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佑平 陈莹: “亲亲相隐”与亲属间窝藏、包庇类犯罪的豁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5 次 更新时间:2012-10-29 09: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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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佑平   陈莹  

  

  【摘要】“亲亲相隐”制度源远流长,在古今中外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我国现行刑法对窝藏、包庇类犯罪的规定中全面舍弃了“亲亲相隐”制度,这有违人之常情,而且也有可能造成人情淡漠。应在立法中对古代“亲亲相隐”制度进行改造,构建出现代“亲亲相隐”制度,从而达到法律和亲情的平衡,避免国家刑罚权与人类亲情的直接、正面冲突。

  【关键词】亲亲相隐;窝藏;包庇类犯罪;豁免

  

  “亲亲相隐”制度最早起源于先秦儒家的“父子相隐”学说,于西汉中期确立制度,在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作为主要立法原则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将“亲亲相隐”思想视作封建糟粕而全部抛弃。如在对窝藏、包庇类犯罪的规定中,包括犯罪人的近亲属在内的任何人为犯罪的人提供住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进行包庇的都成立该罪。这样一来势必仰仗国家强力的支持,需要公众在“亲情”与“大义”中作出选择,是否合情、合理值得深思。下文通过对“亲亲相隐”原则的深入剖析,探讨对亲属间窝藏、包庇类犯罪是否需要引入豁免权。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纵横考察

  

  “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经历了封建社会的辉煌与落寞,绵延千年。在西方国家,不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都有与中国传统的“亲亲相隐”原则不谋而合的类似之处。而在我国的港澳台地区也有类似的规定。

  (一)“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的历史沿革

  “亲亲相隐”思想渊源于先秦儒家关于“孝”的伦理观念,《礼记·檀弓》载:“事亲有隐无犯”。“隐”自然是指容隐过错。当法律与“孝”发生冲突时,儒家的主张是屈法以全孝。据《论语·子路》中记载,孔子否定了“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做法,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认为“直在其中”{1}。

  “亲亲相隐”思想在先秦时期还只停留在道德层面而未成为一项法律制度,真正出现于法律中是在西汉中期以后。董仲舒“春秋决狱”中关于“亲亲相隐”案件的记载应是我国最早在司法实践中确立“亲亲相隐”的例证,由此确立了“亲亲相隐”制度的合法性。

  真正以成文法的形式确定“亲亲相隐”制度是在汉宣帝地节四年。汉宣帝以诏书的形式第一次正式确定了“亲亲相隐”的合法性。诏书中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2}汉宣帝的诏书不但在法律上承认了“亲亲相隐”的合法性,而且具体确定了“亲亲相隐”的适用范围:(1)家属三代以内,即祖孙、父子、夫妻之间;(2)凡卑幼隐匿尊长(即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祖父母),不承担任何法律上之责任;(3)凡尊长隐匿卑幼(即父母匿子、夫匿妻、祖父母匿孙),一般情况下不负法律责任,但如所犯为死罪,则须上报中央最高司法长宫廷尉酌情议定,一般也能较常人减轻或免除处罚。

  隋唐时期“亲亲相隐”制度逐渐成熟和完善。以唐律中的规定为例。首先在《名例律》中确立了“同居相为隐”的总原则,并将亲属相隐的范围由亲属间扩大至“同居相为隐”。唐之后各朝代的“亲亲相隐”规定均以唐律的规定为基础按照当时的具体情况略加增减而成。清末至民国时期,封建社会制度的解体也导致法律大规模的改革,中华法系的特征大多消失,但“亲亲相隐”制度却在舍弃原有的尊卑差别之后保留了下来。

  (二)“亲亲相隐”原则在西方国家的立法体现

  从目前国外数十个国家的刑事立法来看,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拉丁美洲,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对于人们为亲属利益而做的一系列妨害国家司法的行为,例如知道亲属犯罪而不告发、故意帮助亲属掩盖犯罪事实及帮助逃避追捕、变造或湮灭证据等行为,均有对其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规定。

