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衢州:东方中国文明启动点之一的古老而发达的地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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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路浚  

不必讳言,今日衢州这个地方是浙江欠发达地区之一。最先引起笔者对衢州这个地方是在东方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古老而发达的地方的问题的关注,并不是发黃的地方文献资料,而是1949年以后的衢州这个地方的当代史进程的历史信息。

1978年,在工农业产值结构中,衢州这个地方的才第一次工业超过农业,比浙江“落后”12年。1985年原金华地区划分为金华、衢州两个地级市。这一年,衢州这个地方的农业创造的国民收入还超过所有非农产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总和;人均GDP居浙江第7位, 浙西南(温州、台州、丽水、金华、衢州) 第1位。从字面看只能说明衢州这个地方的农业是区域的支撑,且走在浙江的前列。

衢州这个地方的现代工业起步比较早,建于1918年的衢州蜡纸厂,是全国第一家生产铁笔蜡纸的企业;建于1957年的衢州化学工业公司,是全国十大化工企业之一;1958年发电的黄坛口水电站,是1949年以后我国建成的笫一个水力发电站。1949年以后,受“笫三次世界大战总是要打起来”的战略指导思想影响,中央在浙江的重大投资安排有相当数量落脚在衢州这个地方。1985年金衢分家时,衢州这个地方的大工业基础拥有当时全国十大化工联合企业之一巨化及核工业部七七一矿两家大型企业,其中巨化是浙江仅有四家特大型企业之一,连同乌溪江电力厂、浙江电工器材厂、衢州煤矿机械厂、江山水泥厂、龙游造纸厂、衢州木材厂等一批中型企业一起,衢州这个地方的大工业基础超过浙西南(温州、台州、丽水、金华、) 所有地区,同浙东北(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比还具有规模经济与资本装备率的相对优势。也就是说,衢州这个地方,是在浙江大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地区凸现了农业在整个浙江的比较优势。

接下来的问题是,从1985年到1995年期间,浙西南发展速度高出浙东北9.2个百分点,特别是“八五” 期间,浙西南尤如超高速,高出浙东北22.5个百分点。台州工业产出额1985年为浙江第8位,到1995年跃居笫4位,金华、温州也得到了“翻身”。 仅仅十年时间,衢州这个地方的人均GDP从浙江第7位 浙西南第1位滑向末位。1985年,金衢分家时,衢州这个地方农村工业占全部工业14.3%,比浙江平均水平落后7.8个百分点,个体私营工业占0.6%,比浙江平均水平落后6.9个百分点,慢在农村工业,落后在个体私营的现实状态已凸现。期间的1988年,人均GDP 1061元,低于浙江人均1541元水平,接近台州人均1083元水平 ,高于温州人均928元与丽水人均799元水平,位居浙江第9位。衢州这个地方同浙西南其它地区拉开距离主要发生在“八五” 期间。1992年到1993年间,浙江已进入二、三、一产业结构阶段,但只有衢州与舟山是二、一、三的产业结构,一个是农业,一个是渔业。针对这一发展态势,从1985年开始,衢州这个地方就开始流行这么一个言说,即历史上的衢州这个地方以至于今日存在一个重农抑商的缺乏开拓进取的传统地域主导文化。

