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岱:父亲身上的文化铭刻

——回忆父亲胡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7 次 更新时间:2012-08-04 22: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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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岱 (进入专栏)  

  

  父亲头上的"红帽子"与"白帽子"

  

  父亲是江西修水人,一九0六年生于一个乡村医生家里,兄弟七个,他最小,家里很穷,但因是书香门第,他还是有幸上了学,读了书。

  

  然而毕竟是穷,他在家里读书,种田,一直到十七岁,才到南昌考入不收膳学费的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可是,在这学校读到快毕业时,他却参加了学潮,没拿到毕业证,就被警察撵出了校门。那时他不懂政治,只是热血青年天生刚直,不满学校陈腐的校规校律,不满学校当局扼杀青年活力的作法。

  

  但是政治似乎认得他。那是一九二八年,当局镇压当时到处风起云涌的社会风潮,父亲所在的那个学校国民党中的右派势力很强,不满当局的第三党人则以国民党改组派身份作掩护,向国民党中的右派发起反抗,反抗的方式之一便是闹学潮。父亲卷入了这场斗争,当时还被吸收进了国民党改组派,后又被吸收进第三党。

  

  父亲失学不久,幸而即遇到了好机会,他五哥以官费去日本留学,愿节省一半官费,将他也带出去升学。于是,一九二九年秋,父亲到了日本。翌年三月,进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就读。但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他于是热血又起,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参加了当时一部分留日学生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在留日学生和华侨中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工作。这个研究会先后由李大钊之子杨震、共产党员漆愚章等人领导,据说杨震曾答应介绍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一九三三年春,这个组织就被日本军警破获了,成员全部被捕,父亲关押了三个月后,被驱逐回国,在押上回国的火车时,父亲带头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三国际万岁!"十分英勇,结果被日警拳打脚踢,吃尽了苦头。

  

  这时的父亲显然比较成熟了,他的政治活动已经是自觉的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加上当时土地革命中,他的四哥(共产党员)被当局砍了头颅,挂在修水县城门上,国恨家仇,都促使他走上了反帝和向往共产党的道路。

  

  被日警赶回国后,父亲便蹲在上海,写抗日小说,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上发表作品。父亲早年较成功的小说《光荣的战死》,就是一篇以日本士兵口气写出来的反战小说,后来还收入了当年的《文学年鉴》。

  

  卖文何其难也,加上写的是抗日小说,当局的兴趣又更多在安内,父亲自然是写不长久了。他开始辗转四处,寻找工作,这以后,他当过报纸编辑,图书馆采编,私人教师,中学教师和大学教授等等。

  

  一九三四年,父亲在南京当私人教师以谋生时,曾积极地帮助一位共产党员搞情报工作,往返于南京和上海间,但他很快就被当局的特务(CC份子)盯上了,跟踪,恐吓,威胁,使他只得逃离南京,回到老家修水。

  

  回到修水,他又在修水、武宁一带搞起抗日游击队来,并到处寻找共产党,还写信给胡风(胡风与他一起从日本被驱逐回国,他以为胡风是共产党员),请求政治上和武装上的帮助。但不久,他的抗日游击队被狭隘的地方势力破坏了。

  

  抗战深入,国共合作,父亲参加前线抗日工作的心情日切。这时,有人邀请他去国民党陆军新编十三师当日文翻译,搞对日宣传工作。他不喜欢当时当政的国民党,可是对能当日文翻译,搞对日宣传工作,他又求之不得,于是,他与邀请他的人谈条件,他去军队当日文翻译可以,但他不穿军服,仍穿长衫。(后来,他的朋友评论说,只有他这样的耿直脾气,才会提出这样的古怪条件来。)父亲在军队里搞了一段日文翻译,发现与自己的初衷大悖,并没有什么实际抗日工作,因此,马上又想离开,几次请长假,想跑掉,都未成,呆了一年余,终于被获准离职。

  

  父亲回忆说,实际上,49年之前,他的头上一直戴着一顶红帽子,人们一直以为他是共产党,尤其是家乡修水一带的熟人。他也确实不能不被看作是共产党,他自己虽非共产党,但当时他的几个过从甚密的朋友都是共产党员,如杨抱爱、廖伯坦、张生力等。杨抱爱以及好几个朋友后来都被当局杀了。

  

