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纯艳:宋朝文明向东亚诸国的传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 次 更新时间:2022-05-15 22: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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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纯艳  

  

  

在讨论宋朝文明向东亚诸国的传播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我们所讨论的宋代“东亚”跟现代国际关系或地理学的“东亚”概念的关系。现代地理学中的“东亚”,是指中国、蒙古、朝鲜、韩国和日本五国地理区域。而作为历史上区域共同体概念的“东亚”,并不完全与现代地理概念的“东亚”相吻合,相对更强调文化因素。被认为形成于唐代的“东亚世界”,就是指具有汉字、儒学、律令、佛教四个共同要素的区域共同体,包括中国(唐朝)、朝鲜(新罗)和日本。宋代政权格局和文化版图都与唐代略异,若将文化作为核心要素,兼顾政权疆域,历史上宋代多国并立格局中的“东亚世界”可以指当时宋、辽、西夏、金、大理、交趾、日本、高丽在内的地理空间。

   在公元10~13世纪的东亚,从人口规模和疆域面积来讲,宋朝无疑是当时东亚的大国。根据学者研究,现能够统计到的当时各国峰值人口如下:北宋人口达到一亿多(葛剑雄),辽朝人口是840万(孟古托力),西夏大约160万(杜建录),南宋7000万(吴松弟),金朝5350多万(刘浦江)。另据朴龙云的研究,12世纪高丽的人口数约为250~300万。交趾距宋朝最近的一个人口数据是1408年的约520万。相比之下,宋朝人口最多。从疆域来说,在东亚诸国中北宋的疆域仅小于辽,但它占据的是当时最富庶的中原和江南地区。南宋的疆域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二,仅小于金,在东亚也算一个面积很大的国家。

   在军事上,宋朝却是一个积弱之国,不仅在与辽朝和金朝对抗中一再惨败,而且在与交趾和西夏等国交战中也多次失败。可以说,宋朝每一次对外重要战争都导致了其国际地位的下降。但是,在东亚诸国中宋朝仍然拥有仅次于辽、金的政治影响力,建立了以本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与西夏、交趾等建立了稳定的朝贡关系。而经济文化上,宋朝对东亚诸国的影响则远非辽、金所能比肩,成为当时各国包括辽、金在内学习的榜样。

   宋朝立足于东亚的基础是其领先的文明。宋朝是当时东亚诸国中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表现在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明、制度最成熟。也可以说宋朝是当时东亚文明的中心和高地,成为东亚各国汲取先进文明的源地。在当时,不论武力强盛的辽、金,还是西夏、高丽、大理、交趾等国,甚至与宋朝无正式政治外交的日本都积极吸收宋朝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宋朝对东亚诸国的物质文明输出

   现存于日本《朝野群载》、北宋崇宁四年泉州商人李充往日本贸易的贸易公凭所列的货物清单中,包括各种丝绸七十疋、瓷器三百床,反映了当时最主要的大宗商品是丝绸和瓷器。而从著名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近20万件套文物可见,数量最多的货物是瓷器,其次是铁器,有100多吨铁器,应该还有丝绸,但经过800多年的海水浸泡,已经看不到实物了。此外,有金、银、钱币等等。这与文献的记载是一致的。宋朝向诸国输出的主要商品是瓷器、丝绸、铁器、铜钱、书籍、茶叶、漆器等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品。当时的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的商品结构基本都是如此。只是海上贸易瓷器更为重要,因而海上丝路又称“陶瓷之路”,陆上贸易针对的多是游牧民族,以输出茶叶、丝绸为主。由于东亚诸国与宋朝在技术上的差异,宋朝输出的这些商品都是周边国家大量需要的,且对宋朝有很大依赖性。这些物质文明的输出对当时东亚各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个能够突出反映宋朝物质文明传播对东亚社会经济影响的例子是铜钱。宋朝是中国古代铸钱数量最多的朝代,同时也是古代铜钱货币体系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虽然出现了纸币,但是纸币价值也是按照铜钱来核算的。有学者估计,北宋时期钱的铸造总量达2~3亿贯。大量铜钱在市场上流通,商人就把铜钱走私出去。宋人形容铜钱的外流是“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陆上贸易中满车的铜钱被运出境,海上贸易满载而回的商船是铜钱交换回来的。铜钱大量外流使当时辽、西夏、金、日本、交趾、高丽等国都使用铜钱,当时东亚各国还纷纷仿造宋朝铜钱来铸造本国铜钱。宋代的通宝钱、年号钱铸造精美,形制规范,受到东亚各国欢迎,辽、西夏、金、日本、交趾、高丽等国都行用铜钱,形成了东亚铜钱货币体系。