从1985年开始,每一届衢州这个地方的市委、市政府成立之初,笔者都要向有关部门及领导提交衢州这个地方的发展战略研究报告。1989年8月,《衢州曰报》刊出笔者呈送给市政府战略研究办公室的文章, 题目是《市场经济+全息结构》。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对衢州这个地方的发展战略模式简练地表达为“市场经济+全息结构+文化大市”。 当时的形势是,“市场经济” 一词已经有了一个特殊的含义,差不多从报刊杂志“消失”, 有关领导还是将笔者的文章刊出。《市场经济+全息结构》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是,在发展问题上,离不开顺着传统走出传统的问题。那时,笔者认为“包产到户” 或“大包干”—— 农业生产劳动组织以农户为单元,就是传统的力量,而1980年代人们大谈的发展商品经济也是传统的力量,因为传统中国不是重农抑商的中国,而是农工商并举的中国——如果真正对明清时代的中西方进行比较研究,中国的商品经济水平,并不落后于西方,不同的是被管仲的“利出一孔” 规范着。搞商品经济进而走向其发达形态的市场经济都不是难点,难点在于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成功地调动其传统力量进而走出传统。《市场经济+全息结构》这篇文章还有一个朴素的道理,就是一个地方的历史深度,决定着一个地方的未来高度。那时,笔者巳初步认识到衢州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一个农工商并举的商品经济相对发达且文化也相对发达的地方。这个思路与历史上的衢州这个地方以至于今日存在一个重农抑商的缺乏开拓进取的传统地域主导文化的观点有很大的出入。在以后的研究思考过程中才逐步认识到,衢州这个地方是一个东方中国文明启动点之一的古老而发达的地方,相应地存在一个农工商并举的开拓进取的传统地域主导文化。现将有关问题阐述如下。

这里,首先要解读1949年以后的衢州这个地方的当代史进程中,在大工业基础相对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凸现出农业在整个浙江的比较优势问题。

按1989年浙江统计年鉴,浙江省按总人口人均占有耕地0.62亩,衢州0.67亩,浙西南金华0.65亩、丽水0.63亩、台州0.48亩、温州0.42亩,浙东北嘉兴1.09亩、湖州0.85亩、宁波0.71亩、绍兴0.66亩、杭州0.65亩、舟山0.33亩;浙江省按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0.75亩,衢州0.76亩,浙西南金华0.73亩、丽水0.70亩、台州0.58亩、温州0.49亩,浙东北嘉兴1.35亩、湖州1.04亩、宁波0.88亩、杭州0.77亩、绍兴0.76亩、舟山0.41亩;衢州这个地方的耕地资源在浙西南居笫一位, 但同浙东北(舟山是渔业, 可例外) 比并没有什么优势,但农业在整个浙江凸现出比较优势,其原因可归结为,当代衢州这个地方的“人” 的“功劳”与衢州这个地方的传统大惯性使然。

这里,举一例子。衢州这个地方的柯城、衢江、龙游(不含湖镇)低丘红壤面积有92.74万亩。这个数字相当于1980年柯城、衢江、龙游(不含湖镇)三个地方现有耕地面积的1.2倍。这片土地在国民政府时代也有开发的动议,但直到1949年仍荒凉着。到1980年柯城、衢江、龙游(不含湖镇)三个地方已开田造地21万亩,种植经济林9.4万亩、用材林23.5万亩,合计开发利用红壤低丘地53.9万亩,占低丘红壤总面积58.21%。三十年的开发利用历史,大略可分作四个阶段:(一)、1950年代,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了零星的开垦,实行坡耕旱作,以小麦——番茹一年二熟制为主,产量很低;(二)、1955年以后,随着十里丰等农场的建立,开始较大规模的垦殖;(三)、1960年代,一些水利条件的改善的地方,开始了坡耕地旱作改水田梯地的垦殖;(四)、1970年代,浙江省委提出了在金衢盆地建立第二个商品粮基地(第一个指杭嘉湖平原、杭州湾两岸及宁绍平原)的战略设想,其后进入大投资大开发阶段,衢北铜山源水库就完工于这个时期。这三十年中,投下去多少劳力、多少资金、汇集了多少农业科技人员的心血呀!?这样讲,同学们可能还不太明白。再举一个例子。如十里丰农场,在1960年代以前,在小麦——番茹一年二熟制上花了很大的力量,最高年亩产折稻谷只有450-500斤;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因为红壤的本质就是有机质积累不足而不肥沃,它的旱作地培肥非常困难;1970年代,旱地改水田以后,十里丰农场16000多亩新开的红壤性水田,年亩产稳定在1000斤以上,农场农科所150亩稳产在1700-1800斤,最高达到2700斤。正是十里丰农场等有关农业科研部门为浙江省委提出在金衢盆地建立第二个商品粮基地的战略设想提供了决策的技术依据。