  父亲也许天生具有反抗气质,他个性特别刚直,什么都敢说、直说,从不畏惧,人常说他胆大包天。他曾在一个当局主持召开的教师节庆祝大会上,只身上台,当面痛责当时的国民党省政府主席。

  

  所以,1949年之前,他一直是当局特务黑名单上的人物,不时遭到特务的注意,盯稍,骚扰,甚至还发生过许多次危险,由于侥幸和朋友的帮助,才幸免丧命于特务之手。父亲曾向往延安,想逃到延安去,也是因为他头上那顶红帽子,一举一动,总有特务盯住,终于没法成行。

  

  49年之后,父亲的生活远没有那样颠沛动荡了。他先后在江西文艺干校、《江西文艺》编辑部、江西省文联当过教师、编辑,从事过专业文学创作;一九五八年,江西大学成立,他被聘任教,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元旦逝世。

  

  当然,49年之后,父亲头上的红帽子便消失了。但是,令他想不到的是,他的头上又来了一顶白帽子,一晃而就成了旧社会过来的、经历复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和团结的对象",乃至于后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等等。

  

  其实,父亲的头上,一直并没有真的戴上什么事实上的,可怕的帽子,他头上的白帽子的感觉是无形的,正如解放前他头上的红帽子也是无形的一样。应该说,父亲解放后算是幸运的,反右和历次政治运动他没有遭难,而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他又去世了。由于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他担任了江西省政协常委,江西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副主席。但即便这样,父亲这位衷心向往共产党和新社会的人,却仍然觉得没有一种新社会的主人感,始终感到自己头上悬着一顶帽子,似乎时刻都有被批判、被揪出来的恐惧,总而言之,没有一种堂堂正正的公民感。

  

  父亲过世得太早了,还只有六十岁。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他肯定能活得更长些。那时他患了心肌梗塞,住在江西医院第五病室,文化革命一来,红卫兵说那里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不问青红皂白,统统轰出来。出院不久,他心脏病复发,便再也来不及抢救了。不过,后来他的许多老朋友或同事都说他是有福的,去得其时。他在的时候,还只挨了几张大字报,倘再过几个月,就要挂牌子游行,然后还要挨批斗,进牛棚,什么罪都要受。尤其他又是那样一个刚直和暴燥的脾气,结局定会更惨。自然,现在我们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父亲的创作

  

  我十三岁时父亲便离我们而去了,我对父亲的直接印象只是幼年的那些记忆,我脑海里的父亲,其实更主要的是来自母亲眼里,心里和嘴里的父亲,以及现在手头上的这些有限的资料。不过,知子莫如父,或许知父也莫如子,我想从一些线索去揣测父亲的内心是有可能的。

  

  父亲在日本的大学是学理工科的,他好象说过,他对数学和物理学很感兴趣。他是什么时候爱上文学,为什么会爱上文学,以及爱得如何,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是,他在创作时的那种严肃、认真,那种精益求精,字斟句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度;从他的留存下来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所看到的,他在相当有限的题材中所显现出来的巨大的艺术才华与深厚的艺术功力,他的极清新晓畅,又几乎字字珠矶的文风中,我想我能看到,父亲对文学是深深热爱的,甚至是苦苦追求的。

  

  抗日战争中的一个时期,父亲在上海专事反战小说的写作,发表了如《光荣的战死》这样的有一定影响的作品,但此后,他就为了抗日,或为了躲避当局的监视,盯追,也为了谋生(他常爱打抱不平,每每得罪上司而不得不换工作),因而长期颠沛流离,四方奔走。生活的动荡、困难和不自由,显然局限了他的创作。49年之后,他的生活比较地安定了,专业创作的条件也有了,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初,他创作的生活条件和其它基础条件,我想应该说确是好多了。

  

  但这时,创作上的自由又几乎没有了。这种创作上的自由的消失,我不认为完全是外在的,象我父亲那样的,对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发自内心的认同的人,他很可能自己就自觉地响应当时时代的要求,而扼杀掉自己创作上的自由。

  

  我能感受得出来,他当时创作上的热望一定是非常强烈的,他在寻找,寻找时代允许的,能将自己的艺术功力,艺术抱负施展出来 的写作对象。

  

  他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对象。

  