   铜钱的信用是以其自然价值为基础的,它跟纸币不一样,特别是小平钱,即一文顶一文用的铜钱,不是当大钱,它的铸造成本一般来说接近于它的市面价值,如果生产管理环节不善,小平钱铸造成本甚至会超过其市面价值。所以古代铜钱有其本身的自然价值,而且是稳定的。在手工业技术相对落后于宋朝的周边诸国,铜钱的自然价值就更大了。所以在古代,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铸造的铜钱是可以同时在市场上流通的。当时,宋朝周边国家除了金朝造的铜钱较为精良、不亚于宋朝以外,其他如日本、交趾等国铸造的铜钱都很粗糙,因此信用低下,大量的宋朝铜钱走私过去后,本国铜钱在当地市场上都让位于宋朝铜钱。日本的自铸钱最后就因此完全退出了市场。辽朝和西夏也主要以宋钱作为主要通货。宋人记载他们在辽朝看到“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在原辽朝境内出土的当时货币中70%都是宋钱。西夏使用宋钱的比例更高,西夏境内发掘的铜钱窖藏90%左右是宋钱。东亚诸国中只有高丽未能大范围行用铜钱。高丽也曾经铸造本国铜钱,并一度鼓励行用铜钱,但未能改变本国实物交换和使用银瓶的习惯。东亚各国都非常珍惜宋朝铜钱,都推行了同样的铜钱禁令,即铜钱许入不许出。宋朝也是严厉禁止铜钱出境的,甚至曾规定走私一贯钱为首者杀头。尽管如此,当时东亚诸国还是深度卷入了铜钱经济的大潮,不仅普遍行用铜钱,一些国家还把铜钱作为缴纳赋税、发放官俸的手段。

   货币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综合指标,它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包括经济能力、技术能力等。宋朝铜钱的传播和流通充分反映了宋朝经济以及物质文明对东亚各国的影响。

   宋朝文化在东亚的传播

   宋朝文化向东亚传播的方式和深度都超过了以往朝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印刷业的空前发展,雕版技术虽然不是宋朝所创,但是在宋朝得到了大规模应用,使写本时代进入印本时代。宋朝书籍生产、传播的方式、数量,包括知识传播的方式都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多个印刷中心,包括开封、两浙、福建、四川等,既有官刻、家刻,也有坊刻。坊刻最著名的就是福建建宁,其所属麻沙是一个以印书为主的镇,所印书籍称麻沙本。宋朝印刷的各类书籍通过官、私渠道流向东亚诸国。建宁的《上梁文》歌谣中有一句“儿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说的就是麻沙本向高丽和日本行销。

   宋朝在政策上只允许能教化“蛮夷”的儒经和佛经外流,其他书籍基本上是被禁止流出的,特别是那些涉及国家机事的邸报、兵书、地理、文集、阴阳历算等。比如说个人文集往往记录作者讨论国家大事的奏议,作者如果担任过翰林学士或中书舍人,其为皇帝起草的诏、制也会被收入文集,因此也事关所谓国家机事,禁止流出。

   但实际上,宋朝开放的和禁止的各类书籍还是通过官、私各种渠道流向东亚诸国。宋朝输出的书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儒家的经史,第二类是佛经,第三类是其他类,包括医书、兵书、诸子书等各种书籍。特别是医书,中原传统医学为东亚诸国所采用,宋朝是医书、方书大发展的时期,宋朝医书在东亚诸国很受欢迎。当时宋朝书籍在东亚诸国的流通很盛,甚至当朝编修的史书、文集等也很快传到周边国家。比如,北宋欧阳修编的《新五代史》,完成之后很快就传到了辽朝,辽朝人看到《新五代史》把契丹写进四夷传,大为光火,向宋朝抗议“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因为彼此是对等之国,且他们自认比宋朝武力强大,可是宋人居然把他们视为夷狄。