而衢州这个地方在这三十年中,基本上顺着用地和养地结合、农林牧相给合、治山治水治田相给合、试验示范推广相给合的开发路线,因而同亚热带其他同类地区相比,走的弯路少一些,取得的成效也大一些。这三十年也为198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按照1995年的统计资料,衢州这个地方的粮食净调出占浙江7.3%,居全省11个市地第4位;生猪出栏占浙江9.86%居第2位;柑桔产量居浙江第1位,又是全国最大的市地级柑桔加工包装处理基地;森林覆盖率65.4%。衢州这个地方已成为中国南方亚热带红壤丘陵山地的一个典型的立体综合农业发展区域。

以上讲的是当代衢州这个地方的“人” 的“功劳” 问题,下面讲衢州这个地方的传统大惯性使然问题。

同学们在高中物理课中学过牛顿运动定律,第一定律讲的就是惯性定律。在理想状态下,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物体的这种保持原来的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的性质叫做惯性。一切物体都具有惯性,惯性是物体的固有性质。当然,牛顿讲的是自然现象,亊实上,在社会历史领域也存在惯性。惯性既然是物体或社会历史领域的固有性质,那就不是一个消极的东西,关键是看怎么同力或发展能力相匹配。将惯性问题引入一个地区的农业历史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们知道,农业劳动方式与工业劳动方式在各方面形成鲜明的对比。机器应用固定的能源集中在同一厂房,共同使用,从而使劳动服从于固定的时刻表和等级权威。而农业劳动与一切等级权威不相干。土地是不可移动(机器是活动的)承载物。生物的自然机制有自己的节奏,尽管有时可以加速,但不会有根本的变动。空间和时间是农业劳动的两个重要约束条件。农业的根本特点是人的生产劳动过程(经济再生产过程)与自然再生产过程(有生命的动植物依赖于一定的土壤、阳光、温度、水份等自然生态环境,按照自然发展规律循环往复地生长、成熟和繁殖)的有机统一。因此,农业生产具有区域性、连续性、生产周期长、自然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大等等特点。农业生产的人的生产劳动过程与自然再生产过程具有相对封闭性,产业模式是“资源——生产——消费”。 生产从当地资源出发,满足当地消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周而复始。可以说,正是农业的根本特点使得当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传统农业大惯性使然的问题。也可以肯定地说,在当代农业特别发达的区域,它的传统农业也必然是特别发达——衢州这个地方的历史刚好印证着这一结论。

衢州这个地方在春秋时代为古越国的姑蔑之地。现在还查不到这个时期的人口记载资料。东汉会稽山阴(浙江绍兴)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十二卷,元朝徐天祜(字受之,山阴人,景定三年,1262年进士)曾为《吴越春秋》作注。徐天祜在《吴越春秋-序》开头这样写道:“吴越,古称东南僻远之邦,然当其强盛,往往抗衡上国。”显然,春秋时代的东南地区已经是全国发达地区之一,衢州这个地方也不例外。

唐天宝775年,衢州这个地方人口为44万人,那时全唐在册人口为5291万人(这两组数字,可从《通典》卷七《唐会要》卷八十九,及《旧唐书-地理志》中查到),占全唐总人口的千分之八。这是一个什么慨念呢?现在大陆人口已愈13亿,千分之八意味着1040万人口。今曰衢州这个地方实际只有240余万人口。也就是今曰衢州这个地方只占到全国千分之一点八人口。人口是农业社会生产力及地区综合实力的天然尺度。从这一点看,历史上的衢州这个地方是放在全国范围而言的一个发达地区。