  一九五六年夏天,江西省文联组织了一个访问组,去庐山访问正在那里避暑休养的老革命。父亲也参加了这个访问组,并且对这个工作产生了兴趣。后来,他专门与当时的江西省副省长邓洪合作,撰写邓洪革命生涯的回忆录。一九五八年,父亲与邓洪合作的第一篇回忆录《潘虎》,收入《解放军文艺》出版的革命回忆录专集《星火燎原》,立刻引起了重大反响,茅盾读后,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盛赞潘虎这个文学形象塑造的成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水浒英雄。(《茅盾文集》305页《潘虎等三篇作品读后感》)不久,发表在《长江文艺》上的《山中历险记》,又再一次引起轰动,《人民文学》予以转载。此后,父亲与邓洪合作撰写了一系列回忆录,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一九六一年,这些回忆录收编成集,以"第一个风浪"为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九年,江西人民出版社以"潘虎"为名,再版了这个回忆录文集。从六十年代以来,《潘虎》和《山中历险记》作为回忆录名篇,长期列入我国中学语文课本,亦成为许多大学的当代文学或写作教材,八十年代还被收入六所高等院校合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讲》。多年来各种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潘虎》等作品都作为革命回忆录的代表作被着重提到。父亲后来还撰写了《论革命斗争回忆录》等多篇探讨和总结性的理论文章,也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的重视。

  

  父亲在《整理革命斗争回忆录的几点体会》一文的结尾处,曾说自己只做了记录员的工作。后来《星火》(1959年10)发表时,作了小小的改动,改成了不能只做个记录员。但父亲在《人民文学》(1959年12)转载时,专门写信要求改回来,结果又改成了他只是个光荣的记录员。

  

  父亲对这一句话如此敏感,现在想来,恰恰只能证明他的写作回忆录,绝非仅仅记录而已。在那个知识分子言说极为艰难的时代,越是自己倾注了心血与心力的写作,越是怕被人看出,怕被人看出,这实际上不完全是革命人物的真实写照,而是包含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心的艺术营构在内的。况且,我想父亲肯定还要担心,怕被人认为作为传记作家的他与老革命的传主争功,作品成功之功,这在那样一种险峻的政治环境下,也是不能不考虑的事。

  

  其实,就文学体裁的规范而言,这些作品显然应属于传记文学,就传记文学作品之写作的通行规则而言,邓洪是传主,父亲是传记文学作家。

  

  这类"革命回忆录"的写作,自然是当时特定情况下的特殊现象,一大批老革命纷纷撰写回忆录文章,许多知识分子则帮着进行这一工作。其中有些老革命本来文化较高,讲述后只需稍加文字上的整理即可;有些老革命文化不高,讲述后往往需要进行大量地,整体性地整理加工;有些回忆录只具有历史文献的意义,而有些这样的回忆录则更具有了文学的价值。父亲撰写的这些文章,在上述两类情况中都属于后者,所以,这些文章,更应当说是父亲撰写的传记文学作品。

  

  实际情形也是如此,这些作品不光不仅仅只是记录,也不仅仅只是整理,而至少是一种充满艺术创造性的传记写作。邓洪当然是位经历丰富的老革命,但他不是毛泽东、刘少奇,不是领袖级人物,在当时的情况下,以邓洪的身份,仅是政治上的原因,是不可能产生如此全国性的,当代文学史意义上的影响的。

  

  《潘虎》等作品的成功,无疑主要是艺术上的成功。那艺术上的苦心经营,精雕细刻,人物塑造的鲜活,典型,叙述给人的真实感,情节跌宕带给读者的魅力,语言上所达到的那种极简洁而极凝重,极朴素而极讲究的境界,真正的艺术鉴赏家一望便知是艺术上的精心营构的结果。这些作品,甚至不仅是散文体的传记作品,而完全可以看作是小说,是精湛的短篇小说。

  

  我觉得,父亲是倾注了他一生所凝聚起来的艺术才华、功力、激情、文学抱负,乃至于自己大量的生活经验和积累于这些文章的写作中,才熔铸了这些杰出的艺术品。父亲在谈回忆录创作体会时说,他之所以特别愿意与邓洪合作写回忆录,是因为邓洪的革命活动主要是在湘鄂赣苏区,正是父亲老家一带,父亲不仅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语言习俗,而且土地革命时期他家里也牺牲了不少人。我甚至觉得,《潘虎》之所以尤其成功,一定也是与他自己就在家乡组织过抗日游击队,并且到处找共产党的领导有关。

  

  当然,现在来区别这些作品是主要由讲述者自己完成的回忆录或自传文章,还是作家创作的传记文学作品,抑或简直就是上乘的小说创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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