   不仅宋朝印刷的书籍大量外传,宋朝的雕版印刷技术也传到了东亚诸国。辽、西夏、金、高丽、日本、交趾,以及大理都输入了宋朝的雕版技术。东亚诸国大量印刷汉文书籍,也有将汉文书籍翻译成本国文字并大量刊印的。雕版技术的输出大大促进了东亚诸国的文化传播。辽朝的官刻、私刻都非常发达,大量刻印各种书籍,包括史书、儒经、宋人文集,以及佛经等,而且还把大量的汉籍翻译成契丹文印刷。金朝印刷的汉籍就更多了,金朝灭北宋后从开封获得了大量宋朝雕版,这些雕版都被运回金朝进行印刷。金朝的官刻、私刻坊刻也非常兴盛,大量翻译汉籍为女真文并印刷。各国印刷量最大的是佛经。辽朝根据宋朝《开宝藏》刻印了《契丹藏》。《开宝藏》是宋太祖下令刻印的第一部木刻汉文佛教总集《大藏经》。金朝也根据《开宝藏》刻印了《大藏经》,称之为《金藏》。宋朝的《大藏经》还传到了日本、交趾、高丽等国。高丽印刷的《高丽藏》及其印版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

   书籍和印刷技术的输出,扩大了宋朝文明的影响,使这一时期东亚各国学习中华文化的深入程度超过了此前历代。

   宋朝制度向东亚诸国的输出

   当时的东亚诸国也吸纳了宋朝制度很多新的因素。辽、西夏、金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各自努力保持本族习俗,创制本族文字。农耕文明为主的日本、高丽、大理、交趾实行着各有特色的制度。每一个国家都有其不一样的特点。另一方面,东亚诸国又有着前述的汉字、儒学、律令和佛教等方面文明核心要素的同质性,既有对唐朝制度的沿袭,也有对宋朝制度新的吸纳。

   政治和军事上凌驾于宋朝之上的金朝,其职官制度也颇多是学习宋朝的,中央官制实行尚书省、六部制,地方设转运司、提刑司等,经济制度实行两税法、禁榷制、商税制度、行铜钱、印纸币,推行儒家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等,既有沿袭于唐代和辽朝,也大量借鉴宋朝,地方设立转运司、提刑司就是宋朝的地方制度。其商税制度、纸币制度都是源自宋朝的制度。宋代建国的交趾更是全面借鉴宋朝制度,建立重文抑武、文武两班的中央官制,路、州、县的地方制度,儒学教育、科举制度等。高丽也继续学习宋朝制度,补充修订本国制度,重文轻武之风甚于宋朝。

   学习宋朝制度最典型的是西夏。西夏建国后,学习宋朝制度,建立文武两班,设置宰相、枢密院、三司分掌行政、军事、财政的分权体制。西夏也学习了宋朝的监察制度。西夏首都兴庆府的地方机构也叫作开封府。地方设置转运司、州、县。西夏还学习宋朝的政治文化,借鉴唐宋法律制度,结合本国特点,编纂了本国法典《天盛律令》,推行“汉礼”,杂用唐宋礼仪,建立本国完备的礼仪制度,建立了汉学和番学,推行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各州都祭祀孔子。其宗教信仰也与宋朝一样,主流信仰是佛教,大量翻译佛经。西夏在经济上也建立以两税法为核心的赋税制度。可以说,西夏就是保持本族文化特色、杂采各族文化,努力建设“宋型国家”的一种模式。

   如果要选取一项东亚诸国借鉴宋朝最具普遍性的制度为例,无疑是科举制度。辽、西夏、金、高丽、交趾、日本、大理诸国都实行了科举制度。诸国科举制各有特色,程度不一,但显示了儒学治国的共同特点。辽、高丽、日本在宋朝建立前即行科举制,但宋朝建立后都不同程度地学习了宋朝科举制度的新举措。

   辽、金、西夏三个游牧民族政权学习宋朝科举制,兼顾汉藩关系的处理。辽朝科举制主要针对汉族士人,契丹族入仕主要是世选制和恩荫制。随着科举的发展,科举出身之人的社会声望不断提高,各族士人都争相应试。金朝最初针对辽朝和宋朝区域内士人区分南选和北选,因辽境汉人和宋境汉人的文化程度不一样,儒学学术风尚也不一样,宋朝重经义、辽朝重诗赋,而分别试以经义和词赋,后统一为通选。女真士人则另开女真进士科。西夏则规定蕃汉都可以应科举,西夏神宗遵顼就是科举出身,且是状元。

高丽、日本、交趾、大理等国吸纳宋朝科举制也有各自特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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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22年05月07日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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