康城至石头,得便风,张帆而行”。“便风,张帆,舟行甚速”。周必大在富阳县舟行,“偶遇上水风,夜半至桐庐县”。范成大赴广西,船行赣江,在江西丰城县境得顺风,“风驶尽帆力,舟如飞”。

  但风向时常变幻。如周必大赴杭州,在鄱阳湖中“早,阴霾,风逆,行二十余里而晴,风色亦顺,扬帆颇驶”。一日在长江,初“风正,扬帆而下”,午后却“风猛而横”,次日又“北风未止”。一次在赣江吉水县境南行,“早微有北风,舟人卜方击鼓挂帆,得未曾有,仅行两箭地已转南熏矣”。所以内河航行主要还是依靠船工篙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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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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