唐白居易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轻肥》中有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直到今天,无论是衢州当地人还是外地人,都将“衢州人食人” 当作公元810年衢州这个地方遭受重大旱灾及历史上的衢州落后的写照。也是这句话,使衢州,这个地方,成为历史学家们遗忘的角落。 白居易之父白季庚于贞元四年(788)徐州任满后,改任大理少卿、衢州别驾。17岁的白居易随父到衢州任所,读书赋诗,与士儒游。贞元七年(791)白居易20岁,其父调任襄州(今湖北襄樊)别驾,离开衢州,他回符离读书,“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学业大进;”元和元年(806)四月登第。五年改官京兆府司户参军,仍充翰林学士。他在京都见宦官骄横跋扈,穷奢极欲;而江南大旱,饿殍遍野,甚至发生人食人的惨剧,十分悲愤,写下了著名的《秦中吟》十首。其中第七首《轻肥》:“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鲙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其实呢,白居易《轻肥》真实的意蕴是,苛政孟于虎也,这一年江南发大旱,连衢州这么发达的地方都人食人,江南其他地方就不用说了。考察衢州这个地方的耕作制度,稻——稻——旱作三熟制,是1949年以后农业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的结果。历史上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只有稻——旱作二熟制。江南丘陵地区十年九旱,东南沿海地区夏秋台风活动频繁,因山体阻隔这一天然屏障,台风对衢州这个地方的农业利大于弊。无论同沿海地区还是江南其它地区相比,衢州这个地方处于一个优越的农业自然生态环境之中。白居易的意蕴是将衢州这个地方——一个发达地方的悲惨景象警示世人!?

在农业社会,一个发达的地区,除了处于一个优越的农业自然生态环境之中之外,还要有一个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作支撑。衢州这个地方有一个在地底沉睡了上千年、举世罕见的浩大地下工程,自从20年前被几个农民无意中发现后,至今仍像一个巨大的感叹号竖立在史学家、考古学家、建筑学家和游客的眼前。这就是被观者惊呼为“旷世奇窟”的龙游石窟。龙游石窟是我国古代最高水平的地下人工建筑群之一,也是世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一大奇观,它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体现,集人文、艺术、文化、工程技术于一体。这些石窟的断代成因和用途更是众说纷坛,成为难以破解的千古之谜,也被人们称之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也有人认为龙游石窟不过是一个伟大的採石场。不管怎么说,这个“世界第九大奇迹”无异于向人类历史宣示:自有铁器等金属工具以来,衢州这个地方社会生产力曾经有过一个无人所及的历史高度!?

在农业社会,一个发达的地区,必然有一个发达的地域主导思想文化与之相匹配。下面二件亊实,足以证明衢州这个地方历史上思想文化的发达。之一,北宋两浙路14州含今常州、苏州、镇江及今浙江全境,衢州这个地方的进士人数在14州中排名笫二;之二,衢籍名家入选《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1773年5月1日,清朝开设《四库全书》编纂馆。由总纂官纪昀穷毕生精力,率三百六十位一流学士成书于公元1782年3月12日,该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3461种书目,79039卷,总字数将近10亿,可谓超级文化大典)的著作,不仅种数为全国县均的一倍多,卷数也高出三分之一。

上述的人口水平、农业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产力及地域主导思想文化四项,就足以证明衢州这个地方是在东方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古老而发达的地方!?而衢州,这个地方,有两个说来都同齐鲁大地有缘的“南北关系”——南北姑蔑关系;南北孔府孔庙关系——这两个“南北关系” 也应该成为把握衢州这个地方是在东方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古老而发达的地方的宏观线索。

《左传-隐公元年》有云,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左传-定公十二年》又有云,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费,于今山东省鱼台县西南。春秋时代,费也算有名的地方, 费伯帅师城郎是鲁国大夫,不姓费,而和周天子、鲁隐公一样姓姬。费是他的采邑)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从隐公元年到定公十二年跨越了224年。齐鲁大地有一个姑蔑之地是确定无疑的。而衢州这个地方,为“句践之地” 之西。《国语•越语》有云,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今浙江诸暨县),北至于御儿(今浙江桐乡西南),东至于鄞(今浙江省鄞县),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春秋,衢州,这个地方是一个姑蔑之地也是确定无疑的。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鲁隐公不可能大老远跑到衢州,这个地方的姑蔑之地“会盟”。定公十二年,即公元前498年。仲尼——孔子也不能大老远到衢州,这个地方的姑蔑之地“点兵点将”。 这就在衢州,这个地方留下一个南北姑蔑关系问题。