  大陆法系国家中以法国关于“亲亲相隐”的立法为例。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137条、第248条分别规定:任何人知道近亲属伪造、变造货币之犯罪行为而不告及故意隐匿或使他人隐匿犯重罪之近亲属,均不受处罚[1]。至1994年《法国刑法典》,此类规定更多更全面。如第434—1条、434—6条、434—11条分别规定:明知亲属犯重罪而不制止或告发者,向犯重罪之亲属或其共犯提供住所隐所生活费及逃避侦查之手段者,明知被拘禁或受有罪判决之人有无罪证据但为保护亲属而故意不向官府提出者,均不处罚[2]。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法律体系和内容上均有较大的差异,但两者在亲属之间的容隐权方面的规定却有类似之处。英美刑法本来排斥亲属间的庇护权,但类似亲属容隐规定仍在立法中加以肯定。第一,亲属相盗不发生诉权,特别是不许夫妻间互相指控盗窃。第二,关于藏匿罪犯罪,英美即规定夫妻间互匿者不罚。第三,关于隐瞒犯罪不报,英美即规定如出于亲密关系并未接受任何报酬而隐瞒犯罪事实者不罚[3]。第四,关于帮助罪犯罪,英美刑法一般均把主犯的家属或房东以正常方式为主犯提供食宿或劝说有关方面不要提起控诉之庇护行为排除在外[3]。

  (三)“亲亲相隐”原则在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立法体现

  香港在1842年至1997年间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在该地区施行的是英国的法律,因此,香港的“亲亲相隐”制度受英美法系影响较深,颇具英美特色。根据香港《诉讼证据条例》规定,在刑诉中,夫妻一方为被告人,另一方享有拒绝作证权。另外,如果罪犯的家属或房东以正常的生活方式为其提供食宿,或有求情于有关方面不要检控的行为,不构成帮助罪犯罪。

  与香港相比,我国澳门地区立法中“亲亲相隐”的规定既具有大陆法系的特点,也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影响。适用该规定的主体范围为:行为人自己、配偶、收养行为人之人或行为人收养之人、行为人二亲等内之血亲或姻亲,又或与行为人在类似配偶状态下共同生活之人。适用范围包括作伪证、拒绝作证、袒护、贿赂他人作伪证言等,都可减轻或免除其刑。

  在我国台湾地区,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其于1935年颁行的《中华民国刑法》和《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在台湾地区实行。到目前为止,虽几经修改,但其有关容隐制度的精神和规定基本未变。台湾地区刑法规定,配偶、五亲等内血亲或五亲等内姻亲放纵依法逮捕拘禁之人,或便利其脱逃者,减轻其刑。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或三亲等内之姻亲藏匿或顶替人犯罪,减轻或免除刑罚。

  

  二、亲属间窝藏、包庇类犯罪引入“亲亲相隐”制度的理论基础

  

  由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在现代各国法律中,“亲亲相隐”表现为一种豁免权,即由国家赋予的、行为人基于亲属关系所享有的包庇罪犯、隐匿罪行而免予承担法律责任的权利。“亲亲相隐”原则在古今中外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笔者将从三方面进行阐述:

  (一)从人类学的角度:亲情伦理与法律的统一

  “亲亲相隐”制度,将人性的终极关怀和尊重贯彻于法律之中,有其深层次的人性基础或心理动因,这也正是“亲亲相隐”具有普世性、人类性价值的基础之一。

  “亲亲相隐”原则蕴含了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理念,这是一种原始本能,即使是在动物界也是与生俱来,“虎毒不食子”这一俗语正是亲情观念这种本能在动物界的应证。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看,达尔文在用进化论理论研究人类理智能力和道德感情的基础上,认为:“道德感作为人类行动的一个原则,理应居于其他一切原则之上。”“不论任何动物,只要在天赋上有一些显著的社会性本能和一些必要的理智能力,包括亲慈、子爱的感情在内,而同时,又只要一些理智的能力有了足够的发展或接近于足够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会取得一种道德感,也就是良心,人就这样。”他认为,一定的道德行为能够从人的社会性事物中产生出来,而不需要得到快乐欲望的刺激。人的道德感或良心基于人的社会本能,人的本能决定了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良心和道德感的驱使和影响[4]。从这个意义上讲,爱亲属、选择有利亲属的行为是人类的本性,这是该行为的普世性人性基础之一。“亲亲相隐”作为一项伦理道德规范,汉宣帝地节四年昭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第一次从人类关爱亲属的本性上解释了亲属容隐犯罪的立法理由。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马斯洛创立的需要层次理论中(五个层次的需要分别为: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安全需要排在了第二位,可以说,安全需要本身属于一个很强的道德感的需要,亲属之间的信任感、家给予人的保护感也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安全”的应有之意。如果这一层次的需要不能得到满足,那么他的心理就会围绕这一需要,而不会向高层次的需要发展。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亲亲相隐”是出于人的道德感和良心,出于人的爱护亲属的本能、出于对于人的安全需要的满足,是人的一种最基本需要。“人性的力量包括保护伦理的本能式的力量,是基本的、强大的,对人性深处既隐隐而微弱,又本真而强大的力量。企图无视并超越之,如非根本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5]。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人类本来是社会的动物,法律实在是完成这种性质的东西。”“亲亲相隐”制度将人性的终极关怀和尊重贯彻于法律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很难说存在着古代和现代的对立,也不存在着地域和文化的界限。只要社会关系和秩序仍然需要亲情和彼此的关爱予以连结,那么,法律就不能对此置之不顾。

  (二)从社会学的角度:保障人权与追求和谐的一致

  我国刑法具有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保障人权是指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包括人的最基本的道德需求。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决定了一些人在危急的情况下会为了维护亲人的利益不顾一切。亲情观念是人的基本思想观念,当亲人犯罪时,人们在面临亲情抉择时,其保护亲属的原始本性应该得到法律的谅解而不应该因此而受到刑法的惩罚。

  亲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纽带,家庭是整个社会组成的最基本的细胞,维系好家庭稳定与和睦是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与保障,亲亲相隐制度对于家庭关系的安定与维护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禁止亲亲相隐,要求犯罪人的亲属来指证自己的父母、子女、配偶或其他近亲属的犯罪事实,对于家庭的稳定是十分不利的。并且禁止“亲亲相隐”还会引导家庭成员在面临利害抉择时抛弃家庭责任而选择自我安全,这对整个社会的社会责任感培养是十分不利的。同时任何一个家庭成员如果面临法律的制裁和自我安全抉择时,抛弃多年的至亲血缘亲情于不顾,大义灭亲不仅自己会长期遭受良心的谴责,在当代中国也会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非议。如2009年满文军作证妻子容留吸毒,社会对此的评价不是因其大义灭亲而赞扬,而是因此使其好丈夫的公众形象受损,有网友甚至发表题为“如果满文军学会亲亲相隐,社会不会如此伤心”的文章。同时,犯罪人服刑完毕后,由于在其遭遇法律追究时,近亲属毫无怜悯地揭发,使其缺乏对家庭的归属感,而又由于毫无经济来源,很容易使其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使改造的成果付之东流,并且时常导致亲属相残的人间悲剧的发生,这也是非常不人道的。

  法律需要对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加以特殊保护。在关注私权保护的社会,家甚至被视为一个人的城堡,人们用“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说法来对抗公权对家庭的侵扰。犯罪者的亲属对犯罪者进行窝藏、包庇,法律也规定相应的豁免权,这体现出法律对亲情关系的特殊保护。这种豁免权存在的目的是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亲情关系。社会极度重视亲情关系,甚至愿意增加一定的司法成本。当然,规定该豁免权也有出于实际的考虑,即使法律没有规定此豁免权,亲属之间一般也会相互提供帮助,而不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亲人送上法庭。曾有报道一位母亲因藏匿自己犯罪的儿子被捕入狱,在狱中,面对前来采访她的记者,她还说:“我能藏一天算一天,尽一尽做母亲的心。”由此可见,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亲亲相隐”大于“大义灭亲”,即“情”远远超越于“法”,尤其是在直系亲属之间。

  反之,如果政治法律蔑视亲情伦理,要追求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质问:“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6]。“文革”时期竭力摧毁亲情伦理,挑动人们克服亲情伦理竞相效忠国家和领袖,倡导斗争斗争再斗争,使社会和谐因素减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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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法学》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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