现在学界对于衢州,这个地方的姑蔑有两种说法:一是北姑蔑南迁说;一是南姑蔑应该是先民以今天的龙游为中心,以衢江流域为主要范围,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部落联盟,直到形成政权实体,逐步发展形成的——南北姑蔑异地而同名。衢州,这个地方的本土学者也是持这两种说法。如崔铭先先生在《孔夫子的嫡长孙们》一书中写道,龙游虽然古称姑蔑,然姑蔑实乃殷商之后裔。姑蔑避西周之兵而迁鲁之泗水,再南迁微山湖,三迁太湖,之后一部分部族又迁太末,后曾与越结盟而伐吴。而张水绿先生《对“姑蔑南迁”说之质疑》一文中,从地名学、地理学、古方言等学科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和研究的视角,不但指出衢州,这个地方的姑蔑是土生土长的,而且指出北姑蔑同衢州,这个地方的姑蔑是一种远古的“先天” 的血缘关系。

笔者的主张是,先撇开南北姑蔑关系问题争论。应该在以下三点达成共识:(一)、将浙江境内的古文明史的历史原点金衢盆地界定为东方中国文明启动点;而衢州这个地方除开化以外,全部与金衢盆地搭界,考虑到开化是浙江母亲河钱江的源头,因此将衢州这个地方界定为东方中国文明启动点之一。(二)、越族是构成华夏民族的重要一支,而闽浙赣皖四省交界之地正是古越族的发源地,衢州就处于这一地区的中心。既然衢州这个地方是东方中国文明启动点之一,她的远古先民应该是本土古越族而不是北姑蔑族及徐偃王后裔等。(三)不要把北姑蔑南迁与徐偃王南迁及其定居衢州的历史看成是衢州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融入了华夏族之列的证据,而要把这一历进程看成是衢州这个地方在远古是一个宜人居之地的古老而发达的地方的证据。这三点说法的依据是:其一,在漫长的岁月里,北方游收民族——中部黄河流域汉民族——南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民族等-直处于拉锯战的状态。在远古炎黃之前,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民族等作为-个纯粹的农业部落,农耕文明水平,远远超出黄河流域的汉民族,在远古的时代,游牧民族并不代表落后与不发达,他们比农业民族的个体更具独立性,有着更为广阔胸怀。这个时代,黄河流域还不是汉族的宁静的安身之地,时常遭受到两头夹击。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汉民族吸收南北民族长处才成长为一个强大的民族,根据现代历史科学的成果,需要重新考虑地域文化转移扩散吸收融合的路径;其二,美国的两项基因研究证实,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后来才移居欧洲和亚洲,进而到达太平洋和美洲;国内的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个课题组,从生物“基因” 的角度展示了“南风北上” 的历史画面——而自《春秋》以来一切书写的历史,都是由黄河流域“中心” 向边缘扩展,向北方与向南方推进的,现代历史科学不能不考虑现代生物学成果。

而对于用南北孔府孔庙关系把握在东方中国文明史上衢州这个地方是一个古老而发达地方的宏观线索上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点:其一,在南宋山东曲阜北宗孔府孔庙举家南迁到衢州以前,衢州这个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达到了顶峰,为两浙(今浙江及江苏南部地区)翘楚;北宋167年期间,衢州仅文科进士就达250人,远高于苏州、杭州、绍兴等地;北宋熙宁十年(1077),浙江各州州城商税排序是杭州、衢州、湖州、绍兴、嘉兴、金华、温州、台州、宁波、丽水、睦州(治在今建德)。其二,山东曲阜北宗孔府孔庙举家南迁到衢州(衢州孔庙为南宋•建炎初孔子第四十八世孙袭封衍圣公孔端友率族人随高宗赵构南渡后所诏建;宋宝祐元年,1253年始建,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迁于现址,历代多次修葺)以后,衢州这个地方经济文化至元明清继续保持北宋时期的发展态势;在明中叶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全中国十大商帮中最活跃的是洞庭商、 徽商和龙游商,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两句谚语:“钻天洞庭遍地徽”、“ 遍地龙游商”;这反映洞庭商人、徽州商人、龙游商人遍布全国并雄踞商界的事实; 龙游商帮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发轫于南宋,活跃于明中叶,至清乾隆年间为鼎盛。说这两点目的是想说,1980年代以来,衢州这个地方的新闻报刊杂志有诸如“南宗孔庙”、“ 围城文化”、“ 农耕文化” 等高频率词汇,并且用这些词汇来概括衢州这个地方的传统地域主导文化,潜意识里认为历史上的衢州这个地方以至于今日存在一个重农抑商的缺乏开拓进取的传统地域主导文化,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另外,乱不怀圣!孔府孔庙作为传统中国意识形态核心地位的象征,绝不会置于一个时常发生兵荒马乱又缺乏文化氛围的地方;孔府孔庙自山东曲阜一路南下最终落脚衢州这个地方,可否佐证历史上衢州这个地方比兵家之争地更为重要的是一个闻名全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中心。

笔者读明史时,发现一桩令人费解的秩事。嘉、万年间,各地兴学校,建书院,蔚然成风。士大夫競相入院讲学,教授生徒,创立学派。同时利用讲学之机,议论朝政。大学士张居正对此尤为痛恶。神宗遂于万历七年(1579)正月二十二曰下令:全国各地巡按御史、提学官切实查访,将各省所有私建的书院一律改为诸司衙门;书院所立粮田俱查归裡甲;各地师徒不得借此聚集会议,扰害地方。先后被毁的书院计64处。偏偏有一个叫何心隐的不服,以孔孟聚徒讲学为例,反对这个规定。皇帝竟然禁止儒生模仿孔孟。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现在讲的儒家,不是原教旨儒家,而是服务于“上层建筑” 的修正主义儒家。衢州这个地方的历史表明,作为本意上的儒家并不与农工商并举相悖。现在学术界在总结 龙游商帮的兴哀史时,明确指出衢州这个地方存有一个普遍的社会心理——重农抑商,并认为存有一个儒商之悖论(吴思、朱斯佳著《“可怕”的浙商》,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笔者以为,这个说法仅仅将“南宗孔庙” 当作替罪羊,并没有触及到衢州这个地方的传统地域主导文化的本质内涵,也没有在近现代以至于当代史的大背景下清晰地透视衢州这个地方!?

在西方国家,人们寻求经济发展的特点,总是从宗教开始追根溯源;而在中国,则需研究当地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到了经济领域,就要研究种植业、养殖业、矿藏开采与冶炼、医药诸技术、纺织业、造纸业、石灰烧制业以及商帮文化等。在佛山,有这么一个说法:“没有到祖庙,就等于没来佛山。”笔者曾到过佛山祖庙。令笔者惊异的是,作为佛山祖庙17件珍贵文物之一的观音铜像,由衢州这个地方的人塑造起来!正殿东侧观音铜像身上有这样的铭文:“浙江攫州府龙游人氏,今寓广东广州府番禺县泰通坊豪畔街南向居住徐叶,发心舍财,转请观音一尊,入于光孝寺中廊比丘园明佛堂,永远供奉,祈保徐叶合家老少平安,买卖兴隆,求谋遂意,凡在光中,全仗护佑,叶启。嘉靖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曰开光。”这年西历是1547年,即明中叶。用不着去考证了,“攫州” 肯定 是误笔,也许粤语“攫州” 就是“衢州” 呢!指称可爱的家乡——衢州这个地方应是无疑的。“遍地龙游” 说法,在历史上是站得住脚的。历史上衢州这个地方存有一个闻名全国的“十大商帮之一” 已成定论。而种植业、养殖业、矿藏开采与冶炼、医药诸技术、纺织业、造纸业、石灰烧制业等,古代衢州这个地方也一直遥遥领先于邻郡,这可以从发黃的文献资料及出土文物中找到证据,这里不多说了。

行文至此,衢州这个地方是一个在东方中国文明史上的古老而发达的地方,应该说是名符其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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